《洪业（上下）》章节试读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三章 （内） 边民与海盗 - 第三章 （内） 边民与海盗

按照魏斐德的观点，随着1631年大凌河的投降和辽东海盗集团孔、尚、耿等人的归附，由汉军组成的汉八旗开始成为满洲军队的主力。所谓明满战争，其实变成了关外军阀集团与关内军阀，以及改编义军间的较量。
旁证顾鸣先生的《南明史》，可见南征过程中，满人往往以固山额真职统军，牛录、甲喇、将军等职汉人居多。尤其是1648年后，在攻打湘闽桂粤等地时，满军几乎全然指望不上，汉军更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力。
随后在1648年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包括南方的金声桓与李成栋反正，北方的姜瓖之乱，以及刘泽清联结曹州榆园军案，明显的特点是四人在降清前都是军阀身份，这连串事件也可以看作关内军阀在被关外军阀改编时的一种排斥反应。另一个有趣的反例是洪承畴坐镇南京时虽然有很多证据将他与南方的复明事业联系起来，却最终没有受到太大的处罚，这也与他降清时是明朝大臣，而非军阀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368页

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
这一段分析很精辟啊。

《洪业（上下）》的笔记-五 - 五

可怜扬州！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四章（重要） - 第十四章（重要）

P653
因为在东南地区有强大的军实力量（海军）威胁南京，在江南地区又有着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不仅对一部分汉军旗人和北人对陈名夏等南僚的攻击置之不理，同时还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
——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僚之一：在本朝进士及第，而非明朝科举及第者，也不是贰臣。
——在清除了陈名夏（担心他会造成明朝末期党争局面）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
顺治帝一面说“朝廷立贤无方”——关键是官员的现在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但在不久之后（可能部分由于南明海军攻势有所缓解，顺治帝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庇护过的许多贰臣（比如发配陈之遴）。
P659
顺治十五年，陈之遴被放逐，宁完我也死了——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与了满人登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同时退出政治舞台。其中陈名夏和陈之遴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等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框架——1658年8月顺治改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同明朝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一个部曹。
——顺治帝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控制。
（虽然师生同门关系网仍然存在，但顺治帝希望通过加强他与臣子们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证，这也是其父祖的传统）
——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族统治者的特点——统治者与大臣们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然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
（当然紫禁城与皇太极的盛京小别墅那样的宫殿相比不一定能产生同样的亲近感，但顺治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
皇帝对臣子的亲近，自然期望其直言尽忠以作为对其知遇之恩的报答——这样的君臣之义是非常明确的，超越任何形式的道德义务，也超越了晚明党社运动中那种政治理想。此后清朝君主继续不断的促进君臣之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围绕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比如康熙帝的南书房、雍正的宫禁密奏，比如雍正帝与张廷玉、田文镜的关系）
summary——顺治帝先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都察院吏科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内廷秘书帮助制定政策控制六部）；然后，为了防止官员以权谋私，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如陈名夏）从他的近臣中清除出去；最后，重用1644年之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汉军旗人在清初各行省总督的位置上保有绝对优势——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终于把满洲氏族制得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和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同时坚决制止官僚朋党的形成。
P671
重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
1、授予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清朝终于出现了贵族势力的威胁，但并不是像统治者之前担心的会来自于满洲内部，而是在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和顺治都拼命避免使他们的亲王贝勒得到的割据力量）
2、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皇帝允许汉人参与制定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实际领导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种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凌驾于皇位拱卫者智商的食封阶层——邻国日本的食封官僚体制：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翻过的封建法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俸禄和食品——维持了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武士道精神，时时谨记自己是国家的卫士社会的主宰）
但是满蒙汉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中长期担任一个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这是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以及新的汉军旗人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需要一个永久存在的文职官僚体系），因此，霸气贵族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再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
文官体系是深深植根于儒家政治价值观之内的——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他们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与官僚于一身）；另外，清廷支持儒学盟友
——结果：军人去竭力模仿文臣。（比如将武将依据举重、舞剑、开弓的本领划定等级，就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进行的东施效颦的模仿）
——18世纪中叶，大部分旗人已经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
——29世纪20年代，占城市人口不少的北京旗人职业五花八门，但无权无势，但他们就是当年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P680
杨雍建
宗派和朋党并不是产生于政府内部，而是由在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组织派生出来的。实际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由地方名流把持的的非正式组织相关，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同时朋党还显示出一种自卫能力，这种能力损害了中央政府利益，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
（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P688）
而作为统治者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就会发现自己软弱无力。
——需要改革赋税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P685
——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
从此之后一直到20世纪清朝统治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的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注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
虽然法律和秩序得到恢复，但是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的。
（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在明朝方志中处处体现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在清朝方志中不见了。）
此章日后重读。关注缙绅阶级的经济基础。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751页

谈迁的笔记著作《枣林杂俎》，误作“杂俎枣林”。
另，本书大约作于20世纪80年代。其后大陆方面有一些明清笔记的整理工作，突出的如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明清笔记丛刊”，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排印一套明末清初的笔记作品，似乎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有较多重叠，但是质量较差，也许是原书字迹不清之故。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99页

注2当时如皋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剧作家李渔和诗人冒襄，都竭力避开这种活动。……冒襄与其妾董小宛的隐居生活，使晚明欢悦女色之风因之不绝。……冒襄剧团的演员中有一个名叫徐紫云的漂亮男孩，冒襄将这个少年交给陈维崧照护，他歌咏徐紫云表演艺术的韵文成为中国文学中著名的诗篇。
海外中国研究，不管是文学还是历史，视角都比较奇特，嗯。
一般历史学家写明清史，虽然大约会提到追查扬州的复明运动时关于如皋的部分，但是不会神展开地叙述到冒襄的爱情故事什么的吧。
陈维崧的著名诗篇，其实不是歌咏紫云表演艺术的……最有名的“努力学、藁砧模样”，《花随人圣庵摭忆》里因为冒广生辑巢民年谱并云郎小史，还专门记了一笔。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P527
清朝与纳贡各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
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
——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翰林院四译馆主事）这样的前明官员决心重建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地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也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经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
影响——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并维持了外盟秩序，宣布了新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不容置疑的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甚至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
P563
清朝统治阶级从金人的历史中得到教训：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于自相残杀，极其危险。——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会助长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计划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
对于满洲人来说，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只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
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它作为一个皇帝的咨询机构被小心的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
内院——文书机构——更多的象征皇权及其决策作用。
P566-567
调整奏折制度——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情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
问题——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的协商。
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至于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将机密要件呈递皇上以便迅速裁决。
P577-588
满汉官僚
简单的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
陈名夏取得多尔衮的支持，礼仪化朝廷人际关系——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 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615页

本书几处不当用二手材料。如引述侯方域诗文均注《壮悔堂集》，而此页引吴伟业词却注西里尔·伯奇（即白芝，Cyril Birch）《中国文学论集》…
前581页述马国柱奏章亦注引自傅路德《乾嘉时期的文字狱》，殊不当。而译者亦未注明原始出处。
此页引吴伟业《临江仙·逢旧》，当为卞玉京而作。末句云“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琴河感旧》中亦有“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之句，红粉是梅村熟语。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61页 - 北方的最后平定

脚注居然引了高阳的《明末四公子》。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八章 - 第八章

P389
钱谦益
关于他为清政府合作——他对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
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
另一方面他为非暴力评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
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让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
表达这种忠臣，并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种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生命。
1644年江南地区自杀的案例特别多。
集体自杀在家族内部、社群之间很常见——一个亲人自杀了，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一个特别狂热的文人自杀了，他的榜样可能会鼓舞其他人。
——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良知的问题。
另外，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运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的道义上的报恩之举。
P421
尽管钱谦益等人做了很大努力，但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会相应他们的呼吁。
尽管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尽管钱的呼吁看上去冠冕堂皇——服务于新王朝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但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他们的父辈可能参加过东林党运动，或者是复社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
P424
剃发令——多尔衮下令改变原先只对军人剃发的法令。
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被看作是一种野蛮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部分原因是剃发有悖于孟子关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
剃发令同时也激怒了百姓——有人煽动说剃发会失去老婆。
远离都市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在这些夷狄的命令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
——这样，原本希望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却首先使得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冲突先背搁置。（这一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原本非常激烈P408）
P430
嘉定三屠
（参考《1644，帝国的疼痛》中《江阴的玉碎》）
P443
1645年抵抗运动之后，一大批士大夫被杀害，而死里逃生的人们，旧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为了逃避当局迫害，也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成为一种普遍行为。
万寿祺
“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江山，续六朝之昔梦”
——儒衣僧帽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
儒生装束——让人想起他们曾经是明朝的士子、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
僧人帽子——表明了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们为自己的忠君行为所付出的代价。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74页

正是他（按：指陈名夏）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授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
《行状》说是曹溶、金之俊向多尔衮推荐李雯，而上引此说出自黄之隽等《江南通志》一六六卷。不知何说为是，俟考。
目前多认为宋征舆所写行状记李雯生平事迹最详又确，如生卒年皆不误。然舒章之被荐属秘事，时直方尚未仕进，所得消息或者不实，亦有可能。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九章 - 第九章

P464
清政府果断的果断的裁剪冗员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败。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
——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胥吏。
胥吏和地方长官最大的区别在于：
地方长官是朝廷命官（比如科举得胜者），相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他们其实是外来者；而胥吏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
——一个专管税收和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的确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拒绝为这一批人提供俸禄。
这就逼迫他们寻找法外收入，比如贪污受贿。
P465
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政。
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强调他们自身的廉洁，以期用这样人格上的力量去控制他们的下属（胥吏），其实跟整个封建统治体系中皇帝的作用类似——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期望出现圣君一直呼唤青天，以为这样就能太平。
缺乏制度的保障性。
另一方面：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种规章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制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77页

477、478两页，“王云”俱当作“王沄”。是陈子龙学生为其续年谱者。简单问题而译者校者皆失查，真是可惜。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三章 - 第十三章

P614
吴伟业
曾出任南明政府，很多人也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
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人文选的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轶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钺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隐居。
起初因害怕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1652年开馆授徒。1653年孙承泽再次像皇上举荐，这一次他极明显的表明了他的意象：担任高官则接受。
——大家认为吴伟业跻身于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而倘若江南的精英想要再次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但这样的努力终于失败了——原因一：在同满清合作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如：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原因二：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
事实上，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那样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
明初君主政体成功的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是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
陈名夏
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会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
顺治皇帝和陈名夏
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
对陈名夏最后的审判P644
最后被绞死。
顺治”陈名夏终好“。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四章 - 第四章

反观晚明史，其实有不少关于“全球化”的内容可供咂摸。好的一面来讲，番薯、玉米等农作物的引进确实解决了耕地减少与人口激增的矛盾。坏的一面则似乎更为致命。先是17世纪开始后西班牙霸权的衰落导致明朝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遂使银本位的纸币流通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加剧。到了1643年，北京一带爆发了鼠疫与天花，军力与户口达到了减半的程度，无疑为1644年的朱家王朝合上了棺材板。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358页

史可法报睿亲王书，《明季南略》里已经写的很清楚，是史可法的另一个幕僚所作，因笔记不在手边，名字记不清了，大概是叫做林亮工的。为什么学者还是一直含糊地说“可能是侯方域起草的”？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648页

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道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
清初的很多变节者，如前文某处所说，无论其有名无名（其实所谓“有名无名”，也只是在后人眼中所见），都因为死而获得了最后一点谅解和宽宥。在这一点上看，陈名夏才是个确实的悲剧呢。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581页

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
其实应该是指《列朝诗集》的编纂工作吧，柳氏编“闺秀”一门的。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171页

注1引帕拉福克斯觀點，認為明末官員投降大順，“易於變節是由於其中缺少貴族”，顯然又是用近代知識分子的觀點考察東方歷史。
而如果魏斐德也治中國近現代史，恐怕他會像批評李雯一樣批評錢锺書。又及。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206页

第一行”四方之率“当作“四方之卒“，见前页。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134页

注1第八行開頭處，“科爾泌”當作“科爾沁”。另外隨手翻到185頁，“吉川廣次郎”當作“吉川幸次郎”（這也太粗心了，前面有引文里翻譯正確的……）。
上午目錄學研究課上還講校書之難，匡亞明先生作《孔子評傳》，前後校對十七遍，付印後仍發現有三處錯誤。這就看到實例了。（以後走投無路了就去做校對吧……）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四章末 - 第四章末

这里有两组数据。第一组是北京城破后自杀殉难的21位文官的籍贯，第二组是投降大顺政权的168位文官的籍贯，由多至少排序。
1、 浙 江 6 南直隶 31
2、 南直隶 5 北直隶 21
3、 江 西 2 陕 西 17
4、 河 南 2 山 东 16
5、 山 西 2 河 南 15
6、 福 建 1 江 西 13
7、 湖 广 1 山 西 12
8、 四 川 1 湖 广 10
9、 北直隶 1 浙 江 9
10、 福 建 7
11、 四 川 6
12、 广 东 3
13、 云 南 1
14、 广 西 1
（南直隶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
值得玩味的有几处：
甲）死节官员以长江流域及江南人士居多，共16人，占76%。其中一个原因是崇祯朝取士多为东林党与辐射人士，故南人本身就占官僚集团中较大比重，并多台阁重臣。
乙）投降官员中黄淮士人不少，共计81人，占48%。反观甲之结果，北人出仕者少，则其投降的绝对数和比重都不算低。要说原因，可能与留恋故土家小财产有关，可是南人就不想回家吗？
丙）有两个省份值得注意，陕西与山东两省是投降大户，分列3、4位，但是无一人死节。大顺皇帝是陕西人，同乡情谊可以理解。可是山东官员实在有点那个。自古山东出豪侠义士，可仗义大了也不是味道，五胡乱华、金吞北宋、清亡大明，乃至日本侵华，山东基本都是无战之地，纵有民军也往往首鼠两端，择木而栖，可惜了施耐庵一直生花妙笔啊。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章 - 第十章

P473
南京陷落、钱谦益等人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那些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暧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
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动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那些议论和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的沾有晚明党争的恶习。
比如阮大钺——即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也是满人的依附者。
P490
陈子龙
“游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
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经使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
提到”韩康“——为了名誉绝不同意还价——他别无出路了。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唯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胜兆阴谋集团。
P509
顾炎武
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四次拜谒北方崇祯皇帝的陵寝。
他的母亲正式为明朝尽忠自缢的——”无仕二姓“——这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和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他急于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于是和万寿祺成为了莫逆之交——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
《赠万举人寿祺》（P513）
诗中提到过去《心史》中对元朝统治只能持续100年的预言——他强调这个预言，是想暗示清人也会有这个下场。而且，纵然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的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存活下来。
但证明清朝必将昙花一现，和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的隐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作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清的陈述，可能都反映出顾炎武本人内心中一个信念——尽管对清人的抵抗时有发生，但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
”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
——他不恒其居，四处游历，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现实：明朝世纪已经不复存在了。
P517
万寿祺
临终写下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
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一章 北方的平定 - 第十一章 北方的平定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叛乱除了姜瓖是关内军阀的反正问题外，另外的两类是：民族宗教性质的叛乱和山匪盗寇作乱。从传统的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固然可以说成是满汉民族间的战争。但是仔细观察后可见，回民问题和匪寇问题本来就是明朝末年已有的痼疾。实际上是他们利用了明末清初的混乱形势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合法”、或者说合乎“道统”的身份来继续作乱。
实质而言，满清统治者作为明王朝的继承者，很自然也继承了前朝遗留的社会问题，而作为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兴政权，他们也更好地解决了这些个问题。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447页

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作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会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的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陈子龙。
关于李雯的叙述到此为止。无论作为诗人还是文人，他都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顾诚和司徒琳的作为政治史的两种《南明史》似乎都没有提到他，反而是魏斐德教授的《洪业》，给予了一些基本的、基于特殊性的关注。
“陈子龙的一个学生”，我猜指的是夏完淳。他在吊李雯的诗中写道，“庾徐别恨同千古，苏李交情在五言”，也许就是作者认为的对两人见面的描述。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四章 - 第十四章

回顾晚明留下的政治遗产，党争是不容回避的最大主题。魏斐德显然非常同意顺治朝礼部尚书杨雍建的看法，中央政府的党争起源于地方上缙绅阶层的利益保护。这一中央-地方的二元联系，将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合并为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也为清朝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解决办法，即通过查封民社，清查土地来整顿中央政府的吏治。这一事实上也非常有效的手段，其代价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与民主的萌芽。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清的衰落恰恰起因于它的得意之笔。正是僵硬麻木的政治体制和思想风气，使它在新的历史命运——全球化——面前手足无措。

《洪业（上下）》的笔记-第十五章 - 第十五章

P698
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亡国的哀伤会引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
P699
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为期，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比如，画家陈洪绶明亡之后改了自己的名字，历史学家张岱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所有享乐）
做学问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
（康熙年间兴博学弘儒科，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尽管许多人不曾公开参与，但他们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邀请的朋友将自己记录晚明历史的著作交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历史存在也得到了证实，而这时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都做不到的——结果：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明朝忠臣在反思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道德观进行了思索
——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不小于任何其他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然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而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
——同时他们也注意到，那些降清者通过与满清政府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的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廷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做出更高的评价呢？
——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困惑，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历史循环论、历史相对论、理性思潮P703）
P727
三藩之乱中范承谟和马氏家族的殉难
——集中替下了在三藩之乱期间站在清廷这一方的人们的忠诚
——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尤其是马氏家族（他们的先人曾在60年前为忠诚于明朝而做出同样壮烈的集体自杀的行为），他们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喜爱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 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清朝终于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并且能够胜任（赢得相同的忠诚之心）
（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在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是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关联。因此清政府合意毫无矛盾心理的倡导这样的美德，从而实现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而三藩之乱中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说明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
P729
魏斐德在本书最后认为：清朝终于实现了自己一同中国的洪业，却也付出了代价：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缺乏竞争对手，从而使得统治者不会进行体制改革（比如雍正的财政改革没有能够坚持很久）；同时，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于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顺治在位期间在恢复君主专制方面的做的努力，参见上一章笔记）也是后来阻碍庞大帝国进一步前进的阻力。

《洪业（上下）》的笔记-洪业上 - 洪业上

P160
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本人也不离京。
——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的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并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
（如果没有归降汉人的帮助，发迹于关外的“蛮夷”清人无法完成政府天下的大业，亦无法建立起统一的帝国，因为他们没有成系统的文官体系。但一旦他们汉化儒化，也就失去了他们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优势，比如骁勇善战的血性价值观，当八旗士兵失去了他们的战斗力的时候，中原王朝也不再属于他们了）

P171
崇祯皇帝的官员中，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的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
在忠于明朝和农民军合作之间做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
P177-180
除了出于恐惧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
李自成相信他已经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
事实是，顽固的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益激怒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

P237
1644年，陈子龙及其周围人确实曾经相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
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毕竟无往不胜。
陈子龙相信，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

P286-298
多尔衮清除明代弊政
多尔衮任命了大量的降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
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的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起政府的巩固。
但从长远来看，也带来麻烦——这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
当务之急是救民众于水火，以证明天命所归，比如实施公共福利措施，减轻明朝沉重的赋税。
曹溶（P292）提出一系列为恢复北京秩序的建议
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官员的种种劣迹，但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憾，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的赈济项目、巨大笨重的财务机关。
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和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
清朝官员并没有采取一揽子的解决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
事实是令人吃惊的，提高效率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炤、推倒重来。
明朝的旧官员们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体质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表P294-295)
而新政府也乐于接受，多尔衮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
——满族早起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

P358
史可法
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流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1644年回应多尔衮：”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体现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
而当他发动反攻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之后，（此时，满人和1644相比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史可法的努力失败了，更为矛盾的是，如果他现在改变主意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尚可以与清军将领平起平坐的时候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的接受命运是唯一的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
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接受新皇帝，那么就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但史可法老早就拒绝了。
（令人玩味的是后来史可法迅速变成了那个艰难时代的英雄人物）
——对于多铎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扬州十日的杀戮掠抢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
从抽象价值观上，吃可发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过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
于是后来他受到了无限的赞美，成为了超凡的人物。
（作为神话的历史）
如何评价史可法的才干功过？P369-370
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
忠而有余而才不足。
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