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采访战》章节试读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57页

在20年代，根据《庚子条约》，美英法意日等列强有权在天津、秦皇岛等地驻军。作者写道，1928年初，这些国外驻军总数已达一万二千人。其中，美国在天津长期驻扎着第十五步兵团（两个营，大约八百到一千人）。在北京则有一支六百人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专职守卫美国使馆。
1927年和28年冬春之交，北伐的国民党人，前锋已到达京浦线南段，在京津地区，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升温，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战争气氛。美国从上海往天津调派了一部分官兵，以保护美侨。作者说规模为“一整个海军陆战旅，逾四千官兵。”该部队装备精良，甚至拥有一个规模达20架飞机的航空大队。不过这段记录疑似有误，根据资料，增援天津的海军陆战队应该是一个团，大约1800人。
由于作者和部队主官巴特勒（Smedley Butler）私交很好，这段回忆不无溢美之辞。作为《纽约时报》驻华北记者，他写道，在驻津海军陆战队工兵的监督下，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已经修整妥帖。简陋的桥梁经过加固，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
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得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
官方口径之外，事情还有另一面。1928年夏，国民党北伐部队占领京津，紧张形势逐渐缓解。这批海军陆战队撤离后，天津的中华商会派五个代表，带了两个沉甸甸的箱子，求见作者，想请他帮忙收账。原来箱子里都是美国大兵留下的各种欠条，都是酒吧和舞厅的消费，加在一起，价值超过一万一千美金。这些欠条的落款有“赫伯特·胡佛”（时任美国商业部长，后任总统）、“柯立芝”（时任美国总统）、“斯梅德利·巴特勒”（旅长），另有一些写着“乔治·华盛顿”、“卡丽·纳辛”（美国反对酗酒的极端宗教人士），甚至还有“众议员沃尔斯特德”（美国主张禁酒的众议员）。
这一万一千美元是什么概念？当时美元和银元的兑换率是1：2.9。在北京租一个拥有5个院子的大宅，每月只要12美元。阿班雇佣的中国厨师手艺高超，每月薪水不到5美元。如果简单地将当时5美元的购买力等同于现在的5000人民币，这样一算，这两大箱欠条，可真是美帝国主义活生生的罪证。因为数条独家，1928年，阿班的周薪涨到了75美元。从购买力看，《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待遇是相当之高。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308页

12月6日星期六晚，我去Chevy Chase参加一个大型鸡尾酒会。现场冠盖云集，全是华盛顿的高官及国会议员。我有好几次被好意的人们团团包围，想知道我是不是还二比一赌美国与日本会在圣诞前开战。见我的赌注不变，当场又多了几个下注的。
他们调侃道：“怎么啦，那帮罗圈腿的小杂种不敢打我们嘛，全是在虚张声势。”
他们不敢，凭什么不敢？
他们对己方的实力一清二楚，我们却浑然不知。他们对我方的弱点判断正确，我们却还在自欺。我们以空话和威胁虚张声势，他们却吃准了我们并不想打。
自12月7日后，我们便唯有倾力出击，无法收手了。但在未来岁月里，历史是不会替我们美言的。我们遇袭之后，固然出手反击，却纯是出于报复。而在被打之前，我们却两眼茫然，找不到值得为之奋战的原因。
A：开始翻阅阿班的书时，觉得他是个自大的家伙，缺乏自省。待本书将来阅毕时才越来越认同作者的品性，确实清醒也自知，无论是骄傲还是内省都在它该在的地方。作者与我年龄相差正好几乎一个世纪，读其文字，却几无时代隔膜。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126页 - 第二卷 日本发动战争 第一、二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英美寄望于日本政坛转向，满以为“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金融家”会代替军人执掌政权。
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主力，曾经不得已投降日本，被任命为“满洲国”国防部长，他找机会把大量武器运往东北，后来携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反叛日本，到东北继续抗日。
东北抗日力量从九一八后的十五万逐渐减少到了三万。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268页

……
姑且称他为”仁志“（此人曾供职东京外务省美国处）……仁志表示同意，然后问，照我看来，如果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各国会有什么反响。我告诉他，我相信各国除了嗤之以鼻之外，不会有其他反应。又补充道：“对日本走出这一步，我是尤其遗憾的。原因在于，一旦日本承认了这个凭空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一旦它与该政权交换大使，它便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将来，它做不到为了讨好第三方，自掴耳光，翻脸不认自己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在我看来，整个汪精卫计划牵涉的最重要问题，是它阻碍了恢复日美互信。因为美国也好，《九国公约》集团的其他列强也好，怎么可能去承认这个政权呢？他们绝不可能与这样的政权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不会向日本让步，承认它的建立为合法。
仁志对此思考良久，最后说，他将尽全力在幕后活动，让汪精卫与南京及北平的中方领袖人物之间达不成共识。
他说：”如果此事不成的原因，看上去是因为中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日本就不会在中国、在国外及在本国丢面子了。“
A：太有意思了，对照犬养毅的汪精卫活动，以及犬养后期说松本重治因为脱离汪精卫活动后来也不搭理他们这些继续活动的人的话，世事变化确实在人为之中确又超出某一特定人能控制的范围，在交互中互相支持又互相拆台。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156页

新闻行业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一旦他决定去南方，其他人便在总会里或酒吧里聚会，纷纷说大概应该往北走，而且并不全是打趣。总体而言，报社记者是迷信的一群。我虽不迷信，但对“预感”，却是例外。作为一个老江湖，阿班不会忘了神话下自己。1932年1月，华北和东北军事政治活动频密。一般认为北方才是新闻的富矿所在，阿班却在1月23日坐船南行上海，似乎早就预料到一·二八事变的发生。把判断诉诸于“预感”和直觉，当然比承认来自于线报，要更有传奇色彩。同样，在1937年，面见蒋介石夫妇、汇报日本侵华企图九天之后，面见美驻华大使詹森两周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而此前的6月里，阿班从大连出发纵贯朝鲜，又经哈尔滨南下沈阳至北平，已经深入考察了日本军方的潜在动向。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163页

一·二八事变中，美方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因轰炸闸北而引来全球谴责后，矮小的盐泽司令反应颇为奇妙。从外表看，他本是最亲切和温和不过的。冲突爆发后的第四天，我再次与他在旗舰上碰头，地点还是在他的舱房，还与他对饮鸡尾酒。他既表歉意，又要辩护，态度混杂。他强笑道：“阿班，我看到你们美国报纸叫我‘屠婴凶手’了，是不是？”说完顿了顿，显得很窘，但又申辩道：“可是，他们也该给我评点功吧，我毕竟只用了三十磅的炸弹。要是我真那么残忍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五百磅的炸弹嘛。”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92页

在华期间，每有独家消息，我的惯常做法，总是就近通知最高美国官员，除非提供消息者要求不得外传。我敢说，发生了珍珠港袭击事件之后，要是我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凭此一项，日本人就会将我列为政府特工或间谍，尽管我从未受雇于美国政府，也没有因情报工作获薪……
照我看来，我获得的重要新闻，政府都有权知道。但我把新闻呈交官方代表，并不存有交换好处之心。许多时候，我上交的新闻具有无上的重要性。其中有些过于重要，以至接受者难以置信。若情报提供者要求不披露身份，我从不违背，即时饱受当局重压，逼我说出他们的姓名。我认为，既然《纽约时报》对我有充分的信心，能做到无须核实便接受我的新闻，政府代表也应照办。再说，我在时报上以真名发表报道，承担了职业声誉的风险，已足证我的可信。
A：真专业，如果说阿班显得有些骄傲，那么他也确实有理由为自己骄傲，也并为自己声为尽责的美国公民而骄傲。“职业声誉”这几个字，用得是那么铿锵有力，令处于信任危机时代中的我羡慕不已。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52页

作者哈雷特·阿班1926年来华，1929年起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在新闻审查横行的今天，自然对新闻自由、新闻伦理什麽的颇感兴趣，封面上短短几行字可谓深得我心：自由主义的报导理念
为新闻而生的记者狂人
遭遇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
不过遗憾的是，在我看来，这本书对于上述三点的表现不够充分，或者说，不完全是我想要读到的东西。阿班当时所面临的新闻审查，主要来源于南京政府，不让他拍发电报稿，以及审查人员对电报稿的修改和添油加醋，也就是说，审查的压力并不来源于他所供职的纽约时报；作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他所承担的职责与我通常所理解的“记者”有很大区别，虽然他也做报导，但是我感觉他的职责更多的是在情报分析方面，通过对当前战事、局势的观察，与高层人员的接触等，为纽约时报的报导导向，乃至为美国国防部、军方高层等提供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和决策参考；而阿班的这种高端身份，整天出入的多是高端酒店官员府邸等，也决定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是比较有限的（也许是没写在这本书裡）。
1. 《纽约时报》对阿班的指示： 尽可能一切接近事实真相，即使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
避免对事实做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
若认为美联社已发过通稿，不必再花钱去複述；
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
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消息后，再去更正
2. 1928年，美国在天津派驻了一个海军陆战旅，当天津危机解除后，海军陆战队便告撤离。天津中华商会给阿班送来了两隻沉甸甸的大箱子，裡面是海军陆战队成员的欠条，希望阿班帮助他们收账。欠条签字裡有大批人用不同笔迹写的人名：胡佛，柯立芝，乔治·华盛顿等。
3. 南京政府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区县电报的内容审查。 政工人员大多对新闻与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对外语一窍不通。新闻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检查员审阅。
阿班向宋子文去信指出新闻审查的危害：若新闻被拖延，欧美的报纸就只能採纳日本的版本了，因日方发送电报不受中国人的审查。
后来，各地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裡添字。如将“满洲国”改为“所谓满洲政府”，稿件裡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将其改为“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中国电检人员长年隐居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导，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4. 日本曾经一再向华盛顿和伦敦做保证，“自由派人士、知识分子及金融家”会极快掌握日本国事，届时，凶暴的军国主义分子将会名誉扫地，收到控制。美英两国收到请求说“不可採取任何补助，一面刺激军国主义分子展开排外行动”。
华盛顿及伦敦一而再地相信了这些谎言。
5.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在日军轰炸闸北之前，阿班认为即使是小日本也做不出这种事情——轰炸六十万不设防的平民，看到轰炸机的时候阿班坚持认为那些只是观察机。11年以后，阿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1943年的今日回想1932年那场轰炸，仍感心惊与哀痛。对日本轰炸闸北一事，整个文明时间都无比震撼。各报发表社论，严厉抨击此事；美、英及其他国家以后也都发声明职责。其内容摘要，纷纷以电报传来上海。日人从空中轰炸手无寸铁之平民，乃是最残忍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整个人类。
仅仅相隔十二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野蛮行径竟一如此习惯，以致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一次次轰炸东京，最终使所有日本城市化为片片焦土。仅此一例，即已说明轴心各国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在轰炸闸北后的第四天，阿班与日本盐泽司令对饮鸡尾酒，盐泽司令似乎对全球谴责非常不理解，对阿班说：
“阿班，我看到你们美国报纸叫我“屠婴凶手”了，是不是？可是，他们也该给我评点功吧。我毕竟只用了三十磅的炸弹。要是我真纳闷残忍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五十磅的炸弹嘛。”6. 日本人在中国大量从事走私活动，中国关警在火车上逮捕走私货物的日本人，但由于日本人有治外法权，日本领事法庭对他们一律当场开释。
日本海军先是拆去中国缉私舰上所有机关枪，随即命令缉私舰不得进入冀东沿海十二海哩范围，违者以海盗论处。
日本决定採取一项“国策”，以毒品来荼毒中国人民，使其堕落。日本在满洲国大量种植鸦片，由于供应充裕，连苦力也买得起毒品。花上一毛钱，就够吸一天了。
7. 阿班第一时间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当时是上海时间晚上九点，即纽约上午九点。《纽约时报》已经上市销售。当时无灯火管制，时报通过时代广场上的霓虹灯字幕发布这条轰动性快报。
8. 时报摄影记者宋诺曼Norman Soong，华裔美国公民。当时他在华採访冒着极大风险，因为日本人可能无视他的美国护照，照样拷打或杀害他。
宋所乘帕纳号被击沉，阿班去看望宋太太，并向她保证，一旦有宋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她。宋太太回答说：“我知道你这几天实在太忙了，我保证一次也不给你打电话问我丈夫的消息。我知道，你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我的。”后来才知道，在等待消息的三天裡，宋太太一直坐在客厅的一张折叠椅裡，她在电话旁吃、睡，却一直克制自己不给阿班打电话。
9. 阿班向时报高层提供机密报告。这些报告不能经由上海邮政局，因为日本检察院会启阅所有邮件。这些机密报告给带往海军陆战队，装入陆战队邮包寄往美国，由陆战队卫兵护送至美舰或英舰，日本人无从插手。
然而这些邮包上会被同时贴上中美两国的邮票。美国各政府不容许任何可能剥夺中国应得收益的行为。中国邮政可以不走，但中国邮票必须照贴。
10. 阿班介绍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人士对工作的投入、热情及成绩，各方有目共睹。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存在，仍使中国人常常有受辱之感。盖因传教士总是告诉中国人，他们行为噁心，需要改正，他们的祭拜方式不当，必须精进，他们的神仙卑劣，必须丢弃，他们的祖先早已迷失了方幸，而他们自身，则必须接受传教士的教育，方有望获救。
中国许多伟大教育家早就觉察到，各专事教育的宗教组织对中国贡献巨大，却过于侧重宗教教育，过于强调美国历史。这次大战落幕后，中国将不再让他的年轻一代去受这种教育。
相反，中国对国民强调孙逸仙博士及蒋介石总司令的重要性，并将强调，是中国的生活方式，才使历史上最英勇的抗战成为可能。
此战终结后，中国将需要境界最高的男女传教士来扶助中国，这些人必须深爱自己的事业，愿为此作巨大牺牲。对于纯粹的传教活动，它能否接受，甚或容忍，已是个巨大问号。即使是世俗教育，也须遵循中国自订的教育方向，以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1942年8月，很多在远东在传教士乘难民船返美。他们均接到命令，对发生与日本、朝鲜以及中国被佔土地上的日军暴行及压迫方式，一概不得声张，亦不得着书立说。看这些話不得不佩服阿班的洞察力啊。1952年院系调整，几十所教会学校被撤销，其中包括宋子文、周有光等人就读过的圣约翰大学，司徒雷登参与创办的燕京大学。
11. 阿班谈战争中的新闻检查
新闻检查制度尽可以屡下杀手，官方机构也尽可以不断压制，但报导这场大战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使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势。
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彻底恢复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导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将使战后重燃。如今钓鱼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看到这段更有几分感慨。中日民间对钓鱼岛事件的看法，都或多或少的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有意的结果。问题是如果事态进一步扩大，又要如何收場。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281页

克雷吉爵士（英国驻东京大使的人)对英美之间以驱逐舰换海军基地的交易表示换迎，但认为，长久而言，恐会有损英美友谊，这类基地因享有治外法权，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痛处，他说：“慢慢的，英国人是会不断生出恶感来的。比方说，你们的军人可能会喝醉，可能会不付在我们商店里的欠账，可能去强奸一些并非全然不情愿的女孩。事情发生后，你们的人只受美国法律的审判，我们的法庭动不了他们。治外法权总是会带来敌意的。不信，就去看看过去的日本，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和埃及。"
A：简洁有力的论断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166页 - 日军蚕食中国

“至1936年春，陈济棠所拥雄兵，已四倍于维持省内治安所需，并开始蚕食江西和湖南。西南联盟（石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有兵力三十万，外加训练有素的民团，另有强大宪兵组织‘维和团’。联盟还建成一支大规模的空军，在广州附近设厂造飞机，每年可生产一百五十架。”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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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ITIZEN石惟天5th ：#四川航空史#四川内战详记 作者: 废止内战大同盟会 ；出版社: 中华书局；出版年: 2007-6 http://t.cn/SVI723 1932年11月开始的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刘湘用飞机配合地面作战，在泸州、成都投弹。刘湘曾配合蒋委员长对赤匪进行空中打击。地方军阀哪些有自己的空军呢？请教@战争史研究WHS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9页

把孙大炮翻译成孙逸仙博士时，我有种不想看的冲动了，翻译的人 我真的好无语 明说不懂历史，然后好在你只是翻译，不是你写的。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52页

时任《纽约时报》代理总编的，是能力非凡的费雷德里克·伯查尔（Frederick Birchall）。他给我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作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美联社可能已经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还有，“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再去更正。”
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出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予我以有力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
摩尔是中国事务的老手，自一次大战起，就担任了合众社驻北京记者。1915年，他独家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合众社却将消息扔进了废纸篓，并对他作出了训诫，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面否认有此事。不过，这段故事出自摩尔之口，我并未求证……
Q：二十一条的报道，纽约时报似乎跟踪报道过，在《帝国的回忆》中有，可以互相参照下。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1页

看完他刚到中国的感觉 脏乱差 上海
其实关于五卅惨案后的情况，倒是第一次知道，对外国领事馆的封锁，已经对外国的敌视态度还是很到位的，交代了下背景，没有什么出路，基本上就是第三国际引领的全世界红潮的狂飙，不知道在下面的章节他能否提到胡志明，但是他也在广州，给鲍当小弟。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日本的一个军官曾试图收买作者阿班，让他只写有利于日本的新闻。在愤怒地拒绝贿赂之后，阿班把事情报告给《纽约时报》的总编，并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重光葵道歉并责令那位军官亲自去道了歉。但此事之后不久，军官获得提升并在将来的战争中继续获得提升。
贿赂之事以后，日人竟然还曾有过邀请阿班担任日本南满铁路的一个职位，薪水非常优厚，阿班竟然认真的做了考虑，并去信《纽约时报》总编，询问自己在时报任职将来的年金会有多高以考虑是否接受其他高薪的邀请。作者并未对自己为了高薪而考虑为一个自己曾经讨厌的国家工作而羞愧，只是作者在美日开战之后庆幸自己当时终未接受这个职位。
32年日本轰炸闸北，作者阿班愤怒写道“日人...乃是最残忍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整个人类”。但也无奈写道“仅仅相隔十二年，...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轰炸东京，...轴心各国...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
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的叛变被蒋介石以银弹攻势瞬间消灭。
西安事变之后，苏联和南京政府谈判，据阿班自己跟苏联某驻华官员私聊得到的信息，苏联愿达成一向协议其中有一条是，不再援助中国共产党，同时要求南京政府不与列强签订协议助其剿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60页

……
整个冬天及早春（1927年），每隔十天，我就要往返京津以此，以随时掌握美军防卫计划及紧急情况下从华北疏散美侨的安排。
由于形势严峻，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作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正妥贴。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
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的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
……
这年冬天及早春，我跟巴特勒常常见面……听巴特勒将军讲述他的经历，包括驻扎在外国发生的故事、华盛顿的政坛秘闻以及费城的政治腐败。他当过费城的警察总监，曾试图铲除市政当局的贪污及黑白两道的勾结，却劳而无功。
真到不得已时，巴特勒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的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
遵循这一策略，他全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所有活动及立场。在最紧张动荡的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在北京使馆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京津两地美国社区集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散布在华北各地的零散传教士的问题，则会相当棘手。
南京暴行发生后，已有数百个传教士将家人送回了美国，另有数百个传教士举家撤往天津或北京，但仍有许多传教士拒绝离开传教点。他们已有许多同行被前进中的国民党杀害，照理应该明白，留在孤立而危险的地方，很容易将美国政府拖入与中国人的敌对状态，却依然固执己见。
想当烈士是极不寻常的渴求，且各有各的原因。许多传教士拒绝避往安全地点，并公开声明不需要本国政府保护，却不知，政府则无法报以同样的声明说：“某某人自寻死路，我们只好由他去了。”

《民国采访战》的笔记-第309页

九 中国人的中国
A：这个部分还没有读完，只觉得观察入微，判断精准，佩服ING
过去一个世纪，白人在中国各城市高高在上，不仅享有治外法权保护，更有本国军队在中国土地驻扎，本国军舰在中国江河湖海巡戈。但大战后，美欧人士在中国的这种好日子与地位，将一去不返了。
战争改变了一切。治外法权获弃，使美欧人士再不能逍遥于中国司法之外、只受本国司法管辖了。然而，白人地位最重大的变更，在于他是惨败于亚洲势力，并被亚洲势力逐出亚洲的。这一事实，极具深远意义。由于中国人之抗战持久而壮阔，必将居于胜利之林。当他陶醉于胜利之酒时，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红脸洋人所享有之无来由的优越，将忍无可忍。
战后，居于中国的所有洋人群体，将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而所谓“中国通”的适应过程，将由为艰巨。一些短视者认为，我国已于稍后参战，并帮助击败了日本，所以必受中国人的长期爱戴。这些人恰恰忘却了一次大战及其苦涩后果。我国曾于1917及1918两年施法国以援手，并于战后立即慷慨援助。但1922年，美国人照样在巴黎街头遭人投石，只因美元兑法郎汇率高，让美国游客获益。
若中美两国争执起“是谁打赢此战”，将是大悲剧。因为中国人可以堂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