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书评

都邂逅了谁？

这书很快就看完了，或许是对于这套话语结构相当熟悉的原由。几个月前，读过《新史学》，也是彭钢老师的译文，读起来也是快，一下子读下来，觉得那本书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一本丰沛的文学作品或严密的哲思著作。会隐约发现，优秀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点：做到深处都是哲学家。他们在警惕任何形式的僵化，对对象、史料、理论、论著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有一行之规，这样的态度由专业推及于为人处事，因此，每个采访对象虽性格不同，却都风趣、灵性并在根本上保持严谨。当然，那本书的历史学家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要相对熟悉一些，至少于我而言如此。与此相比，《邂逅》就有些陌生了。这两本书虽然都是访谈录，然而特点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里说说《邂逅》先。既为访谈录，其风格自然与访谈者有很大关系，这本书的访谈者是一位波兰的历史学家，说得直白些，她简直是一个海登·怀特的超级粉丝和后现代主义的拥趸，充满热情，在与这两者遭遇的过程中，这位女士有好多话要讲，详见本书的作者自我访谈一章，自问自答，畅快淋漓啊。于是不免在同人聊天时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好在被采访者都比较低调，基本上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由于采访者关心的其实就是那几个问题：谁启发了你？你对海登·怀特怎么看？你对后现代主义什么感觉？你对新文化史怎么看？（说白了，都是自己最最关心的话题）这便时不时地显得谈话的两个人自说自话，因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有点频道没对上，采访的人不由得就沉浸到自己的激情中去了，而被采访者有时候又把话题说远了。缺乏对谈的那种灵感碰撞，显得整本书有点平淡，不过或许也正是这种平淡，使得其他一些内容得以凸现出来。在这些对谈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纵使彼此的专长各异，但在历史学、历史哲学乃至人文学科中彼此存有共识，各自在不同领域却触及了类似的问题，虽然不是完全重合，却有很大重叠，比如多提到福柯、德里达、布罗代尔、海登·怀特、彼得·伯克等等学者，比如多涉及《蒙塔尤》、《地中海》、《奶酪与虫》、《马丁·盖尔归来》这样的著作。比如如何弥合历史叙述和客观论证之间的鸿沟，在历史研究与写作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真、善、美之间的张力。等等等等。在这些大背景中，每位学者不仅提出自己看法的过程中，也说到了自己对同辈人乃至20世纪的人文学者的看法。由于对谈交锋不多，这些偶有出现的一己之见于是变得引人注意了起来，有好评也有恶评，满有趣味，摘录如下：————————————————————————————海登·怀特赫伊津加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是这样一个人，不仅搞历史，而且还对如何搞历史有所反思。我认为，所有的大历史学家都是既搞历史，又搞历史哲学。他们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如何做历史？做历史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认为某种方式比更一种更好的根据是什么？研究过去的目的、社会性的目的是什么？我喜欢德里达，还因为他有意识地做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觉得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非常幼稚，并且因此他的话语理论也是如此。我受雅可布森很多启发……就话语分析而论，你最好是去研究雅可布森，领会它研究话语的思路。我全部的思想形成、我自身的发展都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比之更加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我的历史观与源自浪漫主义的崇高美学有着多得多的相同之处。汉斯•凯尔纳我对佛洛伊德着迷，是因为我在那里面，在每一页上都看到了我自己。在当今的美国，福柯对于他的后背而言依然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构成了目前对权力、话语、认同、事件进行探讨的基础，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与历史理解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无论康德是否正确，与某一种过去的看法伴随着的是什么样的将来，这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自我认识怀特以来，他就一直在关注着巴特，巴特在修辞学上的原创性是他产生感召力的源泉所在……尤其是巴特那种贵族化的对于方法的漠不关心，让他更特立独行……我确实认为，有一度怀特觉得当今知识分子恰当的典范，就是罗兰•巴特那样的人……巴特始终保持着反讽和灵活性，……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又是一个生产过程。与福柯相反，在怀特身上有着更多康德式的色彩，强调我们的经验所无法触及的事物。他关心的事研究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在布克哈特的荒诞主义中，正是他那种无方向性的观念，在怀特看来，既非对也非错既非真也非假，而是邪恶的。他似乎相信，人们的历史立场乃是一个道德选择。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要去掉做作的色彩，可以考虑洛克对哲学的定义，它说哲学家应该将自己视作清理工，将撒在知识之路上的垃圾清除出去。怀特和罗蒂同是我的灵感的主要源泉。……罗蒂有安格尔那种清晰透明，怀特更像特纳。我觉得德里达最有成就之处，是他如何复活了表面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细节。20世纪历史著作中，我最敬佩的是福柯的《词与物》……在我看来，乃是历史写作和史学理论中一切智慧的开端，尽管我相信福柯会被我这种说法吓一跳，我还是毫无怀疑的说，20世纪历史学家中我最敬佩的是福柯，因为他是所有人中最优秀而又最前后一贯的历史主义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我认为在兰克对于客观性的信念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乃是可能的。就像怀特所承认的，《元史学》因其高度形式化的研究路线，更其实一不体现了结构主义思想而非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著作。他指出历史表现需要是叙事，我认为这是对的。如阿瑟•丹图所说，叙事可以是一种以因果观念来发挥作用的解释形式。这种因果可以是心理学上的因果关系。……怀特将自己从后现代主义中撇开，并将《元史学》说成是结构主义的最后喘息。耶尔恩•吕森给我启迪的一个源泉是宗教……另一个是德国哲学传统：像是康德、席勒、黑格尔、费希特这样的哲学家以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本雅明提出了某些值得历史学家当中进行深入讨论的有关历史思维的论点。阿瑟•丹图我从每个人的身上学习：黑格尔、休谟、康德、蒯因、弗雷格、罗素、尼采……我认为瓦萨里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对客观叙事有着深刻的感受。我想人们会将福柯与布罗代尔相并列，布罗代尔强调貌似变化之下的连续性，福柯则强调貌似连续之下的断裂。福柯感兴趣的是此种意义上的真理：一个人在历经磨难之后找到了他自己的真理。他个性之中结合了浮士德和尼采，真理已经死亡这意义上的尼采，身体力行自身各种可怕的梦想这一意义上的浮士德。列昂奈尔•戈斯曼我自己对于吉本和布克哈特的研读，就更多地是从普遍的智慧和理解的角度而非特定的历史理解或知识的角度来进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并不是作为关于那个已逝的帝国的历史，而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对于人生的洞见卓识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比如说，大多数人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福柯。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真的把他当作历史学家来信赖；我想，他们主要是将他当作一个思想家来阅读，只是他以对于问题出现或者被建构和形成的敏锐意识来就这些问题进行写作——就仿佛这么一个人，他提出各种大的假设，尔后历史学家们就以经验性的研究来支持来反驳或者重新阐述它们。彼得•伯克金兹堡对他的主题的最近的过去有着强烈的关切，而且他倘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至少也是葛兰西的同情者，再就是，他的的确确想要面向普通人说话。——————————————————————————摘录完了，再赘几句：总是觉得北大的书是赶出来的，细节注意有点不足，封面和版式看起来都有点糙，还时不时蹦出刺眼的错字，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而这本书，采用了有些特别的版式，那就是两边都留有空白，编辑把应该强调的句子单引出来搁在边上。大约也还是匆忙的原因，摘出来的，也不觉得就是重点，不过这样也好，留着空，不同的读者，可以摘自己留心的部分。看这些算是比较优秀的学者，他们是在谈思想，而非专业。他们往往无视所谓学科的壁垒，不管标签和主义这样的说法，只是读书思考，知识是手段，教养才是目的。一旦知识变成目的，学问便功利了，一切都会跟着变味。如果没有共识，交流便无意义，没有充分理性的交流，推进便是侈谈。这两天跟某北大教授，聊起天来，也说起现在国内的教授风气，尤其是人文学科，一个个的都变成了包工头，哪有学术，饭碗而已。只不过大学生不出现“脑结石”，有关部分是不会反省高等教育制度、人文学科建制有问题的。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名词，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说白了，就是反思。对所有东西保持怀疑与批判。今天，一切都在加速变化，在个体的身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张力会日益强大，重建与过去的接触的心理需要也会随之日益强烈。读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别的人在别的时代应对伦理和文化问题时的处境，当这种理解得以内化时，我们便有可能更加深思熟虑、更多理解地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激变固然带给我们震荡，然而重新思考却给了我们认清事物本来模样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会逐步从个人的身体到日常生活到整个社会，从个体到群体到人类推展开来。只要我们相信相信，向多元回归，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向智性的回归。所以，千万不要被这本书的副标题吓坏哦。嘿嘿。导言里有句话：“人们在这本书的有些部分中所可以窥探到的怀疑主义的低调，在我看来应该视作寻求知识中的一个环节。”此言不虚。

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相遇：埃娃·多曼斯卡的自我访谈

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是波兰人，按照阿兰·梅吉尔所做的《导言》所说，1982年在波兹南读大学，那她今年约45岁左右。她的老师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曾经有一本翻译成汉语的著作《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属于《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我屡次拿起托氏这本厚厚的大书，都无奈地随手就放下了，只知道此书有专门关于内考证、外考证的内容，可以在思考考证问题时进行参照，其他一概不知。最近上课，或许要涉及到他关于历史解释的问题。粗粗翻翻，知道那书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技术性的问题，似乎相当专门。七十年代出版于波兰的著作，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最近开始读埃娃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才知道波兰密科维茨大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颇具国际影响力，国际交流在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活跃。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埃娃早年毕业于位于波兹南密科维茨大学，后任教于此，现在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客座助理教授。其丈夫似乎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从1993年开始，埃娃开始对于一些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进行访谈，有一些还是通过邮件进行访谈的。其成果，就是现在这本以访谈录为体裁的《邂逅》，这书我尚未读完，但这种对话体，让我觉得一向令人敬而远之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家变得比较亲切，理解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会把每一位访谈对象的一些想法当作博客文字列在这里，当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或许先以书的最后部分埃娃的自我访谈做个引子好了。不过，好像我手头这本有一点点印刷错误，十个被访者，只有两个人看到介绍，而明明目录中有受访者简介的。埃娃在谈到她为什么会选择历史专业时，说她自幼便“对人类关于世界的经验感兴趣”，不停地阅读，但是“我读的不是政治和事实，我在阅读人。”她甚至感到历史人物在阅读过程中的“精神性在场”。另一方面，她受中学历史老师很深的影响，“她的纤弱和优雅，与她对自己所不断承受到的当局压力的不懈抵抗之间形成了张力。我从她那儿继承了她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在那些时候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这个老师何以有如此魅力，大概她给学生推荐的书——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加，与此不无关系。（以上见第312页）波兰这时大概正是在团结工会领导下，进行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风云际会，那些反抗的种子在年轻人心中点燃，激发出许多思想的火花。这或许是上述关于老师的叙述的重要背景。我们能够在中学里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实在是太重要了，哪怕今天这样的资讯发达时代，只怕也不能缺少在思想和知识方面都有良好修养的老师的引导。上了大学之后，埃娃感受到“宏大的综合，国家、帝国和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事实影像的框架和历史过程的认识。然而，它们丢掉了人。我想要学的可不是这种没有了人味的历史。”她还在此遇到了托波尔斯基。在那时，“学生们反抗的是那样一种方法论，那一方面是他们毫不含糊地与试图将共产极权主义合法化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是与充斥着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来进行解释的那种没有了人味的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第313页）这里的翻译似乎有些问题，但意思还算清楚，那时候的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没有活跃的人的史学理论，同样采取抗拒的态度。毕业后，她留校任教，逐渐认识到：“关切道德哲学的人们本身并不总是道德的，还有就是，没有异端就没有进步。”（第314页）这样的认识，在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多么了不起的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总是很难得的。不但如此，对于科学主义也持有深深的怀疑。但这些大概只能算是她在历史思想上的铺垫。真正的思想冲击，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她了解到海登·怀特的思想。“最打动我的，是历史学家在试图创造出她对于过去的视域时所带有的主观性之合法化。”（第314页）这在强调唯物史观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来说，的确意味着一场思想领域的变革。埃娃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吸引了我，完全淹没了我。它自由，不可测度，无法掌控，无法预言，没有了中心，相对化，具有蒙蔽性，不稳定，意在反讽——然而却予人启迪，让人震动，旁门左道而又悖谬难解。……它诉诸情感和潜意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透过直觉和情感来看世界；那个失去已久的世界，神圣的世界……”（第315页）后现代主义对于工业化的基本模式，意味着分解和破坏，仿佛清一色的富丽堂皇的金色大厅本身及其传出的歌声，都已经为人所厌倦，有些人宁可在茅草屋里，听着夜雨，孤独地悲歌，而另外一些人，或许更喜欢在江南明媚的亭台楼阁间，听听曼妙少女的浅吟低唱。总之，工业化时代的那些条理化极强的历史认识或者解释，已经不足以餍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或许世界从来未曾如此单调，但人们对于思想潮流的认识，却代表着大多数人们的心理和看法。她在此后详尽描述了怀特到波兰讲学时，她前去采访的经过，这是她与后现代主义最为真切的初遇。在她今天已经抛弃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死去的时候，仍然怀着热情描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当时思想界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就是充满生气的，并且让人文学科焕发了生机。它杀戮了一切传统的和约定成俗的东西，带来了以往常常与‘背叛变节’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切曾被认为‘异常’的东西都受到了关注，而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出了毛病的，不是出于正常语境下的‘异常’，而是出于异常语境下的‘正常’”（第316页）这后两句不易理解，或许指本来就应该关注的人类历史，却因为单一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普遍被忽视的历史。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根源，埃娃把它归结为十九世纪以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生命，作为历史最根本的要素，就成了历史关怀的规范和目标，而历史则被视作关于人类生活的科学。”（第319页）现实基础，则为“后现代主义是遭受了挫折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第320页）埃娃的这种总结，是否准确，自然还让人有疑问，而且尼采和工业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她也没有细谈，但这样的总结，还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上影响的实例是什么呢？她举了一个例子，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认为这书“令我们可以触及实在、生命和人的本质。”《蒙塔尤》的确是好书，叙述一个中世纪的山村发生的事情，主要材料依据的是教会档案。我看过其中一部分，生动得有如一部纪实文学。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娃说：“‘新’史学成了有关人类生活、有关人类对于世界得经验得人类学故事。”（第321页）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埃娃的见解很谨慎：“新史学（大概指的是后现代主义影响过的史学）不会主导历史学，即便它会成为史学的主流，这种新史学是个人或小共同体的单独传记的汇集，因此，也是微观史的汇集。”（第322页）史学的发展如何，我想各种形式都会继续共存下去，到底何者在一时会成为主流，我见识浅陋，不敢乱说。但她认为“如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平庸之物转化为艺术，如何使世俗之物再度神圣化，如何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转化为一种仪式，如何将深藏在文化层累中的稳定不变的模式揭示出来。一句话：我们这一次如何能够让世界生魅。”（第323页）这正应了埃娃的一句话：“我们对于世界的陈述也是一种建构；它们是对于世界的解释。”（第322页）无论如何解构，建构是人们思想的必要的另一面，甚至是主要的一面。在这个怀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解构成为主流思潮之时，或许正是建构重将兴起之开端。我很喜欢她的最后一段：“我热爱《蒙塔尤》，因为我有点儿喜欢比特丽思·德·普拉尼索，那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人，从来没有忘怀过她心爱的人——皮埃尔·克雷格，一个异端……”正如我们中国人喜欢《左传》、《史记》、《通鉴》一样，那些生动讲述人类过往事迹的历史中，蕴涵着历史最本质的魅力。当然，这是否要排斥历史科学化的企图，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埃娃的说法，也是一家之言。又做一回文抄公，抄书一篇完事。有空儿赶紧看完《蒙塔尤》才是。

历史——在科学与文学之间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的地位是什么？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纷纷实现科学化、在科学谱系占据一席之地的同时，对历史学的怀疑似乎从来没有间断，投靠科学还是投靠文学？后现代的理论家们持不同见解相聚于《邂逅》之中。《邂逅》虽题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但大部分问题讨论的是后现代之中的问题，如叙事主义、真理性和相对主义、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历史学的危机等，期间也包含着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展望（安克斯密特的“经验”、汉斯凯尔纳的“死亡”）。正如阿兰梅吉儿所言，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历史中的“科学”、“哲学”和“审美”的关系问题，像是米什莱和兰克的区分，即历史到底是科学的还是文学的或审美的，是偏向科学还是文学？新实证主义显然对二战后的历史科学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计量史学派是最好的例子，大量的定量统计使历史学起码在形式上如物理学等科学一般。另一方面，成为科学的重要要素就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拥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所以布罗代尔发明了“长时段”理论，力图形成历史学独特的话语，而减少某种对外“借鉴”。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波普尔认为历史和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之间的界限很小，两者的共同之处十分之多，正如赤道和北极沸点的不同，物理学中也存在着变化，只是所取范围大小的问题。但是科学化使历史失去了人文性，似乎那样的历史是残缺的，所以《元史学》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叙事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回归”（斯蒂芬巴恩）还是反复？两种看法源于不用的角度，“回归”是看到了元叙事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利奥塔）；反复看到了历史的前进式重复，从浪漫主义到实证主义，到德国历史主义再到新实证主义，仿佛历史又回到了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特点和相对主义倾向的位置，带有德罗伊森和布克哈特的特性。如今历史的文学或审美性在不断提升，似乎历史哲学和历史实践也真正实现了某种结合，无论是心态范式还是人类学的借鉴，文本和叙述已经成为焦点。但是保守的理论家们已经开始过度文学化的危险。历史似乎处于文学和科学之间，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摇摆，一有过度便会偏转。但是历史学为什么一定要做出选择呢？物理学不是科学的唯一标准，虚构也不是审美的必要特点，与其将历史学看作夹在其中寻求生存空间，不如将其看作某种“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中，不是包含科学性和审美性特点，而是他就是如此，不是在事实和虚构、科学和文学之间，而是非文学非科学的暂且称之为“历史”（时间尺度、通俗叙述）的历史学吧。

谈话：后现代之后的史学

近几年来，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专著越来越多地被引进到国内，韩震在文津出版社主持的历史哲学译丛预告刊行九种，已出版五种，其中就有海登·怀特、汉斯·凯尔纳、安克施密特等人的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与历史译丛、社会与文化丛书已持续出版数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套历史的观念译丛已出七种，后面将出书目不下十五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年初推出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五种；复旦大学出版社陈新主编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更是以史学发展的脉络囊括了尽可能多的重要文献。后现代之后的史学会怎样发展？所有受访学者中最重要的海登·怀特却坚称自己并非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他的《元史学》将史学带入了叙事学转向中。师承怀特的汉斯·凯尔纳则指出：理性和信仰仅是表面上使得事情顺理成章，本可以按照其他很多种方式来编排铺陈的。凯尔纳进一步追问：这个被采用的情节好在什么地方？对于那些丧失了的可能性来说，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受怀特影响的许多学者都痴迷于这样的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拣选了预设着的要紧与无关紧要提供给受众，受众则接受这样的说辞是符合历史真实，该如何打破这样桎梏？历史不仅是过去，也是对过去的记叙解释与评述，而再成功再逼真的全景画也不至于让我们将其与世界本身相混淆，虽然人类一直很迷恋这样一种艺术，奥列弗·格劳在《虚拟艺术》中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逼近历史是否能被原真还原、重述程度如何的永恒疑问。一个运动场作为同大地球仪底座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童话中。修昔底德、塔西佗以来的西方史家一直有着历史戏剧的情结，罗兰·巴特解剖刀下的米什莱更是充满个人意味的说辞。再以我们熟悉的《史记》为例，很难庖丁解牛般细加分辨哪些属于文、哪些属于史。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史笔赖于文字，而文字的隐喻固性在照史本真的同事也在消解历史凝滞于世的努力。怀特《话语的比喻》的出版肇示了其比喻理论的成熟：比喻是对话语进行分类的基础，即比喻乃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汉斯·凯尔纳作为其弟子称赞《元史学》》“通过指出语言的创造力量而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安克施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中也进一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理解较陌生的系统，但也可能把我们引向误解的陷阱。作为批判兰克以来德国史学谱系的《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熟捻兰克对于档案的重视和对客观性的信念，这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伊格尔斯直言，19世纪的史家如何钻档案馆、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照样极具党派色彩，浸淫史料未必会对历史获得不偏不倚的理解；对于怀特的路数也不能完全接受，即使其正确地指出每一种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安克施密特和怀特认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什么实在”，这未免偏颇。彼得·伯克，这位近年来在中国最热的西方历史学者，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制造路易十四》《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图像证史》等集中地被译介到国内。由其夫人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甚至可说是同在历史的观念译丛中的本书的姊妹篇。伯克曾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中考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作为明显受到兰克学风影响的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后，限于其研究方式的阈限，就难有更高水准的突破，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1975年也拾起叙事的传统出版了名著《蒙塔尤》，对14世纪初年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马丁·盖尔归来》的前言中写到，她以自己的想象将故事缀连成文，然此种想象并非武断，而是由过去通过史料发出的声音所指引着的。有这样的趋势，伊格尔斯深信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http://images.blogcn.com//2008/4/8/12/darcysy,20080408122113358.jpg

后现代史学理论

在西方历史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以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为标志，应该不会有太多异议。怀特的《元史学》出版多年之后，历史哲学界和历史学界才开始重视，自此，在西方史学理论界甚至历史学界，怀特都成了长期论战的焦点人物，在《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它被梅吉尔戏称为“几乎就是一本呈献给怀特的纪念文集”，因为全书竟然有232次提到他。《邂逅》是一本访谈作品，采访者埃娃•多曼斯卡算得上是少有的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她曾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托波尔斯基的弟子，毕业之后到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学，接受安克斯密特的指导，之后，又前往美国，在怀特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欧洲和美国的游学过程中，多曼斯卡有机会采访近三十年来活跃于国际史学界的十位著名历史哲学家或史学家，他们是：怀特、汉斯•凯尔纳、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耶尔恩•吕森、阿瑟•丹图、列昂奈尔•戈斯曼、彼得•伯克、斯蒂芬•巴恩。本书正文便收录了多曼斯卡对他们所作的十篇访谈，另外还有一篇多曼斯卡的自我访谈。正如犀利的梅吉尔应邀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阅读《邂逅》只有一个理由：这些访谈提供了你所可能找的有关20世纪末叶历史学状况的最好不过的思索。”（第2页）这在梅吉尔看来是一种超出了历史学的元科学思索。毫无疑问，一本要回应或者评论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作品，会将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的张力尽情呈现出来，尤其当提问者是一位追求自由的后现代主义者时，问题的设计与采访中的引导，必定是要围绕着这个既定的主题进行的。对于每一位受访者，多曼斯卡希望了解他们早期的学术道路、思想的变化、对当前史学状况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看法。如果我们把访谈中每一位参与者的思想变迁当作一根纬线，那么，意识形态、历史真实、历史叙事、历史表现、诗学、比喻、审美、虚构等等问题就将构成根根经线，它们交织组成了一个20世纪末欧美史学反思的经纬网。在此，我不想更多描述某个访谈参与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具体看法，而是就学术访谈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利用做点评论。多曼斯卡发起的这些学术访谈无疑是对受访者的一种挑战。受访者不仅要用有限的语言概括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使之呈现出一个合理展开的历时性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回忆的不精确、为了寻求一致性而在现有思想与旧有思想之间寻求调和、过早地对未来表态造成未来实践的压力等等。然而，如果读者能够明白受访者何以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那将为一部精彩的思想史故事提供情节。例如，1993年的怀特还不愿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他要去守卫现代主义这张标签。当我们在2004年或2007年多次听闻怀特自称后现代主义者时，对《邂逅》的回忆就可以激发起我们对多年之间表达的差异背后所发生的思想激荡。《邂逅》提供了一些思想的片断，它被固化在那个时刻，同时也将受访者过去在进行著述时，因为文本形式的张力而不能纳入到其学术著作中的前史和背景呈现出来，这可能是我们理解受访者学术著作及其作品内涵的一条不可多得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