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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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隋唐五代史学》出版以来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促成此次改版，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读者对于这本书的厚爱，部分高等院校的教授推荐这本书为历史系隋唐史专业、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参考书或必读参考书。自1995年2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初版之后的五年当中，先后收到四五十封来信(包括厦门大学转来的信件)。其中，一多半询问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这本书，甚至有直接汇款来要我代为购买，或者直接从我个人存书中购买，便有了重印之议。　　来信约有三分之一涉及书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文字方面，主要问题在引文的删节处理上。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在最早的几封来信中，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刘筱红表示要对全书进行“文字校勘”。史实方面，多是由于对初稿删削时造成叙述偏简引出的问题：一种情况是宋人著述中已有详考，仅引其结论加注而已；一种情况是对有议论而未付诸实践的史学现象，均不考述；再就是认为属于常识性的知识，简单带过。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一位博士生总共四次来信，除购书之外，三封信都是在出现上述情况处问到一些具体问题。其间，得见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Denis Twitchett(崔瑞德)著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唐代官修史》)一书，进行了认真比较。随后出国讲学，同韩国、日本学者交流，归来之后又与台港学者交流，均有所获。观点方面，不同的看法没有直接交流，仅见于新出版的一些著述中。鉴于上述情况，认为有必要对全书作一次修订，决定不再重印初版本。由于承担其他研究课题，一时难以集中时间，修订之事便拖延下来。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唐代文化》约我撰写15万字左右关于唐代史学的内容，成为一次修订契机，即将初版本第二、三、四、七、八、九、十一以及第十三章部分内容与先前准备作为附录的一章改写为八章，约占初版本一半的内容，写入《唐代文化》第八篇史学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经学史》约我为其撰写唐代经学的变异，再次对初版本第七、八两章相关内容作了一次调整和改写。与此同时，在考察佛教史学问题、集校《贞观政要》过程中，凡涉唐代史学的内容，均在初版本相关处进行了添改，算是一种零星积累和随手修订。　　近几年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史学史》编写，在通盘考察中国史学的基础上，再次对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审视一过。2005年上半年，《中国史学史》全书最后定稿，决定乘余兴集中时间对本书作一次全面修订。　　在这当中，不断有读书网、文史网等网站将初版本以图形文字或文本文件等不同形式在网上转载，也有前来签订转载电子文本合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催促我尽快进行修订。大约在2005年暑假期间，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得知复旦大学某教授以本书作为讲授隋唐文献学和隋唐史学的指定参考书，引起浓厚兴趣，随即同我联系，希望纳入2006年出版计划，要求在2006年1月修订完稿。　　经过整整十年的检验，对于全书总体框架、基本史实、基本观点，均未见提出较大疑议。此次修订，即以增补基础知识为主。总体结构，仍然保持十四章，只在第二章增加一节，同时稍稍改动几个章、节题目。为便于把握各节内容，增加了小标题。初版本288千字，几经“校勘”，明显的错字不超过二十万分之一，均作改正。对于不同观点的讨论，采取两种方式表达：属于知识方面的问题，在正文叙述中论证、考辨；属于观点分歧的问题，以注释形式，用[补注]作简要说明。自2005年10月起，断断续续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进行修订，形成现在这个本子。　　初版本“后记”曾经提到撤下原稿附录三章，其中之一为《新修唐史的特点与成就》。鉴于新、旧《唐书》都是研究唐史的最基本史料，而两部书的编纂、取材、思想却有很大差异，分别反映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为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决定将《新修唐史的特点与成就》改题为《的纂修及特点》，作为附录之一。　　前面提到Denis Twitchett著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是迄今国外学者惟一一本关于唐代史学的专门著述，本人曾写有一篇书评发表，编入本书书后，作为附录之二。　　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作为一部研治新、旧《唐书》的集大成之作，至今读者未见其全貌。1996年夏、秋之际翻检过全本，写成《一部研治两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谦》发表，编入本书书后，作为附录之三。　　为使读者了解初版本成书经过，征得原序作者郑学檬先生同意，依然将原序保留在书前，同时存录本人所写后记原文。　　为本书初版本题写书名的张政烺先生去世整整一年了，此次改版沿用初版本题签，以表对张先生的缅怀之情!　　写初版本后记，至此时此刻整整12年了。本书得以增补、改版，感谢众多关注隋唐五代史学、隋唐五代文献的读者。　　　　2006年1月25日(腊月二十六)　　　　后记　　后叙：人生历沧桑　学海冶性情　　面前的这部书稿，终于在历经沧桑之后就要问世了，不禁感慨万端!　　60年代中，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汪篯师攻读隋唐史。毕业前夕，“十年浩劫”首先从这里开始，中断了一切正常活动，包括毕业分配。在动乱中“逍遥”了两年，于1968年7月被下放到吉林省长春市郊区教中学、参加输油管道工程、当政府干部，度过了整整10个严冬。　　1978年9月，再次获得机会，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学习和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远在“天府”之都的母亲，刚刚看到“浩劫”过后的一线光明，便因饱受磨难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兄弟二人。我不得不将经母亲亲手为我抚养到4岁的女儿接来身边，继续完成学业。二女儿出生后放在京郊姥姥家抚养，爱人带着大女儿在长春。研究生毕业，留在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82—1983年，参加导师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撰写，执笔章节主要在唐宋时期。当讨论全书提纲和中国史学分期时，我对唐代史学的承前启后作用形成较明确的认识。1984年夏，湘潭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选修唐代史学课，被介绍来京要我面授，于是产生出一份简略的纲目。建国35周年前夕，夫妻女儿分居生活结束后，我便开始对唐代史学的发展作系统清理。紧接着，研究课题又被引到当代史学研究和古代政治制度方面。　　1987年10月，告别了住办公室的生活，迁到现在的居处，精力才全部转移过来。同时，应一家古籍出版社之约，开始了这本书稿的撰写。越是深入进去，越是感到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空白还很多，应当弄清楚、填补上。经过整整10个月的紧张伏案工作，于1988年9月脱稿，送到出版社。1989年“事件”之后，出版社计划有所变动，书稿便被积压在那里了。适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中国史学史，对书稿中的一些问题认识又有深化，便系统地补充了中唐以后的内容，调整了全书的编排结构，形成一个32万余字的本子。　　本书的写作，力求尽量吸收各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因此，受到的启示不少，同时又参考了一些研究论著的观点和古籍整理的成果。鉴于行文关系和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加注，敬请见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施丁、张弓两位同仁对第一稿初稿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尤其要感谢张政烺先生为本书题签书名，以示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1990年夏秋以来，正当上述一切顺利完成之后，“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又最先降临头上。先前约稿的那家出版社一拖再拖，到1993年夏终因“经费困难”将书稿退了回来。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当中，我渐渐地“知天命”了。　　1993年10月，在无锡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郑学檬教授。郑先生从我提交的论文了解到本书的问世正处于“难产”中，便当即提出几个方案推荐、支持本书出版，使我真正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怎样的一种新意境。经郑学檬先生向几家出版社热情推荐，最终决定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根据约定的字数，我撤下了原稿附录的三章，即《新修唐史的特点与成就》、《从〈资治通鉴考异〉看隋唐五代史学》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集录出版》。同时，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原稿各章、节的文字作了可能的删削，形成现在这个本子。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水平不高，书中难免疏漏错讹，编排体例抑或不妥，还希望读者读了以后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删削之际，正当母亲的生辰(癸丑年腊月廿六，1914年1月21日)，谨以此稿纪念母亲的八十周岁诞辰!　　　　谢保成　　1994年1月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大规模修史的准备——隋代史学第二章　以前王得失为鉴戒的《隋书》等五代史第三章　新修两晋南北朝史第四章　史馆制度的确立与调整第五章　国史的系统修撰第六章　图书整理与史籍研究第七章　中唐以前史学的总结第八章　史学发展的转折第九章　从“礼法刑政”探“政理”的《通典》第十章　图经地志的新发展第十一章　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第十二章　反映社会风貌的专门著述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唐史修撰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的国史与野史附录引用书目后叙：人生历沧桑 学海冶性性

作者简介

lishi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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