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论汤因比》书评

读书笔记：儒家文化与工业化

厄本：在毛泽东逝世后，难道专家治国论者就不可以（在美国人或苏联人的帮助下）选择那种曾使日本和苏联在短时间内成为强大国家的同样危险的工业化吗？这种诱惑将会是强烈的，而儒家的背景也许并不足以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尽管他们被劝告道（我确信他们是不会被说服的），他们作为第三世界榜样的魅力就在于其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和悠闲速度。我认为，the Communist Party (CP)人并不会争论这些路线。汤因比：这是有可能的。而这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the Communist Party (CP)人夺取政权为止，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假如你受到过侮辱，那么你就会用相应的攻势来进行反抗。在中国，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必须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力量。一个开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自言自语道：“这一切现代技术都是可恨的，它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正因为它在审美观上和心理上对我们来说是可恨的——为了追求现代技术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而日本人则马上采纳了。但结果，我们已经遭到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可以说是一切人——的欺凌，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赶上现代工业化国家。”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映。……但是，不管决定走哪一条路，都将出于民族和传统的原因，而不是因为the Communist Party (CP)人想要或者能够发动一场蓄意策划的运动，以便使不发达世界脱离苏联的影响。然而，假如他们确实满足于一种发展目标非常有限的稳健的工业化，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列宁的意思——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介于不发达的贫困与过分工业化的灾害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样本，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第三世界。厄本：我所发现的危险之处在于，儒家的传统——即子女的孝顺、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被引申了的家庭的忠诚、中国人的教育意识和节俭——也许会非常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一个有点按照日本模式的、成熟的、家长统治的工业化社会，它具有日本的污染程度，但确认日本政治制度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在两方面都遭受着失败：一方面，无法自我纠正对环境的巨大掠夺；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那种效率被描绘得天花乱坠。汤因比：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专家治国论者的统治，其政府充当儒家的一家之父，要求接受你所说的工人的孝顺。文化革命的极端主义说明，毛泽东肯定已经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我认为，这场超乎寻常的清洗——它不仅清洗了这位统治者的敌人，而且也清洗了作为他的体制的传送带的官僚——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不像斯大林主义的那场恐怖。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民，现在也许不会那么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想，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毛泽东曾准备牺牲大量实力，甚至在某种时刻控制局势，以便挽救人的自由和精神上尊严。……摘自《汤因比论汤因比》阿诺德.汤因比 ：英国著名史学家 名著《历史研究》G.R.厄本：英国电台播音员谈话在1972-1973年进行

又见高塔

得道高人、传说中的大师对自己理论体系的整理。如果光从眼界高度这一方面来比较，易中天不过是个小孩儿而已。理论之精湛、思想之深刻无不令人拍案叫绝。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俄的看法有少许偏颇，但能在76年就正确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影响的人，国内恐怕也没有几个吧？阅读时，如果对汤因比没有了解，务必先读前言。

读汤因比后的杂感和乱谈

整本书冒出的第一句话就相当的有分量：“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两者都有一点呢？”在汤因比看来，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物理学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家或许正介于科学家和诗人之间。因为史料不见得都真实而客观，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筛选又必然是主观的，最后在撰写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本身自觉或不自觉的偏见。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实，历史其实一直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历史学家所担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防止历史沦为胜利者的宣传。然而再回想自己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里拿到手中的所有历史课本居然浑身上下都充斥着无可置疑的定论，除了课后习题之外通篇也找不到一个疑问号。这个时候历史课本其实担负着和政治课本一样的光荣任务。关于知识分子“出世”和“入世”的争论由来已久，正如对于纪录片摄影师或新闻摄像师处于旁观者这一身份时所可能需要面对的职业立场与道德伦理间的冲突挣扎。对此汤因比如是说：“假如我像在写一份气象报告（用BBC播送气象报告一样轻松的口吻）那样来描述希特勒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场面，我并没有真正做到公平：我已经在袒护希特勒了，我已经在把邪恶的东西当作仿佛是正常的、甚至是善良的和普通的东西了。”在汤因比的眼里，所有人类事务之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旁观者这样一个身份。哪怕在我们研究一个石器时代的古人时，也因为我们同属人类而共同分担着人类的命运。汤因比将自己浓厚的宗教背景带入了历史研究中去，这在我们这片据说是以“实事求是”为准则的大地上很容易被贴上唯心的标签，从而沦为蒙昧时代的残留物。但汤因比的“上帝”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更多意味着神秘而未知的宇宙；汤因比的有神论只不过是泛神论而已。汤因比对此这样剖析自己：“我充分意识到人类事件的悲剧，充分意识到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妄自尊大——所得到的报应……每次我都看到事情（指一战和二战）搞得一团糟，而世界又重新回陷到骚动和混乱之中。这种事情便使人们对人类事务采取一种宗教态度。”而厄本在随后引用尤金·约尼斯科关于文化的描述则更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识：“（文化）只不过是一幅屏风，它使我们得以躲避我们本身对痛苦、厌恶、悲哀、恐怖、尤其是对死亡的忧虑。……我们通过书本（当然也包括音乐、绘画等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痛苦，希望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有些痛苦和忧虑必然只能是清醒者和思考者的专利，那么至于他们是通过泛神论还是存在主义的途径去应对这种痛苦和忧虑，可能就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了。整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与中国读者的距离似乎更近一些。汤因比谈到传统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以至于革命者抱着同过去彻底一刀两断的幻想而又每每大失所望。然后又引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言：“革命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一刀两断——事实上，革命所重新实现的正是那种旧制度。”如同佛教传入中国与道儒学派相融合后成为用旧瓶装着的新酒一样，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也发生了再阐述和再解释这一过程。两相对照，如今索性大方承认自己所秉持的正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概也算是一种比较坦率的态度了吧。当然，汤因比这老头偶尔也会露出反动的嘴脸——他居然把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崇拜和共产主义的阶级崇拜相提并论，按说这是相当伤害中国人民历史感情的事情。最后，汤因比谈及共产主义在英国的不幸遭遇：当英国共产党人的示威运动进行中既没有武装警察的看管，甚至连交通也没有出现过分的混乱时，这种示威运动想成为一股破坏现存秩序的力量的要求便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私以为，在被称为打砸抢烧的这一小撮和那一小撮层出不穷的当下，这或许才是真正治本的良方。最后的最后，我觉得必须要对那位“自由欧洲”电台的播音员G.R.厄本表达完全的敬意，因为他与汤因比共同完成了这样一组精彩睿智的对话而丝毫不显鸡肋之态，人文素养可见一斑。我于是又不禁琢磨着，当一个社会充斥着低俗而无知的DJ或电视主持人时，它所承认和推崇的所谓学者——不管是讲坛派还是苦旅派——恐怕也是颇为可疑的罢。

我无法作出评价

我无法作出评价，因为我没有看懂，只好选择了做了折中选择。只是感觉汤因比受宗教影响很深，他在言谈和著作中从未隐藏这一点，主观意识强烈的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信仰，不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发表的观点，应该会在中国被广泛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