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

章节摘录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活活是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疯狂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夹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这就好像北京“的哥”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口出恶言，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给外国，这就是债务奴隶。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外国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四百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前言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20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关注改革史◇　　马立诚：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个探索。　　雷颐：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入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这本书里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马立诚：我写这本书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可读性强一点，把每一次改革尽量梳理成一个故事，提供改革案例；二是尽量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写，可以有个对比。　　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这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但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林则徐、谭嗣同是汉奸吗？◇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这一点，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就是封闭性。这种情况，今天还有。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妥协与暴力◇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比如唐代中期“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没有一个缓冲，也没有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作一点妥协，王叔文竟想杀掉韦执谊。王书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轮到韦执谊不妥协。改革的后台唐顺宗身体不行了，已经让位给太子了，而太子是反对这次改革的，韦执谊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韦执谊的老丈人，也是唐朝有名的官僚杜黄裳，给韦执谊出了个主意，说你最好妥协一下，主动率百官迎立太子，早一天让太子做皇帝。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功，太子当了皇帝要报复，也要看这点情面。韦执谊斥责了老丈人，说你怎么说这种话？结果宪宗上台就开始报复，报复非常之惨。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妥协，两人掌握权力之后，史书称他们“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北宋欧阳修也是太急，毫不妥协，孤军深入，硬干到底，写《朋党论》迎面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　　雷颐：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　　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　　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不能坐失改革时机◇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入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犹豫来犹豫去，他对范仲淹讲，你不要搞三虎了。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篇。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要看到纸面背后◇　　雷颐：写改革史和其他历史，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写文章。我看到有些学者只凭借文本写文章，不下功夫研究文本之后的实际历史是怎样的情况，这种风气很可怕，也很可悲。　　比如，1958年的报刊，曾经发表过很多文章介绍各地粮食亩产节节升高的情况，有很多具体数字。当时还有不少文章说农民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十分迫切，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幸福院等，一些地方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人民生活十分幸福。“文革”当中的报刊，也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　　有些学者就以这些文本的资讯为依据写文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容抹杀，20世纪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的决定错了。我觉得这样搞不行，研究历史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马立诚：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词很多，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世巨制。指点中国改革史，历数千年变法梦。 中国历史悠久漫长，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获得成功，但是十几次大的政治改革基本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谜。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可以屈从暴力，但是却不能进行制度创新。真是这样吗？纵观世界，日本有明治维新，英国有宪章运动，这些改革都彻底改变了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中改革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的文明进程很有益处。马立诚从此点出发，梳理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十三次有影响力的社会改革，详细剖析了历代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培根云：“读史可以明智。”信否？

内容概要

马立诚， 1946年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1986年迄今，出版著作11本。

马立诚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malicheng

书籍目录

代序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铸刑鼎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不毁乡校颂

商鞅大变魔术记

把绸子抖开

董事长秦孝公

改革研讨会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镇压反对派

威猛新秦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

四面楚歌

“西服”的优势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改革预热

服装激辩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贵族里的孤寒

王门新秀

仕途重挫

儿子为奴隶偿命

王莽的“社会主义”

民选皇帝

两项重大改革

混乱导致败亡

旋风改革家元宏

虎父犬子

迁都恶斗

改穿汉服

改说汉话

改用汉姓

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历史这只大手

神童与帅哥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市场之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杨炎初试锋芒

两税法横空出世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

杨炎重蹈覆辙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中唐两个奇人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

顺宗登基

改革出手

攻坚白刃

最后摊牌

宦官的清算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八司马”的归宿

教训何在

范仲淹：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贫困生范仲淹

宋仁宗决心改革

跑官买官的太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激进的欧阳修

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

宋神宗头疼

变法，变法

千古三怪王安石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全面出击

强兵和科举新政

恶斗与撕裂

恐怖的内讧

悲剧所在

今天又回到了南宋吗？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张居正的清凉界

张居正的美学

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金三角铸就一代权相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改革者的专制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内外交困

“汉奸”魏源

马桶VS.洋炮

1861：洋务引擎开转

洋务派和顽固派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首派留学生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昭雪

建设近代海军

国有还是民营

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

“腥气凝新鬼”

转石效应

“大事还是我办”

光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剃刀边缘103天

惊心动魄白刃战

慈禧迫害名单

慈禧为何没有废掉光绪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希望之星陨落”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艰难起步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潮流高涨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四次大请愿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为何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获得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的巨制。　　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

作者简介

《历史的拐点》的13个精彩故事，悬念迭起，惊心动魄，内涵深远，影响至今。这13个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这一主题，在当前的“历史热”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13个精彩故事连缀在一起，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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