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帮

章节摘录

　　虽然卢永祥在1915年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时就已经染指鸦片走私，但直到1919年才正式形成垄断。这年8月，卢永祥被段祺瑞委任为浙江督军以接替去世的杨善德，卢的手下何丰林则继任淞沪护军使。①这一人事变动促成了这一垄断的形成，何丰林与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是两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官员，当然何丰林是主谋。②参与其中的潮州鸦片商中，公共租界内最重要的鸦片烟行的老板苏嘉善和在法租界拥有最大规模鸦片生意、有最精明的鸦片商之称的范回春则是关键人物。③　　垄断的工具是聚丰贸易公司。公司最初的资本是1000万元，它名义上经营不动产，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经营走私鸦片贸易。④根据1923年《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揭露聚丰公司业务的报道，这家公司对所有走私鸦片征收每盎司0．5元至1元不等的“手续费”，担保的非法鸦片在上海安全登岸后每盎司另收1元。⑤1925年1月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文件提供了这家公司业务的进一步信息，表明它与所谓的“新康洋行鸦片案”有关。①卷入这宗案件的是1923年后期组成的一个中外鸦片走私集团，它企图将土耳其鸦片走私到中国。案卷中有一份合同，其中一条明确　　说明军队将保护在上海地区的走私鸦片的运输，并声明“海军、陆军和警察将全面协助保护货物。”②　　在这份合同里，另一条款还列有在江南地区保护鸦片运输的收费表。国产鸦片每箱600元，土耳其鸦片每箱1，000元，印度鸦片每箱1，400元。其他文件还有一张以“登陆费”名义向军队交纳294，495元的支付凭证和另外给中国水警营2，000元的支付凭证。公司严格执行了这种保护制度，但也仍有不少违规事件发生，例如1923年1月，某位高级官员因未交纳适当的费用，他的300箱鸦片在吴淞被没收。③　　委托该公司托运的个人货物可以价值连城。例如，1923年底，一批价值2，000万元、数量巨大的印度鸦片在卢永祥的下属，包括他的警察局长的主使下，取道舟山群岛走私到浙江。④货物数目的巨大保证了所获利润的丰厚。由于这家公司的活动隐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关于其利润的可靠数据。当时估计它每年赚取的各种名目不同且数额庞大的利润，从1，000千万以上到1亿。齐燮元为他1924年后期进攻上海辩称，卢永祥和何丰林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净赚2，000万元以上。①1923年《北华捷报》估计聚丰公司一年最低的利润水平也有近3，000万元，其他资料表明它第一年获利至少也在5，600万元以上。②虽然，这笔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为卢永祥的部队购买装备和为安福系提供政治经费，但大部分仍存入了公司操纵者的私人账户之中。③1923年徐国梁遭谋杀，使这一事实更为明显。据报道，他死后留下了400万元的私人房产，此外在天津还有一幢价值20万元的房子。④　　从江南地区来的帮会分子在公司的业务活动中地位十分重要。实际上，张啸林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通过以前在浙江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他大约在1919年与卢永祥、何丰林相识。他遂充作杭州卢永祥司令部和上海何丰林之间的联系人，用以维护卢和浙江军政要员们的利益，同时指导公司在浙江方面的活动。⑤张啸林的活动表明，这个公司的存在为浙江的帮会分子，尤其是那些来自杭州和萧山的帮会分子提供了向上海拓展活动的机会。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大八股党仍是参与公司在上海活动的帮会中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大八股党势力崛起的基础是它控制着公共租界内的大鸦片商，通过沈杏山控制中国水警营、缉私队以及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捕，并得到淞沪护军使司令部副官江干廷的支持，可以接近何丰林。①大八股党也与日本走私商人合作，参与亚太地区的麻醉毒品交易，范围包括横滨、台湾和中国大陆。例如，1921年和1922年，大八股党的头目之一戴步祥参加了三洋会社轮船公司经理和星医药公司将2，000箱鸦片经台湾运进上海的活动。②进行这样的活动，大八股党无疑是代表了公司的一方。　　法租界的帮会分子在公司的活动中只是从属的角色，这是因为在公司存在期间的大多数时间内，他们只是大八股党的一个次要的同盟者。但是，到20年代初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两大帮会集团的力量平衡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力量的消长直接与杜月笙在法租界青帮中培植自己的力量有关。例如，1920年他在公馆马路买了一家珠宝店“美珍华记”，由他的手下李应生经营，他则将之作为鸦片生意的总部。就是在这里，他同其他帮会分子和军警人物互相往来。③与此同时，杜月笙也将从公司获得的利润分给他的徒弟。太约从1918年起，他逐渐模仿大八股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引人注目的组织，在上海，人们习惯称之为“小八股党”。④　　在黄金荣的赞许下，杜月笙开始宣称他的组织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杜成功地煽动了法租界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控制鸦片供应的普遍不满，以推行这一计划。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份报告反映出这一激烈斗争的迹象。报告指出，公共租界内与非法走私鸦片相关的犯罪增长“惊人”。1919年至1923年的5年中，租界内有300名武装抢劫犯被逮捕。①直至1923年，两大组织才暂时达成妥协，大八股党承认法租界是小八股党的“地盘”，后者有权向法租界的零售商供应走私鸦片。②　　当法租界青帮成功地与张啸林达成协议后，他们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使他们后来最终取得了在青帮中的领导地位。③与张啸林的协议给法租界青帮大亨提供了单独与卢永祥和浙江军政要员及何丰林接洽的机会。然而，直到1924年后期公司瓦解之前，法租界青帮仍然不过是大八股党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已。　　1923年底，聚丰贸易公司的业务为淞沪查禁私运追禁品物处插手或替代(详情不明)。何丰林建立这个机构是用来对付企图分润上海鸦片贸易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在上海开设的类似机构。　　它名为缉私，但公共租界警务处特务股报告称，这是一个进行鸦片非法交易的机构，所得利润由上海何丰林的司令部、杭州的卢永祥与法租界青帮三大亨瓜分。④可是，上海地方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开始对公司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新机构的出现就是对政局变动的一种反应。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公司领导集团的成员徐国梁遭到暗杀。一些观察家认为，徐的遇刺与卢永祥、齐燮元争夺上海的控制权有关。徐国梁不是安福系的成员，他在1923年齐、卢争斗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保持相对独立。

媒体关注与评论

　　20世纪初叶是中国大转变的时代，它见证了传统中国政府的解体，催生了各种抉择的探索。这个过程经历了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巨变，触及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这些巨变最显著的地方是中国的大城市，而在这些大城市中，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在这座城市中，新的阶级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政治组织发展起来了，新的大众媒介方式（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广播）确立了。　　然而，上海城市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它不仅受到了新兴的社会力量的推动，同时还见证了某些传统社会组织的脱胎换骨。这些传统社会的因素并非仅仅是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的残余，相反，它们在许多场合下，与生气勃勃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交互作用而繁荣起来，并且影响到中国城市中出现的“现代”社会的形态。这种现象的众多范例之一就是中国的秘密结社，这种最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却能成功地适应了条约口岸的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在兴起的现代都市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秘密结社在20世纪上半叶都市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外，西方对于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很少注意这种现象。由于最初受到20世纪60年代谢诺和戴费琳著作的强烈影响，这项研究从广义上说，集中在两个课题上：秘密结社与农村社会的相互关系；辛亥革命前人民大众反抗剥削中秘密结社的政治作用。这些著作所持的观点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路数，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即秘密结社是人民大众反抗封建国家的催化剂，因此，被官方认为是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进步”组织。对于其他历史学者而言，秘密结社的重要性在于，分析它们的活动有助于解释农民为什么要起义这样的大问题。　　少数学者从上海、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国民党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在天津执政等其他课题的调查资料，探讨了中国城市秘密结社的某些方面。如果没有对秘密结社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作深入探讨，中国城市现代历史的一些关键领域是无从下笔的。　　由于缺乏城市秘密结社历史的学术研究，那些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图书如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潘翎的《寻找旧上海》成了畅销书，这两本书生动鲜活地描述了青帮及其大亨杜月笙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活动，但均非（亦不要求成为）史学著作。尤其是西格雷夫的叙述，以其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历史和蒋介石篡权（他认为应归功于杜月笙）的观点，为了耸动视听而牺牲了事实。相反，潘翎的著作则较为稳妥地凭借第二手资料，尤其是章君谷和徐铸成的杜月笙传记，对杜月笙的生平作了远比西格雷夫中肯的叙述。然而，她的观点依然近于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作品也颇有传统中国小说的演义风格，即按情节需要重组历史事件。　　在研究上海青帮活动的方法上，尤其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最强大的青帮组织的方法上，本书十分关注中国城市型秘密结社的作用及其与民国时代国家体制的关系等问题。它特别注重由法租界青帮大亨所控制的上海青帮的一大团伙，并对其中最显赫的杜月笙以更多的关注。通过对于上海青帮的缜密研究，本书试图展示秘密结社是具有应变力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成功地适应现代化都市社会的复杂环境，并且能在这种社会中展现其强大的实力。

书籍目录

鸣谢  前言  第一章：青帮的源流  青帮的起源  青帮的组织结构  从青帮在上海出现到1920年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主要青帮    第二章：鸦片的功能  鸦片与上海：从合法到禁止  帮会与鸦片走私  法租界青帮、大八股党和安福系的鸦片垄断  三鑫公司的创立  三鑫公司的优势 第三章：上海青帮与法租界的关系  黄金荣和法租界巡捕房  权利的竞争：华人天主教徒的“绅董派”  1925年4-5月间青帮与法租界当局的交易  “绅董派”在法租界继续走红  法租界青帮内部势力的消长 第四章：在中国革命中   1926年前青帮与国民党的关系  青帮与中国共产党（1921—1925）  青帮与革命政治：1926年7月-1927年2月的北伐  青帮与“四·一二”政变  余波：青帮和“白色恐怖”（1927年4—8月）第五章：与恶魔签订的合同  法国当局、青帮及1927年1-4月的事态  “四·一二”政变后的鸦片和租界治安  青帮在法租界里政治势力的巩固  青帮与法租界社会和工业秩序的维持：法国工会  1931年法租界的权威危机  法国当局反对月笙  法租界法国权威的重申第六章：不稳定与危机   鸦片在国民党与青帮关系中的作用  1928-1931年青帮大亨与国民党政治  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1931年6月杜家祠的落成典礼  1932年危机：国民党与上海上层人士  杜月笙与1932年危机第七章：黑帮政客：杜月笙和国民党政府  ……第八章：帮会企业家——杜月笙和上海经济    第九章：结论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本书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帮的作用。确实，上海的青帮为秘密结社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实例，即通常被视为本质上属于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能够积极地应对和抓住中国现代都市社会所提供的机遇。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创立犯罪辛迪加制度，青帮进而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这种组织是如何使其成功地转变为适应现代条约规定品岸的中国居民中的一种异质因素的。在这方面，本书关于上海青帮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复杂进程或许也会有所裨益。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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