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长的烦恼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今后10年中国能增长多快？回答是不可能有过去30多年的那种高速。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挑战将拖慢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正在失去势头。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试图解决这一挑战，但要真正设计出一种增长势头快如旧模式的新模式绝非易事。据官方统计，自1980年以来中国平均年增长率达10%，如此快速增长持续如此长久堪称独一无二。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得当就可增长很快，这是个加速追赶的过程。由于教育带来效益及劳动大军扩大，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快速增加。倘若国外先进技术获得采用，资金注入工厂和基础设施，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也会提高。这种势头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需要正视以下两大挑战：一是需要切实转向由消费拉动的新经济模式，二是在高度不平等和缺少政治权利的背景下确保社会稳定。中国经济在高速持续增长了30多年后正处在怎样的状态，是本章需要探讨的。　　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　　过去30多年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经济需求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虽然消费、投资、净出口都持续增长，但消费增速明显低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速，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已经低于50％。1980年到2009年，消费率从65.5％下降到48.0％，而投资率则从34.8％上升到47.7％，净出口率从－0.3％上升到4.3％，2008年一度高达8.8％。在消费构成中，私人消费比例更是不断下降，严重低于合理水平。而政府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且不断上升，从1980年代的约20％上升到2009年的27％左右，私人消费比例则不断下降。私人消费占GDP比例在1980年代还高于50％，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35％左右，而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以上。　　其次，中国投资率则严重偏高。如前所述，中国投资率已经接近50％，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超过40％，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也严重偏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3年－2008年已经超过50％，其中2005年－2007年超过60％，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跌至43.7％，但预计2010年将再度超过50％。除新加坡等小型港口经济和一些欧盟国家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绝大多数国家。　　中国的经济分配体制也严重失衡，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经济增长，政府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采取了容忍态度，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政府与民争利也很严重，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快速上升，到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升至20％左右。　　投资和出口占GDP比例已经极高，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难以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爆发，当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各国都竭力控制贸易赤字，中国通过外贸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英等国贸易赤字太大，危机后随着美英等国消费萎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一些政府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出口。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力削弱。　　中国投资体制很不完善，不能有效分配投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投资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仍然由国有大银行主导并受政府的强力干预，资金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而是牵涉很多非经济因素，导致投资效率很低。大量投资流入到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回报率极低，而效率高收益大的民营企业却受困于资金短缺。 中国难以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政府推行的亲商政策也难以持续。随着土地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提供廉价土地。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房地产开发也能带来GDP增长并可使政府获得巨大的收益，土地征收拆迁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土地。　　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对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也逐步减少。从2007年起，中国逐步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国内企业的征税力度也有所加强。　　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削弱了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吸引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优势。但从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主要原因，一是19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瓶颈。从2005年起，东南沿海和华北京津地区劳工荒越来越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一度出现劳工过剩，但到2009年中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　　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2007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削弱，部分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越南、印度转移。　　总之，原有体制下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正在弱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外贸高速增长、政府推行亲商政策、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增长模式。但目前投资外贸的比重已经极高，亲商政策困难重重，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原有体制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早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在2005年－2009年的“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启动内需、发展服务业、节能减排、提高居民收入等目标。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宏观调控”和“调结构”。具体政策包括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外贸优惠，控制出口增速；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收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投资项目的审批，压缩建设规模等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放松了对投资的抑制政策，同时通过税收减免刺激消费。由于外贸迅速萎缩，中国政府推行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同时通过“以旧换新”、减免汽车购置税、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消费。　　2010年，中国政府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意图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政府加大了减排政策的执行力度。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各级政府竭尽全力达成节能减排目标，部分省市甚至出现了限制居民用电的现象。　　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并未能真正实现结构调整，没有发展出新的增长模式。2009年－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观，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且相当部分增长是刺激政策激发的消费集中释放，其增长不可持续。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5.4％，为2002年以来的高点，但仅拉动GDP增长4.1％，其拉动幅度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消费增长中很大部分是由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引起的耐用消费品短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投资率进一步攀升，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2009年，投资拉动GDP增长8.9％，贡献率高达95.2％，都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而2010年这两个指标有所下降但仍是仅次于2009年的高点。产业结构调整也进步缓慢，服务业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2001年－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没有明显增长而只有小幅波动，仅2009年受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才有小幅上升。　　结构调整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政府无法协调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从而陷入政策不一致的两难。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投资驱动、外贸导向的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制。要推动结构调整，就意味这必须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但这会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下滑、失业率飙升更加剧了政府的“低速恐惧症”，为了维持经济增速政府不惜放弃结构调整、甚至以结构失衡恶化为代价保增长。而现有政治结构下，没有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结构调整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仍旧倾向于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了以GDP增长作为对地方政府绩效的主要考评指标存在缺陷，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尚未找到可替代的指标。　　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下级政府的工作表现主要由上级政府来评价，这种情况下没能找到适合于中央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生等概念的指标。因此，各级政府仍然轻民生、轻环保、轻质量而重数量，倾向于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而不愿采纳消费驱动模式。投资产生的GDP增长归属当地，完全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而与之相反，由于消费品市场较为开放，消费拉动的GDP增长有溢出效应，由当地与其他地区分享增长成果，对政绩的帮助较小。　　中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也对地方政府产生了重投资、轻消费的激励。中国税收体系中，倾向于向生产企业一方征税而不重视对消费征税（个人所得税除外），消费税除极少量产品外都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税。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结构，所有税种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归属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除个人所得税外基本都来自企业。因此，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角度出发，也会倾向于招商引资、促进本地企业发展、扩大投资，而轻视消费和民生，缺乏结构调整的动力。　　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构调整并不成功。中央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很难下决心进行以经济减速为代价推动结构改革。地方政府处于自身利益，也对中央政府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采取不合作不欢迎的态度，弱化调整效果。　　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结果形成了“调结构”——经济减速——刺激——结构失衡恶化、经济过热——再调结构的恶性循环，结构调整徘徊不前。　　经济战略转型之困　　如上所述，多少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看到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也早已吹响了N遍，从中可以窥见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但现实中，经济怪相却仍在演绎着膨胀格局，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很难收敛，土地财政的脚步也尚未放缓，高房价依旧坚挺，保障房建设的“军令状”能否硬起来仍是未知数，转型之路的何其坎坷无疑让人难以乐观起来。　　首先，政府主导型的地方投资仍在汹涌发酵，地方领导人GDP崇拜的态势延续依旧。尽管有消息称，“十二五”规划不再唯GDP是从，GDP增长目标也将下调至7.0%，但相关统计显示，根据各省、直辖市已公布的初步计划，安徽、福建、重庆、贵州、黑龙江、广西和云南都打算在未来五年实现本省GDP翻倍，意味着约15%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内蒙古在2002年-2009年间以18.7%的年均GDP增长率称冠全国，如今仍打算“在一些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上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一些较富裕的省份，也仍把经济增速目标定得很高，例如江苏计划未来五年实现年均10%的增速。　　而在政府驱动的“投资”这架马车中，铁路建设的大跃进成为重头戏。2011年1月4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铁路安排基本建设投资7000亿元人民币，安排新开工项目70个，并确定京沪高铁将于6月中旬开通运营。在此背后，各地地铁大跃进势头日益清晰，从上海到广州，从沈阳、青岛到无锡，全国20多个城市的地铁项目已经投入运营或者正在建设，而正在进行申报的则更多，“不为交通只为保高GDP增长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其次，畸形的土地财政仍在继续做大做强，房价在一片调控声中涨势依旧。2010年的土地市场远远热过本已十分火热的2009“地王”年。数据显示，12大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超过7000亿元，比2009年全年的土地出让金还多出28%。在一线城市房价奇高的态势下，一些二线城市成为开发商进军的重点，卖地收入同比翻倍。而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成为了出头鸟，即使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75%，但搞地皮的做法却日益强化。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信息统计，2010年北京共成交各类用地276宗，成交总额达1639.4亿元，高居全国第一。　　……

前言

　　在整个20世纪，中国在经受了长期艰难困苦之后，它的领导人终于得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有远见的“强国富民”战略，并显示出赶超世界强国的勃勃雄心。从1979年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3％，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517亿元人民币，1990年增加到1万8558亿元人民币，200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合8万9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7月4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其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正以超过预期速度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又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由中国统计局宣称的信息于2011年2月14日被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证实：日本2010年GDP为479.223万亿日元，合5.474万亿美元，中国同期的名义GDP为5.879万亿美元。至此，日本垄断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2年的历史由此宣告终结①。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早在预料之中，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规模有望在10年内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似乎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首度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份额达到15.6％，日本为15.4 9／6，美国以19％的份额仍然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三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相加正好为全球的一半①。　　自从日本在明治时期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以来，还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能像当今崛起的中国这样，对世界秩序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潜在作用。在向世界强国地位迈进的过程中，中国拥有诸多优势：过去30多年来约9％的平均经济增长率、13亿人口的巨国效应、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和外汇存底、似乎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及近些年来正在寻求急速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等等。　　显然，中国已从前20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实惠。由此朝前看，中国的前进步伐似乎没有理由慢下来。可以相信，再有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保守一些讲，起码也将达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除将长期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局面外，还将有一个比较宽松、宜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香港、澳门和台湾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物质条件，各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加强，曾经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很长时期的能源、交通等瓶颈已经大大缓解，并在今后一二十年内逐步发挥出巨大潜在效应。　　——拥有世界上最为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30％。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虽大为提高，但就目前而言，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是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是亚洲新兴工业政府和地区的十分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较强竞争力。　　——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中国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的和更为有效的制度性基础。　　——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供求总量和消费规模都还将有巨大增长潜能，特别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型急剧转变过程中，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经济增长提供爆发性拉动力。　　——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的递推式区域增长模式必然形成一浪推一浪长期增长的格局。　　尽管如此，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对中国发展表示了忧虑：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帕多安说，“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依靠公共投资建设来拉动。中国需要再平衡需求，需要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①。”　　在经合组织主任研究员、中国与印度问题专家理查德·赫德看来，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庞大的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中国内需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　　法国经济学家迪亚娜·奥什海什说，中国仍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尚需努力，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在她看来，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的捷径来提升能力和掌控技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跨国公司处处设防，极力保护核心技术和机密。奥什海什认为，创新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新兴实验室”的条件。　　在忧虑中国未来发展的观点里，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2006年他的“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的文章里可能是最具有代表性且中肯的。他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就像当年英国和美国一样。中国只有在经历过经济萧条后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路上升的。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15次经济危机和一次内战，1907年美国整个经济几乎破产，但现在的美国还是最强大的。日本是另一个成功的例证，但也没办法避免成长中的倒退。1966年，日本金融体系崩溃，但没有阻止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专著里更是设问“在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经历过一次毁灭性崩溃之后，中国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②？”2011年尾声，克鲁格曼再度预言中国经济危机，发表了题为“中国会崩盘吗”一文，宣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这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提出预言方法也非同一般：他元需仔细研究相关数据，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统计数据“最像科学幻想”；他只要看看媒体有关“最近报道”，便足以断言“中国故事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崩盘局面如出一辙”。　　笔者虽然不能苟同罗杰斯所说的“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的论断，更不能认同克鲁格曼咒语式的轻率假设（事实也是，克鲁格曼2004-年的论断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中国崩塌不但没有发生，到如今，中国经济以其举足轻重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受到全球的瞩目），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自罗杰斯2006年提出“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论断以来，已到了它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阶段性巅峰，而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危机更是顺理成章地促成了这种拐点向下的趋势。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各类矛盾和冲突已日积月累到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临界点，中国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如果不适时进行深层次调整和变革，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成长的烦恼”，本来是指人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各种烦闷和苦恼，这种说法，既形象生动，又蕴涵深意。一个人健康成长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成长的烦恼”，一个国家发展进步也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前进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也出现了“成长的烦恼”。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改革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本书从一个求实学者的视角，以翔实的资料，缜密的铺排，系统剖析和挖掘中国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中国世纪”进程中的种种隐忧、困境和危机。本书作者在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中产阶级诉求等都做了独到精深的描述和论证。在国际上，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度关联的中国将面临复杂的外部世界大环境。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带来改变甚至冲击，而外部世界也可能因此产生种种不适，这种不适反过来又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的掣肘。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社会”的中国，其治国理念理应从中国内外两个层面来加以深切关照，从而因应21世纪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面，使中国发展模式臻于完善。

内容概要

　　程超泽，1983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人口学博士。1992-2003年期间任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1998-2004年期间任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2004年移居澳大利亚，现任职《悉尼时报》财经主编。在过去20年里已在国内外中英文杂志上发表了近40余篇论文，出版了20多本专著，代表作有：《走出山坳的中国》；《中国人口增长的多重危机》、《世纪之争——中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亚洲怎么了：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第四次浪潮：全球资本一体化》、《中国经济：崩溃还是成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大财五年：抓住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机会》、《警惕！中国股市虚拟大崩盘》，等。

书籍目录

代序 我认识的程超泽教授论中国经济 /1?
序 /1?
第一章　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
　经济战略转型之困??
　四万亿花完后的尴尬??
　“十二五”规划实施的隙漏之处??
　关于“陷阱”与“高墙”之辩??
　〖HT4”《方正小标宋简体》〗第二章　增长的极限
　未老先衰的老龄化时代??
　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
　富士康“内迁”透露的信息??
　发展的代价〖JY。〗??
　被严格框定的承载条件〖JY。〗??
　?
第三章　变迁社会的稳定性 /
　制度变迁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控制体系的困境??
　价值评判体系面临挑战??
　社会转型期的犯罪增长??
　西方文化示范效应冲击波??
　社会支持系统的尴尬??
　?
第四章　天堂与地狱：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中国人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差距缘何拉大？??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
第五章　富饶的贫困：通盘审视“世界第二”
　 名义的经济总量
　 为“世界第二”付出巨大代价??
　 距发达国家有多远：比较日本
　 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对GDP数据的质疑
　?
第六章　世界产业链中的“中国制造” /
　 “中国制造”的成长约束
　 “中国制造”的贴牌之痛
　谁在补贴“中国制造”？
　 “非中国制造”背后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重估
　 在全球产业链上寻求向上突破
　?
第七章　大公国际〖ZW(〗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面向全球的中国信用信息与决策解决方案的主要服务商，也是中国引可为所有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的权威机构。〖ZW)〗：中国话语权的孤鸣
　 挑战三大国际权威评级机构
　 一场信用评级体系的革命
　 中美话语权的博弈
　 大公国际的孤独等待?
　 ?
第八章　国际政治棋局中的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大国摩擦
　 被妖魔化的中国?
　 中国崛起的美国因素?
　 在国际冲突大弧上
　 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环境?
尾声 迎接内外部治理的挑战 ?
主要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中国成长的烦恼》作者特别在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中产阶级诉求等都做了独到精深的描述和论证。在国际上，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度关联的中国将面临复杂的外部世界大环境。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带来改变甚至冲击，而外部世界也可能因此产生种种不适，这种不适反过来又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的掣肘。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社会”的中国，其治国理念理应从中国内外两个层面来加以深切关照，从而因应21世纪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面，使中国发展模式臻于完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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