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书评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作者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为证明此论点，作者分别讨论了公元9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500年-公元1700年的经济史。全书有两天清晰脉络，一条是人口增长，另一条是产权变化。每个章节分为五小节，分别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四方面进行分析，最后一个小节则起承上启下作用。如此排布便于理解文字内容，在翻阅之前所读章节时对比更加清晰。作者认为，所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仅仅是增长本身；当“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便会出现经济增长。“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提供了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个人才有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达到这个目的地手段是明晰产权。但是，创新制度是否真的出现更关键的还在于创新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革才会出现。所以对于创新制度的成本分析就显得很重要，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口，作者在接下来分析了西欧产业革命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变化。10世纪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是庄园经济，农民通过劳动为生产产品，和领主订立契约，为领主提供生产的产品，作为交换，领主为农民提供保护。作者认为庄园经济模式存在的条件是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劳动力不足等。作者提出打乱这一制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将改变土地丰裕和劳动力不足等条件。在土地丰裕地区，当人口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人们就会开发新土地，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于是贸易得以发展，市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用货币计量产品。更好的土地被拓殖，人们开始更加集中或转移到更贫瘠的地方。劳动生产率降低，土地价值升高。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人少土多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封建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作者在第四章讲解了11-13世纪的经济形势、庄园的具体任务分配、各级领主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土地授予的形式、二圃制耕种方式、契约协定的选择。人口的增长带了边疆运动、产品市场的扩大，生产也变得更有效率，于是货币代替契约协定。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 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总结来看，由于“该世纪已经发展或未能发展的所有权的性质”（13世纪），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没有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3世纪没有挣脱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欧洲人口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饥荒、流行病、战争是人口减少的几个主要原因。在这期间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引起了：土地价值降低，政府支出需求提高，交易费用提高。这些引起了接下来的所有权变化。契约形式变更，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取代庄园提供保护）。频繁的战争使得君主需要想办法扩大财政收入，于是所有权进一步变化。17世纪欧洲又面临一次马尔萨斯陷阱，这次英国和荷兰获得了人口增长，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则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法国的分益耕作制和行业垄断的盛行，西班牙的广泛存在的垄断和财产权安全感、可耕地的所有权这些决定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败。荷兰的市场发展，使得交易费用下降，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英国的垄断法，专利法等法律的颁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作者认为正是所有权的发展为产业革命做了铺垫，技术革命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而是所有权等确立的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

无意从汪丁丁老师关于"路径锁死"的文章里读到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又从制度变迁决定先读这本兴起。看完之后不禁唏嘘感叹不已！这几年无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崛起题材的一些著作，名气大的有韦伯的《新教伦理》、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还有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一些历史著作如休谟《英国史》，屈勒味林《英国史》;对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背景稍有了解。从

札记

【http://blog.sina.com.cn/leiwon】道格拉斯·诺思是新经济史领域的杰出代表，1973年与罗伯斯·托马斯合著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是该学术领域进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阶段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诺思和托马斯彻底颠覆了当时经济增长理论的流行观点与模型，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全书在第一章提出了一套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研究成果（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的理论模型，随后通过描述公元900年—1700年西欧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予以验证。如果将这本书看作一篇超长的论文，那么可以专注于里面的经济学思想；如果将这本书看作一篇非主流的历史书，那么可以专注于里面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实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任何社会想要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限于经济增长的启动阶段），都需要生产性活动超过分配性活动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多数人在努力做大蛋糕，少数人在努力分配蛋糕；而只有充分保障那些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们应得的报偿及相关权益，才能刺激生产、激励创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进而达成上述目标。道理是简单的，可就是有很多国家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各种租金最大化的诱惑、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制约而做不到这一点。

新方法

从制度方面来探讨西方世界的兴起非常有启发意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分工的专业化----------------------------------------------------------------------

对西方历史有一定了解再看收获更大

如果对西方的历史略有了解的话，这本书应是极好的逻辑推理严密的经济学之作。可惜我对西方的历史了解的程度太低，严重缺乏讨论和思考的基础，没有融入书中的逻辑和推论。很遗憾…由于我的欠缺，整本书最合我意的地方就是第一章的总论，论述了阐述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假设。看书需要准备，尤其是你拥有一定经验之后，思考可能更深入。这本来五星的书，被我看的成了三星了，罪过罪过…

一个人不是当学者便是当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

诺斯则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西方的经济有效增长本质。即制度上对所有权的明晰和确定刺激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特别是西班牙/法国 与 荷兰/英国16-17世纪的经济效率对比，证明降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管制加大了交易成本，使经济停滞不前。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其实就是管制逐渐放松过程的另一例证。但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代议制，对管制的强权缺乏很有力的挑战，所以依然存在大量妨碍经济增长的特权，由此形成的隐形交易成本如行贿奇高。即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成了权贵盛宴，虽然提高了效率。但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因为缺乏制度的约束，合法的交易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股市经常是萎靡不振。“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当学者便是当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舍此其外别无其他”。中国目前的公务员考试大家趋之若鹜便是明证。但中国的管制虽然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在少数精英分子的批评下已经有所松动。只是期望的速度与现实的巨大鸿沟是否会带来如法国大革命似的风暴是许多人担忧的。

政府财政利益的期限性对产权制度的影响

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的重要观点。设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设立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制度。而在我看来，政府财政利益的期限性会极大的影响到产权制度最终能否建立。 易言之，政府的财政利益若具有长期性，那么政府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便是连续性的，有利产权制度的最终建立；若政府的财政利益具有短期性，那么政府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你便是间歇性和短暂性的，产权制度即便建立也最终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个中原理将在下文中得到具体阐述。 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在这样一种的理论原理下，13世纪的中世纪欧洲人口增长趋势终于在饥荒疾病蔓延的14、15世纪停止并反向发展，13世纪欧洲并未脱离马尔萨斯陷阱。 13世纪欧洲仍然是庄园式的封建经济占主导，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各个国家之间爆发偶发小规模的王室战争实乃常事，而战争经费恰恰需要王室去筹措资金，尤其在13世纪中期，欧洲的统治者在战时的财政要求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岁入，于是乎欧洲统治者或借外债或者创立和实施新的所有权。第一种是政府借贷方式。政府或者向教会和骑士团借贷，往往以土地作为抵押担保；或者向债权人（一般为商人和城市）以外包税收的形式作为贷款抵押筹得大量物质财富。前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转让土地所有，并不能发展出新的所有权，后者有利于城市和商人资本的逐渐发展，但依赖于政府战时短期的的财政收入需要而存在，也没有迅速蜕变为新的所有权或者产权制度。第二种是政府创立和实施新的所有权。政府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社会产品提供者，同样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突出优势，这是私主体所不可能具备的能力。在十三世纪，在保护商人群体的远程贸易中，远程贸易为君主岁入提供了新的来源，这样一种保护行的实施办法实际上构建了贸易专有权的雏形，尽管很不完善。发展新的所有权最重要的因素是，只有当所有权本身符合政府长期的财政利益时政府才会真正建立稳固长期性的所有权。13世纪准予土地转让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完成。而在对外国商人的保护方面，王室允许商人家族建立集市后，尽管政府可以从他们那里征得一定的商业税收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在我看来，由于13世纪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国家之间的持续性大战也尚未出现，故而国家对商业税的财政需要是短期性的，并没有那么迫切，反而对商人采取了增加通行费、任意没收、强制贷款等破坏性措施，变相收费，于是乎真正的新产权制度并未产生。总而言之，13世纪欧洲国家的财政利益时短期性（特别是战争本身的短期性）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个时代不可能催生出变革性的新产权制度。

所有权制度为产业革命搭建了舞台

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在马克思眼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价值的增多要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革新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于是经济增长的动因就落在了技术革新上；在诺斯眼中，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快。那么怎么保持这个趋势呢？有两个办法：增加人均生产资料的持有量，这样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资源的拥有量总有一个天花板；或者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也会增加（就是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说）。但是，仔细看10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历史，生产资料增加（投资）与生产率提高（创新）并不会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为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纪里，农业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这个阶段里，正是生产资料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把经济送进了这个陷阱中。这个过程一共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14世纪，欧洲国家无一幸免，第二次在17世纪，英国与荷兰打破了陷阱。正是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使得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帮助这两个国家突破农业的天花板，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所以在诺斯眼中，所有权制度比技术革新更重要。具体来说，所有权制度是怎样使得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就是社会总收入比人口增长快，但是历史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是因交易中的第三方“搭白车”，拿走了收益造成的，所有权制度就是保证私人对自己财产的排他性专有，别人要使用必须付出代价的制度。从10世纪到17世纪，伴随着所有权制度从不完整到完整，从单一到复杂，确定所有权的主体从领主到君主，经济也突破了农业的限制，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

道格拉斯.诺斯的经典著作

从人口和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视角揭示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和庄园制的灭亡，从是否实施了有效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荷兰和英国之所以在16、17世纪兴起以及法国和西班牙衰落的原因。推荐给所有喜欢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的人看。

作为利益主体的国家以及人的权利

从拿起《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转而投向更浅显易入手的此书，我一直是目的导向的。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阻止了人们自由、有尊严的活着，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什么是必要的”，比如财产、行动和思想自由，还有自己利益和常识不被践踏。因为现实的苦闷，因为看似漏洞百出却没有得到致命一击，政治文化变本加厉的禁锢和束缚，经济领域各种扭曲和错配，人与人的关系也渐趋冷漠和势利。于是想知道漏洞会从哪个方向被攻破，想知道有什么能摧枯拉朽，被视若无物的自由到底价值几何。此时我不再是一个梳理文献提出观点的研究生，而是手持地图满脸困惑满头雾水胸闷气短，想要找到出口的土拨鼠。前戏见真情，见功力。为了寻清楚变化发展的脉络，此书深挖了五个多世纪的史实，然后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惹人回味。搞历史的果然沉得住气。不过这就是历史吧，转向、变迁看似漫无方向、一蹴而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但顺藤摸瓜发现牵扯甚多，“一擎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归根到底一句话，社会科学门类里的研究生应该都能随口引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icie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ccounts for the rise of the West.）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呢？诺斯在134页这样说的：******************引用开始********************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定的最适速度发展。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这种差异—直存在，是因为在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的条件下，消除每—种外部因素的费用都将超过收益。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场合，要同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所有人达成契约性协议都得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或者说，无论有效地衡量已摊的外部费用或收益抑或影响政府改变形势．只怕都不可能。因此，纠正要依契约成本和衡量成本而定，而且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外部因素都将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收益相对于将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引用结束***********************这样看来，首先，经济组织并不是某一种有实体形式、能过组织生活的东西，而是一种组织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中，可以近似换为“生产关系”。其次，定义为所有权（含收益权，知识产权也是其中之一）的界定，然后在完善的要素定价之下（知识还是其中之一）经济就自然发展了。最后，这是完美的极限形式，事实上只能无限接近不能达到，所以引来了制度变迁这个概念，而这其中规范所有权、划分权利界限等任务，由国家推动的成本最低。但如果国家不这样做呢？衰落、战败。如此说来国家算得上利益主体了？非也。在书里能看到君主与议会、贵族等组织力量对比悬殊带来的不同结果。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君主剥夺了贵族们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但议会与君主力量相比却差距很大，收税的权利归于谁是最大的分野，但大多数情况下君主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现代国家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还有委托-代理问题。在民选制的国家，立法司法是铁饭碗，所以更像是非盈利组织，只有行政需要权衡利害，赢得选民，所以讨好最广大人民是最有利的（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方保守派和右翼总是有其市场）。经济发展、广泛就业、机会均等、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物价稳定是主要的卖点，因为这些的好处都以最朴素的观念的形式被认可和接受了。在非民选制国家，权贵阶级是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依赖于政治上维持统治，经济上最大收益。让我觉得自己被彻底践踏的包括但不限于：垄断低效、腐败浪费、资源错配、要素定价失灵；实际失业率高企，数次错误政策带来的畸形老龄化蚕食着社会资源；个人发展机会越发倾斜、收入差距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收入的能力或可能差距更大、通胀税继续劫贫济富（最后一条是因为穷人消费率高，并且缺乏抵御通胀的投资途径，房价为什么涨？得利的是谁？反过来说，受制于劳动收入滞后增长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是什么人？）。本来以为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而后冲垮没落的关系。但诺斯的理论相当于认为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形成是前提，科技研发和应用是其后果，然后才是经济增长，那吃着薯片坐等自动自发瓜熟蒂落的“一切都好起来”就没有可能了。变化会来自于哪儿？接班人队列已经僵化，作为已经板结的权贵阶层的成员，谁上来都是一样，不对，毛左更恶劣。红二代的孩子是红三代，他干啥会想要改变现状？这种阶层关系，让费孝通说的由近及远的涟漪关系网，而不是均等化的人与人联系，自上而下地更加强化了。于是自私冷漠，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让我们再来回顾西方实现制度变迁的条件吧，正如诺斯冗长曲折的前戏，变化的主导力量是人口增减，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起约束的作用。土地的报酬和劳动力报酬、物价（主要是农产品）是跷跷板般的联动装置，价格、工资、财富起伏移动；只是人的权利，一旦赋予就不能要回了——闻过自由味道的人，就很难再做奴隶了。所以前戏的关键是，当因黑死病、边疆运动和领主竞争之下劳动稀缺的时候，劳动力的报酬和权利增加，将人民的high点钉在了比较高的位置。这才是历史前进的单向齿轮，不能后退，可以暂时不动，但一动只能吭哧吭哧往前走。所以我们的high点可能会来自于哪儿？未来的劳动力匮乏、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不断提高带来创造性劳动价值增高、人可以迁移还会进一步迁移、短期内经济滞胀使土地限制减弱以及价值下降，当然还有面君推崇的自媒体时代知情权的提升。这些是可以期待的，这些是未来的抓手推手或是拉手。很抱歉出现了这么多手、前戏和high，我想说的是珍视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尊严，尊重他人，我想说唯一值得追求的是提高自己的自由度，亦即能力、思想的疆界、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毕竟知道了更好的东西就不愿意再回去做一个穴居人。

兴起与没落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这本书读起来阻塞，啰啰嗦嗦的重复着。原本以为是厉以宁翻译的，后来读来觉得这本翻译起来也就是太水了，才发现原来是厉以平。何许人也？闻所未闻！全书围绕制度的安排，私有权的确定，形成了个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于是产生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构成的国家带来西方世界的兴起。根源就在于所有权的确定才带来的兴起。所有权的确定是东西方发展的拐点。西方就此走上有效率的发展，东方则依旧在重复盛极而衰的路子。随着市场的需要，西方通过战胜东方来打开市场从而宣告的他们的兴起。既然如此，我们发现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为什么不学习呢？来一个东方世界的复兴。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兴。我看，很难。首先是国际环境，复兴总是需要资源的，然而资源如今被瓜分得七七八八的。复兴的外部条件不是很好。其次是国内实际。很习惯说中国国情。一直在讲。我们的所有权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控制在政府手上，然而政府由党控制，党是一层一层选拔上来的，人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只停留在纸面。人民参与到其中，很难！所以，所有权一直没有明晰！带来的问题也一直存在。而不明晰带来的坏处是大家承担的，好处被利益集团所控制。所以这点没有说清楚。兴起只是少数的富裕。多数人买单！前途漫漫，英国的强大之前留下了许许多多人的长久的努力，美国在建国前，南北战争一直没有停过！中国的兴起，长路漫漫！

《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逻辑概要

其实这一部分开学没几个星期就写了，不过那时候没有完全理顺就丢在一边（这学期很多事情都只先做一半，过了很久再继续@@），今天把以前敲的东西认真理了一遍，贴在这里。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兴起？以及这一问题的反问题——繁荣于古代的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近现代发展缓慢？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探讨是当代历史学界中的一个颇为热点的主体。而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解释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道格拉斯•诺斯可谓第一人（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续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就是其用现代经济学视角进行经济增长解释的代表性著作）。归纳总结史料以完善现代经济学理论与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解释是新经济史这一枚硬币上相辅相成的两面，诺斯通过对现代社会之前长时段历史的关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到的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极大地完善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关照历史，驱散了经济增长的迷雾。《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共分为三篇十二章。第一篇：理论和概论；第二篇：公元900—1500年；第三篇：公元1500—1700年。在本书中，诺斯尝试“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增长” 的关键，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所在” 。诺斯将制度创新的原因引向了人口增长，在西方世界的不同时期，人口变迁发挥了不同作用，引致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而将西方世界引向近现代的兴盛。10世纪时，人口较少而土地充裕，因此也就没有发明土地专有权的必要性；劳动力在面对土地所有者时也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在封建社会为四分五裂的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有助于商品交换进行的背景下，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农奴向领主缴纳货币地租，这也使得领主和农奴的消费交易都获得灵活性，进一步促进了11、12世纪贸易的增长和市镇的兴起，并带来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13世纪经济大幅增长，是欧洲经济真正觉醒的时期。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促进市场扩大使之适于采用新的生产工艺、组织和制度，如委托制与合同制、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直接贷款、集市、商法、新城镇，这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的生产率提高。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市场扩展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而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雇佣军代替军役制从而提高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行性，这使国王的权威得以提高，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在农业方面，人口增长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得土地相对劳动力而言成为了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拥有者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货膨胀降低了领主获得的固定货币给付的实际价值，传统习俗造成了变更契约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了不至于增加修改契约的费用，领主不得不在传统习俗的框架中进行调整，传统的庄园组织和劳动捐恢复，农奴和承租人也逐渐失去了一些自由；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不自由阻止了农业部门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农民在鼓励怠工的制度下工作，领主也没有激励改进农业技术。由此，总体而言，人口增长对于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不足以抵消其主要的消极效应，最终使欧洲经济在14、15世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14、15世纪中，疾病、饥荒、战争造成的人口显著下降，贸易萎缩、分工缩小阻止了生活标准的上升，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上升进一步约束了经济的发展。但消极之中也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人口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劳役地租不可逆转地被货币替代，土地由自由的承租人和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耕种；混乱造成了严重依赖封建地租的岁入下降，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相对提高，财政压力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组织得以保留而无效率的政治组织责备对手吞并，这促使了民族国家的萌发；由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瓦解。此外，为应付财政危机，各国创建新的所有权形式，这也导致了1500—1700年之间西欧经济成就的差异。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初期阶段。16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市场扩大降低了贸易的单位成本，增加了居民的人均收入。土地相对劳动力的再一次紧缺使得土地共有权残余最终消除。新世界白银流入，商业扩张，促进了无形资产有效所有权的发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较大的政治单位，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与14世纪相似的是，尽管贸易促进了交易部门的生产效率的上升，但却不能抵消人口增加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由此17世纪充斥着战争、饥荒、瘟疫，又一次陷入马尔萨斯抑制。但17世纪毕竟与14世纪不同，14世纪欧洲均质的组织形式使西欧各处几乎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为什么法国、西班牙与英国、荷兰会有不同的财政选择，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所写作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诺斯将经济学中分析微观经济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国家层面，国家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又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的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保障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原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的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古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再到中世纪的采邑制，都在统治者（和它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因而，存在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于法西英荷四国的分析已经暗含着其国家理论及其所引申的“诺斯悖论”，正是在特定的国家天赋资源和由此引申而出的税收来源构成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目标能否一致又决定了其财政选择的结果。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直接征税的官僚机构被造就，之后可以增加岁入而承担很低成本；由此大量出售特权，如将垄断权卖给行会以获得岁入，行会长期进行产业管制，当新发明与行会专有权出售冲突的时候，发明不被鼓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西班牙税收主要来源于国外，为了维持霸权，西班牙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乞灵于饮鸩止渴的办法，如拖延付款，降低利率，提高金价，铜币代替银币，并且维持羊主团的特权阻挠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在西班牙从事可耕农业缺乏刺激；并且还随意侵占、没收阻挠生产行业发展。在荷兰，长期以来商业贸易都是发展的原动力，交易部门是尼德兰的重要部门，也是国家可以获得大宗岁入的部门，国家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以刺激商业；由此人口增长刺激了创新，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荷兰的货币市场作为西欧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集中的，而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将王权造就为借款者促进了荷兰资本市场的繁荣。在农业上，市场的发展使农奴制解体，庄园成为小农的财产，人口增长造成地租上升，扩大耕作有利可图，而耕地来源于围海造田，这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获得大部分受益，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在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自由劳动有极大地动力为自己收益而利用其它资源。在工业上，商业活动复兴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垄断促进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切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在英国，其国王利益与法国国王的利益并无二致，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但与此同时，16世纪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羊毛价格和养羊业利润因国际扩张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团日趋强大，不安于限制，最终酿成清教革命，1640年以后国会占上风，限制王权；1642年垄断法禁止了王室的垄断并且包含了鼓励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17世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被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封建残余，保险、金融、股份公司、贸易部门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利交给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人的手中，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发展了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人口驱动+制度决定

PS：这本书似乎是直译过来的，发现这个译本很难读。有机会看看原本。在中世纪，人口增减引起契约变动，不同那个地区生产的禀赋差异则引起了区际和国际贸易的繁荣，民族国家在提供保护和防卫等公共产品方面相对于封建领主的优势显现出来，并逐步导致庄园经济的解体。到了15世纪之后，王权和议会的关系决定了各国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使得法、西、荷、英四国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路径。 本书的观点很鲜明，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之际，能够激励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接近一致的制度将带来经济发展。

诺斯已逝 中国经济该何去何从

　作者：江瀚　　2015年11月23日，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溘然长逝，伴随着长者的离去，纵横经济学界数十载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科斯、诺斯的相继离世，整个新制度经济学派仅剩下威廉姆森等寥寥数位大师。虽然斯人已逝，但诺斯留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思考范式依然闪烁着其不可磨灭的光辉，让我们再重读一遍《西方世界的兴起》，用历史分析方法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再来审视我们当今中国的经济与历史。　　回顾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正如杨慎先生所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从华夏文明建制伊始，五千年来中国表面上朝代更替，帝皇更迭，王侯将相风云突变，不过是在于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从诺斯的经济史观来看，中国千年制度就在于土地二字，一个王朝的兴盛就是土地制度的兴起，无论是商周的井田制，还是秦朝的军功爵，其核心就在土地。一个王朝的兴盛，往往因为一个全新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一个王朝的由盛转衰普遍因为土地的豪强兼并，当土地兼并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必然流民遍地，饿殍遍野，官逼民反的大幕由此展开，当通过起义破坏了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新的王朝兴起，强制实现了土地的制度变迁，一个新的循环再次展开，并随着王朝控制力的降低土地的新制度安排——路径依赖——制度损耗——豪强兼并——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建立的历史轮回就又一次展开。　　这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当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历史国门，当洋务运动用自强求富打开了中国的工业文明，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土地制度不再是唯一的控制变量，但五千年的历史让制度在中国始终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力量。通过土地改革，共产主义用星星之火实现了燎原之势，最终打破了旧制度，实现了新中国，这依然是土地的制度安排。通过一五计划，新中国从百废待兴中崛起用制度安排实现了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壮举。但同样是制度设计，有成功也必然会有失败，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成功的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实现全国的解放。同样，通过制度的过度使用同样会形成路径依赖，长期的计划经济最终导致体制僵化，乃至让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错过了日本崛起，错过了四小龙的腾飞。　　1979年的春天，在经历了多年计划经济之后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曙光，正是每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制度藩篱，并以市场经济开放的胸怀，实现了顶层设计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统一，让多年形成的路径依赖被化解，正式对经济制度的层层松绑让经济的活力被逐渐激活，实现了从产品市场开始，到服务、要素的不断开放，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幼小走向成熟，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苍天大树。　　时至今日，当95岁高龄的诺斯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制度框架是不是成熟了呢？当然不是，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制度是不断发展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塑造两大全新的经济制度引擎，这就是“互联网+”与“供给侧改革”。　　何谓“互联网+”，这绝不是信息科技发展这么简单的技术问题，通过诺斯先生留给我们的视角可以发现：“互联网+”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实现互联网与多个产业的有机结合，以互联网的形式一步步的化解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经济发展中最难以突破的交易成本，让路径依赖变得逐步弱化，产业制度壁垒被不断打破，从而实现了基于互联网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且通过草根的力量，去逐步完善制度监管，让监管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力量，而不是“诺斯悖论”中的制度阻碍。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互联网+”，可以说“互联网+”将有可能成为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安排模式。　　那又何谓“供给侧改革”呢？面对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的经济拉动三驾马车都逐步显现乏力，需求管理模式正在走向衰落，供给管理正在崛起。从诺斯先生的范式来分析，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供给的顶层设计，一方面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困扰企业的交易性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桎梏一举打破，实现企业的制度松绑；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更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制度路径依赖，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让制度变迁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利于经济的发展。　　今天，诺斯先生斯人已逝，但是他的思想光辉依然在引导着中国经济的方向，相信借助诺斯先生的发展眼光，中国经济会走的更稳健更健康。　　江瀚，供职于中国银联政策研究室，从事互联网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曾发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