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与理财》书评

怎么从理论到实践？

这本书看了快两年了，但还是有印象。应该是在王绍光教授那做博士后的出站论文。在理论之后，写到预算管理改革在地方如何推进时候基本也就结束了。这应该是国内大学类科研单位的普遍状况。对体制缺乏基本认识和实践，想在哪个领域真正有所建树基本是不可能的。

关于此书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问题

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的《治国与理财》一书，关心财政和税收问题的朋友可以看看。文章写得浅显，有些章节和语句有些重复（有出版时凑字的嫌疑），但是还是让我感到受教。我觉得他讲得有意思的有以下几点：1，从财税角度讲，国家分为产出型、税收型和租金型。1950年代初到1978年的中国属于产出型，税收相当简单，国家财政主要来自对全社会生产产生利润的截流，表现为企业上缴利润、工农业产品上交和极低的工资水平；税收型国家的财政主要来自于人民的纳税，需要相对应的、有相当程度民众参与的政治体制支持；而租金型国家的财政主要来自于卖资源，由于资源并非民众生产所得，因此国家攫取资金相当容易。中国处于从产出型向税收性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但是也表现出一些租金型国家的特点（尤其是地方政府卖地供养地方财政）。2, 预算制度和民主选举对民主制度都非常重要，但是不同社会确立这两个重要制度的进程不一样。欧洲基本上是在基本上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同步建立起的预算制度和选举制度，而美国则是先建立起了选举制度——远远早于任何欧洲国家，在18世纪末——而直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才确立起联邦预算制度。作者在书中认为中国可能走的是一条和欧洲与美国都不同的道路，就是先确立预算制度，再实现民主选举。这个谁知道呢？3, 我国各个部门把持各自财权的状况由来已久，自1990年代以来确实不断有中央政策将越来越多的收入支出置于财政部的单一帐户之下，尤其是实行”收支两条线“，让政府各部门收入直接打入财政部帐户，然后再就需要做出的支出做出预算，报财政部审查，然后再报人大审批。但是一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不受上级或者人大监督的预算外资金，而且发改委、科技部等单位有自己的财权。财政部并不能对全国的政府收入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人大的橡皮图章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由于人大对政府预算只能一次通过或否定，而没有进一步修正性审批的权力，因此只能一次通过，当橡皮图章。而且由于人大事实上还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人大委员非专职往往人大行使职能依赖于人大常委会，导致难以很有力地监督政府行为。4, 花钱和办事经常不能匹配。虽然大家看得到大量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但是事实情况往往是大量需要花钱投入的项目迟迟得不到财政支持，各单位一年多数月份花钱花得太慢，甚至需要钱的项目等到财政拨款的时候已经黄掉了。归根结底，预算做得不够细致也往往不够切合实际，财政部门也对项目了解不够。5, 预算和计划关系紧密，好的预算是建立在可行的计划基础上的。而我国计划大权在前身是计划委员会的发改委，而预算大权在财政部，这就造成了两家认识和行动的不协调。当然我记住的主要都是问题，财政税收是个技术活儿，要深入理解，大概还是需要多理性思考，多问种种情况如此到底是为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