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与理财》章节试读

《治国与理财》的笔记-全书 - 全书

【读书会第一周】此书隶属财政社会学，书中包含7篇作者的论文，主要是对中国财政预算的简单介绍，至于建议性的内容作者马骏并没有讲的很明确。
主要观点：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预算，即国家预算建设是推动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待进一步确定）
收获：对中国财政的预算有了宏观的把握与认识。
1，建国之后，国家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财政预算传统。1949-1978这一段时间，财政方面变化，主要是减少税种，征收几个大的税种，比如工商税。1978年之后财政开始进行改革，但是在预算层面并没有投放过多注意力。1999年之后开始进行国家预算改革，主要有三大方面：财政预算建设、国家预算体制改革、政府公开采购（待确定）。这三个方面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预算体制建设。现今，虽然我国的国家预算体制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国家现有政治体制和预算的冲突。对此，马骏并没有提出很明确的建议，仅仅指出需要进一步改变我国的政治体制，落实人大的监督权力，而不是仅仅赋予人大一个“橡胶图章”。
2，关于预算国家的分类：租金国家（拥有某种资源，可以让政府少依赖社会）、计划国家和民主国家。作者还非常强调 【民主】和【预算体制建设】的关系。并将欧洲、美国和我国的预算体制进行相比，发现，欧洲（民主和预算体制建设同时进行）模式最好，美国（先进行民主建设，后发展预算），中国（民主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民主建设）。虽然欧洲和美国模式都证明了民主在进行预算建设中的重要性，但是作者论证根据中国的情况说明，在民主并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是依然可以进行国家预算体制建设的。
3，关于国家预算体制建设的可能性。首先，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会越来越关注国家预算，倡导公正依法的国家预算体制建设。其次，执政党会推进预算体制建设，原因在于，混乱的预算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不利于统治阶层统治。
1999年之前我国处于“前预算阶段”，体制内预算与体制外资金两方面都给腐败提供了漏洞。“体制内预算”：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明确的预算体制，政府给予各部门资金时也并没有根据项目进行审批，其结果是很多资金被浪费或者“侵吞”；其次，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资金来源，即自己拥有财政收入，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国家之后，其余留作自用，这一定程度上刺激着腐败。 “体制外收入”：由于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即自己征收费用的权利，一部分征收资金用于提高部门内人员的利益，但是很大一部分被政府官员中饱私囊。 再加上人大和社会舆论监督的缺失，人大空有“橡胶图章”，并未真正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综合作用之下，使得腐败频频发生。
4，我国预算体制的进步：人大监督权力落实；项目预算审核；政府公开预算等等。但是，要进行预算体制改革，必先进行的是体制没权力结构的变革，因此，我国国家预算体制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治国与理财》的笔记-第126页 - 三、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欧洲、美国和中国

1831年，英国第一次举行全国范围的议会选举时，也仅有4.4%的成年人享有选举权。往下走11行：直到1831年，成年人口中也仅有4.4%的人享有选举权。
看不出这里的重复有什么意义，考虑到这本书是本“小书”，如果开本再大点儿，这两句话就挨着更近了。
如果联系上下文看上面这个例子勉强还可以，那么再看两页之后的一段。

《治国与理财》的笔记-第128页 - 三、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欧洲、美国和中国

与此同时，19世纪也是欧洲国家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时期。现代预算制度最早成型于19世纪的欧洲。
接上一个笔记，这两句话跨了128和129两页。我先瞥了一眼位于129页的第二句话，心说，咦，为啥这样一句像段首的句子不在段首？前面有什么？再往前一看，擦，竟然还有一句一样的。。
难道马骏老师这样水准的学者，写书作文也需要凑字数么？还凑得这样让人蛋疼。。
至于本书责任编辑，你怎么看？
敲完了字再反复看这两句话，发觉也不是很一样，可以这样来理解马骏老师的意思：【欧洲国家】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时间是19世纪，而19世纪对于【预算制度的发展】而言，是【现代】预算制度成型的时间。嗯……

《治国与理财》的笔记-第37页 - 一、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

财政变迁将会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最终导致社会与政治变化。但这取决于财政变迁的方向与成都，也取决于变迁时间的长短。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开始向税收国家转型，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原来自主性很强的国家开始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从而也必须面对越来越大的来自社会的压力。然而，中国仍然只是一个较弱意义上的税收国家。首先，即使仅仅考虑税收收入，也只有不到一半的税收是来自私人部门的。而且，有接近40%的税收是国企缴纳的。其次，税收收入只是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来自国企缴纳的利润以及来自徒弟等资源的租金收入。这些收入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减少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增强国家的自主性。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产国家，但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税收国家，而是一个混合型财政国家：既具有一部分税收国家的特征，又保留了自产国家的痕迹，同时还具备租金国家的特征。。
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的某种特征以及令人困惑的现象。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收入汲取模式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在自产国家模式下极其容易形成一种国家养人民的“财政幻觉”，那么在税收国家，这种财政幻觉将逐渐消失，人民将逐渐意识到这是他们在养国家，而不是相反。这将使人民逐渐形成纳税人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处公民权的要求。
e.g.
1.随着民营经济上缴的税收越来越多，民营经济的所有者开始形成纳税人意识
2.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开始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实行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薪阶层或中产阶层也开始真真实实地感受到税负的存在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而发展处比较强的纳税人意识。
3.逃税、抗水甚至暴力抗税事件
4.随着私人经济的兴起及其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必须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并保护其利益，同时将私营经济吸纳进现有的政治框架。如保护私产的《物权法》，政治吸纳或行政吸纳纳税大户。
5.2008年以来逐渐增强的预算公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