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上）》章节试读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6页

1、天下之道，庶人不议。
2、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费正清）。
3、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终于成为笑谈（穆旦）。
4、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5、欧洲结束的地方正是美国开始的地方（马克思韦伯），如今是商业社会。
6、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
7、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所推翻。
8、清廷在1884年后的十余年中，全部税收仅占国民纯收入的2.4%，此时还没有加派过多的苛捐杂税。清廷十三帝，没有出现像朱由检朱厚照这样的昏君，最多只是庸君，灭亡盖因李鸿章名言“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
9、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1842年弱冠入京，《入都》
10、胡雪岩，安徽绩溪人，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店，败于中外生丝大战，千万家财毁于天气，破产而死。
11、盛宣怀逼走唐廷枢徐润，夺权招商局，官商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皆因洋务运动未动政治根本。过去十年，岂非复辙！主事者同为官僚资本，自1978，共患难20年，国进民退10年。
12、张之洞1888年创办汉阳铁厂时，将炼铁厂定址在汉阳，湖北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运费就需60多两白银。而且，汉阳附近没有焦煤，只能从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加运费每吨焦煤需16-17两白银，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需30余两。1896年汉阳铁厂亏损严重，盛宣怀接手后找郑观应来负责，郑将化铁炉从汉阳搬迁到大冶。这里现在还有钢铁厂，就是A股上市的大冶特钢（000708），巧合的是，这原本也是一家国营企业，2006年由冶钢集团转让给中信泰富，后者虽然也是国企，但内部经营管理却像民营企业那样精细。现在去大冶特钢的车间参观，还能看见汉阳铁厂的纪念碑。
13、毛泽东评价：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的张謇、重工业的张之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运输航运业的卢作孚。
14、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大公报曾被称为天津三宝，分别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最高水准。
15、宋子文33岁时与18岁的张乐怡在上海举行婚礼。此前宋子文与盛宣怀家的七小姐盛谨如热恋，但因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宦世家子弟，求婚遭到盛家拒绝，理由是“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绝望之余，宋子文到庐山散心，经介绍与江西九江的木材商人张谋之的女儿相识，遂闪电结婚。
16、宋子文与宋庆龄最初是支持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的，不支持蒋介石的威权主义。但是宋子文害怕暴力革命使无产者有产的途径是使有产者无产，在蒋介石与青帮的威逼下，最终被迫妥协，从汪精卫阵营倒向蒋。文森特·希安对宋子文的最后印象：在两岸之间不知所措的正直的自由派人物。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8页

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50页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6页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务派在实业创办上不遗余力，而在制度设计上却毫无作为，这与邻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10页 - 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与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中国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层面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器物而已。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9页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范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优势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利，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端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上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和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
借古讽今，可谓明鉴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31页

“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唯有席家，一直恪守买办身份，枝繁叶茂，富贵百年。其余三家自投身官督商办事业后，其经历都是同样的坎坷悲情。
-------三家都趟了招商局这浑水。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51页 - 广场背后的人

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16页

国营企业的一切弊端在招商局身上都无比生动地一一呈现。首先是体制僵化，管理极度混乱，在国营体制下，没有人真正对企业利益负责。所有管理者挂名企业，坐地分肥，冗员无穷。局内贪污成风，全局上行下效，相互串通，以贪污为能事。极度混乱的同时，政府还把国营企业当成提款机，以各种名目向招商局摊派，捐款项目层出不穷。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只有烂到骨子里的时候，管制的手才会不情愿地稍稍松开。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91页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江苏谘议局演讲，1909年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3页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63页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由四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是后面将重点讲到的无锡荣宗敬兄弟，四就是张骞式的士绅商人。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26页 - 1870未死将生的时刻8

……铁路修成后遭到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皮，真的成了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
当年，人们对传统相当自信。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7页

盛宣怀带来了一份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
-----轮船招商局也是洋务运动中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76页

>遥想59年前的1842年的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阙，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
当时的李鸿章可能没有想到，踌躇满志的他既然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卖国第一人。真是造化弄人。
试想，如果真就换一个人，他会比李鸿章做得更好么？在当时的背景下，我认为他已经做到他应该做的一切了。没有人生下来就想当卖国贼。在读到了这本书的这一段就已经令我以前在教科书中看到的内容产生了怀疑。中国的耻辱，就一定是要杯背负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么？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脆弱不堪么？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8页

章程中明确规定：“即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
------现在的招商银行，招商证券的员工们，你能得到花红二成么。你的大股东们才是吸血鬼。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11页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路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69页 - 一代商父

听到盛宣怀是从他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始，当时仅仅认为他是个普通的官员，从这本书中才发现，官商才是更好的身份描述。“在百年企业史上，盛宣怀被视为‘商父’，他是一个绝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和意志坚强，才把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句话极好地概括了盛宣怀对于那段企业史的作用。从盛宣怀的坚持国营和公私不分开始，就注定了之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态势：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也是自己的利益？），充分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社会造成的对于中央权力的迷信，在这个风雨如晦的社会中仍然寄希望于国家机器，国营垄断的出现是必然的，就像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变成战争机器一样，希望通过集全国之力来复兴经济。盛宣怀的出现正是当时那个时代造就的，创办轮船招商局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后来指摘盛宣怀“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则是中国公私不分，以道德约束为主造成的吧，有待思考。
盛宣怀是这本书中或者说这段企业史中一个典型人物，与张謇分别代表不同派别。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2页

1877年的《纽约时报》曾记载：“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板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佣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50页

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61页 - 状元办厂

若盛宣怀看作是国营资本的代表人物，那张謇就是民营资本的代表了，巧合的是，他和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而盛宣怀创办上海交通大学。作为清代的状元，他的下海颠覆了人们的想法，但这个身份却给他带来了一个还算幸运的开始。状元不一定是只会四书五经的，也可以有做实业的本领，不过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悲情色彩。
有机会要去南通看一看这位状元的故乡。
PS：原来上海和江苏有好多高校的创办都与这位状元有关，复旦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运学院，南京大学等等。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5页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98页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代的国民的共同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裁剪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对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官，他们尝尝用“呗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原谅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承受，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8页

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他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27页

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募资，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22页

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80页

天下的生意都是咬牙熬出来的。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5页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美国才是真正的天朝之友。不过1872年那批留洋的大部分回来了，106年那批人，大部分88了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8页

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页

俗话说 买书如山倒 看书如抽丝 这本书买了快三年了! 今天拿出来读了!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4页

红顶商人：依清朝官制，二品以上官员戴红顶子，三品以下都是蓝顶子。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01页 - 1905 立宪急先锋

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志清比虞洽卿小20岁，因为是宁波老乡，很是能谈到一起。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熟悉的政治人物开始粉墨登场，在这本讲述中国企业史的书中，他们不幸沦为配角，却依然闪耀光芒。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111页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路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到此，当惕然警醒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64页

“盖购于洋行，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以隐秘，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可叹的是，郑观应描写的这种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绝。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36页

1865年，汇丰成立于香港，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
席氏祖孙三代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达55年。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9页

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却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惊喜若狂。我常常感奋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灭而黯然神伤。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不再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象极了我们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的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我们只是在无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缪和徒劳的。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前，静视运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33页

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模式与当下颇为相似。大型垄断国企就是彼时的官督商办企业，享受政策的优势及政府的支持。感觉一百多年来，官商结合始终是中国商场的最好的生存之道。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48页 - 1894状元办厂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
最牛叉的在于，后来还办了冶铁厂和轮船公司……就差再办个农场了。

《跌荡一百年（上）》的笔记-第76页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作＂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