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上）》书评

断代的商业精神

2008年，汇源老总意图将公司资产易手跨国巨子，遂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究竟是品牌无国界，还是企业家缺乏民族精神，但终究因法律上的原因而未能成事。此后，金融危机伊始，民族资本开始走出国境，涉足海外兼并。时至今年，山西省政府的十号文一声令下，国有的煤炭企业开始收编煤老板，国进民退一时间争吵得不可开交，时至岁末，此格局稍有松动。此外，中石油团购门、中石化天价吊顶事件也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上述事件，基本上包含了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的始终不解的问题：一是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二是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三是企业资本和公民责任。历史已经过去，话题却不能被遗忘。根据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中国从清末开始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三峡，从1840年开始至少需要200年的时间，这个可怕的三峡阶段会在2040年结束。现在看来，唐先生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到如今我们甚至连变革的方向都尚未明确，更罔论成败。在这里对中国发展变革的检讨，仅集中于中国的现代企业发展历程。如果希望更好的理解中国企业精神的话，那么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得不察。去年冬天，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读出了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冷暖，今年，藉由作者的宏大叙事，由《跌荡一百年》中一窥中国企业百年兴衰罔替，为上述问题提供更加系统的思考和理解。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从抵制日货到民族资本壮大，从官督商办到官僚压榨，从自由生长到被国家征收，中间战争、变法、革命、复辟之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倒更像船过三峡一般起伏跌宕。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列强欺辱，商业更是遭受挤压，因此，民族企业伊始，便带有和外国企业竞相争夺的题中之意。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等一系列洋务，都是在和外国公司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洋人的公司当时十分强势，甚至于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即所谓的买办都能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由此可见一斑。那些投身于实业的先人，如郑观应，舍弃洋人之厚禄强挽，终为国家效力，如卢作孚者，尽其全力保护工业资产，夥矣夥矣，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不应当被历史忘记。正是他们形成的群体，开启了国民经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列强如日本者，几度将中华民族置之死地，战争战之则败，几度让整个国家沮丧，但凡如商战者，其作用不可埋没。时至今日，欧美各国仍然以战争和金融作为前导，在世界上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保持所谓的“无发展增长”，由其继续保有财富增加的利好，而让其他国家承担相应的成本，即所谓的“结构增熵”。近百年来的历史向我们昭示，缺乏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是可悲的，缺乏独立国家意识的民族是可叹的，缺乏实力的国家是要挨打的。近代的中外商战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纵然以天下为担当，却也是以民族的强大势力为基础的，如二十世纪初之美国。从长期的历史看来，所谓品牌无国界，或为数典忘祖，或为目光短浅。关于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更是夹杂着国有和官僚资本的倾轧，民营企业从其创办的第一天起就多灾多难，军阀混战政府更迭，不改变的永远是对民营企业的压榨。从晚清的官办压制民办，到民国搜罗财政支持几乎使出无奈手段，再至日本残酷吸血，以至后来的国有化，民营企业除了能够在难得的喘息时顺势而上，在多数时候是在夹缝中生存，到了最后更是“不知下落”。民营资本作为极有优势的资本形式，应当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战略性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换言之，官办资本不应当在这些领域与民争利，也不应当适用垄断性资源挤兑民营资本。但是这一陋习至未改。收购煤老板虽非著例，但是现有的垄断体制不打破，难以发挥出最积极的经济驱动力，也难以实现新的进步，更难以防止腐败丛生，不能剪除衰落的祸根。除了上述制度，内在的商业文化精神更加让人难以释怀。当代的商业，中国传统的晋商、徽商所坚持的注重信用、国民责任也渐次失却，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商业巨子，有多少是怀抱家国天下之心从商的，在商业成功之后又有多少人投身社会改造和公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等高一呼，奔走呼告。此次煤老板被收编，稀有帮掇之声，其极其负面的社会形象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悍马撞人、包养二奶、黑煤窑等等之下焉能有崇高的人格？当年陈嘉庚虽然典卖企业也要建立厦门大学，荣德生纵然企业败落也要捐造一百座桥梁，张骞宁可自己坐三等仓吃素食也要支援教育和公益，等等，他们尽到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也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个别企业家们与先贤们相比，道义精神何在？等到掩上书卷，不觉天已拂晓，推开窗户，远方晨灯依稀，一阵寒风迎面扑来，瞬间让人异常清醒。

从激荡到跌荡

最早是读吴先生的激荡三十年；接着，又读吴先生的跌荡一百年。两套书，两种感受。如果说，激荡是一支意气风发的新中国发展史，那么，跌荡就是一曲悲壮的民族崛起史。但，更令我震撼的是，跌荡一百年。也许，悲壮的奋斗史，更能引起人的深思与共鸣吧！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水深火热中，前行，倒下，再前行，再倒下。。。前赴后继，缓慢的，不懈的，推动着中国的经济进程。所以，中华民族，从来缺的都不是所谓精神。。。

读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

其实个人觉得跌宕比激荡好看很多。因为一百年和三十年的历史宽度很明显不同。而且在跌荡一百年里面更多的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看这些，我想不通的问题就更多更多了。于是更加更加的无奈。很大程度上，吴晓波至少是努力为很多企业家平反了。虽然我依然认为这其中的曲折还没有作一个全景式的展现，虽然我觉得很多话还是作了很无奈的折中的表述。而我深深感动的，相比于此间的故事，更多的是结语，那句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这样冷静沉着的历史观，至少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啊 ，不管作者在著述中是否达到了这种自觉，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另外特别感动又特别遗憾的是，作者虽然吧个人和历史联系起来了，但是对群体更多的陷入了政治学的角度。没有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真正高度把握。我们甚至很难看清楚一个城市的兴衰，哪怕是作者极重笔墨的南通、北培、集美。当然，这未必是本书论述的重点。毕竟这部书旨在写企业家，而非商业史。即使写商业史，作者也已经在企业家、企业这两个点上取得了几乎可以说突破性的进展。这已经很不容易。

菩萨蛮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百年中国经济史，更应该被解读为，是一部从企业史维度出发的百年中国近代史。”梁文道如此评价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一语中的。我小的时候被妈妈要求背唐诗宋词，年幼无知，对很多诗词实际上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的。尤其不解的是很多词牌名，什么“醉花阴”、“江城子”、“西江月”等等。尤其是“菩萨蛮”，不是说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吗？怎么能野蛮呢？随着阅历的渐丰和阅读的积累，我遂知：在吾国，菩萨，霸蛮也。吴晓波的这部《跌荡一百年》很大篇幅上就诠释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史实，在这个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国家，在这个几千年官本位、官商勾结的国家，国家机器是怎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将一个个民营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其实，如果我们细察周遭一切的利益博弈，便会发现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其实最适合代言某品牌广告：一切尽在掌握。吴晓波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第二、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即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第三、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我们看到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于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们在观察所以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其实，上述结论适用于所有生存在中国的子民。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为什么《新闻联播》有它特别的地位与生存空间。如果说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么，十四亿中国人心里有十四亿种解读《新闻联播》的读法；第二、“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把“经济”这个词换成“媒体”等N个词，都适用的；第三、前些年领导人要求“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换做其他领域，都适用的；第四，商场和官场一样，能力是一方面，学会“站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吴在前言里还说“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段话读完，我有如下思考：第一、媒体在这样的引导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韩美林私下里抱怨过，福娃是领导按着他的手设计出来的，他自己也不满意。那么，我们的媒体在因特点的政治力量和诉求来丑化企业家阶层，来转移矛盾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是“被领导按着手”去做的，又有多少是自身的利益驱使和揣摩上意的心理使然？第三、在对企业家阶层的刻意转化矛盾中，作为“终端受众”的民众阶层一定就是无辜的、被忽悠的吗？他们是否也应其自身的愚昧、自私、懦弱而“活该”在利益博弈中被欺凌呢？第四、看今天的房市，正如我最近读的另一本书——叶檀女士的《中国房地产战争》里所云，房市无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投资性民众和自住性民众之间的博弈而已，各自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使用公权力“闷声发大财”、开发商“钢丝绳上跳舞”、投资性民众和自住型民众又各怀鬼胎。吴这一段精彩的解读，让我想到《南方周末》的广告语：在这里，读懂中国。第一部：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大清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在明治维新。日本也有政要提出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明治弃之。此时中国朝廷上正在抵制电报事业，理由是“破坏风水”，很多变革，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就无人敢于抗辩了。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有结论说，在中央集权、帝制世袭的封建或准封建国家，希望通过制度性的建设来构建法制和民主的过程是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的进退完全系于上层统治阶层的领导水平，即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我们读国史，看现实，便会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很多决策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层决定，更多时候，是一言堂。一把手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所以大家都那么希望“扶正”。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假设，假若毛能像华盛顿那样，两届任期一满就离身而去，对于他自己，对于这个民族，是多大的福祉啊。但历史和现实不容假设，而其所以为其然，也有它必然的历史和文化逻辑。及至个人，无论是李鸿章、曾国藩、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强人，还是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若放在他国，一定是于己于人于国的经世之才。可惜在中国，能善终者无几。我们总是喜欢去归结个人品质问题，缺从不反思民族的品质问题。因此，有官场达人总结“在中国做官，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也因此，及至体育比赛，凡超过三人以上的集体项目，中国人甚少为世界强队。一个没有自省、妥协与合作精神的民族，奢谈什么大国崛起呢？而郑观应的论述更是百年后还掷地有声，“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匮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监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今日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到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我不知道吴晓波写到“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的感受有三个：第一，赵本山所云：“悲哀。”；第二，屁股一直决定脑袋；第三，如《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所言，读中国历史得到的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看今天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久治不愈的“国企弊病”，郑观应若地下有灵，一定会大吼一声：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中国学者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去追求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在很多时候，都演变为政商的私人玩具。前有胡雪岩、盛宣怀，后有宋子文、孔祥熙。让我们再看看盛宣怀的命运。建铁厂、修铁路、办银行，盛宣怀在1896年前后一口气干成了三件大事，而且产业垄断、混业经营、上下游通吃，自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大实业家。盛宣怀的恩师李鸿章曾用十六个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总而言之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实验，在暮气沉沉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强势的官商风格，则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自1895年以后，盛宣怀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钢铁、矿产和银行等领域。这些公司均属于资源性行业，需要得到强大的政府扶持，因垄断而具有暴利性。张謇的事业则在纺织业、围海养殖等民生产业。在这些领域中，进入已无门槛，国际资本聚集，是一个充分竞争性市场。两人事业，上下游泾渭分明，竟俨然成了规律。在后来10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营资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线，而民营资本走的正是张謇的道路。周公曾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判断今天的股市、四万亿、国进民退、中石油中石化，读一下上面三段话就知道了。烛火明灭黯淡月，天公不语对枯棋。第二部：1911~1927 唯一的“黄金年代”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将此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即将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重要的策动者，使抵制运动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还成为政策。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影响，一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读此段，只能感叹赵本山的功力，诚如斯云“你大妈早已不是曾经的你大妈，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很多时候，我非常纳闷，为什么很多领导人会天真地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了？为什么当年那么艰苦，却有西南联大的辉煌？这些问题不需要问钱学森的，吴晓波就告诉你答案了。在我个人看来，这不仅是答案，甚至是铁律，在中国。当然，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和平崛起还是最优选择。对于无产者来说，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从商者却可能在可怕的革命中被剥夺掉所有，他们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或维修者，从来没有革命的运气、冲动和利益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将军中，经济落后的湖北红安、黄冈等地居多的原因了。另外，以暴力革命冲击掉的既有秩序的重建，又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讲到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吴晓波写到，“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个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听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的演讲，在讲到中国大陆一党专政的历史时，朱老师非常形象地比喻：一党专政、党高于国是苏联人留给国民党的一泡屎，国民党事事失败，却在这一体制的中国化过程中做得相当成功。在谈到蒋介石利用媒体孤立工商阶层时，吴晓波写到，“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政治家利用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于财富阶层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09年是山西的煤老板，下一个是谁？或许房地产商的好日子，也没几年了。第三部 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在写到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的时候，吴这样转述费得观点，“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于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得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第一、 我一直不以为我们的国家是“地大物博”，相反，应该是“地大物薄”。第二、 狼多肉少，自然群内互斗。无他，为了生存。第三、 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论勤劳，未必，惰性还是有的；勇敢就更谈不上了，自北宋以降，汉族就没打过胜仗，且我们向来“热爱”和平的一大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正确考量；而智慧则是必然的，只不过，这样的智慧有体现在小时候数学奥赛上的，更有成年后麻将桌上的看死下家，琢磨上家，防着对家的“聪明”。这种智慧更多的是，排他的、独一的智慧，而非利他的、共荣的智慧。这，很多程度上，也和地大物薄有关系吧。在谈到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权官僚经济时，吴写到，“特权官僚利用对资源和信息的控制权，在制度制约和权力制约双重缺失的条件下，可以有着比上层工商业者绝对领先的自利机会。管制权越多，信息越不透明，特权官僚自利的机会越大”，“孔宋的官商模式，甚至比晚清的盛宣怀模式还要糟糕许多。盛靠办实业起家，创建了许多支柱性产业，顺便夹带了不少的私货，这大抵算是建设性腐败。而孔宋则以金融投机为主业，对实业毫无兴趣，其行径是不折不扣的掠夺性腐败和破坏性腐败。”雷曼兄弟是金融投机，华尔街投行也是，所以，他们的倒掉，我们是拍手称快的。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股市和超大型国企背后，有多少雷曼兄弟在非法融资、操纵市场呢？周正毅倒掉了、顾雏军倒掉了、张海倒掉了，还会有更大的大块头倒掉。第四部 1938~~~1948 抗战与挣扎在讲到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时，吴引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论证，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到引发或加剧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导致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只想说一句网络语言：狮屎胜于熊便。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急于收复产业。老资格的实业家荣德生忧心忡忡地写到：“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力得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余近见政府措施有谬，有失民心。”吴晓波点评道：“荣德生的这段话可圈可点，至今仍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进有进的原因，退有退得苦衷，进进退退，无非是围绕个“利”字在打转。在反思孔宋模式时，吴写到：“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被利用来进行——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变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台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蒋经国打老虎，最大的老虎打不动。打了很多大老虎，出发点是好的，效果是显著的，然而也伤到了自己。某种程度上，蒋经国的打虎运动，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过程。“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只有9个人，去美国的12人，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到60人，如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前几年读谢泳老师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个案中冯友兰、郭沫若等大先生在解放前后的变化，真是让人无尽唏嘘。向陈寅恪、梁思成等先生致敬。第五部 1949－1958：沸腾的开局第六部 1953年，新政府实行了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制度，吴评论道:“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很多事情，在短时间里是做不到双赢的。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更强势力量的生存和认同。户籍制度如是，上山下乡运动如是，大学扩招也如是。只是，“被”牺牲的群体是否有选择不被牺牲的权力呢？1958年大跃进、赶英超美的时候，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麦稻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它的20倍。这不是空谈。”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影响到了最高决策。我们何时可以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不论他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也不论他做出过多大的贡献。湖北麻城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片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我特别想知道，于记者是“真傻真天真”，还是“装傻装天真”。及至今日，于记者后备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经济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它让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时发生的景象无法理解。对于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当所有“假想敌”都被消灭或压制之后，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最高权力，最终成为伤害自身的、最尖锐的武器。“孩子，你是最棒的。”“一切皆有可能。”小至每一个个体，大至一个国家，最可贵的品质，不在于鼓吹自己的无所不能，而在于能足够敬畏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第七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义第八部 1974年，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邓爷爷说：“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一小步，是这个国家幸运前行的一大步。在本部书的尾声，吴写到：“在这个被强国梦激励着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复兴开始于一个幽暗而绝望的梦醒时刻。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中。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处理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好的学者，精彩地描述现象。最优秀的学者，擅于总结规律。至于能否理论指导现实，前路漫漫，几多艰难。庙大，年久，菩萨蛮。

欲说还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亲历这段历史，小波老师在这本书中的阐述缺乏《激荡三十年》的“激荡力量”。是勇气使然？还是能力所限？我更相信是小波老师仓促上马的结果。毕竟，那三十年的温度是亲身体验的，而这百年的情缘确实错综复杂的。甚至，没人能说清。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在世界发展史上，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都是国有资本退出的过程。我们能不能例外？还是我们最终坚守我们的特色？

吴氏风格企业史

自从激荡三十年成名之后，吴晓波又一口气把中国的企业史上溯到百年以前。无论是企业，还是公司，对于中国来说，从来都不是本土产生，而是随着西方人的枪炮一起送入中国的。大历史格局下，企业的兴衰无疑让人心旌澎湃，慨叹世事无常与兴衰荣辱。可是吴氏却说，作为一部历史，如果让人读了激动，那是他的错。任何审视历史的眼光，都应该是平静而理性的。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吴氏的基本核心观点如下：1、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远胜国家干预经济。市场的无形之手，在任何时候都比国家的调控有效。2、中国任何一次经济体制搞活，都在于民营经济的崛起，而不在于国营经济。3、中国的企业取得成功，能够做大，与国营企业私人化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企业实现了成功的改制。4、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应该在国家事务中有话语权。5、无论在任何时候，企业家都是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

商业史？历史？屈辱史？前进史？

看过晓波的很多书了，一直都觉得他写的书有种其他作者没有的感觉，拿起书就不想放下，非得从书中找到点什么，跌宕100年给我的还是这样的感觉从大败局开始，到激荡30年，晓波告诉人们，商业是有史可究的！从李鸿章到盛宣怀，胡雪岩，到三大家族,晓波还历史一个可能！期待跌宕的下！

在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就回头看看历史

让我客观的认识了晚清和民国一些人物，特别是李鸿章、盛宣怀、宋子文、杜月笙。从某个侧面，他们也是在力挽狂澜，只是，一切都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也让我看到北洋政府和蒋公一些经济上的昏招，荣氏兄弟在民族工业的辉煌成就。值得推荐的一本书，期待下！

吾以百年照前路

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第一本标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为１８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强调分工与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即市场经济主导的生产资料及商品的自由流通，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前，鲜有自由市场概念一说，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占据了决定性作用，国营垄断和行业寡头即便在如今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后依然顽固不化地主导中国的大宗生产资料市场和商品流通环节－地产，金融，电力，通信，粮食，能源。所以吴晓波在本书的序言里说，“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热爱的国家遗忘。”媒体如今常提及的一个危险的事实便是现代中国社会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等特权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势力对抗，从中可以窥见的便是普通百姓阶层对财富特权的憎恨和仇视。本书在致谢里说此书“向中国的商业推动者致敬”。从１８７２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的雏形，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为现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推动”，我理解为“变革”，是推进中国商业不断前行，被暴力撕裂又痛苦重组的荆棘道路。企业家，或者说商业者，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在了路上。我没有能力去对宏大的中国近代商业史下任何肆意妄为的评断，却只敢透过吴晓波这本《跌荡一百年》，拉起历史厚重的大幕，以窥前进路上不断倒下的企业家们，看这些“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并且“正砸响大门的”陌生人。期望从他们身上，捡到沉在湖底的碎片，寻找启迪。改革。Adapt to change(适应能力),这是我常对他人做的要求。哲学上强调唯有变化才是静止不变的。不管世界经济，劳动市场，政治格局，还是简单到街口菜市场的鸡蛋价格，都是在瞬息变化的。清政府下的中国失去了变革的勇气，闭关锁国政策规定连一片浮木也不准流出国门。作者提到的的中日两国修建铁路就可看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如何在面对新事物与格局时，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快速反应以适应最新的环境从而避免出局的下场，这种如变色龙皮肤响应的能力，不是说人云亦云，而需依靠自己的经验，以及天生的冒险精神。所以我常认为，好的领导者，好的企业家，是实干家，也是冒险家。然而中国近代商业史多少有点苍凉沉重的味道，总因“变革”太晚-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晚加入金本位制的成员国。昨日看新闻称上海证券市场推出国际板已经放上议程，开放国际板是近几年政府金融的重心-一方面是欣喜，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次这样的排名是一百多年前，开放国际板说明了政府的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市场和进一步改革金融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担忧，所谓“改革”，便要先改后革，大陆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对冲基金尚未打开，期货市场尚未成熟，股市指数完全依靠小道消息脱离基本面，如要“革”必先“改”，割肉刮骨止痛方能给予希望。金融创新的核心便是金融衍生品，如何把握创新和冒险甚至投机之间的博弈，是值得决策层反复商议的。改革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时也会阻断我自己寻求变化的决心，好在经历的事情不断变得复杂和不确定，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也找到了平衡点-看清所有人想要的利益，平衡立场，服从自己内心最坚定的目标，剩下就是执行力。会有快刀斩乱麻之痛，也会有凌迟缓慢之钻心，在恰当的时候做自己不后悔的事情，敢于去“改”去“革”。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和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有异曲同工之妙。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由中央政府送美留学的公派留学生，而当时“四大买办”唯一富贵百年的东山席家的席正甫，19岁到上海的钱庄跑腿，6年后25岁便成为买办，时任汇丰洋行买办年薪10万两白银及15%贷款佣金回扣。追至郑观应、徐润及唐廷枢，无一不是年少出来独自闯荡江湖，其魄力、远见、决断力，对官场及市场的预见性，都与其年纪不服；然后或许正是因为这与年龄不符的早熟，才让这批走在近代中国商业最前沿的少年有了犯错的机会，这种错误的代价在年轻时不会过高，因此站下去再爬起来的“机会成本”也不至于太高。张海鹏(冯唐)只用了六年时间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亚太地区晋升速度最快的员工），之前的亚太老板用了也只用了6年的时间从普通职员一跃成为全球VP，再之前的同事5年时间爬到全球HR总监，交谈下来，除了对自己设立较高的目标之外，坚持自己的目标，曲线救国也好，峰回路转也罢地克服困难去完成，才是关键。感情亦如此。其实我看来，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商业的先锋，成功的秘诀不过两个字-“坚持”。吴晓波到底是个悲悯天怀的作家，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新闻从业者敏锐乐观的审计的目光，因此文字即冷静，且激情。中国的近代商业史无疑是悲怆的。不仅因为政府，或者说权力机构对于市场经济的过分强烈干预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还因为“企业家”，这三个字之前曾被称呼过“地主”、“反革命份子”、“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等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恶毒绰号，且背后的代价和辛酸，唯有知者可以默晓之，所以才对敢于乘风破浪探夜路的千万个陈光甫、梁士诒、简照南式的企业家们，致以敬意。不是书评的评论。借此文以自省。

跌宕百年所感之意识形态

记得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去外国考察时有“始惊，次醉，终狂”的三词经典感想，刚读罢吴晓波的跌宕一百年，或许也正可以用着三个词来形容读完的感受。从晚清洋务运动盛宣怀吞并轮船招商局，到民国孔祥熙趁着金融危机吞并发展最是繁荣的民营金融业，再到建国后共产党的国营化改造，这百余年间对待的中国商业的内在思维逻辑却是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尽管这三代执政者的背景有诸多的不同，但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却仍然大同小异。亦或者在放大到整个中华名族历史中，每朝每代却如同一个个大同小异的轮回，然后千余年后每次轮回的实际积累却少得可怜。现在读书的记忆力方面已然很难和从前相比，难有过目不忘之异能，然则随着年岁的积累，也已然形成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各个阶段读书的方式和感受还是有甚大的不同，以前是接受记忆的多，思考的偏少，现在则正好反之。更为关注或者聚焦的已然是在作者著书是所思维辩证的角度和内在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然而可惜我们少年时除了少数自己偶尔有幸读到的一些经典，大部分的文史和教材却是在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灌输，或许当前信息知识的更新确实很快，但是主体内养成的思维习惯和意识态度却很难在一时内转变。从受到“启蒙”的把社会分工中中割裂开的阶级斗争理念对我们将来合作性团队的意识的内在冲击，到近代史纯粹名族主义零和博弈思维特征对实际更多的正和博弈思维的抵触，对于含蓄谦逊低调中庸的执著等古朴态度对于现代精神开拓进取追踪所求心理坦诚沟通态度的桎梏，亦或者是对“革命”崇拜和暴民政治的曲解反而对真正和谐社会的冲击。种种等等无一不是在对这举国体制体制，统一“和谐”的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一种讽刺。记得赵蕤有段我很欣赏的话“夫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这段话已然有对传承千年统一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所以他写的这本书被称为反经，但是这里我有的一个问题是何为“正”，又何为“反”，又为何要形成一种统一的价值观评判体系。但是或许我们传承文化的本身就是过于强调统一集权，抵触变革自古就对对当前更为国际个人主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比如正确对待个人欲望方面，从孔子时代就强调的“克己复礼是为仁”，到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毛泽东时代的舍己为人，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对于人欲存在客观性的一种扭曲。乱世出英雄，乱世往往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璀璨的年代，是因为乱世才是这种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桎梏突破枷锁的时候，，无论是战国的诸子百家还是近代史中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由于战争和动乱的巨大破坏。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看见这段时间内科技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进步，以至于形成一种更为卓越的人才积累，为后面往往伴随的盛世提供最佳的人才智慧积累。而统一之后焚书坑儒也好，一党专政个人崇拜也罢，又再次形成主政者所持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而当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性或者带有暴力性等不良特征的时候，往往带给国家的就是灾难。所以文革的形成，非只是四人帮或者老毛所能引发的，而是一种暴虐的意识形态失控后所引发的后果。古来评判明君无非是两个标准，一者仁义，二者纳谏，而千百年来中国却始终正是缺少了一种海南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尤其是在这意识形态的这个层面上，中华的政治文化始终对外有很大的排斥性，正如当前稍有与当局不符的言论即被“和谐”。而在当前社会各个层面思维的结构化是否比之统一更具和谐？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层面比例结构来判别稳定更具有合理性。总而言之，统一并非和谐，和谐并不是统一

《跌荡一百年-上》，中国商业的那段历史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在砸向门环。吴晓波先生《跌荡一百年》的题记。《跌荡一百年》是吴晓波先生继推出《激荡三十年》之后的又一力作。溯源而上，追寻1870-1977年这百年间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的兴衰实录。这百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最为激烈的年代，也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从清朝的封建没落到被迫打开大门，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由于中国政治过分惨烈的表演，政权更迭的过于频繁，战争的连绵，以及商人地位的尴尬。终究被历史所遗忘。正如吴晓波题记所说，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所遗忘。我开始佩服吴晓波的勇气，要在这样一段历史中去梳理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的命运沉浮，艰辛可想而知。中国的百年史，对大众来说，是一部政治史，是战争史，是一部革命史。而商人在这样一部历史中销声匿迹，商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被淹没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而吴晓波将这一段历史精心梳理，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企业史呈现在大众面前。纵观百年沧桑，国有资本与私营资本的博弈，都是一个百年命题。官办与商办总是一个纠葛不清的话题，并延续至今。这也是吴晓波对当下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话题。而上溯百年，吴晓波依然能找到国营与私营这一纠葛不清的主线，道出民间资本与民间企业家的艰辛。吴晓波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抛开政治成见，单纯从企业经营以及企业家人格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描述来记录那一段历史。从企业的官办、官商合营、商办、再到官办，中国民间资本在无奈中前行，并不断为政治的动荡付出代价。从清末，中央开始认识到实业的重要，到民间实业的兴起，到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到工人阶层的出现，以及企业家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决裂。吴晓波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中国企业阶层的雏形。企业家的天性是攫取利润，故而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及强势的背景支持又是企业家阶层所希望的。而中国的政治动荡充斥着这段历史。甲午战争，清朝的灭亡，民国的成立，袁世凯的夺权，军阀的割据，蒋介石的北伐，剿共，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国的实业发展、与外资的商战此起彼伏，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延绵。而吴晓波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牵引出企业家作为中国人的天性，民族性。从中国企业家阶层强势地抵制日货的行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对民国政府无私的奉献，以及对日军的不屈服。在中国抗日中也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当然，这段历史，也让人依稀看到，如今中国民族企业还屡试不爽的打民族牌的营销手段。而在我看来，在那样一个屈辱的年代，这更多的是民族情感的一种发泄。是一种国不强的无奈。而吴晓波勾勒出的这段历史。让人眼前一亮，让我们脑海中那个充满战争的、屈辱的年代，多了一个鲜活的阶层，他们推动着中国实业的进步，也为民国、抵御外来侵略贡献过自己的那份力量。上部以到抗战爆发1937年结束。而我又开始期待下部的诞生。8年抗战，国共内战、以及共和国的企业走向，在我脑海中已然出现一个萧条的景象。而那个年代到底发生着怎样的悲情故事，至少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中国企业的悲情年代。《跌荡一百年-下》。期待中。

满纸荒唐泪

追寻一百年中国走过的足迹，从1840的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的新中国成立，或许我们更多的只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为什么走的如此的沧桑艰辛，如此的没落受辱。可有谁告诉我们，在历史和政治的背后，民生和经济的发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吴晓波再次用他那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婉转生花的妙笔连连、深蕴丰富的语言魅力告诉了我们一个另外的历史世界，从经济和民生的角度鞭辟入里，从一个破碎国家的肌理里寻找另外一丝的真相。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不仅仅只是被列强的大炮给轰开的，它的大门迟早都要腐烂。也知道了在全球化经济呼啸而来的那些日子了，在资源掠夺的全球宏观背景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的闭门造成了。幸还是不幸，留给后人历史评说。或许我们还知道了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的真正理由，知道了政治背后的本质其实就是民生，民生的本质就是发展经济。无怪乎，邓老能够从历史的烟云当中一眼看穿那些，告诉了我们最为朴素的本质：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企业变革和叫人承担不起的时代重命

看吴晓波《跌荡一百年》，很容易叫人想到是《激荡三十年》在市场上成功试水之后的一个衍生品，好在这个衍生品还是有点意思，虽然很多人讲，里面也还是有一些硬伤。从动词的角度来讲，激荡是势头更猛，跌荡是曲折更深。确实，《跌荡一百年》叙述的1870～197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实在是曲曲折折。而在一种历史的曲折背后，吴晓波试图找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而这种形成到底仅仅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并且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而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争论与选择，对企业家阶层的形塑又起到了何种影响等等。于是这种探寻可以一直延展到今天新生企业家阶层，使其自我反观、寻根和确认，确认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的问题。并且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来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而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啻为一场具有解放性质的评估和确认。确实，在之前的《激荡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如何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却也不可逆转的向商业社会转轨的过程。而在未来，如果依然希望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给更多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的话，那自然有必要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了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历史进程。于是从这个角度也更可以理解《跌荡一百年》的文本价值。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说过“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而三十年远远不够，一百年也才不过是个开始。而如何将这种“负重”的开始写的比较有意思，确实是吴晓波比较拿手的。他无论是书写三十年，还是一百年，都能够比较着力于历史上某种具有共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质，即在所有的历史事件抽丝剥茧之后，其实质都是人性这样东西。正如在《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笔下的中国企业家们从一开始就被带上了某种悲壮的色彩。他们绝对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也一定程度上身怀了报效祖国的深沉感情，并且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是可惜在改变的过程中，有种种不可抗力。而所谓时代重命，在今天看来，他们也是承担不起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承担本身还是叫人动容。确实，中国的情况总要现实的看，当时太多企业家被顶上了各种帽子，而这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也是颇失精准的。所以吴晓波所做的，也是试图还给这些人一种公道，正如他在文字中讲的：“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可见，《跌荡一百年》的确很难说只是单纯的中国企业变革史，在这些企业背后，在这些企业家背后，也许确实存在一种民族精神。而在一些时刻，重提这种民族精神，未尝不是一招好棋。　　　　

将熊熊一窝

列宁同志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可是问题是现在偶们记性都好差的。一百多天前吃了三聚奶，刚刚义愤填膺的放下打倒三鹿的拳头，这么马上又来了蒙牛偷偷放谁也说不清的ｏｍｐ。能咋办呢？也只能是翻翻历史书，好好想象当年。用镜头里倚老卖老人爱说的话：老子走的桥多过路，吃的盐多过饭。好好看看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是怎样办企业开公司的。现在的企业家真是欠扁啊！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繁花落尽，只有香如故！虽然俺们这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百年老店，但是有些精神却是横穿百年，穿透了乌烟瘴气、泥沙俱下、明争暗斗、见利忘义的商场来到了如今的偶们面前，那就是说了几千年的“道”“义”。简单两字，浓浓荟萃了所有的制胜法宝、金玉良言、锦囊妙计、金科玉律。所以，做公司不能太ccav，做公司不能太蒙牛，做公司不能太百度。

商业史

最近刚刚读完这本书，作者能把中国商业脉络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阐述，很了不起。整本书读完，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在中国近代工商业起步以来，国家主义和民营自由主义总在此消彼长，然而大多数时期民营经济总被外资官僚资本和国有资本压榨，生存艰难。这些商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吴晓波的思想让我对现在中国经济也有了肤浅的思考，官商思想在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商业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如今的中国不也是依赖这样的商业思维来管理经济吗？但是效率何在？

历史的车轮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北岛《青灯》这是一部不断被提起又不断被遗忘的历史，一段堪比三国演义般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历史，一段国人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辉又耻辱的历史。它固然如教科书上所说那般充满了黑暗和混乱，但时势造就英雄，在那条汹涌的黑色历史河流中，闪烁着千万名民族英豪的荣耀与泪水。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作者吴晓波）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所谓中国崛起，不过是应景之语，但从当年企业家的顽强不屈呕心沥血的民族精神来看，一切又如此的必然。这激荡的一百年，从鸦片战争的梦醒开端，从曾国藩死前第一批学生赴美考察学习，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兴办实业，到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大小工厂除少数西迁外尽数被毁被占，民族航运家们要么毁家纾难沉船堵长江要么如民生公司“冲到前线”完成了中国版敦刻尔克般的宜昌实业大撤退。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管历史书中如何诋毁李鸿章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谁也无法否认他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开端式的贡献，其中最得意的一笔莫属轮船招商局，在买办唐廷枢、徐润、以及后来的郑观应的带领下，其一度打败外资的怡和和太古，稳坐中国航运的第一把交椅。中国企业家在税收政策和资金技术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战胜外资企业赢得市场的例子其实相当多，状元商人张謇的纱厂和面厂，荣是兄弟的庞大实业帝国供应了中国一半的面粉和纱布，范旭东的自主研发勇夺世界金奖打破列强封锁产品远销海外的永利碱厂……但商人的能量其实不仅至此。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投身国家建设，张謇、卢作孚等建设出全中国头等的模范城市；范旭东痴迷科技自主研究出制碱制錏等先进技术誓死不让列强染指；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当时中国所有的新式教科书并发行了几千种万余卷传统书籍，工程好比《四库全书》，以一己之力存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精华，并主持出版《词源》开了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年图书出版量；慕藕初从美国学习先进种植和管理技术回国建厂成为棉花大王，在身为民国工商部次长之时，编订了《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在抗战初期他改善技术为后方提供大量纺织品，死后挽联为“衣被后方”，平生喜爱昆曲，为昆曲保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洋陈嘉庚，宁可产业抵押也资助筹建厦门大学和家乡建设……商人自建商人联合会，共同进退，积极参与地方和城市建设，民族危亡之时多次团结起来号召抵制日货宣扬国货甚至毁家纾难，然而他们的下场却都如出一辙——一个个家财散尽郁郁而终。这也许是时代的悲剧。国家政权不稳，连年内战外战，世界上经济危机不断，波连甚广，羸弱的民族企业往往难以抵御。红顶商人胡雪岩，晚年在生丝市场上与列强展开商战，一场豪赌之后家破人亡；张謇一心建设南通参与政事却在军阀混战和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宣告破产。荣氏兄弟几经宋子文孔祥熙盘剥，最后苟延残喘，几家工厂都在日本侵略时被毁被抢。张公权的中国银行，被宋子文孔祥熙和杜月笙联手突袭，最终被“收归国有”。然而当权者得心态和政策也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毫无光彩可言的刽子手角色。盛宣怀攒班夺权，力主国营，把包括轮船招商局的众多官商合资的洋务企业收归国有。但国有者不善经营，贪污腐败横行，致使稳坐中国航运第一把交椅的轮船招商局贱卖列强，汉冶萍钢厂被骗走……盛宣怀晚年一心抓铁路和能源建设，宁可举借大量外债也不许洋人和民族企业入股控制中国交通能源，最终群情激奋四川保路运动一起，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倾覆。后来的孙中山，袁世凯，以及各路军阀也视商业为摇钱树，能入股则入股，能强占则强占，民族企业危如累卵。最终压倒商人这个阶层将之大为一盘散沙的还是蒋介石的政府，其两位国舅宋子文孔祥熙伙同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张啸林，在几次内战中乱摊派逼捐钱，后来不记后果的发行国债，大搞金融投机，与豪抢无异。宋子文作为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起初还同情商人，在日军侵略东北时联合商会号召抵制日货，增加日货税率被逼迫下台，然而不久再次上台后则与其继任者孔祥熙一起狼狈为奸，致使商人阶层彻底丧失组织和话语能力。历史的车轮不断旋转，“收归国有”的进程却从未停止，从盛宣怀到孙中山蒋介石到M*Z*D，冲在现代化第一线的民族商人一直充当了历史的炮灰。也许，我们应该在这一场场“国进民退”的悲剧中得到一些启发。

民族血与泪

学习以来一直不太喜欢近代史，因为古代史都是那么让人激动亢奋的，而近代史是民族的屈辱史。我很少看历史题材的书籍 这本算是一个例外，也不能算是我看的。全书2部我都是在晨跑的时候听完的。很感谢吴先生能够把历史书写的这么耐人寻味哦。听完全书我就在深深的思索中，是什么让我们民族经济发展，又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经济衰败呢。在这短短的百年中各色商人也好资本家也罢 亦官亦商也罢。无不是在为自己的私利而游走。像民族实业家张謇，华侨陈嘉庚 这种怀着报国之心 拥有这民族大义的人真是妙廖无几。说到底不是资本家 不是官商 也不是侵略者让我们的经济衰败，是我们自己 我们缺少的是民族之心 我们缺少的是民资之魂。

以国家的名义与民争利

我在从杭州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读《激荡30年》，读到97年，邓小平过世的时候，不觉潸然泪下，眼泪在颠簸的汽车上滴答到书上。此后，大约我对这套书的狂热持续了3个月，向每个和我见面的人，推荐《激荡30年》，如果更熟一点的朋友，我会推荐《新宋》。从一个国家的脉络里，看到作为国家皮毛的商业企业的命运，及被这些企业附体的企业家的人生。当然，我也同时收藏了《跌荡100年》，但是没有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问冯仑：“你很喜欢纵谈古今，如果让你穿越历史，向一个古人发问。你会找谁？问他什么问题？”很惭愧，冯仑说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人的名字，“虞洽卿”。读跌荡100年的时候，看到天杀胡雪岩一节，我稍微掩卷休息了一会儿。再往下，是盛宣怀。李鸿章在签马关条约的路上，经过上海，去会面的门生。分别前，李鸿章说：“协议成，我必死。”签署条约的第二日，李鸿章去世，死时双目炯炯。李鸿章洋务弟子盛宣怀，算是清政府国资委主任。为了清政府在核心资源领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奔波一生，与洋人、与商人、与百姓打了一辈子仗。他认为他忠心谋国一生，最后被《清史稿》盖棺定论为“误国首恶”再往下，吴晓波浓墨重彩描绘的，冯仑想穿越时空去问的“虞洽卿”登场了。虞洽卿一生商业经历，帝国晚期、军阀混杂、蒋介石清洗、抗日沉船。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过世。中国的历史，是“政客”“军人”和“文人”的故事。没有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戏份。

历史无奈的摇摆

作者不断追求，却发现中国历史在对待国企、民营及外资上的一次次摇摆。 这样一个结果，吴晓波或许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企业史，不只是期待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企业史。讲述企业和企业家的故事。未来中国，是企业时代和企业家时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企业家闪耀星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制度逻辑和商业逻辑的矛盾贯穿了整个一百多年的商业史。在这一百多年里，有农民起义，有外国入侵，有维新，有革命，有割据，有统一，有共和，有独裁，有封建，还有阶级。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却是慌乱得很呀！资产阶级就像是在坟头上长着的一丛草，每年都会被割个一茬。而资产阶级本身，长在青黄不接的地方，而且还畸形发展严重。但是在这本跌荡一百年里，我看不到资产阶级的努力。盖因为资产阶级太弱小，亦或是太胆小。资产阶级局限于自身的视野，不努力去改变这片土壤。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比自身更落后的官员和军人身上。畏惧强权之下，有的做了同犯，有的学陶渊明采菊东篱。本来资产阶级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弱小且胆小，最可恨的是无行动。这本《跌荡一百年》，不仅仅是一部商业史，更是一部商业角度的历史。

跌荡一百年

很不错，客观的讲述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变革历史。审视当年的各个企业富商的经历及社会职责角色。又从这些商人身上追根溯源，找到现在商人的影子或者前身原型。不错的一本书。值得一看！

无奈的岁月

已经很久没有读过这么客观的书了，就像没有包裹任何身外之物在沙漠中跋涉，痛苦却不能呐喊，我们不一定要当它是财经类或者任何别的分类来阅读，只要是愿意更加清醒一点，就能品味其中苦涩和无奈，不管是多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在时代里浮沉的企业，都竟然躲不过历史赋予它的责任和命运，虽然有过抗争，其实都不能跳出时代的影子，只能沿着时间发展或者湮没，任凭睡都逃不脱。

可叹的是，郑观应描写的这种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绝

郑观应对此也洞若观烛，他对盛宣怀说：“铁路不归我公接办，铁厂事宜即退手。”他还观察到当时的一个现象，各地官员们非常乐于采购国外公司的铁轨，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货质量好，实质则另有猫腻。“盖购于洋行，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隐秘，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可叹的是，郑观应描写的这种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绝

动荡的百年经济，困惑的中国商人

读完跌荡一百年的上半部，深刻感受到了在动荡中的中国商人与政府的悲欢离合。中国商人的地位从清政府的末期到明国的前半部分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传统的士农工商转到政商工农，由此可见地位的变化。吴晓波给出了一个假设，也许中国经济没有政府的干预，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了，经济的发展要远远超出当时的现状。但是，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政府对商业的控制，自古就没有送过。所以，商人对政府的感情可谓是左右矛盾的。只有极少数能在两者之间徘徊，而结果却常常让人唏嘘。由于中国的动荡造成了商人有种墙头草两边倒的感觉。但这也是出于无奈。商业需要一个好的，平稳的环境。在但是中国的环境之下，唯有依靠比较强势的政府才能够可以生存下去。吴晓波在本书中也帮了商人进行了平反。让人们看出中国的商人并不是见利忘义，在危难之际商人们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如卢作孚的壮举，让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在国难之际，商人们捐款支持各种运动。不管商人们多么精明，无奈最后还是被政府耍了。宋子文孔祥熙的政策让人发指！可怜的商人们只有钻进圈套，任人宰割。面对恐怖的政策，商人们的力量显得那么强大而又那么薄弱，最后竞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下场这本书让人感慨：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够办好实业！

历经沧桑的年代企业家背后的故事

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历史的当头，又有哪些企业家的身影呢？他们又作了什么？让人充满好奇，这也是充满着读者阅读的期待。这本书是本好书,讲述了中国那些历经沧桑的年代企业家背后的故事。

花开在眼前

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眼前只知道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我痴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花开在眼前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牵手想明天每次我总是临风轻哼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眼前只知道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我痴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只知道花开在眼前只知道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我痴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 *************************** 不知道为何，在看完第一集《激荡-1978-2008》，片尾这歌在耳机里响起的时候，我不自主的发了一下怔，正准备term上水木JOKE版的手也不自主的停下来了，静静的听完了这首歌。 着实没想到这样一部述说共和国这30年经济历史的纪录片居然以这样一首歌结尾，然后看到吴晓波是词作者之一的字幕时，才忽而觉得很自然，这就是吴晓波的风格，诗意的见证，思辨的回忆。 前段时间刚看完他的《跌荡一百年》上部。书中的教科书似的内容和语言有点让我失望，可以想象吴在出版社等商业利益的催促下，是多么匆忙的完成了这本他完成2部《激荡三十年》后向读者许下承诺的新书。然而在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却是吴晓波骨子里的话，一句让我相信这也是一部他试图去用心写的书的话：“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在砸向门环。” 1870-1977，1978-2008，两段夹杂在大时代变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史，多少个已然逝去或者淡出我们视线，抑或是依然盛名在世的名字，登上或者登下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有人慷慨激昂，有人蝇营狗苟；有人民族大义，有人一己之私。然而正是他们，有血有肉的他们，构成了这幅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画卷，小人物，大人物的命运，夹杂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中，或沉或浮，亦悲亦喜，引得我们这些虽未经历过这段曲折的经济史的人，唏嘘叹惋，心潮澎湃。 第一次开始关注中国的商业史，是因为那部《乔家大院》，乔致庸一生的起起伏伏，无处不折射出国家的命运，历史的洪流。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乔致庸，他们构成的商人团体，在中国近现代的巨大变迁中，是如何扮演他们的角色，是如何企图推动他们所希冀的社会进步，又是怎样被同处一时代的其他的更大的洪流冲散，最终只能无奈的随波逐流，或附身于复杂的政治漩涡，或偏安于社会一角冷眼想看，或保持了一份倔强为理想默默努力。 这一百多年的商业史，是一部商人们与国家力量争斗、妥协、博弈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仔细梳理，居然发现历史的发展竟是如此的相似，民营资本、国家资本、政府三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或互相依附，或互相角力，竟然贯穿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商业史，直到现在，整个社会依然在为如何平衡此三者的力量而争论。一百多年了，我们至今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制度，让这几种力量获得平衡，让它们协力发展。是制度的缺失？是思想的缺失？还是一个能够破旧立新的英雄的缺失？ 经常问自己，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吗？如果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具备了商业精神，一种尊重契约，崇尚制度的精神？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这种商业精神，怎样才能走进商业社会？ 或许，我们应该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考量这个问题，制度从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理想，去促使我们建成这样一种制度？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命题了，不是我等偶尔装比的凡夫俗子所能“考量”的了。 不过，我们确信的是，我们并不为这问题的答案迷惑。翻开中国的历史，商鞅、赵雍、王莽、刘晏、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以及给我们带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这一长串绵延古今的名字，以及他们名字背后的更多的无名的人，都证明了我们不缺乏来自上层的改革者破冰者，虽然他们改革成果各异，但我们确实能看到同一种精神，看到他们在面对一滩死水的国家时候的所做所为。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源自社会中下层的名字，远的有郑观应、卢作孚，近的有凤阳小岗村那18位勇敢的村民，温州的“八大王”，步鑫生，年永久，刘永行刘永好，鲁冠球，王石，柳传志，李东生，唐万里唐万新。。。。这一串更长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了一股蓬勃的从下向上的改革力量，他们或从体制外或从体制内，迈出了自己的破冰之旅。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无名的人，在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谋生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为国家的破冰启航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让我联想到了初春时依然冰冻着的长河，从上面看河水一片死寂，依然冰封，但从水底看去，来自底层的湍流已经充满了活力，这股湍流，代表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必将逐渐融化上层的坚冰，最终喷薄而出，融入到春天的气息中去。 花开在眼前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牵手想明天每次我总是临风轻哼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我想我似乎体会到了吴晓波写这首词的心情。历史的画卷还在慢慢向前打开，我们这代人已然从画的欣赏者变成了画的作者，我们手中拿着画笔，我们可能有人会画得不是太好，但我们能确信我们画的不会是枯草败花，我们的画笔将蘸上春天的颜色，当许多年后，第二个第三个吴晓波再度试图为那时候的人打开我们这段历史画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将是一副百花绽放的春景。

左右？徘徊？本就如此

好想记录52天（回到世界..）的感觉..于是有了语录..决定写下的..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瑞典诗人 托·特朗斯特罗莫一本已打算回家..后想起吴晓波的新书已出..决定和妈说不回家吃饭...依然先奔向烧饼店..叼起烧饼.走向图书大厦,好久没踏进这里..自从有了卓越和博库拿起书..最后一口烧饼...走向2楼..吧区..依然淡淡的美式冰咖啡（其他的不会喝）坐下..先翻了下300页..呵呵..习惯了的编年体..和激荡一样..拿起就坐下着到完结.于是一直到了关门..结果还有30页..听着一礼拜前豆瓣好友推荐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ps:中午的事挺逗的...装纯....看喜洋洋..果然童趣..不过比赤壁好多了 二延续激荡的风格...我迷入其中..随着大提琴的旋律..应说我是一个超级菜鸟..白纸..但是旋律仅仅是旋律让我随着它的历史,从1878年慢慢翻阅着这是一部商史..中国的激荡历史..左右？徘徊？本无所谓和谐..因彼此的存在,而车轮继续..本没有左右之分,而严肃深情。他是否在回顾时也有同样的痛苦群体的徘徊，左右的眺望..作为著书者..在各种角色之间变幻已是不易..当你将其以史而记时..褴褛的当时,当事又是如何？百年的乱史..商史,商思..何其复杂三左右？徘徊？也许本无左右..徘徊..只是来回着而你还是往前走..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荣氏，孙文，蒋介石，宋文...谁人能左右？谁能徘徊？他们只是迈着自己的步子而已　　序言 【题记】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2008年8月8日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日，在漫天烟花中，改定《序言》。

不一样的近代史，不一样的敌后抗日战线

吴晓波老师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在刚开始阅读本书时，我还在怀疑晓波老师为什么又要絮絮叨叨的如同历史教科书一般再讲一遍精简版的中国近代史，看到后来没想到笔锋一转，向读者展示了近代史上最被我们忽略、最被妖魔化的一个阶层——企业家。从曾国藩、李鸿章和盛宣怀开始，中国近代史上从来不缺商业人才，晓波老师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是在描写过去，却一直对比着现在，他让我们看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对决从这个概念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也写出了“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这样点睛的句子。在我们学习的历史教科书中，企业家们始终是背着原罪的，他们赚的是劳苦大众们的血汗钱，是一个背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吸血鬼。但是，他们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在我看来，他们失败在了与国家争利上，中国人一向认为国家挣钱是理所应当，作为个人，你凭什么就靠着把一件商品从地点A卖到地点B就可以赚钱？何况那件商品还不是你生产的。他们永远站在道德的低点，承担着所有的骂名。甚至国民党都被描述成他们企业家阶级的代言人。可事实是什么呢？所有的计划经济真的只是社会主义的专利？这两党争了这么多年骂了这么多年，有想过二者之间实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吗？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真是悲哀，“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政治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借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句话：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百年以来，唏嘘不已。当看到抗战相关的那几章时，我深深的被震撼到了，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宜昌大撤退”，也从来没有想象过企业家们自己凿沉轮船封堵长江的悲壮，宜昌大撤退中的卢作孚，淞沪会战中的虞治卿，这一个个陌生的名字，映射到我脑中的只有震撼和惭愧，百十年后，他们已经淹没在滚滚红尘中，挥一挥衣袖，未带走一片云彩。最后用顾准大师的论述结尾（当然也出现在本书中）：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揪心的企业史

从浩荡两千年读到了近代史，依旧精彩！吴晓波的企业史，出发的视角独特，将企业家放在了历史的潮流之中，揭示了企业家本身的一些弊病，更多的则是不为人知的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好的历史，让人读出历史的必然，局限，还有人心的不变。

激荡的吴晓波，跌荡的百年史

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吴晓波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次呐喊。激荡的吴晓波，跌荡的百年史 文/陆斌2004年的深秋，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与吴晓波在宾馆里对坐闲谈，席间王石问了吴晓波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却促成了吴晓波在之后的宏大创作计划，在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后，吴晓波又追向历史深处，在最近出版了新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上卷。事实上，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中，有些问题一直是众多企业家心头的疑问——如同王石的疑惑一样，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30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态，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还有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同样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尽管关于中国历史的图书早已汗牛充栋，国内外无数学者专家均从不同角度探寻过答案，但结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到，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历史上的企业家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而这也构成了吴晓波新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主要线索与记述内容。因此故，一些尘封百年的泛黄记忆再次浮现在世人面前，却与现世如此迥异：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像海平线尽头那个缥缈的风帆远影……还有研制出了精盐的范旭东，沉船长江的虞洽卿，棉花大王穆藕初，银行家张公权，以及“中国船王”卢作孚，或者一直被认为是恶商丑辈的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等等，一批批连最年长的人都要费力记起的人，又在吴晓波的笔下重新出现。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一个沉重的回忆，而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更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国家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吴晓波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次呐喊。而在书中，他得出的一些结论也很耐人寻味：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2.在过去的130年间，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惊人的一致。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有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吴晓波列举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3.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些观点，却可能是过去的真实再现。(刊《出版广角》2009年第2期）

中国之路，且行且珍惜

人生百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有的青史留名，有的遗臭万年。早先对百年前的商界一无所知，以为那只是个政治动乱的年代，兵戈铁马，人心惶惶。读吴晓波的书，讲起民国时期的工商界，多有侠肝义胆热血报国的才俊故事，如船王卢作孚沉船抗日，状元张謇弃政从商。百年前的中国，士大夫精神犹存，企业家运筹实业，胸怀天下。读这些人的故事，心潮澎湃，仿佛置身于彼时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又不免对当今世道心生惋惜。现国运日盛，却人为财死，再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企业家故事。物换星移，激情澎湃的年代已经过去，这是感想之一。往上追溯，今日之企业、之名流，有些颇有来历。招商银行源自清政府盛宣怀一手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荣智健祖父荣德生乃民国第一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本应百年历史，可惜中途折断，委实可惜。要说如果，如果没有中断，上海证交所本应百年历史，中华遍地都是百年老店。30年代就有了扶手电梯的永安百货发展至今会如何？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又会如何？假设不得，徒增伤感，这是感想之二。梳理中国的近现代史，惨淡者居多。中国之路，且行且珍惜。

本应该更好的一本书

客观地说，这本书水准还是相当高的 吴晓波再次展现了他所具有的惊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准确直接的描述出了中国商人和商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特别是对近代因洋务运动而产生的企业和出自草根的企业的发展逻辑和方式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商业的发展模式相比较，让人印象深刻 同时对于政商关系和商人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价值，也做了出色的分析 但是，这本书本应该可以是更好的一本书的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吴晓波的勉强和吃力 毕竟一百多年的历史，完整的写作时间似乎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样子 所以整本书有一种明显的生涩感 阅读的时候完全没有找到当年看激荡三十年的那种流畅感 而且整本书过多的引用了剑桥中国史的评论，虽然剑桥中国史是套传世不朽的名著 但是这样单一的使用某一套书的观点，多少有失偏颇 同样也可观的反应出了吴晓波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陌生 最后挑一个小错误 剑桥中国史的冠以剑桥二字是因为这套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而不是因为这套书的主要作者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编写的这本书 剑桥大学出版的大量的历史丛书，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或剑桥古代史，都会冠以统一的剑桥XX史的名字

其实就是在鞭笞那只手

读一本书，别掺杂太多阅读的所谓小心情。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中国商业一百年，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如走马灯一般轮换的政府——那只贪婪、肮脏的手。中国商人一百年，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如走马灯一般轮换的政府官员——那只狡诈、无耻的手。是为经济；实为政经。

看的我热血沸腾

中学时历史书上近现代史就是不停背诵1、2、3，什么意义什么导火索blahblah，真真让人生厌看过网上down的激荡三十年txt，立刻就会喜欢这个作者，我愿意相信他是花费了很多心思整理历史。于是从青番茄上借阅100年来弥补我历史常识的缺乏。那些实业救国，形形色色的不同实业，基于科研，不断创造，企业家以自己绵薄之力对抗外企，woo~比一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更激荡人心。非常之向往那些独立自主抗争的精神，还有人文国学底蕴。好一个自由的时代。关于抵制日货。经历过的抵制日货我都漠不关心，看着周围的群情激奋也不能理解。因为我不信任我看到的历史，太空洞，透着编造。但书里写道具体的商战，那些压榨那些侵略，恨一声政府无能。抵制日货后我们应该买什么？支持国货是很多人的选择，什么样的国货真正应该被支持，我需要一些理性思考。

国家稳定对企业的意义

通过电子书看完全集，尽管是企业的商业历史，然而谁能分辨开那是纯粹的经营个体而不把国家民生命运联袂交织在一起呢？“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淞沪会战时，日军与抵抗的十九路军在闸北和沪东一线展开激战，荣家的几家工厂都在战区内，均为日军攻击的目标。” 　　“8月13日，申新五厂遭到攻击，中日军队在厂区附近激烈交战，工厂停产，日军占领厂区，所有设施全部被毁。随即，申新六厂、七厂被战火烧毁，多部机器被日军拆毁；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为办事处和军用材料的仓库。日军轰炸机向设备最为先进的申新一厂、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险遭不测。日军把纱料当被子，把机器和面粉包当掩体。 ”读到这些情节，我深感国家的稳定对企业的发展多么重要，现在我们在寻找什么伟大的企业，往往忽略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前提竟然是国家的稳定。从后面的继续叙述，国家的政策安全转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然通过大量的史实，企业在为了自己的生存，正如人求得生存的渴望一样，都会超道德帮作出以后我们视之为原罪的行为。这些幸存者漫过那段沼泽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与胆识，从某个角度看是比空谈道德更加有价值。也许宽容点用我们生存的世界本身就存在缺陷作为解释吧。此为第一启发点，不要要求我们的企业完全守住那个虚伪的道德，不要忘记杜月笙为了阻挡日军深入追击，也会主动沉船断江，更加不要忽视张公权违背政府命令，全力化解银行的挤兑。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我们象花边新闻挖掘一些上市公司原来第一桶金的由来，冷言冷语，实在国民劣根性质所表现。后面的章节是国家价值形态的全民性扭曲，不适宜过分分析。唯一可以说明一点，乌合之众是心理暗示的负面应用。群体的反醒，需要很基本的心理学原理进行判断就可以做到，可惜我们偏偏没有做到，所以愚昧甚或凶恶的行为就出现了。企业利用这些乌合之众的原理，莫过于三株口服液、中华鳖精的运作。就算是今天，我们的观察到还有这些当年影子的出没。可悲不已。当然乌合之众的群体是最赚钱的行业。把这个观点去寻找赚钱的行业是百试百灵的。目前的房地产就是特例。响应作者的笔调，我是带有悲情看完他系列的作品。相信看过后，我们也觉得那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以后国家、企业究竟选择什么的步进完全是个未知。如果偏要令自己乐观的看，我认为中国应该很快在新技术新能源方面作出令世人瞩目的功绩。原因是幼稚的推论：我们生活在没有技术含量的岁月太漫长了！上天对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当赐予相对多一点关爱，谢谢上天。希望我们这一辈人在安定的国家环境下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有些书，有些人

因为我的最近兴趣，他的书又放在案头，不过确没有完整时间来看的，东一块，西一块。然而有些人有些书是会给人感到亲切的。吴晓波在财经类的作家当中是国内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了。国外的大佬太多，需要时间需要功夫，且现实告诉我不要去攀比。而看他的书，我常常会有种熟悉的味道在里边，仿佛我想做的，我想写的，大抵也就如此了。再加上其人其事，若有名望如此，快意快意！希望有一天——本人能有机会，每天完整阅读两小时，再写些这样子的书。提个建议：质量比激荡下降了不少。那种“冷峻的激情”多了点冷峻。

吃肉还是食荤——小议《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吴晓波大锅锅写完《跌荡一百年》之后，接受了经济观察报BUSINESS REVIEW单元的专访，这期题目搞得煞是宏大：商业的回归。本来计划今晚是看看工具书的，却被这篇文章弄得思绪乱飘，收不回来。也就跟在他屁股后面鬼扯一下!不得不说，小哥的见解还是很有突破，特别是对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律师阶层与银行家阶层的定位，都很有意思。大意就是说企业家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但是价值评判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识分子阶层不成熟，比如讲求法治的律师阶层的缺失，企业家阶层中的自律性，缓冲性阶层银行家业缺失，所以在阶层是式微的。就像张飞一个劲的往前冲，本来该有刘备和诸葛亮在旁边制约着，不要太鲁莽，保证进程的可控性，但是一个还是耕田，一个还在卖草鞋，都不务正业着呢，所以，现在张飞受着世人的责骂。但是，通篇貌似都有一个基调，就是企业家千好万好，又被穿小鞋，所以得为其不公正的待遇鸣冤，痛斥网络舆论为暴民化的发泄口。这个····额····有点自诩为精英阶层的感觉了~巴特，再转折一次，他在研究这一百年进程的时候，提出繁荣与分权的关系，这倒是又很是精彩，就像用计量证明了某个经济学原理的普遍性一样；（插叙，在古田参观时，看到毛同志也提出过红四军争论中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很好奇后面夺取政权了，他又是怎么想的）特别是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制衡，在现阶段确实非常有探讨的价值，创新都来自于宽松的环境，宽松的环境来自于竞争的外部溢价，所以······他既然都看到这步了，从逻辑上推演的话，应该说会知道所谓的仇富应该是特色制度的畸形产物，那么对网络的见解，难道是隐晦的说着反话?!他又说过，越是离政治越远，商业越是活得长远，难道因此才学到应该小心的绕开那些可能的雷区？这又与他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呼唤相矛盾，这是吊诡啊~所以总结性的来说，感觉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您是吃肉，还是吃肉呢，还是吃肉啊？~

摘录

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刻，企业家们的事业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蚕丝在大风中飘荡，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跟那个时代中的每个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在长江沿线，一艘又一艘装满乱石的铁船自凿沉沦，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沉船"是一个极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国企业家在家国存亡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秋风宝剑孤臣泪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291页的书。许是纸质的缘故，拿在手上它显得轻飘飘的。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深黑色的封面与封底，以及由作者亲笔题写的五个苍劲的大字：跌荡一百年。其实更为沉重的感觉隐藏在书页与书页之间。自从吴晓波不再沿袭激荡系列，而是悄然用跌荡两个字来替换，一阵悲凉的气氛已经不知不觉笼罩了阅读者的心绪。那个在教科书中被称为“软弱”，“两面性”，“唯利是图”的一个群体，随着阅读的过程像画卷一样缓缓展开。这群被摒弃在人民群众之外的人们，经历着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样的遭遇。相比于近百年后的追随者，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们多出身于精英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更早具有国家的概念和忧患的意识，也更早脚踏实地地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担，虽然在不断的重新书写后，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在那个以掌权者为中心的历史潮流之中。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事实注定了这个国家最早的工商先驱也必然是官员。这群社会精英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把天下兴亡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太平天国平定后骤然由乱到治的局面赋予才华横溢的他们以无比的信心，似乎只要动手去做，现代化的前景就在眼前，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片在西方眼中落后贫瘠的土地上涌现了多个大规模，大投资的企业，五十年后，这个兴办大型国企的浪潮戏剧性地再一次，也许是再二次再三次地重复，历史就这样一次次地走着圆圈。今天再回头，当年的那些荣光，连凭吊的遗迹也很难再寻到。其中命运最好的应该算是江南制造局，它的地址上正在建起世博会的一系列展区，用以在一年后表示我们的人民第N次站起来，模范城市南通现在只不过是苏北的一个小城，而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早已无迹可寻。读到这一段时，我正在安庆，那个新兴旅游热点天柱山的脚下。五一的假期吸引了无数来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人们，开着私家车扶老携幼地来欣赏山上随处可见的绿树，路边杂乱丛生的青草，一边抱怨着城市的嘈杂与喧嚣。窗外雨淅沥沥地下着，延绵的山脉在远处轻柔地起伏，隐藏了一个个旅游者们看不见的小村庄。我刚刚从其中的一个村庄回来。踩着雨后泥泞的小路，我们是帮一个教育基金会去做回访，以确认他们的支教资金正确地送到了正确的受助人手里。汽车在乡村公路上驰过，空气如洗过般清新，山脉和田野都在身后静静不语，除了路边三三两两的小饭馆和汽修铺，一切和百年前区别不大。从当地教育部门指定的那户人家出来，我们在村前屋后又徜徉了几分钟，希望找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一群妇女正在一块空地上聊天，我们凑过去打听一个学生的名字，迎来的是一组狐疑的目光，“你们是干什么的？”于是赶紧给她们看我们的胸牌，连比带划说明我们的来意，不敢说得太多，因为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农村社区，其中一家凭空获得若干的金钱，会对他们的社区人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站在她们面前，我陡然感到一种遥远的距离，那不仅仅是语言不通的结果。我们和她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每个世界有自己的规则，就算她们知道些什么，我相信她们也不会说的，何必为了几个侵入者一样的“外人”毁掉自己的社区生活呢？那是一种非常无力的感觉，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面前，满腔热情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成效的感觉，就像那些百年前的工商业先驱。这些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出在安徽，经过合肥时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并没有去拜谒他的陵墓。引用《跌荡一百年》里的一段描述，“遥想59年前的1842年的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阙，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制度的框架下，他一生所作的努力，练兵也好，海军也好，机器制造也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一个裱糊匠”。大厦将倾，李鸿章再怎么竭力支撑，也是无力回天，他的身后，是一系列他签下的条约和长达百年之久的骂名。秋风宝剑孤臣泪，那是个悲凉得令人难以自持的往事。也许不仅仅是往事，读史时我们总觉得似曾相识，从王朝的更替循环到个人的命运起伏，“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回到上海，发现到处都在纪念五四，那个九十年前，精英们一腔热情，试图从口号上改变这个千年帝国的尝试。——————————————————闲来无事，仿许知远一篇。

《跌荡一百年》VS《建国大业》：“打虎”事件太片面

很多朋友看了《建国大业》以后说，里面有一段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没打成功的故事，跟现在当红的图书《跌荡一百年》书里是一样的，但仔细看过书的人会知道，在电影里仅仅看蒋经国打老虎没打成功，那只是一个段面的故事，电影告诉你一个答案：国民党很腐朽，所以人民抛弃他了。但为什么打老虎打不成功？也许你会被告知，因为孔祥熙和他儿子孔令侃很强硬，为什么他很强硬 ？从制度角度来讲，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一天生成的，就是一个政治上的逻辑，但是有一个大的误区。从晚清开始到国民政府结束，官员经商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同时我自己家里开一个私营企业，那是被允许的，甚至我是官员、我是总理，我自己都能办企业。晚清时盛宣怀要办中国第一家交通银行，没有国家批嘛，他就给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也就是一帮总理，给王文昭写信，王总理，兄弟我想办个银行，你得批给我，如果你批给我，我就送你500股，王文昭说，非常好，银行可以办，股我也要。到了民国时，国民政府被打到重庆去了，有一次南洋的一群商人募了很多钱捐给国民政府帮他们打日本人，带头的那个就是陈嘉庚，厦门大学的创办人，他也很厉害，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他跑到重庆住到一个宾馆，别人对他讲，这是重庆最好的宾馆，很堂皇、很漂亮，问老板是谁？一问老板是孔祥熙，陈嘉庚就写日记，我们都是受过英国教育的，一个总理怎么能够开宾馆呢？如果开宾馆，廉政公署肯定要去查了，中国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认为别人告诉他的是一个秘密。第二天他碰到孔祥熙，孔祥熙来看他，他们说，这个宾馆是你的，是你的吗？孔祥熙说，是我的呀，我带你参观一下，而且不只这个宾馆，还有很多厂矿、报纸。他们一直认为这是正常的。 来看现在的中国，至少这点是进步了，至少没有一个官员当了市长、县长以后家里还开一个烟酒公司。[img]http://www.xieso.com/workimg/20091030/200910301835396290.jpeg[/img]

没有稳定的国家环境，没有经济的繁荣

中国走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可是为什么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国家不稳定，先有晚清的腐朽，社会的动荡，哪来发展的机会。到了民国，在经历了一代代创业者和爱国者的努力，为中国的经济打下了薄薄的底子，可是日本鬼子来了，自洋务运动以来所有的努力都全部毁于一旦。所以经济要繁荣，要有国家的稳定。

不只是商业史

新颖的商业角度来解说了中国100年的历史。 从中了解的不只是商业史还有这100年的历史。 我比较赞成作者的平实的写作手法，虽然自己的观点少了点。 前一段在经济观察报上吴晓波和钱红关于吴敬琏传的论证， 就反应出吴晓波客观公正的态度。 而钱红更多的是纠缠于感情和泄愤。

这只是一个故事

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吴晓波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个编辑。原以为他在找寻答案，最后发现不过是堆砌文字。或许他曾经尝试从史料中挖掘一些什么，但到后来不过是复述一些不算真实的史料，不信你不妨读读关于第二部中“1919广场背后的人”。虽然这种史诗的叙述带来人悲凉的美感，但读完再回想，你从中得到的启示又是什么？莫非就一句沧海桑田？企业史在大历史的光环下模糊不清。此刻忽然想起冯仑在《野蛮生长》中最后的一段话“财经作家吴晓波写了一本书《大败局》，记载了中国几个典型的失败的民营企业的历史。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是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史，我看了一下，跨度较大，由于时间很短，采取新闻记者的一些写法……从写万通这部分来看，我认为他写的东西还不够贴近历史过程的真实，我觉得他应该再组织更多的人，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不要停顿，未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把民营企业的成功和失败都记录下来。”很显然，吴晓波并没有做下去，因为现在这种写法更便宜，也更不负责任。

商人因何而殇？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紫禁城朝堂上大臣之间关于官能否与民争利的辩论就无休无止，从那时起，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开始了长达四十年但缺乏互信的合作与博弈。与在近代化进程中同时起步的日本相比，清政府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日见颓势，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无遗；而日本在坚决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果断将发展经济的权限下放给民间，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甲午战败的种子，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就悄悄埋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得益于军阀割据对经济领域的管制鞭长莫及，中国企业家们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江浙皖、广东一度成为台风中心难得宁静的避风港；而在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对待江浙一带拥护他的商业集团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式的种种行径，昭示了那个时代商人群体的脆弱。他们从来都是在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残酷暴虐的军阀之间两面挨打，中国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们，数千年以降从来都没能成为政治博弈中有话语权的一极。我一直强调，法治精神来源于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能够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根源不在于宗教文化的熏陶，而在于中央集权的孱弱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孕育出强调人格平等、容忍多极博弈的政治文化，以及强调产权私有、尊重法律准则的商业秩序。中国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卫国人商鞅就向世人展示了如何把国家运用公权力管制经济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在史记中为商人立传的司马迁，竟然被后世的文化人鄙夷了整整两千年。延绵几十世纪的虚伪文化由此开端。无论哪朝哪代，官员们一边心安理得地将“炭敬”、”火耗“纳入囊中，一边对艰苦创业的企业家们百般刁难。即便功劳大如盛宣怀，也不惜在开办洋务的时候大搞内幕关联交易，聚敛了令人咋舌的财富；而一向注重名声的张之洞，也不过是不懂经济、好大喜功的迂腐官僚。盛名之下的晋商、徽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在被以各种名目敲诈之后，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被官府以惯用的手段落井下石，落得个晚境凄凉。中国一向不缺少高明的政治家，却一直很缺少优秀的企业家。错不在于企业家自己，企业家没有原罪。问题出在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看看当下，有多少人推崇尔虞我诈的厚黑学和帝王之术，又有多少人打心眼里服气踏踏实实创业的生意人呢？虽说人即是江湖，但发展经济、创办实业，投机取巧是永远走不远的，两者的关系不应本末倒置。几千年的洗脑最容易导致阶级的固化，而对待功名与教育态度迥异的徽商与晋商，也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条条大路通罗马，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才有生命力。虽然无所谓对错之分，但相对而言，我心里更喜欢徽商一些，因为在他们身上，更多地具有现代商业文明的气质。跌宕的一百年，映衬出企业家们脸上的无奈和沮丧，也彰显出中国人商业上从来就不缺智慧和决心。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这些商人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无论是爱国还是叛国，无论是为了利他还是自保，他们的面孔都不是简单的两个极端，有些时候，他们就像风中芦苇，随风而倒；有的时候，他们又毅然担当起那秀于林的那一枝。历经世事沧桑，朝代更迭，他们悉数陨落了，但庆幸的是，他们的传奇还有人记念和讴歌。

看完之后让人心潮澎湃

偶然间看到的一本书，没想到看完之后确是热血沸腾。如果说曾经的抵制日货是对中国民族工业的保护和反对外国对中国资本赤裸裸的掠夺，那么现如今呢？我们多少国产的自由品牌被国外企业也和平演变的方式给掠夺走了？我们也曾号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但是这种现象又持续了多久，恐怕连五四运动时期的三分之一效果都不抵，我们当然不能说那种政府无能时期的非理智行为是对的，但现在的一些“理智”行为就是对的吗？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的责任是重大的，一个政策、一个制度都会对民族工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现在处在和平时期，再回来看晚晴至1937年期间的事情，觉得是那么的愤慨和激愤

为什么写这本书？

1、国外：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民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2、国内：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时期，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 3、...从房价的高企不下到汶川地震再到三鹿事件...，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仇富——不宽恕——彻底冷落； 4、相伴产生的新生企业家阶层的自我反观、寻根和确认：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从何而来？以及走向何方？ 以上四个因素促使当下的中国财经文人，沿着国外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学者对重估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企业家角色的全球关照视觉，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作者在百年中国企业史（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的回溯中，看到了三个现象：一是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争论与选择，对企业家阶层的形塑；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及国家商业主义对其的干扰，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民众、文化传统）对其的影响。 他及本书的基本结论，在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中，是这样表述的：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他希望本书读者：不论是民众抑或精英，同他一道，在对历史的本质依然迷惑不解之下，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去看待中国的新生企业家们。（前言中说到的男三号，我想到电视剧《纸醉金迷》中的商人范宝华）1870年——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制度”重构不同，中国晚清政府为何选择“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在前言二，作者说：“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未来30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多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硬币的两面：器物层面的改良选择，即可以看作是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又可以理解为中国式伟大复兴所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第一步。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中国天然不是小国城邦（民众即可以成为一国之一份子，共识变革），国大则只能以官吏和草民为肌理、躯干进行很大程度的生理自持，当权者施行“无为而治”，若采取骤然的变革行径，身体反倒会先变割去大脑自己。而我们与另一个大国——前苏联不同（他们能够选择“休克疗法”），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多民族的联邦传统。这样，洋务派办实业，除了遭受“身体”观念上的困扰，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难题：国库羞涩，就只有采取一种被称为“官督民办”的方式，靠民间资本来办。这双筷子，也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其“自主独立”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不同于西方的刀叉的。

为商人正名

先激荡，后跌荡，再浩荡。吴晓波俨然成了民营企业史的代言人。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把祖国的未来活生生地培养成“背书的机器”，不需要有探索的能力，不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更不需要你有批判的精神。课本上说的是什么，你就接受是什么。先把你的思考能力和反叛精神“消灭”之后，便可以运用洗脑政策随意“强奸”了。可以说，我们80后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的历史课，作为一门文科类课程，他要求你记住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方法便是“背诵”——几几年几月，谁和谁创立了什么朝代；几几年几月，谁发动了什么暴动，推翻了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课本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冰冷的，毫无思想感情的，他们被脸谱化、单一化、刻板化。而且在几千年的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过程中，仿佛永远是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在掌握着历史发展的命运。其他所谓企业家、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被“边缘”到几乎看不见身影的地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政治家仿佛天生有大把大把的金钱和时间，用来策反用来搞革命。仿若金庸或者古龙的武侠小说，那些行侠仗义的剑客们从来都不会为金钱、生计而发愁，他们只追求武功的高超以及浪迹江湖的潇洒。（比如，我们的国父孙文先生，在教科书中，他是一呼百应的，他是不愁吃喝的。他心里除了革命其他事情都是可以一概无忧的。可是，在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中，我们却看到他是如何受困于单薄的财力，如何面对着窘迫的财政现状而不得不周旋于军阀、企业家之间。）更为“意淫”的是，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国民。一旦给某个历史人物定性，那这个人便或被“神化”或被“妖魔化”，永世不得翻身。比如晚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李鸿章，就是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几个条约，便被定义为近百年来最大的卖国贼，至今未曾翻案。当我们逐渐长大后，才发现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儿是碎片化的、片面的甚至是以偏概全、漏洞百出的。这时的我们，才终于明白，历史是由人组成的。既然是一个个人构成过往或辉煌或暗淡的历史，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应该是丰富的、全面的、富有感情的甚至是不断变化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从少到老，都处于不断成长和变化之中。我们每个人经历的那种领悟、转折甚至变节、背叛，他们都会经历。那些历史人物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冰冷的人名，而是活生生的、带有思想变化的。那些成绩卓越的人也会有迷茫与痛楚，那些遗臭万年者或许也会有自责或者愧疚。从这个角度讲，吴晓波可以说是给我们打开了历史的另一扇窗户。在历史的另一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在签订卖国条约时的无奈与挣扎，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光绪等当zheng者为挽救清朝统治所做的一切积极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在那个年代是如何从一个新科状元自甘转变为一个实业家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生追求民主的孙文先生，面对着财力的窘迫，是如何施压给企业家的。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些被称之为“吃人的资本家”们，在国难危急时分，又是如何挺身而出舍己利人的，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哪些人在背后毫不犹豫支持的。这一切都跟历史课本上的不一样，这一切都比我们所要知道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宏大。“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是在无限地接近。这是人类人认知的缺陷，更是人性悲哀的一部分。”吴晓波清醒地近乎悲观的看法让我们有些望而却步。不过，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那个遥远时代的“细枝末节”。在这本书中，他选择的主角是那些企业家们。“在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上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但果真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里证明，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如此的英勇。在那些国运衰退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好像是一群隐身人，即便是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基于这样的缘由，吴晓波选择了为商人正名——不管是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还是张謇、虞洽卿，不管是杜月笙、张啸林还是卢作孚、范旭东。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企图、他们的私利、他们的迷茫、他们的犹豫、他们的转折、甚至他们的变节都一字一字改变着我们过往对他们的漠视甚至是歧视。在他为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里，我们能看到，盛宣怀是一个如何身体力行的实干官商，张謇又是如何打破世俗偏见，从一个“高贵”的状元成为富甲一方的轻工业之父，虞洽卿又是如何在利益纷争的上海滩周旋自如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在国难当头，放弃私利实现“宜昌大撤退”的。我们更可以看到，我们近现代民族工业是如何从这一批人手中辛辛苦苦地萌芽起步的。出版业之父张元济、棉花之父穆藕初、相纸之父林希之、精盐之父范旭东......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对历史的遗忘、冷漠甚至践踏，使我感动深深地悲情，这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不过，吴晓波告诉我们的不止于此，比遗忘他们所开辟的物质、技术成果更悲情的，莫过于漠视甚至抛弃他们那种踏实实干的作风和兼济天下的情怀。比如张謇。在他所遭遇的那个年代，有人选择了维新改良，有人选择了暴力革命，而张謇则选择了实业救国。从后来的发展历史来看，维新者或许是为了达到自我利益的目的，而革命者则不过是一个阶级“黑掉”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游戏而已。这一切无益于老百姓，这一切无益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进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破坏者，唯有张謇的实干，造福了一方福祉。张謇创立的大生纱厂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就业，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办教育搞医疗搞社区建设。他们没有大喊大叫的政治口号，却有着比政治家们更加悲天悯人的情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应该忘记张謇，不应该忘记卢作孚，以及千千万万个像他们这样的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

好书，好文，好人。

用了半个月，将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上下》两部一一看完，若用一个字对这套书做出评价的话，那就是：好。好书，好文，好人。他用五六年的时间对中国的一百年的商业史进行了梳理，里面采用的了大量的数据与历史资料，尽量客观的还原历史本来的模样，他留给了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正如金岳霖所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下面对原书做了一些摘录，并加了少量个人评论。跌荡一百年——上原文摘录：1870—1937——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的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被人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调整。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人们予以警惕。——沃尔特•李普曼说：“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而在1873年出版的《救时摘要》中，郑观应写到：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初则学商战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作为社会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张謇写到：“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1911—1927——政局混乱如此，在很多人想来，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看，但是现实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事实上，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中，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依赖，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年代。在此16年间，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黄金年代”。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13.4%，1921~1922年有一个短暂的萧条，1923~1926年为8.7%。而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显示，1912~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领先地位。评论：从1870到1911年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巨变，从洋务运动到招商局的成立、繁荣与易主，在清朝统治的末期，然而中国的经济在外国的挤压、清政府的压榨下依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从招商局的建立、繁荣、易主直到最后的没落也体现了“官商合办”、“官督商营”的不稳定性，它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持续的担忧，在政局动荡的大环境下，又缺乏法律的约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会在“官商合办”中全身而退，谁也不敢保证是否有一天政府会因为财政资金的紧张而将民营股份收归国有。对私有制、对民营资本的保护制度不健全严重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而民营经济又是改善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最有力的经济成分。而随着1911年，清王朝结束，中国进入了一段长达16年的无政府主义时期。在这16年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同时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极大的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水平，有更多的百姓关注教育、接受教育，有更多的企业家投资教育、普及教育。同时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百年来文化的鼎盛期，以鲁迅、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影响后人超越前人的大家与作品出现，他们为中国的文化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切也许在于无政府主义、无中央集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在六十年间，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陈嘉庚先生，他倾终生之财力，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他的挽联上所书，上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行难”下联“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中国孱弱的外交话语权与内政治理权。消失的中央集权与各国列强的入侵使得国人始终过着敌人一等的生活，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商业活动中。而这也预示着，国人尤其是上海企业家阶层对于中央集权的某种向往，这也对接下来的蒋介石入驻上海滩做了铺垫。正如费正清所写：“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1927~1937，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蒋介石入主上海滩，这座当时已经排名世界前十的大都市，在这十年间，没有一个上海工商界人士不在后悔邀请蒋介石入沪的决定，因为从他带领军队进入上海的那天就已经注定了送羊入虎口的下场。《跌荡一百年下》1938~1977——上海沦陷后，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为以后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收集和暗杀汉奸等行动。——1928年，费孝通完成《江村经济》，强调“在农村设厂，规模会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应当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他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也看好中国乡镇企业的未来。此时，距今天83年。1938年，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首提“苏南模式”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1986年，费孝通来温州考察，撰写《温州行》首提“温州模式”。2005年，费孝通去世。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正如我们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中看到的，国营资本对国家经济的渗透及最终控制，始于金融，并终于金融。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完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来进行评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1939年，蒋介石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就在国民政府大肆将民营财产收归国有时，日本的侵华战争早已开始，但此时单单依靠国民党或者是蜗居大后方积攒实力的共产党都不足以对日本进行全面而有效的反击。因此国民政府开始了积极的金援游说。——胡适时任驻美大使，陈光甫则被委任为国府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他们竭尽所能，奔走斡旋为国家争取了最宝贵的金援。胡适当时自比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唯有为国拼命向前。1938年10月，他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陈光甫，背面附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还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关于文化大革命——陈祖涛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我的思想极度痛苦，怎么也想不通，经常彻夜难眠。‘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让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整我？为什么他们要整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就听任这些人的胡作非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会让那么多的人一下子丧失理性变得如此疯狂？再没有答案的情况下，我决心不再回汽车工业，我不愿意再见到那些有蛇蝎心肠的人。”——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十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评论：从1949~1977，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犹如两把匕首一样捅向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左右心室，更是让中国的整体经济与社会文明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在大跃进中，那一串串不切实际的虚假数据让我们知道了当缺少了合理性与科学性时，人们所拥有的只剩口号；而十年文革，更是让中国经历十年的停滞与30年的奋起直追只到今天，追赶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十年的教育、文化的缺失，一代人青春的蹉跎，让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与素质落后了日韩又何止十年。最后正如吴晓波的结语所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苦难让我们有机会凝神思索，学到不少东西。它使中国人得以细细体察所历之事，对千年历史进行更严苛的观察，若非受辱，我们对之也许根本不会留心，还沉浸在骄傲的大国环境之中。……在这个被“强国梦”激励着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复兴始于一个幽暗而绝望的梦醒时刻。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的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式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相处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原因之一。

铮铮竖子

铮铮竖子其一仲夏知了怎样悠扬嘶哑的鸣叫也难描秋风抚过古道瘦马的赤肠烟销雾散在不能屈膝士兵面前的哂笑掩不住千年万面汗滴土齐抬头的彷徨摊开山川江河与大海一枚枚老茧刻下的血色印章正是一马车一马车拖着沉甸甸白银沉下西海的殉葬凛冬的冰雪将那两千武士的佩刀擦亮就着月光名垂青史的总统刚被子弹穿过脊梁铁血宰相的旌旗才插满爱智的土壤远涉重洋而来的机器的闷响也压在了千年诗行的韵脚上穿梭在古语呢喃洋声嘈杂中的三名掮客那注定被遗忘在一隅的容颜里面三颗甘舍富贵前程的赤子心岂能被世人的鄙夷所诳寿宴 寿宴临死前恢弘的寿宴宰牛宰羊宰猪三牲是为了祭祀还是为了祭奠军校同窗在寂寥的大海上重逢一方慷慨的赠与鱼雷叙旧一方咬碎牙关用沉船回礼千年大梦——碎了一地千名举子把奏折写满万言希冀嘴跑洋文的那稚气帝王会是太阳意气书生此时还留着长辫幻想这即将开始一个新的世界

历史的厚重与跌荡的沉浮

看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后，不得不承认对吴晓波的文字的功力与对中国经济的起起伏伏的深刻了解。从没看到能将中国体制改革，国进民退，改革开放此等问题用文字描述得如此生动却不失深刻。但是，坦诚而言，此本跌荡一百年，依旧依原先的这种结构写下去，是否以专题形式会更好一些，同时，名字的相似，装订的样式，甚至封皮的字样，使人更愿意相信这是一本商业上的续集而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Anyway，吴晓波用自己的文字与蓝狮子证明了财经书籍还可以这样子令人欲罢不能。

好作者的差作品

吴晓波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史作者和财经评论人，但是，这部作品却有失水准。好选题，但是立意单一。最糟糕的问题是，作为一本应该用史实说话作品，却没有任何关于引文和史料出处的说明，无法让读者对文中提到的史料进行进一步的推敲，所以整本书看上去像是为了证明一个简单的论点而组织材料。相比之下，类似的题材，傅国涌的《大商人》立意更高，作品更值得推敲。

写的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正在准备中国新闻史的论文，所以对晓波书中叙述的人物很有体会。我是一篇一篇从《经济观察报》上他的专栏读的。其中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原来只知道其中关于他“办报”的思想，不曾想象这位叱诧风云的买办对如何把没落的东方帝国带出泥沼提出了如此切实远见的想法。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陈嘉庚，比如宋子文，比如卢作孚，一个一个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历史人物，晓波为我们提供了不为人知的史实，还历史人物一个全面公正的形象，单从这一点，其功不可没。看到有朋友说，史事过多过细，其实不然。做历史研究的都知道，史实的搜集考证对理论的构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这个学科理论上大的突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来源于一个新的史料的发现。所以从专业角度，我推崇这本书。既然是断代史，我认为1870－1970是很值得研究的。名言说过“历史离我们越近，我们越难以看清”，晓波为我们朝看清这段屈辱难忘自豪又痛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阶梯。

110

我非会员不到发给电脑房回复合适的话回复机会将会带给房间号经典回顾福建省建设的和法国设计和规范决定换个房间和规范实践活动广泛监督和规范将会带给房间号的股份就是电话给福建和规范技术大会规范建设股份我部分结果好个附近开个会就交换机好机会机会空间好看就好结合国家和国际化今后房价回归工会决定是否复合袋和规范及韩国受到广泛接受的韩国将会给福建好多个房间将会带给房间号的股份就会告诉对方就会告诉将会带给房间号给对方建设的规划法技术的规范及机会的国防建设股份机会的风格设计的规划分局三个将会是国防建设的规范建设的股份将会大幅改善计划的风格设计的和规范技术大会规范建设的股份就是个技术大会规范建设给打发时间赶赴就受到广泛接受的韩国房建设的好法官建设的规划法技术大会规范建设股份就是德国建设的规范技术规范设计的后果就是发模拟设备的发行使得每年分别是腹部减肥发内部国际大会规范更加拿大地方方式的发生地方是否史蒂芬分二级我还看见 人看见我汇款时间的后方可实际发行控件返回时看的积分还是看见发回复思考是控件返回控件返回空时间地方空间划分空间划分看手机话费可是大家回复可见的发挥上课的付款时间后付款时间回复时空的就恢复史可法开始减肥还是空间发挥空间费汇款时间回复空间法还是空间回复看是否开始减肥好

跌荡一百年

这本书形象生动的写出我国的近代历史，作者将每一个人物的身份特点都描绘的淋漓尽致，是一本了解历史的好资料！！

企业家的纯粹

吴晓波先生的书我很喜欢看，《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包括那本小小的册子《你为什么不骚扰我？》 　　 　　 《跌荡一百年》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个企业家很难被人从“思想”的高度去认知。所有为企业家做传记的，无一例外被一些人认为是“走狗”和“门徒”。 　　 　　 只知道挣钱的是生意人，知道合理挣钱的是商人，知道担负社会责任的是企业家。 　　 　　 企业家，未必都是成功的。这个几乎是所有看书的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吴先生的笔墨更多的落在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剖析上，这个太容易让我们只看到事情本身和事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企业家本身的种种短板。我从来不相信企业的宣传稿，因为这种稿件永远不代表一个企业的文化，但是我觉得看吴先生书要真正有所得，或许要有这么一个心态：不要以自己现在的智慧去看待企业家当时做出的决策，即使决策是错的。 　　 　　 我们看历史，但我们自己并不生活在那个历史中。我们不能用我们已经熟知的事情后来发展趋势来判定企业家的愚蠢。这也是吴晓波先生所强调的。 　　 　　 中国的企业，历史已经不断。一次次企业家的进化，伴随这一代代企业家的消亡。当时代再不是一个独闯江湖建功立业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些已经消亡的企业，惋惜之余，应多一份感念。 　　 　　 发育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青春期的痛苦。一个企业建立的初期，也必然是靠着创始人的个人魅力来运营。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家能够“做102年的企业”呢？是制度吗？是彻底的市场调节吗？是行政辅助吗？不。是一个渗透在企业里的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最初来源是企业家身上的“创业基因” 　　 　　 还有人记得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吗？ 　　 　　 还有人记得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吗？ 　　 　　 还有人记得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吗？ 　　 　　 还有人记得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吗？ 　　 　　 还有人记得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范旭东、宋子文吗？ 　　 　　 还有人记得山西票号里的掌柜吗？ 　　 　　 在国运衰竭的时代，企业家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从来不乏对国家的忠诚。商业的智慧和实务中对人性的把握让他们往往比政治家、革命家有着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 　　 　　 企业家未必短视，可企业家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往往是身败名裂…… 　　 　　 企业家不期望这个世界理解他们，但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追求着自己梦想中的纯粹

轮回的悲剧

黄万里去世的那年，有次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故事——坚持信念而受迫害，相信科学而无人理睬，临死前还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三峡不能上啊”。这一个为他所深爱的国家和事业抛弃的悲摧水利学家，让当年读报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很多年后，我发现，如此悲摧的人生远不止一件两件，如此痛心的绝凄也仿佛望不到尽头。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吴晓波说：“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林希之被遗忘了。这个研制出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的化学家，这个体弱多病又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反动权威”，这个由于病重被放出狱立刻忍着病痛投入研究的工作狂……他死在48岁的壮年，留下最后一句：“我没有完成任务。”林希之的相纸厂后来被卖给了柯达。很多年后，传记作家探访了柯达创始人伊士曼的故居，窗外的飘雪映衬着屋里的风琴和雏菊，历史依然静静地渲染着家的温馨。而在林希之的家乡，他的故居早已成为废墟而难以辨认。传记作家感动于在伊士曼故居看到的、对缔造者的感激和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悲情的何止一代。一代又一代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在这个冷漠的国度燃烧自己的生命，多少贡献、付出、牺牲，而最后换回悲惨而不公的结局，无尽壮烈，无尽悲哀。当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大肆敛财时，南通的张謇正怀着济世理想将家乡建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前者后来成为敌国之晚清首富，而张謇由于向公共事业投入过多资不抵债不得不将企业交予债权人，最终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离世。死前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当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破坏国家经济大发国难之财时，张元济这一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正为开启民智不断努力，编发各类优质教科书、辞典，竟使上海一市一年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国。前者的财富不必言说，而后者竟让闯入家中的绑匪将赎金从30万元降到1万元，因为他们看到原以为是有钱人的张元济竟穿着有洞的衣服。当大敌当前国民党却在国统区骄奢淫逸的时候，陈嘉庚宁可吃稀饭袏以花生米也不能停止对下达厦门大学的资助，“出卖大厦，接济厦大”，“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当他飞临重庆支援抗日，却被国民党大肆招待日日赴宴大鱼大肉，想到奄奄一息的沦陷区，他的笑容日渐消失。后来他辗转到延安，看到共产党此时的清明、清廉、亲民，他觉得看到了希望。末路的党国，一片混乱。蒋家王朝政治独裁，经济专制。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专制的产物。党国也并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代表的只是一党之官僚集团利益。无论是言论还是经济自由，统统成了废话。一记冷枪，就可以让多嘴的人反对的人前脚踏出门后脚就踏不进。民间工商业受损严重，通胀到了惊人的地步，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37年的100增加到了1949年的36.3亿*100万，这简直是一个超出常识的数字。《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抓耳挠腮，算计如何封民间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是相信，人只要知道是非的概念，便最终能独立地判定是非。就如同当如许引文被摆出来作为骂对方的武器之时，总有人会去多想一步，这话怎么看起来也可以用来骂自己？——除非干脆连是非概念都没有。虽然未来难以预测，但历史会用它自己的方式给出答案。中国式的悲剧，不断重复，反复轮回。中国人的悲剧，依然绵绵看不到绝期。国民党人心尽失，百姓们扭着秧歌迎进了解放军。李敖说，蒋介石想搬走知识分子，但是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企业家、科学家留下来了。读到此处，想到他们将来的命运，只觉悲从中来。1952年，卢作孚自杀了。这个如张謇般亦怀着济世理想将四川北碚建成“全国模范之地”的企业家，这个在抗战期间沉船御敌、抢运物资的爱国者，在和平年代被他朝夕相处的下属们打倒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场“五反动员大会”上，他看到“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的标语，看到会场上留给他的审讯犯人般的座椅，看到他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也是贴身秘书的关怀跳上台高呼口号，或许也看到自己莫须有的罪恶。其实，相对于文革中众多不忍卒想的遭遇，或许如此死去已算幸运。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本“企业史”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小了。这个国度里不再有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156工程”我们不知道，因为苏联后来撤走的专家，于是我们不需要知道最初苏联曾经怎样无私地援助过我们（当然，或许我们也不知道抗战刚胜利时苏联曾在东北大肆掠夺、抢劫工厂设备）。要强调我们的独立自主，于是不需要知道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起码原因之一）真正是什么——是大跃进时期土法都能炼钢，没人要听苏联专家的科学论证技术指导了。我们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自然灾害”。我们知道再也没有过国统区夸张的通胀，但是或许我们不知道在“亩产达到13万斤”之后，这片土地上饿死了3000万人——3000万，这真的仅仅是一个数字吗？而即便如此，却还远远不是灾难的终结。十年浩劫，一笔带过，巴金心心念念的“文革博物馆”依然没有踪影，而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宋彬彬却被北师大附中选为“荣誉校友”，照片与当年的北师大校长卞仲耘摆在一起——后者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何其讽刺。吴晓波说：“一代人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承担，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许将永远不能进步。”而我们看不到反思。从三反五反开始，知识分子已开始失声，逐渐更是有声也不能发。孕育出这一暴行的制度依然没有改变。悲剧用时代特有的方式不断发生，而本质依然不变。掌握话语权的人张牙舞爪、无法无天，而弱者继续前赴后继地死在车轮之下、烈火之中。作为一个独裁者，毛是最成功的。蒋介石要搞计划经济，工商界元气虽伤但尚能抗争，最起码想要抗争，想要消灭自由工商界很是费了一番工夫，即便是牢牢控制的银行界也还有个陈光甫能够漏网——而到了毛，工商界是干脆就连抗争的意愿都没有了，国家要我的公司吗？你拿去好了。于是就公私合营了。再于是就干脆没有“私”了。宗族没有了，连家庭也没有了，从上至下，直抵个人。全国人民手捧红宝书，只忠于一个太阳。他一句话，天翻地覆，无人能敌。历史的经验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黑暗的年代尚能有傅斯年大骂宋子文，在当权者看来，这或许却是其败退的原因。于是吸取经验干脆禁绝。媒体的渲染对民众心理必然有叠加作用，你一人丧失信心，看报纸却是歌舞升平，或许你便怀疑自己的判断，所以怎能让你看到原来大家都在骂。面纱挂得太久，一旦扯下来，万一直接现出病入膏肓之可憎面目，让人情何以堪而又如何排解。只是“情何以堪”又何抵“于心不忍”。我想到林希之，想到卢作孚，想到那些爱国却为之抛弃的人们，想到那些无辜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悲剧……你知道，在鸡蛋和高墙之间，永远是要选择鸡蛋。PS：《跌荡一百年》是宁宁同学买的，要感谢下，顺便也感谢下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剥花生留着等我回来吃~~~

一个国家的差别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差别

1870，是很多国家寻找文明的开始美国南北战争中国洋务日本维新...结果不尽相同美国结束黑奴，日本确定脱亚入欧，而中国一直在轮回，正如2000年的历史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苦难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美国的精英不必说，继承的英国绅士传统日本的精英认识到必需从制度上改革而中国的精英们，也就只能想到船尖炮利了而后的维新，主导者却是一群书生，只有理论知识，缺少政治手腕的一群人，注定要走上脚手架再后来的民国初年呢，则是不懂现代经济的，认为银行可以随意印钞的袁世凯。各种政治书生依旧还是书生，也难怪各种富贾只会与权贵结合，无法在虚假的议会中形成均势可笑的是没有中央的军阀割据才是最好的时代，这里有各种力量，各种妥协，各种思想...-------------------------而日本，作为同时期文明探索者，并成功进入资本国家行列永远是我们的话题。甲午战争并不是耻辱的，耻辱的是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文明就是最好的。而甲午之后的各种错误保持着历史惯性抵制日货，实为转移国内矛盾，无论是军阀时期，还是国民时期，还是如今书上说 日本的 二十一条 是个亏本生意，他导致了抵制日货，从而导致日本经济的困境我认为当时盲目的抵制日货 也是亏本生意，让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这是个仇恨的连锁反应，就算始于日本的二十一条，始于日本的918而事实上理想主义者往往会让社会疯狂，继而崩溃-----------------------------书上说 我们政治来自于十月革命，企业则来自于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我从此对那时期的企业家置于更高的崇敬企业家的最大优点就是务实。但是那个时期，企业家是个政治不成熟的群体，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时间探索，跟梁启超这种超前政治意识的人找不到交集历史给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机会，全部是一种货色党至上，国家军队次之----------------------------从书上的后面内容可以反映出，蒋也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家，不具备一个管理国家的能力。后来正是由于大陆的失败教训，才有了台湾的成功吧。我感觉，就算蒋胜了，治理能力也比不上邓，当然蒋的中国总体会比新中国好很多吧------------------------------就像如今，看看我们的精英吧，就知道我们国家的未来如何了什么抵制日货，什么中国很伟大之类的我说你们无聊吗特务上次跟我说了，游行有用吗，这个新中国你改变的了吗所以我对你们说，游行有用吗，日本妞你搞的定吗，一群阳痿男兄弟们，就算我们不是精英，我们还是可以努力工作，不管为了自己，还是爱人，还是下一代。我们要创造财富，而不是破坏同胞的财富----------------------------------对不起了，我每次想到的都是有关political

“公”与“私”的循环困局

很多年前，读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一批商界符号性人物的商业史在他的笔下无比精彩，又与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而吴晓波没有停住探索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的脚步，回溯一百年，更大的跨度下，他又向我们展现了一段更令人感慨万千的中国工商发展史。事实上，类似洋务运动、宋孔模式、公私合营等历史片段，过去都曾有了解，但是，当吴晓波将之从中国几代商人的发展演进角度窜起，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本书讲述的历史始于洋务运动，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度一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尽收书中，但是切入点和关注点更在当时中国商业的维度和诸多人物的命运。阅读本书，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作者带着一种宿命感的笔调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过程中，“公”与“私”的关系，并以三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为之注解。在清末，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可谓当时典型的公私融合模式，而代表人物无疑是盛宣怀，这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枭雄式人物，被视为“商父”，他的经商思想在当时已算前卫，但是也按捺不住以“官”的身份和私利一点点侵吞各个行业的民营资本。而与之对应的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资本，陈光辅、范旭东、虞洽卿、“百货四子”、张謇们，他们大多起于民生行业，如张謇等人还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抓住一战前后的一段中国民营经济的黄金时间铸造了自己的辉煌，又接着迎来自己的困顿。而在辛亥革命后，面对军阀混战的乱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民营资本也陷入一场乱局，而这个时候，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代表的资本怪兽的崛起，更让他们举步维艰。在《跌荡一百年》关于这段的描述中，你会发现当时的民营商人们要经历如何的折腾，军阀们要索要政治捐款，或者“文明”些，发行无投资价值的公债，你还必须买，不买？等着杜月笙们收拾你吧。而特别面对工人阶级和共产运动的兴起，他们又面临愈加激烈的劳资冲突，于是，一批商界代表人物也将宝压在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明星政客身上，寄望于他能遏制工人运动，并带来更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然而，结局绝非他们所料。与盛宣怀相比，宋孔二人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更加粗暴和不留情面的侵吞着私人资本的利益，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借着战争特殊情况的国家主义大旗，战争结束后的“接收”乱局，他们更将私人资本残存的阵地一扫而光，多少知名的企业明星们悲愤的看着自己的企业被蚕食。在中日战争期间，面对工厂毁于战火，或者被日本人强占，他们已然心痛，却表现着令人敬佩的爱国之心，将图纸、设备和人才转移到后方建厂再来，而如卢作孚这样的商界精英更倾其全力，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国家献力，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宋孔二人巧取豪夺下的无奈。而宋孔二人在得势之时攫取了多少财富至今是个谜，只能任由大家猜想估算，比如孔祥熙便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解放后，从二陈在上海，到顾准的经济思路，都表现出，新政权中依然有经济好手，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清醒认识的同仁。私营企业家们也得到诸多承诺，甚至不少人被劝回大陆，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更窘迫的情况，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如宋孔这样具体的对手，而是一个显得抽象又无处不在的“集体”、“国家，而他们也成为了一个被认为将逐步消灭和取代的阶级。如果说，过去，他们承受的是赤裸裸的经济打击，那么这一次，他们更受到了尊严、人格和价值观的冲击，以至于有人自己也迷失方向与自身定位，而期间卢作孚的自杀更是为这个阶级的困局和绝望带来了悲凉的注解。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成规模的民营经济已经被解体，而其遗祸从陈云面对的“东来顺为何不好吃了”直到饥荒和十年动乱，期间残酷的、血腥的、荒唐的事件令人唏嘘。然而，也正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民间自发的依然保留着民营经济的种子，并在政策的缝隙和关注死角艰难留存，而其中更有人不断思考，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如顾准这样的思想者更是于这个过程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成为一代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代表。而其中更令我钦佩的是作者专门介绍的四位来自浙江民间“单干专家”，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畜牧场兽医冯志来，桑蚕技术员杨木水，公社干部陈新宇，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政界精英，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打破常规思考，进行艰难的探索和抗争，因为这个时候，需要的更多不再是精深的学术分析，而是对常识捍卫的勇气，而四人的经历可想而知，遭受迫害不断，艰难的挺住了自己的脊梁。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吴晓波在这本《跌荡一百年》中，很好的将大背景历史和中国商业发展史结合，让一段局部史也放大为全局史，其历史感也上升到一个层次，这也是这本书相当成功的地方，对读者的冲击力也更强。在后记中，吴晓波写到，“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您们一个公道。”，确实，从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很多曾经听说的和未曾听说的中国商业史的名字，他们筚路蓝缕，在历史最动荡的年代书写自己的商业篇章，一起改变了后续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他们可谓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从盛宣怀，到宋孔，到解放后30年，吴晓波聚焦的是官商，公私间几乎循环上演的矛盾和妥协，而最终，我们发现，私人资本总是或者沦陷，或者与公同谋，畸形的经济形态也循环再现。书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但是中国商业史这不断发生的循环却更似我们试图冲破的困局，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民营经济大发展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这是又一次的循环吗？

落后是一定要挨打的

“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原书摘录首先此书50%属于商业化的产物，源于激荡三十年的极大成功（确实是这样，吴晓波用一种全新的视角串联了激荡的三十年，理性而犀利，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商业书籍之一），但比起激荡，跌荡逊色了许多：1、晓波先生是个记者，并不是史学家，记者注重时效性，超越100年去记录当事人的所思所想确实有点强人所难；2、在激荡的牛市中要找出100个牛，斯非难事，但在跌荡的熊市中要想找出一个牛，实非易事。当然它比起身边走马灯似的《中国通史》和枯燥的《中国近现代史》要精彩的多。说点正题，不论是激荡的三十年还是跌荡的一百年都离不开一个话题“官商关系”。官商，政府官员和社会商人，严格意义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分工，但也可能一人同时身负两种社会职能，比如中国历史上诸多集官商为一体的巨擘，胡雪岩，盛宣怀、孔宋家族等等。在我国现有的商业环境下提这个话题，老百姓大多讳言莫深。即便是商人，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没有人正面定义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官商关系，以至于“官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黑名词”，提到官商必想到“官商勾结”。这里，我试着结合吴晓波在激荡和跌荡里面的案例来阐述我个人的官商观点，我用我的智力写，你用你的智力读。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阶层的，阶层的存在是源于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掌控，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稀缺资源就是“财富”和“权利”，而前者莫如商人，后者莫如官员。用一个大众话的例子来做个比喻，基金。基金的功能在于集合社会的闲散财富来集中投资从而达到社会财富的优化配置和重新分配。在一个基金的募集中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通俗讲就是收集上来的老百姓的钱保管在哪里？基金管理人就是谁来使得这些钱增值？（说谁来花这些钱更合适，因为未必能增的了值）这里基金托管人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官员的职能角色；基金管理人类似于社会商人的职能角色。一方面，两者必须是相互独立、各为一体的。假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为一人，也就是管钱和花钱的同为一人，这不仅会导致低效无能更容易滋生腐败，最坏的结果自然是官商勾结，他们的责任不再是“完成社会财富的优化配置和重新分配”而恶化为“如何从老百姓的手里搜刮钱财从而中饱私囊”。这是官商之大忌。官即是官，商即是商。官不能行驶商的职责，商也不能越过官的权责。一个基金的托管人他不能告诉基金管理人如何去或者必须去怎样投资，一个基金的管理人更不能漫天过海的去欺骗官。前者最大的例子莫过于吴晓波在《激荡》中例举的三水市政府和健力宝。当年的三水市政府过多的行驶了不属于自己的“基金托管人”的权利，过多的干预了健力宝的商业运作，以致于作为健力宝创始人的李经纬被挤出了健力宝，眼睁睁的看着健力宝被人空手套白狼。如今的健力宝已经半死不活，李经纬也廉颇老矣，三水市政府也早已不是当年的三水市政府。谁应该对健力宝之死负责？当年的三水市政府吗？不。基金的托管人是不必为基金管理人的失败投资负法律意义上的责任的。李经纬吗？可是这背后又有多少无奈。后者的例子就更多了。当年托普系的孙如华，可谓代表。打着幌子，到处圈地，最后把自己圈出了中国。时至2009年，依然可见托普的烂尾楼矗立在全国各地，在风中诉说着自己当年的鸿鹄大志。另一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互相支撑的。在两者独立的基础上，两者又必须以信任为基础，相互依托。基金托管人必须给予基金管理人足够的信任度，简言之，基金托管人不能和基金管理人对着干，你看中的项目，我偏偏以各种理由拒绝，又或者背后插你一刀。这让我想到了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老年三次入狱，如果不是小平同志貌似不经意的一句钦点，别说老年四个老婆，一个老婆估计都没（年广久不同时期的四个老婆寓意着老年四段不同的奋斗史）。在这其中又包括重要的三点：1）任何时候，官不能与民争利。基金托管人不能看着基金管理人的收成好，就随意要求提高托管费用。2）谁都不是后妈养的孩子。改革三十年，民营经济一度处在一个特殊的境地。宏观调控，国退民进是大趋势，也是不可逆转之潮流。但只有这种意识真正上升到行动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官是后勤是服务机构，民是冲锋陷阵之士。基金托管人必须保证资金的安全托管，以不负老百姓的托付，而应该让基金管理人完全暴露在充分的市场厮杀中，优胜劣汰。可以允许一波一波的基金管理人倒下，但资金的本质性安全却不能出任何差错。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摸索中的三十年，这只是一个开始，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样说吧，国内很多看似“强大的经济体”其实在别人的眼里都还只不过是一个不曾经历风雨的稚嫩的孩子，就比如今日之三鹿，今日之蒙牛，今日之中投……田文华在她68岁的时候看着她一手带大的三鹿一去不复返，蒙牛在“大摩秃鹫”盘旋在上空的时候，牛根生声泪俱下“万言书”，香港金融保卫战一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出洞了一个国家的力量……再看开头摘录的那段感人肺腑的话，今天依然受用，“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落后是一定要挨打的。加油，祖国！From my blog:http://www.thinkwart.com/article/1282.htm

与民争利，实业难兴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国资与民营资本一直是处于不对等地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时至今日，亦是如此。首先国家政权对民营企业干涉太深，在政府的权威下，民营企业向来是“软柿子”，而且经常成为政治经济改革及宏观调控的牺牲品，这点在1981及1989年的两次宏观调控中表现尤为明显，民营企业被当成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个“笼子外的鸟儿”不是与国营企业抢材料就是与其抢市场，最后就只能被关回笼子里。这也导致民商对政府有天然的不信任，从买办徐润、唐廷枢、状元企业家张謇到大银行家张公权，再到侥幸逃脱的荣德生、陈光甫，历史的事实一次次加深着这种印象。其次，国企与民争利，国营企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通过垄断获取经济利益，并给与政策及资金上的扶持，使民企很难有与之公平竞争的地位，损害大众利益。国企垄断经营在建设初期依靠政府的集中投资，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化严重，贪污腐败加剧，工作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弊端就会显现。另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亦官亦商的集权式人物的出现，他们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官员与商人的身份间游走，依靠官位获取商人利益，同时不断打压其他民资从而实现对行业的掌控，晚清时期的“商父”盛宣怀，民国时期的孔祥熙，宋子文便是这样的人物。盛宣怀因为要将铁路国有化而点燃了大清覆灭的导火索，孔祥熙、宋子文也将官商的典型，在他们的治理下，国民党贪污腐败，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也让他们尽失民心，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与此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日本，这个与中国进入变革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后终成经济强国，而大清这个古老的朝代则走向终结。与盛宣怀的理念不同的是，日本将国营企业出售给民资的做法成就了一大批富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当然，大清的终结决不能完全归罪与盛宣怀对“国家集权经济”的膜拜，但是这样的对比绝对给我们很多思考。与对待民资的态度不同，中国对外资有着别样的礼遇。在近代，由于国家的羸弱，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与国运有关，但在盛宣怀对民资的排斥而选择对外国银行举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发现民营资本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是那么的不招人待见，改革开放后，国家更是鼓励引进外资，但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确实循环往复，以至于每次宏观调控遭殃的都是弱小的民营资本。更可悲的是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那段时间出现了宁可将企业卖给外国企业也不将企业民资的笑话，让人不禁要问“国家啊，我们都是你的人民，可你为何如此待我啊？””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随千方百计，终难平息。因知富强为难事，只是得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随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突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的话在今天看来亦是至理名言。

闭卷哑然

轮船招商局，现在叫招商局集团，身在其中。从唐廷枢、徐润到褚时健、李经纬，百年一个轮回，何其相似，

惊喜

很欣喜的在一年之初，看到吴晓波兑现了他曾经的诺言。用自己的方式，描摹缺席已久的中国企业史。在中国的财经传媒界里，能够同时拥有动人的笔触和深厚的思考的人不多，他算是我心目中的领跑者。名利场的风云和政经之间的错综复杂，是离我远去的话题。可我依旧能够被一篇序言所打动。读史不多，而我幸运地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阅读原则，关注个体命运，以及复杂的人性和这个世界里微小背后的变革力量。牵引我一点点明晰自己的态度人是他们，黄仁宇，史景迁，还有正在为中国式的史诗书写做暖身的吴晓波。

跌荡百年---即使事后诸葛都依然不知归处的棋局

悲剧是什么？如果仅仅是无人生还，仅仅是各奔东西，仅仅是无果而终，他们都未必够得上，最多只是催人落下几滴眼泪，然后，我们又继续寻找下一个故事于我，我觉得悲剧是，那些即使事后复盘，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找不到出路的故事悲剧是那些生长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找不到对错，也没有对错标准，无论如何都会被诘难的年代最近一次触摸这样的悲剧是那本跌荡100年，从蒋中正的那段开始，我就没有办法翻下去当已经不再是那个非黑即白的小孩，你就很难心安理得的去判断一场是非，如果这是错的，你怎么解释GDP的增长；如果这是对的，你又怎么解释民族企业的凋零？如果资产阶级当初对蒋总裁的投靠是错误的，那么难道另一个方向是正确的选择？想想1955年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得不令人寒心所以是不是，资产阶级，商人在中国的命运从来是注定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断看到相同的观点陈思和说，mao jiang是一样的，前者不过做成了后者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骆玉明说，也许我们只能走这条路然后这一次，再次在一个汉学家的口中听到，在中国未来能选择的路径中，远比大家想像中的窄我很难想像，吴晓波在写这本书时候的心情，旧事重提，看似旧事，却仿佛就是眼前一幕幕的重现：过去的悲剧从来没有过去，我们遗忘，但他们在百年间却反复在我们身上上演原谅我，我没有信心我们能够逃离这样的悲剧循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门外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已经被这个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而我，不知道该怎样开口，是感谢抑或抱歉？

朝廷那肮脏的手

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事实注定了这个国家最早的工商先驱也必然是官员。这群社会精英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把天下兴亡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 在一种体制下改朝换代，历史总是会循环的。只有在结构层面进行改革，才能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中国的潜规则不改变，永远都要重复这样一种“回放”）

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越来越喜欢读历史书，越来越喜欢读经济史书，这主要还是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位好的中文经济史书的作者-吴晓波。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上下）》，到《吴敬琏传》，再到现在的第四本《跌荡一百年》，我已经读过他写的四本书，快成他的粉丝了，这是因为他的书本本都值得一读。《跌荡一百年》讲述的是1870-1977年的中国经济史，从洋务运动到文革末期改革开放前，客观、真实、理性、深入得介绍、评价了很多被忽略或者被人为忽略的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其中包括红顶商人胡雪岩、权倾一时的大官商盛宣怀、拥有“商之大者、为国为民”情怀但不为世人所知的民族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具有乌托邦思想的一代船王卢作孚、祸国殃民的孔宋两大家族、新中国第一位真正的独立经济学家顾准。这本书不是简单的历史信息罗列，而是细细的有条理的述说国家、社会巨大变迁后的各股经济力量的所做所为，向读者慢慢呈现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影响，比如它就讲述了武昌起义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有何关联，而又和一代官商盛宣怀有何关系。尽管这本书并不像书封说的那样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毕竟《光荣与梦想》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纬度介绍美国历史，但是它采用了很多《光荣与梦想》的结构，仅从经济角度对比，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深度，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史版的《光荣与梦想》，确实值得一读。

男三号和他的专业人士们

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我曾经仔细区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差别。对于后者来说，政策、社会、自然环境是思考的前提，从不去思考怎样改变它，而是在它的制约下，怎样使效率最高、效益最大化。所以，《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季刊》不会对经济学理论感兴趣，而是对企业战略、经营方法感兴趣。在西方，管理学者的定位、面貌很清楚，比如德鲁克、彼得斯、波特、圣吉、明兹伯格等老将以及大前研一、普拉哈拉德等新锐。他们就是为男三号（企业家）服务的，根本用不着去理会男一号（政治家）和男二号（知识精英）。正常的情形是：政治家、知识精英的舞台是“民意空间”，而企业家和管理学者的舞台属于“生意空间”。在这个空间，企业家不该僭越为个人或机构客户的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本分；管理学者用不着效仿号称“社会良心”的男二号，专心于企业管理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系统化，为企业经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还有很多科技专家同时受雇于企业，为企业赚钱而服务，顺带拿个把诺贝尔奖（看看IBM的沃森实验室和原来的AT&T的贝尔实验就知道了）。从根本上说，管理专家和工程师、会计师、律师一样，都属于男三号的随从-专业人士。这是一门生意，叫“专业服务”。但在中国，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经常混为一谈。为什么？吴晓波帮我找到了原因：经济学家本身是男二号，当然要相当恭敬地为男一号献计献策；同时以导师的身份耳提面命男三号。我的眼前晃动的是吴敬琏、樊纲、张维迎的形象。这就是天朝一以贯之的逻辑。与这个逻辑不同的，是日本人的逻辑。与晚清洋务运动几乎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也以国家资本迅速建立了近代化工业体系，比如矿山、制铁、铁路、电报、机器制造等。但到了“甲午战争”前10年左右，在福泽渝吉和伊藤博文的“不与民争利”思想的推动下，政府相继把国营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1884年，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卖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成为现在的“三菱株式会社”。暗含在这背后的逻辑是：男一号去办男三号的事情，也就是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固然有借垄断权力发展产业的益处，但其弊在于毫无效率、以权谋私；所以必须将经营的事情让男三号带着他的专业人员到“生意空间”去做。没有这个从法律上独立的“生意空间”，我看男三号和他的专业人士们（管理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根本成不了气候。不幸的是，博主属于在中国经营专业服务生意的人这个行列。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命是可以自己算的。谢谢知识精英兼企业家吴晓波同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ce18f0100f7l2.html

被面容模糊的企业家群体

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读，每天40分钟，读了2个月。最近有点迷恋民国史，那个令人着迷的年代。在文艺青年这里，企业家们原本是面目可憎的。因为做了EMBA班主任，才爱上了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其实很可爱。再后来，慢慢发现，他们除了可爱，还很可怜。在这个时代，企业家们是弱势群体，是被质疑、被苛责、被贴上了原罪标签不得辩白的人。法律不保护他们，法律保护的是“人民”不合理盘剥他们的权力。看了这本书以后，发现，不光这个时代，世世代代，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在史书中鲜有痕迹，他们是“广场背后的人”，他们所有成就都被政府、军队、学者、学生们掩盖了。甚至，在当时，做得越好的商人，越有可能落入政商、外敌的视线，被掠夺、被侵吞、被“人民”公有化。但，这群人还是生生不息。也许，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那个“传说中面目模糊”的企业家精神。从1870年看到1937年。这些“新鲜的”有关企业家们的历史都被教科书隐去了。但他们其实是那个年代一切变革的润滑剂。没有他们，就没有民主革命，没有实业救国，没有现代化，没有封建王朝的倒台，连共产党也离不开实业。实业是一切的血液。吴晓波，清晰又带些感性的文字，读来恰到好处。就像这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逐利的同时又胸怀天下，是个人理性和时代豪情的综合体，有时精明冷酷，有时却仁慈敦厚。笔下，一个个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有骨有皮。你是谁，是你的基因决定的。有些人注定习惯做时代的看客，比如作家；有些人注定是时代的评判者，比如学者；有些人注定是时代利益的协调人，比如政治家……而总有一群人，希望能通过双手和行动改变时代，从行动中得到无以伦比的满足感。他们就是企业家。“make it happen”的意义，大于一切，不管被贴上了什么标签，不管面容如何模糊，不管世人和后人如何不解。这群人里有：盛宣怀、虞洽卿、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卢作孚……还有你们。

浓缩的商业史

最开始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从此开始喜欢上他的书和写作风格，历史与商业的结合，用年代年叙述一部部中国的商业史，“跌荡”相比“激荡”更多的引用了前人的很多话，读起来相对要生涩，但这并不影响书带给我们的价值

百年后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上并没有进步

对比两个事件：盛宣怀逐出徐润，官办招商局从唐廷枢中夺权，清退商股。2009年，连年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鲸吞最大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山西煤矿逼迫民营企业退出。百年后的中国，真的进步了么？ 是否还会像晚清那样不敢面对体制的根本变革。

中国商业纪实

在中国三十代初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时期。在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虽然中国国内经济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但是基础消费还是有的。纪录中国、纪录中国商业、中国40年的商业发展缩影！

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的百年斗争史

看了激荡100年，又根据其中的文献看了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看来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争也有百年的历史，而这种争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就像财务报表是理解一个公司的最好线索一样，经济史也是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最好入口处，很多东西豁然开朗。如果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感觉吴晓波对于这些历史上的企业家的描述有点过于完美了，官僚阶层对于商业的控制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衰败，但是也不能说企业家就成了完美圣人、中国希望，我相信为了生存和发展，历史的背后是黑暗和残酷的，这才可能是真正的企业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