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书评

共和国史读书笔记之一：谈误于理论

青竹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共和国史系列，全书共10卷，时间自1949年至1981年止。为共和国系统修史，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其撰述方式是由多位专攻党史国史的学者（他们是：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钱庠理、卜伟华、高华、史云、李丹慧、韩刚、萧冬连，金观涛总摄其事）提前就全书结构充分讨论，确定框架，然后分别撰述、分册出版，至今已近出齐。承蒙多位友人慷慨相赠，我得到了该书的第2、3、4、5、6、10共六卷。读史宜重近代，这是我从毛泽东处学来的读史方法。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虽对明史过于详细而无重点颇有微词，但却对明史研究甚深，即因明史离清代最近。推其原因，读近代史有助于了解现实的来龙去脉，观照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这是一种读史益今的方法，不为读史而读史，我也正是以这样的出发点来研究历史的。此次出国，限于行李重量，我不能带太多书籍。俗云：“千里不捎书”，但我还是将共和国史系列悉数带来，是想借这几年时间对共和国史作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为记录阅读感悟，特辟此专题，作读书笔记。笔记随感随记，不追求条理系统，一般也不写成独立成篇的文章，只是逐条记录，欢迎同道批评指正。由于第1卷我尚没有，因此从第2卷《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林蕴晖）读起。这是第一则。2013年7月29日傍晚于渥太华其一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误于理论，背离常识，莫此为甚。可见理论之害甚大。劫富济政府，政府济贫（起码政府是这样宣称的），这是《共同纲领》的核心。好大喜功，是中国专制体制的来源之一。邓小平的改革纲领是否即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呢？很可能是。邓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待查。也许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特传统，不再这样提。然而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否定总路线。现在中国走的路，其实还是建国初规定的路。治国的基本模式也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对目标进行了修正。不再大提共产主义，而是不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建立现代国家。这是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所造成的。现在之所以不能让左派得势，就是因为如果左派拿“祖宗之法”（即建国初的纲领、建国的目的、党的奋斗目标等）来压现政权，现政权将陷入无可辩驳的境地。（页26）刘少奇的话，为“国家资本主义”找到了出处。另外，这里所讲的情况，和今天的现实，是何其相似啊！邓小平、陈云的拨乱反正，反，不是反到别的地方，而是反到建国初期。说有多少独创，恐谈不上。他们的思想是在建国初就定型了。（以上2013年5月26日）其二翻阅建国初的历史，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特别是经济）有了较为详细的认识，惊讶于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的若干政策，竟是如此相像。一定程度上说，邓的拨乱反正是拨“极左路线”之乱而反“新民主主义”之正。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没有坚持下去，诚为极大遗憾。（2013年6月21日）其三（页132）先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徒费精力。这真应了苏联笑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其他社会制度不存在的问题。（页135）“社会主义”一个词，害死多少人？得不偿失。误于理论，莫此为甚。（页146）中国为逢迎上级弄虚作假的毛病，至今未改。这种做法，表面是维护领导权威，实际是推动领导犯错误。（页147）重视思想问题，认为思想解决了，就能改变人的行为和事情的结果，是中国传统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共同的方法论错误。这一错误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发挥，延续至今。不查找体制原因，而将错误归结于思想偏向，这是至今还在吃的迷魂药。其实，统一思想的最大谬误在于，谁都无法提前预知哪一种思想正确，从而统一上去。（以上2013年7月24日）其四（页171）书中引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375说：“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薄一波指出了问题（请注意“常常有”和“很危险的”两个词，分量是很重的），但没有分析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有官员对上负责，只知拍马逢迎，平时一再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久而久之，放弃了独立思考，认为中央的政策天然地正确。然而，中央其实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和国家一样，只是一种观念中的想象，其实质无非那么几个自然人的头脑罢了，而自然人的头脑都无法保证不出错。中央一再地要求下面的人坚决贯彻落实，虽然党章中也有条款保护党员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党章也规定了，决定一旦形成，无论是否同意，都要坚决执行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人独立思考。这是权力集中导致的必然现象。权力集中的前提条件是一号权力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就不会有人敢提意见，这样就无法纠正错误，必待错误非常明显，才会不得不纠正，然后找一些借口，比如在这样一个大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啦之类，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个代价完全是由民众承担。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两个积极性”，即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是比较正确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公开说，欢迎地方造他的反，给他提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比较清醒。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在地方显示出过分强的主导性和独立性时，中央必然对地方不放心，并出于政权考虑收权。从这一点看，建国初期是放权，反右、文革就是收权；改革开放初期是放权，朱镕基的经济改革和胡温时期的改革也是收权。这就是体制的必然性，也是体制的必然弊端，怎么改都是改不掉的。历史证明，凡是地方自主性比较大的时候，各方面的发展就是比较好的；凡事中央过于集权的时候，各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现在的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上头瞎指挥，下面欺骗上头造成的。下面除了欺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虽然也提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形式大于实质。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等到问题积累到不得不解决、再不解决就产生大变的时候，就再放一次权。然而，权收上来了不会舍得放，放下去了不一定收得上来。一收一放之间，风险极大。清末的情况就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把权放下去了，结果没收上来，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最后完蛋。我们现在如果还不吸取历史教训，还在玩周期性的收权放权的把戏，还不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作出体制性（宪法性）的安排，那是极为危险的。（以上2013年7月29日）其五（页187）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毛泽东作报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唱赞歌、拍马屁。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彭德怀作检讨。历史证明，邓子恢、杜润生、彭德怀是对的，其余人都错了。这是维护领袖权威而导致失败的活生生的典型例子，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人引起重视。其原因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不明白，而是工作好坏的考虑让位于维护体制的考虑。盲目讲政治、跟风，所有人都是如此，都比不上邓子恢。应该对邓子恢表示敬意。（2013年7月29日）其六（页189）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邓小平的发言主题是“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根据宪法，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之基础。回过头看，工农联盟目前是巩固了、削弱了还是破坏殆尽了？1990年代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所涉及的是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国家性质问题。从《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的内容看，当时的考虑主要都是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没有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如此重大的政治变革，当时有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争论？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待考。（以上2013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