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礼物》书评

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许宏

霍博兄弟认为，清教徒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霍博兄弟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 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 @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许宏（北京）丰田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日本、中国的兴起，这些改变世界的现象有什么共通的主导因素？经过一生跨越全球的考察，两位英国“80后”给出了他们的回答。青春，不只是意味着80后，还包括80岁之后。 这两位20后，他们最为公众所知的工作是到了80岁才开始的。他们是弟兄俩。哥哥叫肯尼斯·霍博（Kenneth Hopper），1926年5月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弟弟叫威廉·霍博（William Hopper），1929年8月生。哥哥肯尼斯曾经是世界领先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部门经理，做了几十年商业管理和研究咨询工作。弟弟威廉是投资银行家，当选过欧洲议会议员。如果没有80岁之后的事情发生，这样一辈子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能用这两句话总结人的一生，不是多少人都有的。可是如今，他们还在忙碌地工作着。 他们时常更新自己的博客，时常接受邀请做演讲和访谈，时常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写回信。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他们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2007年十佳商业书籍之一。如果仅仅是《金融时报》推荐的好书，还不能让他们真正忙碌起来。是因为那一年开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才让世界看到这两位年届八旬的兄弟所做的事情是跟世界的脉搏跳动紧密相关的。因为这样的危机，霍博兄弟的那本书得到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西方舆论界进一步的关注，并且在2009年再版。著名的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美国《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杂志上撰文，将其推荐为2009年最佳领导力书籍。汉迪说，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个月当中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到了2010年1月，《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撒拉·科里夫（Sarah Cliffe）在她所在的杂志上指出，“这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的书读来让人吃惊……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讲商业的书像这本一样容纳了那么多信息、历史和洞见”。到了2010年2、3月间，80岁的弟弟威廉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博客。其中一个他分析的事件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丰田章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丰田“在迅速成长中失去了方向”。威廉说，这样的道歉是预料之中的事。发掘“清教徒”留下的信仰宝藏在三年前出版的那本书中，威廉和他的哥哥肯尼斯就专门表达过对丰田的忧虑。他们认为，跟诸如索尼、日立、三菱、松下这些曾经以质量著称的日本品牌一样，丰田在失去对质量的重视。威廉指出，这样的变化也并非是到了2006年他们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才出现的。以研究丰田“精益生产方式”闻名的詹姆斯·沃马克（James P. Womack）将2002年确定为直接导致丰田生产大量问题汽车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丰田设立具体的扩张计划，要把丰田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1％增长到15％。沃马克认为，这个计划“就是受自我膨胀的驱使”，15％这个目标“对任何消费者都毫无意义”。相比之下，威廉·霍博则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事实上早在1993年，美国汽车分析家马利安·凯勒（Maryann Keller）就曾经在一本书中提醒丰田要注意自己的问题。她把病因归结于丰田取消了一贯重要的“中间经理”这个阶层，而同时丰田总部加强了对整个公司组织的直接控制。一个自下而上的众人参与式的管理被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管理取代，扩张的速度和规模上去了，对细节和质量的注意下来了。如果评论到此为止，霍博兄弟所体现的洞见跟他们一生在商业管理界的经验很相符合，他们对诸如丰田召回问题汽车的预见无疑值得商业世界各个行业的从业者学习尊重。但评论并没有到此为止。丰田只是霍博兄弟用来表达一些更为深入根本观念的一个事例。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预见，不仅仅是基于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他们的目光所及要深远得多。他们合作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清教徒的恩赐：美国梦的得胜、坍塌和复兴》（The Puritan Gift: Triumph,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n American Dream）以及2009年再版时的《清教徒的恩赐：在全球财经大混乱中重回美国梦》（The Puritan Gift: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表面看，《清教徒的恩赐》这样的书名似乎很难跟丰田汽车危机、美国梦的实现和破碎、商业管理文化的好坏、全球经济危机这些全都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有机会停下来仔细看看书中都说了些什么，或者进一步跟作者进行交流，就可能体会到这本书不仅跟以上这些现象有关，还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全球化世界的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关。在众多信息、历史和观念当中，霍博兄弟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有利于持续健康生长的工作环境？带着这个普遍而恒久的问题，作者进行了一番跨越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探索，看看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那些最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生长的因素来自于一种与众不同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扩散。使得这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开始大规模扩散的一群人是400多年前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历史上，这群人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为的观念，成为纯粹信靠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相信唯独全然公义的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切原则的准绳。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为不同意当时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这群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对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园。霍博兄弟认为，他们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的范围了，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背离天职的危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作为商业管理从业者的角度将历史和信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融汇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和信仰的爱好把这些写出来，而是他们在几十年广泛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那些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成长的营养来自于历史和信仰的传承。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可能是这本书最好看的地方。比如，哥哥肯尼斯在前言中回忆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肯尼斯和威廉的父亲是个化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同事认为在英国管理最好的制造业公司是宝洁的一家分支机构。他建议学习工程的肯尼斯去那里工作。当肯尼斯去了宝洁之后，他被那里的文化所吸引，跟他之前实习过的两家英国公司很不一样，公司结构复杂、细致却很有效率。肯尼斯在80岁完成的《清教徒的恩赐》从那时就开始酝酿了。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之后，肯尼斯在工作上的经历算得上一场绵延几十年的世界职场之旅。他后来去了爱尔兰工作，见证了爱尔兰如何从欧洲穷国开始的经济起飞。他又去了欧洲大陆工作，看到了欧洲是如何在二战后重建的。他去了美国工作，正值美国公司的黄金时期。他也去了日本工作，目睹了日本怎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漫长的工作中，肯尼斯将自己的体会一点点写出来，有时发在报纸上，有时在学术刊物上。后来，他打算把这些整理起来做集中的反思。但因为身体健康问题，他无法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幸运的是，弟弟威廉的加入使得这一切得以进行下来。而且威廉在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银行以及当选欧洲议员的背景拓宽了肯尼斯的视野。不仅如此，威廉还为肯尼斯介绍了一位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朋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早在1983年10月3号的一封信中，德鲁克对肯尼斯还在初步撰写的书稿表示了很大的期待，嘱咐书出后一定让出版社给他寄去订书单。肯尼斯至今还保留着这封信。《清教徒的恩赐》直到德鲁克在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肯尼斯很遗憾这位对社会的健康成长关注一生的朋友没有看到书的完整版本。然而，德鲁克不仅是肯尼斯和威廉的朋友，他实际通过对肯尼斯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的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是另外一位帮助过霍博兄弟完成《清教徒的恩赐》的重要朋友。这位美国管理学家同样对日本战后的重建作出过贡献。日本商业管理界至今仍然在记念这位美国人如何帮助日本公司重视质量管理。肯尼斯和威廉从他们对这些当事人的交流及日本本土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他们进一步指出，后来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为代表的社会变革实际是这个学习在亚洲的扩散。威廉指出，他在近来的博客中对丰田危机的评论是在重申书中的观点。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前面提到的“中层经理”阶层的式微仍然是危机的一个表现。他和肯尼斯认为，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习的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许多青年人热衷于去美国取得商学院的学位。（代表丰田新一代的丰田章南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26岁的他获得马萨诸塞州一家商学院的MBA。）跟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对所在的工作领域很缺乏亲身实践的了解。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比如，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天职的特点在于，人不是为人自己工作，也不是不得已去工作，而是受到创造人和万物的创造主的呼唤和指引，完成领受的使命，对自己、他人都带来益处。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就像清教徒们在历史上的各行各业结出的丰硕果实，这样的回报和幸福因为来自于最富创造力的主宰而大大超越了人自己所能想像的。“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 [The Cult of the (so-called)Expert]。在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偶像崇拜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中的会危害众人的智慧，经济领域中的也不例外。400多年前那些宁愿背井离乡从欧洲去北美的清教徒们所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之一正是这样的偶像崇拜。当然，霍博兄弟也承认，商学院本身并不是造成这样偶像崇拜风气的原因。作为教育机构，商学院以及整个大学体制仍然是培养年轻一代人才的重要阵地。问题是，人们不能寄托通过取得著名学校的学位就可以升入所在领域的高层。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学习深造的好机会。霍博兄弟告诉读者，自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丑闻、还有当下经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商业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在当今银行界也许最有品牌价值的高盛（Goldman Sachs）从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除了从公司本身改变态度，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司上来，在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都是人们上了班之后才产生的。比如，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以及即使反映了也不能引起管理层的切实重视），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本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就像当初美国的建立花费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复兴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霍博兄弟光是写这本书就经历了一辈子的光阴。但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正说明了某种希望。他们在晚年时仍然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同一般的贡献。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两位80后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

“非常四加一”的精神回归-让中国梦走近美国梦

　　《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书评　　看《财经郎眼》2013年年终盘点，主持人王牧笛说，“梦”是2013年度汉字。这也就是2014年元旦时分，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讲到：“中国人民要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当下的中国企业而言，学先进是方向对路，当然也不能贪求速度而险失效率公平。对比东邻，就像当初美国的建立花费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复兴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梦想高远，但绝对要躬身前行。　　最好的学习就是标杆比对。最近看了一本深刻诠释“美国梦”的好书，这就是东方社出品，“80后”霍博兄弟合著《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以下简称《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在手，确乎是一段异常“艰难”且“愉悦”的旅程。说是“艰难”，这本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伟大并颇具独创性”的著述的字里行间充斥了数不清的宗教名词、管理典故，近现代的管理、科学思想家、政要名人们走马灯似的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有一定的管理或西方人文常识基础，实在是招架不住。　　然更多的是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后的愉悦。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系统且深入浅出的诠释我们所仰慕已久的“美国管理文化”，德鲁克、查尔斯.汉迪两位大师的信任背书更是让这本书平添了不少“光环”。客观的讲，这本书根本不是快餐消遣式读本，相反含金量多多，从其中能了解一个真正的美国。善意提醒下：如果想入宝山而不空手而归，必须要拿出十足的狠劲，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美国梦-关于清教徒的“礼物”　　开门破题，《清教徒的礼物》一书追溯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本质及特性，它们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将一小部分的低微美国殖民者，变成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本书主张，存在于该文化中心的能量、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源头是某个民族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该民族就是美国的第一波欧洲移民: 清教徒。这是一份独特的研究, 关于清教徒给美国的”礼物”, 所造成剧烈且深远的结果, 而这份礼物即是：造就美国早期成功且成就”美国梦”的精神特质。　　历史上，这群人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为的观念，成为纯粹信靠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相信唯独全然公义的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切原则的准绳。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为不同意当时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这群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对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园。　　霍博兄弟认为，清教徒们在北美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清教徒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　　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范畴，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　　同时，本书也探究了美国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 特别探讨美国占领日本时, 对该国的社会及制造业风俗所造成的冲击, 以及解释美国传承式的管理如何与日本的传统思想互相影响。进而作者“断言”，这种管理思潮继而会挺进中国大陆，如一缕曙光，真正触动或引发（中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作为古老东方国度，居然会被建国仅三四百年的新大陆西风东渐，其原因及结果，书中有详细展开论述。　　“非常四加一”的清教徒精神-发现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论证说，跟一般人所认可的事实完全相反-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改变，以至于直接或间接的形成了今日的传统美国社会。　　在《清教徒的礼物》书中，霍博兄弟给出了一个“非常四加一”的观点，涉及传统美国社会的内核特征。首先是传统的清教徒往往有着出色的机械技能天赋，凡事自己动手，亲力亲为；其次长期存在一种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第三，往往有着非常出色的组织能力；最后一条，信仰至上，建造人间天国是终极目的。如果说以上往往体现出来的是早期英国殖民者们的思想泽被，简而言之，17世纪的英国赋予了传统美国四个清教特点；同时，18世纪的法国直接赋予了美国第五个特点：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专家。这个论断很重要，事实也便印证了接下来的美国新大陆的鼎盛繁荣。　　然而，进入新经济时代，丰田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日本、中国的兴起，这些改变世界的现象有什么共通的主导因素？霍博兄弟提出忠告：当美国疏远自己与在19和20世纪支撑其商业及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将自己未来的繁荣和保障置于险境。这个观点似曾相识，同样的论断来源于斯蒂芬.柯维的经典《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其中的品格和技能论，惊人的相似。当然这并非偶然，《清教徒的礼物》书中提到的有关北美大陆上摩门教的类似发展进程，而柯维本人则是正宗的摩门教徒。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霍博兄弟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如“西方三贤士”、德鲁克及戴明们的援手支持。 相反后来所产生的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　　美国本土同样如此。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霍博兄弟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在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偶像崇拜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中的会危害众人的智慧，经济领域中的也不例外。400多年前那些宁愿背井离乡从欧洲去北美的清教徒们所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之一正是这样的偶像崇拜。　　当然，霍博兄弟也承认，商学院本身并不是造成这样偶像崇拜风气的原因。作为教育机构，商学院以及整个大学体制仍然是培养年轻一代人才的重要阵地。问题是，人们不能寄托通过取得著名学校的学位就可以升入所在领域的高层。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学习深造的好机会。　　客观地讲，自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丑闻、还有当下经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商业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在当今银行界也许最有品牌价值的高盛（Goldman Sachs）从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　　除了从公司本身改变态度，霍博兄弟认为，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司上来，在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都是人们上了班之后才产生的。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　　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西学东渐-当中国梦走近美国梦　　查尔斯.汉迪曾说过，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个月当中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一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此言不虚。　　对于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来讲，似乎重拾信仰，回归清教徒精神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事实上，当下但凡做得好的标杆企业，往往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清教徒特质。　　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娃哈哈集团掌舵人宗庆后的写照。组织的扁平化，极强的掌控能力三十年造就一个商业帝国；同样佩服吉利汽车李书福董事长，卿本狂人，昔日“四个轮子加一个发动机”的造车理念为人所不解，不想一朝蛇吞象，揽得国际品牌归，这其中的运筹帷幄，组织协调资源能力自然非凡；“建造人间天国”是马云们的专利，从阿里巴巴到淘宝到天猫到菜鸟物流，我们能看到的是创始人对事业理想的鼓与呼，I have a dream，做横跨三个世纪的企业，公众导师，光耀非常；《清教徒的礼物》书中的后半部分不惜笔墨，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事实上，华人民族的特质与清教徒所提倡的“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贴近的很。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管理学者逐渐将眼光和视野投放到中国的缘由。这里更传统，更复古，回到理想国。　　进一步的讲，能够体现清教徒“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特质，且以上四条皆符合的中国企业，应该唯深圳华为而已。联系到这两年接踵摩肩到华为参观考察受训的情形，不由得讲，华为就是亚冠上的广州恒大足球队，非常四加一，绝对冠军相，十足惹不起。　　说个典故，管理大师德鲁克生前通过对两人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然全书直至德鲁克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相较我们要比大师幸运得多。　　最后说下开篇即提到的“80后”霍博兄弟，实际上是80岁开外的两位老人，光是写这本《清教徒的礼物》就经历了一辈子的光阴。但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恰恰说明了某种希望，印证了清教徒精神的存在之不朽。他们在晚年时仍然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同一般的贡献。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两位“80后”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 　　实干兴邦，勇于求变，当中国梦的核心实质渐近美国梦，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高度物质化时代那些催人反省的美德

高度物质化时代那些催人反省的美德——读《清教徒的礼物》论及基督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西方学术界早已有许多成果。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本著作，当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韦伯从宗教和文化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社会行为。继韦伯之后，有许多学者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在思考研究，惜乎超越者寥寥。当然，不同的思考各有各不容抹杀的作用与贡献。若将学术研究视为一座大厦，则多一些添砖加瓦者，总是不无益处。《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砖”与“瓦”。两位作者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从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入手，仔细书写的却是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史。透过此书，美国管理文化如何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促使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强国而崛起，便有了生动的解释。两位作者还将话题引申至美国管理文化在日本的成功植入。“西方三贤士”在日本发生的故事，他们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进步所贡献的价值，在作者的笔下，有细致的描述。对很多国人而言，清教徒的概念并不清晰。作为一场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徒运动在英美两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清教徒的礼物》虽非宗教类著作，但既然谈及清教徒精神之于美国管理文化的意义，自然也少不了要花些笔墨来讨论清教徒的思想与观念，尤其是对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有比较深入的叙述。　　清教徒群体的思想与观念，与其对纯洁信仰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清教徒的美德，是他们信仰之根上结出的果子。他们注重友爱、宽恕、诚实和节制；他们强调节俭是美德，同时也强调进取；“他们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的；他们认为促进社区与社会的变革，建造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亦是天职。另外，清教徒普遍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播。　　那么，清教徒的理念又是如何与美国的管理文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在《清教徒的礼物》中，作者对此也有讨论。熟悉美国历史者都清楚，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深受马塞诸塞湾殖民地时代的影响。清教徒移民的思想观念，为美国的国家信念奠定了根基。从其教义出发，清教徒移民要在北美建造人间天国、建造“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他们倾向于自己动手、凡事亲力亲为，在艰难的环境下锻炼、展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们要将“战场、账房、市场”均变成修行之地，奉行的是“建工厂就是建教堂”的理念；他们重视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正因此，两位作者认定：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同时尊重个体的权利与集体的权利，且两者兼顾得很好。作者相信，这也是一种共治（collegiality），而共治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与文明社会。　　清教徒移民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是馈赠给后人的厚重礼物。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幽暗悖逆且充满信仰危机的时代里，清教徒的礼物着实催人反省。本书以“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为副题，自然是指向2008年以来的这轮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摧残。理解此轮金融危机的本质者都很清楚，许多问题绝非在经济、金融层面就能够解决。因为根子出在人心，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华尔街的贪婪紧密相关，自大和贪婪才是罪魁祸首。这样的“馈赠”，也很容易令人想起英国汇丰银行前主席斯蒂芬•葛霖对“金融废墟”的理解。葛霖目前担任英国贸易与投资部长。在一本名为《金融的王道》的著作里，葛霖深刻批评了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倡导“可再生金融”，呼吁要从浮士德式的交易转向真正的价值。他清醒地提出，人们要在回答具有终极意义的命题的基础上去审视金融危机的本质。如果说，葛霖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来回答“金融废墟”问题，那么，《清教徒的礼物》则是从提供经验的视角给出了解决方案。美国的管理文化，最为引人注目的长处，即是充满了活力、富有流动性，也富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美国能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强国，以及未来能继续保有其竞争能力，都得益于美利坚深层次里的精神特质，得益于美国人曾经珍视的清教传统。反过来说，倘若美国远离那些支撑其商业与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也就将自己未来的繁荣与稳定置于某种险境之中了。这是本书的警告，也的确可能成为现实。　　因此，经过本书两位作者的努力，让读者从清教徒精神的视角审视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程，并透过这段历程去理解美国企业、美国经济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大。这种管理文化向日本移植并获得成功，则是另一个例证。“二战”之后，日本被动地提供了一个美国式管理文化的实践场所，却在不经意中受益良多。在这个意义上，清教徒的礼物已让更多的人获益，让更多的人梦想成真。　　在谈及美国管理文化时，本书也触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注定富有争议性的命题。两位作者对商学院价值以及所谓万恶的“专家”崇拜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荒唐的职业经理人现象无处不在。职业经理人对所在行业并不熟悉，或者是只会倒腾数字的MBA管理着真正懂行的员工。作者高度推崇技术和技术人员，而非“财务工程”——他们认为前者是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而后者只是在耍小聪明。这样的观点，与其对金融危机的批评态度也是一致的。清教传统珍视的是诚实的商业，而非金钱与财务数字本身。当然，作者过于负面地看待金融行为，也很容易走向偏颇。　　从写作角度来看，本书颇有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意味。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就美国经济来说，新技术的推动、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以及制度因素等，都对推动经济成长贡献了重要的作用。《清教徒的礼物》也写到了法国技术带来的普遍影响，但对其他因素的作用过于忽略。这多少也让人读后有偏颇之感。“只有你知道走的是什么路，才会知道你将走向何方”，古老的谚语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清教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曾经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管理文化与经济发展，并还将继续产生影响——这一点，并无疑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式市场经济而言，清教传统当中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不无借鉴意义。本文原载于2014年02月18日《上海证券报》

霍博兄弟带给中国的礼物

霍博兄弟带给中国的礼物——–阿凯读《清教徒的礼物》有感六个月前我在网上同霍博兄弟相识，起因是1926年代的哥哥肯尼斯.霍博在Linkedin网我管理的中国工业工程研究会讨论组介绍《清教徒的礼物》一书，并提到即将出中文版。几个月来我们就此书涉及的话题用近三十多封电邮进行了深入交流。此书正式出版后，我等不及肯尼斯请出版社寄赠的样书，第一时间自己购买来阅读。该书堪称一本世界管理文化发展简史，贯穿此书的主线英格兰移民清教徒精神包括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非凡的组织能力这四个特点，再加上后来从法国传来的重视技术和尊重技术人员的特点，正是这些真正推动美国社会成为现代管理技术发源地，促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龙头企业的“黄金时代”。美国管理技术向亚洲的传播是在四十年代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民用通信部门（简称CCS）三位卓越的工程师主导了对日本管理者的管理技术培训，把美国制造系统原理和实务传授给日本人，与后来彼得.德鲁克和爱德华.戴明的努力一并促成了日本丰田精益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后来美国企业管理界远离了清教徒的精神，忽视了技术管理的力量，“营销人”和“财务人”成为公司的主导力量，使美国企业进入了“蝗灾年代”，并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一个个历史管理案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毫不晦涩。他将温斯罗普以建造圣经中“山巅之城”为信念强力组织下的成功移民经历与前两次詹姆斯顿殖民和朝圣先辈远征的失败进行了鲜明对比。书中有多处举例证明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如何融入了美国人的血液，比如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曾管理过一个小村庄并发明过一种农用的犁，《独立宣言》起草者的富兰克林既是政治家也是发明家，曾有过避雷针等多种发明。书中还形象地介绍了朴茨茅斯军部滑块厂最早的工厂流水线、麦卡勒姆建立的实现分部型与直线职能型相结合的早期现代企业雏形伊铁，以及法国皮埃尔创建的高度重视研发的现代制造公司杜邦。该书对自泰勒以来的几乎所有管理理论与方法均有批判式的评论，虽是一家之言却值得参考。在肯定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同时作者批评了泰勒试图将其管理方法泛化应用于全社会而形成的新泰勒主义，将其视为所谓“专家”崇拜的源头。还批评美国管理史上的人际关系运动和财务工程导向，使传统的重视技术和产品质量的“自下而上”基于领导团队的“共治式”管理，逐步被盲目追逐财务利润和品牌效应的“帝王式”首席执行官的“专家”管理所代替。在“蝗灾年代”大行其道的商学院和MBA教育偏重管理理论而忽视实践，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所谓“专家”崇拜的庙宇，是后来毁掉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我在2006年访问美国纳西大学时也曾发现此苗头，那时作为支持制造业管理的重要基础学科工业工程学科已在美式微，很多院校都在逐步撤并该科系，而争相开设MBA学位教育课程。商学院的流毒甚至传到了日本，很多日本高管已经对具有行业针对性的详细技术不再感兴趣。曾经创造出精益生产模式的日本丰田汽车由于以财务利润为导向，追求高市场份额和低成本快速扩张，忽视质量，在2010年爆出“刹车门”事件。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在美国作证时承认：”以前丰田考虑问题的顺序是安全性、质量、产量，但如今这些优先顺序模糊了，我们未能像过去一样停下来，思考和改进，我们倾听客户声音的能力被消弱了。” 与之对比，早年伟大的美国统计学家休哈特与工程师们则是怀着提高电话设备质量的愿望倾听“流程的声音”。本书结尾欣慰得看到经济危机过后以清教徒价值观为基础的优秀管理方式逐渐回归，在金融废墟上重拾传统的美国梦。我个人认为苹果的乔布斯可以作为典范，他既是管理者、推销者，又是专业的产品经理，痴迷于伟大产品的设计，为用户创造出最好的产品。作者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大洋的彼岸，提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好叫中日工业革命，因为它起源于日本、必将兴盛于中国。肯尼斯在给我的邮件中多次提到两件事情，一是中国需要有类似CCS那样的政府组织来强力指导和推动管理技术在中国企业的普及，应把管理技术视作现代文明的支柱，并把这一观念灌输给企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二是在报纸上了解到由于大学扩招造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他建议大学生应到工厂一线去工作并锻炼，他称在美国黄金时代中很多龙头企业的总裁都是从车间一线的工长起步，一步步成长起来，中国企业也应为车间里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在认识到盲目效法西方追求GDP增长带来的先污染后治理恶果后，为了避免重蹈西方管理领域的误区和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我建议每一位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应读一下《清教徒的礼物》。习总在访美时曾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华民族传统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华罗庚、刘源张等老一辈科学家在推广“双法”管理科学中深入工程一线，亲力亲为的精神，甚至李瑞环、李长春等老同志早年自己亲手打造木质家具的技工精神均可与美国的清教徒精神相媲美。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重拾国家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

种族脑残粉的伪经济书

此书前一部分给4星，主要考虑将美国精神通过清教徒的特质进行了精炼的归纳：创造理想国，工匠精神，集体主义和管理天赋。虽然有片面和自我吹捧的嫌疑，但视角独特，还能当个有意思的美国史看。但后一部分实在读不下去，能给一两个星就不错了。特别是在抨击专家崇拜中，无视大市场环境变迁，忽略破坏性创新的威力，不提资本市场的贪婪，诋毁品牌价值的重要，贬低社会精细化分工，片面狭隘的分析公司的成败原因，误导后人，遗祸无穷，给三星都是高抬了。任何种族和文化都有他的独特优势和价值，自我感觉良好无可厚非，但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过是一个种族脑残粉写的一本伪经济书罢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者视角变窄

转载1：《清教徒的礼物》：大公司迷失的根本原因

现代管理的核心理念源自清教伦理。在“忏悔”（自我清算、校正）中劳作，涤除虚荣与浮华，剔掉一切不创造价值和意义的冗余行为，卓有成效地劳作，是清教伦理的本质。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YzNDIyOA==&mid=204687585&idx=1&sn=bd35655b842eb155cd9d28ab0612abf6&scene=7#wechat_redirect

逐页细读清教礼物（一二章）

四个清教徒的特点：1、不管人生目标多么模糊，归根结底都是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2、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3、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念；4、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p9：笼统而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细想儒教国家之类似红楼梦诸般故事是纷繁杂乱的混沌中无一例外抽离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观主旨，近代的各种尝试不停地堕入幻灭，日本维新之前也是百转千回，传统与现代，自身与外部，矛盾万千。英格兰福泽下的土地坚信自身的正确并确实贴近正确是何等的幸运）——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谷歌等硅谷的改变世界之号召背后的清教徒氛围非常明显，叹中国文革后已无此等超我自我合二为一之可能，明末东林复社且有程朱理学与政治运动之结合而迸发出超然的能量，但于国计民生却于事无补，在市场经济实打实的基础之上则无如基督般裨益，维新之后日本舍弃武士道也如这般，道德律始终没有与自我充分结合，追逐金钱始终被视为苟且小人，超我层次的社会氛围不改，潜力始终会被束缚，拜金主义至今被批驳可见一斑，未来会有怎样的金钱自洽哲学诞生在东亚诸国值得观察。）p10:约翰柯敦的布道，手工艺和神圣性紧密相连、观察和行动密不可分。（有这样的牧师是新英格兰之幸，在亚当斯密还未诞生之前已经认识到大分工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根本而将神圣性与匠人精神结合，对未来和社会的运作有深邃的考察，放弃自身包干一切的自循环而将擅长技艺做到极致并纳入到市场大循环之中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微观表现，而个中心法，则是约翰诸般牧师之功）p11:自己动手，亲力亲为,这一差异相较于欧洲国家，新大陆的社会阶层化较不明显。（分工平权化社会扁平化）清教徒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极少被人提及的。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徒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培根“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人群与社区有本质的区别。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 。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p12:新教徒一群群一社区一社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需要组织力的属性（后世日本移民满洲亦是如此，按村整体移民就是为了处处保留凝结核，防止原子化，明治以来对西方考察之细可见一斑，张作霖整火车皮从关内无差别运人，有多少仍是流民，又有多少参与市场，政府管理成本因之增加几何，皆未可知。或许工业社会更需原子个人且打散市民社会是一贯的中国政治惯性，其优劣如何待以后读书多多注意）分层级是优秀组织的必要条件。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利用的资源。（乍看没头脑，细读有意思，满清之铁路坏风水，大坝斩龙脉可见拜物教之缩影，日本亦如是，对物的神圣化往往阻碍人对其利用和改造）p13:圣经赋予人用物的权柄，自己有义务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为自己谋幸福，让上帝显得伟大，二者并不矛盾。p17:新教与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因果，不如说是共生，在美国，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麦库洛克认为清教提倡社区，资本主义否定社区（同感，满洲国两种移民方式孰优孰劣本质上也是这个问题）美国工商界的核心，既尊重个人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而且把二者兼顾的很好——用管理术语来说，就是共治。共治带来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文明社会，即市场经济（根本不外产权二字，依法治国的根本也是保证产权，在产权的基础上才有一切可能性，保证社会的绝大多数有恒产而有恒心是也）p20:组织者要求三分之一的人集中精力寻找金银以及通往南部海域的航道。这个指示并不好，因为当务之急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栽种粮食。舒舒服服待在伦敦的组织者各出这样离谱的指示，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管理。领导者的身份直到最后登录才披露，这意味着途中没有人全权负责，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路上奢侈的用完了珍贵的给养。p22: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国家横渡大西洋，指引这次行动的是一个强大的信念，即坚信这次行动的神圣意义领导这次行动的是有财产、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一定政治培训，头脑冷静且固执己见。p23:使命宣言：清教徒奉上帝旨意去新英格兰建造人间天国。作为商人，他们还必须让投资有回报。这两个目标并行不悖，马克思认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完全是个人和集体的贪婪。这一看法过于简单，另一个动力就是建造人间天国。p24：计划做得好，执行才会快，快的至今都令人惊叹。p25：法律性质的关键决策：1、在远航队起航之前，温斯罗普及其同伴就获得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所有股份，所以英格兰就没有留下什么股东机构通过分红或者其他方式干涉大移民。2、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执照和总部随着远征队一起转移到了新英格兰。（权利完全由行动主体掌握，随机便宜行事，与真实环境所需决策产生尽量少的偏差也是产权保护产生效益的实质）p28:乔治华盛顿在从军以及任首届总统期间特别擅长授权委责、解决争议，这两个都是优秀管理者的特征。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那样就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描述出一幅如此清晰，如此超前的愿景，也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一样设计出如此巧妙地机制把国家团结起来。美国宪法在诞生时就完全成型，后期只需小幅调整，对比之下美国企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了最佳状态p29：既然没有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最有可能产生好政策。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互补与共治是美国管理团队经常表现的一种孪生特征。但20世纪晚期这对特质消失了，因为一种灾难性的制度出现了，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站不住脚的假定：“帝王般的”首席执行官一个人就知道所有答案。集成决策含义：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群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起来呢；认真总结前人经验（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经验）把犯错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试点；任何重要提议，都要构思好实施细节，才决定是否通过；做好二手准备，以应对决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确的情况。采用这种模式，决策往往慢的让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决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社会从上至下都“亲力亲为”——这个特点强调责任到人传统欧洲决策模式可称为分层决策，意味着：计划职能和执行技能分数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没有构想好实施细节，就“原则上”决定是否通过提议；几乎不防备意外。采用该模式，决策往往很快，但执行很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语之一。（08年格鲁吉亚看准奥运机会与南奥塞梯开火，梅德韦杰夫迅速决策闪电暴打格军，整个北约阵营无法及时作出有效应对，究其因由多处于此制度，战事瞬息万变于分层制尚可及时应对，但这是在权利中枢判断正确的前提之下，若不然，则将重蹈二战德军闪电突袭苏军措不及防的悲剧，动员力和行动力是否与决策模式相关还要再考究，尤其冷战东西方阵营的模式看来似乎共产主义的极端分层制和权力集中制的行动力更强~但要注意，这种行动力是以牺牲有效信息为代价的，作为权利中心的观察往往不如分布式决策的信息充分和真实，分层制决策中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不会比集成决策更高，若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狂飙突进还不如不行动的好，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286考察到了权利中心的问题从而要求多搜集信息并审慎决策的忠告）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模式是美国企业和整个社会1630至1970间成功的核心秘诀集成决策有一重要先例：温斯罗普及其同事不是在出航之前而是在作出出航决定之前就详细的计划了清教徒移民的整个方案。汉密尔顿及其朋友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时也遵守了这种规则。澳大利亚的高水平生活来自不顾将来的挥霍资本。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下形成的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患有残疾。门诺派拥有清教徒的四个特点。凭借辛苦劳作，把荒原变成农业枢纽

是谁颠覆了美国精神？

1620年，一艘捕鱼用的小船离开英国港口，整整65天艰苦航行，船上102名清教徒（中途去世一人，新出生一人）到达新大陆，他们没有忙于庆祝，而是通过协商签订了《五月花公约》，这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础。同期到达的英国移民有很多，他们乘着大船，携带充足的给养，一下船，就被美洲壮丽景色征服，选择了迂回的“观光路线”，赶到营地时，秋季已至，无法耕种，漫长的冬天夺走了70-80%的人的生命，熬到开春，又因技术人才缺乏，局面一片混乱。但，清教徒治下的殖民地情况迥异，一切井井有条。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英国时就已做好准备，从收到通知到上船，准备时间极短，其间他们要卖掉房子，购买农具等，可他们却从容应对。世界上有的民族经得起大迁徙的考验，有的却不行。在迁移中，组织随时可能崩溃，看到身边人一个个倒下，余下的人会失去理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人人都会固执己见，可最终只能听一个人的……面对这些困境，清教徒们挺了过来，在本书作者们看来，他们身上蕴含着真正的美国精神，而这，是决定美国兴衰的关键。什么是清教徒精神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信仰中，信仰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只会说“信则灵”。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神圣法则约束着人们，比如敬畏自然、敬畏祖宗、敬畏文化、敬畏传统等。“入魅”的后果是，人们更相信来世、命运或官府，宁愿等待和依靠，也不去主动作为。而科学的传播带来“祛魅”的后果，人们突然发现，那个神秘而神圣的世界，其实可以把握。通过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清教徒主义。本书作者们认为，它包含四方面内容：第一，建设人间天国的信念；第二，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第三，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第四，组织能力。在美国建国诸公身上，这四点体现得特别鲜明：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不尚虚谈，从不怀疑美国的未来；他们多是“工匠”，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杰佛逊善于做钉子，潘恩是胸衣匠；他们个性不同，意见常常相左，但争论之后，合作如常；此外，他们都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在建国诸公中，大多数人是清教徒，正是清教徒精神让美国得以独立。美国为什么超越了英国清教徒主义源于英国，为何美国能后来居上？因为在传统清教徒主义的基础上，美国人又加入了法国人重视科技的精神。传统清教主义虽重视技师精神，但在制度层面没有落实。英国当时没有技师学校，大学沉溺于理性思辨，很少培养技术人才，技工多从钟表业中来，而法国则有完善的技术教育体系，而它与清教主义的结合，极大地焕发了美国的活力。美国建国不久，很快涌现出一大堆新发明，到1851年伦敦世博会时，美国人的创新能力让英国公众羡慕不已。也许，“流水线”最能体现出英美清教主义的不同，美国1820年代开始采用此技术，较英国晚了10多年，可到1850年时，反而是英国派人到美国学习引进，可引进后不久便又放弃了。因为英国缺乏专业技工，所以他们只能玩小系统，玩不了大系统。“流水线”的发明国却用不上它，最终只好乖乖交出“世界工厂”的地位。“乔纳森大哥”时代已很少有人知道，在“山姆大叔”外，美国曾有另一个外号，即“乔纳森大哥”，这本是英国人的蔑称，却被美国人当成好话接受了下来。“乔纳森大哥”代表了憨直、勤奋、有创造精神的美国工人们，在美国突飞猛进的时代，一大批传奇企业从车间里冒了出来。比如初期以生产炸药为业的杜邦公司，老板杜邦十分迷恋化学实验，他的祖父、父亲都被炸死在实验室里，他却依然每日沉浸在其中；再比如HP公司，当初是两个人开的一间修理作坊，创始人之一休利特始终对技术保持着浓厚兴趣。那一代美国经理人大多亲临一线，他们在基层跑来跑去，50多岁时才坐进办公室，曾经的成功与挫折成了他们的宝贵财富。所以他们秉持了许多“乔纳森大哥”式的经营观念——轻易不借债，不外包，重视技术革新等，所以他们的企业挺过了一次又一次萧条。专家们来了然而，泰勒出现了，他从没让一家企业发财，却成了“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具体计算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以追求“最优化”，迫使工人们像《摩登时代》中卓别林那样疯狂地工作，他这一套显然行不通，却被贴上“科学”的标签。泰勒的最大副作用是开启了“专家崇拜”，而所谓专家，就是拿个MBA，在大企业中工作两年，以后靠不断换老板来刷新自己的职位和薪水。在这些“专家”的指挥下，IBM尝试外包，亲手扶起了Intel和微软，自己的PC业务却不得不最终出售，因为“专家”们不知技术为何物，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靠数据来作判断。他们中最辉煌的人才是越战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这位MBA手订一份战绩统计表，每场战斗成果都被数字化，他奇怪的是，每个数据都证明美国在取得最终胜利，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原来，一线部队用屠杀平民来完成任务量！随着美国企业决策层中专家数量越来越多，有技术背景的管理者比例越来越低，研发经费越来越少，美国企业失去了创新冲动。更麻烦的是，在“专家”们看来，“为股东服务”乃天职，因此忽略了“企业为用户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增加销量，他们甚至要求降低产品质量。最终，车间里忙碌的“乔纳森大哥”消失了，换成了装腔作势的“山姆大叔”。“专家崇拜”背后的社会崩溃在今天，美国高级经理人的工资是普通人的400倍以上，而在“乔纳森大哥”时代，差距只有20倍左右，这自然会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太多美国家长把“专家”视为成功者，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考进好大学、拿张过硬的MBA，替代了对综合素质的重视。如果说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上汽车，是为了周末可以对它修修补补，则今天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宅男宅女，他们最大优点是面对质疑，能振振有词，说得好像他们真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样。有趣的是，本书作者们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崛起也来自清教徒的礼物，“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邀请美国管理专家参与改造日本企业，使其抛弃了原有的、落后的英式企业管理方式，这促成了日本腾飞。以后中国通过引进日资，也将这套方法学到手。中日继承了清教徒主义，而美国的清教徒主义却在“专家崇拜”中衰落，则“世界工厂”的头衔易手，岂非顺理成章？新颖思路背后亦有漏洞“金融风暴”后，美国经济长期表现平平，学界对此反省颇多，《清教徒礼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对“美国精神”的过度敏感，源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年英国衰落即源于英国精神的长期低迷，社会冲突不断，人们丧失了向上冲动，最终“英国病”将其从世界领先地位上拉了下来，无怪乎美国人对此会警钟长鸣。然而，像大多数普通经济学著作一样，本书对历史的解读显得过于简单。事实上，用简单脉络很难串联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毕竟历史是多线索演进的，在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各不相同。为凸显“美国精神”的核心地位，作者不惜删削史料，前人违背“美国精神”的地方一概不提，而后人符合“美国精神”的地方亦视而不见，这就人造出一种错觉：“美国精神”果然渐行渐远。但这一切并不建构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仅靠举例说明，多少有些落入“文傻逻辑”。应该说，面对金融废墟，作者解开了一个重要的侧面，但他的解决方案太过空洞。对中国读者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中层是连接上层、下层的关键，它的质量决定着发展的质量。本书深度揭示了以“专家”为代表的中层如何颠覆了“美国精神”，毫无疑问，同样的危机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可能发生，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层的生产机制中，秘书、亲信占据重要份额，他们往往缺乏一线经验，而来自一线的中层又常常不熟悉办公室博弈技术，导致在竞争中出局，当后者的比例严重失衡时，就可能造成管理失败。正如“金融风暴”前，美国政府、企业、金融家、学界一片唱好，几乎无人预警，猛然一击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竟还隐藏着系统性的缺陷，对此，我们甚至束手无策。中国正在高速发展中，而驱动这个发展的活力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如果有一天这个活力发生波动，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能否更积极地去把握它？毫无疑问，本书为我们诊断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