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英资财团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奠定百年基业　　第一章　奠定百年基业　　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导致近代香港的开埠及香港英资财团的诞生、崛起。早期香港的英资洋行，凭借当时英国强大的国势，从对中国进行的大规模鸦片贸易中牟取了惊人的利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香港成为远东著名的贸易转口港，香港英资洋行迅速将投资的触角伸向航运、仓储、银行、地产、酒店及各项公用事业，并开始建立起逾150年的庞大基业。　　一、贩卖鸦片起家　　香港英资财团的诞生、崛起，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当时，东西半球的两个大国，正为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在南中国紧张地对峙。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英两国的紧张对峙中取攻势的是英国，它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1760—1840年），并在带有海盗掠夺性质的海外贸易以及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新兴工业国家。到十九世纪初，凭借着强大的舰队和制海权，英国不仅控制了西起好望角东至远东的广大海域，而且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片土地成为其殖民地，占领了直布罗陀、马耳他、锡兰、槟榔屿等重要战略或商业据点。1819年，英国在占领了通往远东的重要基地新加坡之后，即以印度为基地，将其扩张势力直逼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古老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一批所谓“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s）Cl当时正对中国进行着大规模的、猖獗的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活动。　　取守势的中国，刚经过了清王朝辉煌的“康雍乾盛世”，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进入了衰落期。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后，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鸦片输入的不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不安。清政府害怕外国势力的侵入会加剧不稳的情势，企图以加强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维持统治。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规限极严，对外通商口岸仅限于广州一处，对外贸易亦规定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组成的“公行”垄断进行。然而，日渐腐败的官僚机构，并未能制止迅速扩大的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活动。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早在1773年已由东印度公司展开。东印度公司的前身是伦敦东印度官商贸易公司，创办于1600年，由英女王批准成立，旨在开辟印度和中国的贸易。1702年它和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合并，以后称为东印度公司，并垄断了英国对东方的贸易专利权。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正式开展对华贸易。初期，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主要是向中国输入英国的毛织品、铅、锡、铜等金属品，以及印度的棉花、檀香等产品；并将中国的茶叶、丝和瓷器等销往英国。1760年开始，英国正值工业革命之始，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转变到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更是急需为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可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量微乎其微，而中国出产的茶、丝在英国的需求量却日益增长，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之中。1804年以前，东印度公司每年都必须从欧洲将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弥补对华贸易的逆差。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他们发现，鸦片不但比工业品易于销售，且利润丰厚。自此，中英贸易形势开始逆转。　　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1773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仅1 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 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绝大部分，打破了最早向中国输人鸦片的葡萄牙人的垄断，成为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角。1796年，清政府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为了顾全对华贸易，表面上停止鸦片贸易，实际上转由它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进行。这批自由商人以更积极的“进取态度”，通过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　　在东印度公司和自由商人的全力推动下，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逐年递增。据统计，1800年输入鸦片为4 570箱，1822年为7 773箱，1831年为16 550箱，到1834年竟达21 885箱[2]。从1773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贸易的整个时期，输人中国的鸦片从每年的1 000箱急增到逾21 000箱，60年间增长近21倍。由于鸦片畅销中国，英国对华贸易已从逆差变为顺差，中国白银外流日趋严重。　　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英国政府正式废除，使鸦片贸易完全向英商开放，实际上开始了英、美鸦片贩子向中国大规模贩运鸦片的新时期，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惊人的增长，范围还从澳门及广州黄埔港外的伶仃岛扩展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一直到直隶和东北沿海一带，烟毒迅速在中国泛滥起来。　　以怡和为首贩卖鸦片的三大洋行　　由鸦片贩子们组成的私人公司或洋行，虽然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废除之后才崭露头角，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已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肆活动，成为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主力军。1834年以前，这批英商已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贸易。1834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退出后，贩运鸦片的外资洋行立刻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1833年到1837年，英资洋行从66间增加到156间，美资洋行也增加了不少。这些洋行中，最著名的是英资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资的旗昌洋行。　　怡和洋行创办于1832年，然而其历史最远可追溯到1782年的科克斯。赖德商号和1824年的马尼亚克公司。怡和洋行的正式名称是渣甸。麦地逊公司（Jardine。Matheson & Co．）。1906年后改组为渣甸．麦地逊有限公司（Jardine，Matheson&Co．，Ltd．），是以其两个创办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地逊的名字命名的。“怡和”是它在广州注册时所用的行号，取“快乐和谐”之意。　　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年），苏格兰人，早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的医科学校，1802年他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当时，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英国对东方贸易。根据英国法律，破坏这种专利权的人将被处以绞刑。不过，东印度公司对职员订有特别优待章程，允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渣甸眼见走私鸦片所牟取的暴利，自然不满足区区这点优待。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　　他首先和曾任东印度公司医生、已成为富商的老南海公司老板托马斯。威汀，以及孟买鸦片商弗拉姆吉。科瓦斯吉合伙，购买了一条“萨拉号”商船，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很快，“萨拉号”成为加尔各答至伶仃岛快速航线上的一条著名的鸦片走私船。当时，渣甸主要在孟买做生意，他把中国方面的业务委托给荷林渥尔兹。马尼亚克代为经营。荷林渥尔兹是他哥哥查理斯的查理斯。马尼亚克公司的合伙人。马尼亚克兄弟是从十八世纪以来就常驻澳门和广州的老牌鸦片贩子。1824年查理斯死后，荷林渥尔兹将公司改名为马尼亚克公司，同时决定退休回国，为此，他物色了渣甸为公司的合伙人。1827年渣甸加人马尼亚克公司，负责管理该公司在广州的业务。这对于渣甸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当时的形势已渐趋明朗，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垄断已接近尾声。　　怡和洋行的另一个创办人詹姆士，麦地逊（James Matheson。1796-1878、年），也是苏格兰人，早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麦地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取得了自由商人的资格，并加入他叔父在加尔各答开设的公司。1818年他离开叔父的公司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26年麦地逊结识了渣甸，两年后亦加入了马尼亚克公司，与渣甸合伙摘鸦片走私，生意越做越大。两人不仅在广州一带销售鸦片，还雇用德国传教士沿海北上至渤海湾，走私贩毒，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本。1830年，渣甸在广州致函英国友人，声称鸦片走私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他在信中说：“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一千银元之多。”走私鸦片的生财之道，不仅在于贩卖，他们同时操纵市场，投机买卖，一转手间，即获暴利。　　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地逊在马尼亚克公司倒闭的翌日，在广州创办了怡和洋行。当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还有渣甸的外甥安德鲁．约翰斯顿和麦地逊的外甥亚历山大．麦地逊。怡和洋行的业务发展极快，1834年东印度公司退出后，怡和洋行即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3]。到1837年，怡和洋行已拥有资本261．3万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船队和鸦片等货物上，它拥有的鸦片走私快船，包括著名的“奥斯丁号”、“杨上校号”、“海斯夫人号”、“红色海盗号”、“劳德莱总督号”、“希腊号”、“奧米加号”、“哈里特号”、“维纳斯号”以及“珊瑚号”等共12艘，频密穿梭于加尔各答到广州的航线上。　　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Dent&Co．），是仅次于怡和洋行并可以与怡和洋行相较量的另一家著名的鸦片走私商。洋行老板颠地在广州是与渣甸齐名的两大鸦片走私贩之一。宝顺洋行的历史，可追溯到1807年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乔治．巴林在广州开设的巴林洋行，后因公司另外两个合伙人莫隆奈和罗伯茨的加入，改名为巴林．莫隆奈。罗伯茨洋行。181 1年英国鸦片商大卫荪加入该洋行，改名为大卫荪洋行。后来，因惯卖鸦片的颠地，即托马斯．颠地等人加入，该洋行再改名为颠地洋行。其中文名称“宝顺洋行”，取“宝贵和顺”之意。宝顺洋行亦拥有一支鸦片走私船队，其中著名的走私快船有“水妖号”、“伊芒号”、“韦德．戴雷尔号”等等。　　美资旗昌洋行（Russell&Co．），是当时广州仅次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第三大鸦片走私公司，它的前身是1803年由美国军官柏坚士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公司，1818年柏坚士将公司转售予美商罗素，该公司遂改组为著名的旗昌洋行。旗昌洋行拥有许多由美国特制的鸦片走私快船，进行武装走私，著名的有“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以及“羚羊号”等。　　英商鼓吹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尽管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英商的鸦片生意越做越大，但渣甸、麦地逊、颠地等英商仍不满意，他们认为应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早在1830年，在广州的47名英商就曾联名向英国国会致函，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建议派兵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以扩大对华贸易。该函件就是由麦地逊起草的。　　1834年7月，英国外交部在接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务后，即派遣上议院议员兼海军高级军官律劳卑（w．J，Napier）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当律劳卑启程来华上任时，英国政府给他发出训令，明确指示他要设法扩张英国在华势力，并要求他在中国沿海选定一些地方，以便一旦爆发战争时，英国海军可以立刻予以占领。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即支持渣甸的倡议，将广州的英商组成“贸易事务会馆”，即广州英国商会，麦地逊并出任商会首任主席。当时，律劳卑不按中国制度监理贸易，有意挑衅。两广总督卢坤曾下令封舱，以停止中英贸易予以抵制。律劳卑即率领两艘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同年12月，广州英国商会为此事向英国女王请愿，请求英国政府派出军舰保护，封锁中国沿海，强迫清政府接受自由通商要求，结束广州的中国行商的垄断，并开放中国北方各省口岸。事态的发展显示，自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废除之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已转趋急进和强硬，并已准备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律劳卑的威胁并未成功，被迫退至澳门，不久病死。稍后，麦地逊陪送律劳卑遗孀回国。在伦敦期间，麦地逊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向其陈述英商的侵华要求。1836年，麦地逊在伦敦出版《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展望》一书，竭力鼓吹英国应对华采取“前进政策”，他建议占领香港，作为“英国和著名的苏格兰自由贸易者的代管领地”[4]。在他的鼓动下，曼彻斯特商会、利物浦商会、格拉斯哥商会都先后向英国外交部请愿，要求“加强对华贸易的保护”。　　大规模的、猖獗的鸦片走私，令输人中国的鸦片数量惊人增长，到1838年已超过4万箱，比1834年再大幅增加一倍。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这一时期，广州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已达到3 000万两，其他如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地口岸白银外流的总数亦达数千万两。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不但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全国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政府感到问题严重，终于下决心严禁鸦片。　　清政府决心禁烟与英商反应　　1838年12月，清政府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是坚决主张禁烟的“抵抗派”，他任湖广总督时，短期内在武昌、汉阳查获烟土12 000两，在湖北、湖南两省缴获烟枪5 500多支，声势赫然。林则徐到广州后，即雷厉风行展开禁烟，他命令外商交出全部鸦片，具结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对渣甸、颠地两大鸦片烟贩尤为深恶痛绝，他指渣甸“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混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又指颠地为“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递年逼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人口，多半往其过付”。林则徐下令拘捕颠地，渣甸自知在中国难以立足，遂将洋行事务交给麦地逊，自己离华回国。　　林则徐的禁烟，初始遭到英商的抵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Llliot）自澳门赶到广州，亲自庇护颠地。林则徐遂下令封舱，派兵监守洋馆，断绝洋馆与停?自在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的来往。义律无法可施，只好命令英商交出鸦片，并保证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全部烟价。麦地逊积极支持义律，他告知回到伦敦的渣甸说：“这是一项远大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特别是中国人已掉进了要向英国政府直接负责的圈套。”是次鸦片禁烟，林则徐共收缴了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21 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 000箱，占第一位；宝顺洋行缴出1 700箱，占第二位；旗昌洋行缴出1 540箱，占第三位。　　……

前言

　　1987年，笔者首次踏足香港。香港中区的繁华闹市、维多利亚海港的璀璨夜景，都给笔者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时，笔者是应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振汉先生（杨振宁博士的胞弟）之聘，前往该公司任经济分析员，从事香港经济研究，聘任期是一年。笔者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的旅程和考察，不料自此就在香港工作、生活了8个年头。这期间，香港正处于“九七回归”的过渡时期，各种政治、经济力量正在激烈角力。这使笔者获得一个极难得的机会，直接贴近并亲身感受香港经济跳动的脉搏，从中领悟它的勃勃生机和所面对的困难。　　使笔者对香港的资本、财团，尤其是英资财团产生最初认识的，是在初到香港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香港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笔者游览了香港经济的心脏区——中环。在美轮美奂的置地广场，朋友指着濒临海港、高耸的康乐大厦（今怡和大厦）说：这就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怡和洋行的总部所在地。笔者不期然联想起英国著名小说家克雷威尔（James clavel）笔下的《豪门》（Noble House），据说该部小说所描述的扣人心弦的权力斗争和商战，就是以这家古老而神秘的洋行为背景展开的。　　1987年lO月全球股灾前夕，香港恒生指数从3 949．73点的历史性高位滑落；然而，著名的英资地产公司置地的股价却逆市飙升，有关收购传闻不绝如缕。连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号称香港地产“皇冠上的明珠”的置地都遭到华资财阀的狙击，显示英资财团正面对某种重要的转变，这使笔者对香港的英资财团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开始了持续而广泛的搜集有关资料的工作。

媒体关注与评论

　　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文字简练，作者将跨155年香港英姿财团发展的脉络，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可以说是了解香港经济史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香港经济学社主席胡国亨先生　　香港自开埠以来，英国资本一向于本港，甚至亚太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这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惜，有关英资财团历史之研究，特别是中文著作方面，可谓寥寥可数，因此本书之作，是一贡献。本书广泛引用中文资料，文字简洁流畅，适合各阶层读者阅读。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培德博士

内容概要

　　冯邦彦，广东鹤山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担任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曾任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曾于1987年至1994年应聘赴香港，任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有限公司经济分析员等职，长期从事香港经济、香港经济史、资本与财团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澳门概论》、《香港地产业百年》、《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产业结构研究》、《百年利丰一一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等，主编有C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两岸产业分工与合作》．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当代亚太》、《学术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工00多篇学术论文。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奠定百年基业  一、贩卖鸦片起家  二、香港早期的英资洋行  三、航运、仓储码头和船坞业  四、汇丰银行的创办  五、地产和酒店业  六、英资对公用事业的投资第二章  向内地扩张  一、上海成为进军内地的大本营  二、怡和洋行：“洋行之王”  三、太古洋行：航运业的巨擘  四、汇丰银行：金融业的垄断寡头第三章  雄踞香江  一、战略重心转移：重返香港  二、英资四大行：怡和  三、英资四大行：和黄  四、英资四大行：太古  五、英资四大行：会德丰  六、汇丰：支配香港经济的金融帝国  七、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第四章  从巅峰滑落  一、华资财阀势力抬头  二、和记黄埔首告陷落  三、九仓、会德丰相继失守  四、怡和置地困守危城  五、从巅峰滑落的原因第五章  部署国际化战略  一、怡和：迁册百慕大  二、汇丰：结构重组  三、加快海外投资步伐  四、“帝国还乡战”  五、从“上市豁免”到全面撤离  六、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第六章  稳守香港核心业务  一、太古：邀香港中信加盟  二、香港电讯：淡化英资公司色彩  三、嘉道理：对香港投信心一票  四、英之杰：最后一家英资大行  五、稳守香港的战略考虑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与前瞻  一、英资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  二、九七的挑战与机遇附录  香港英资财团大事记

作者简介

《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试图从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香港的英资财团作一个客观、平实的概述和分析。一部香港英资财团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香港近现代政治、经济历史的一辑极其生动的侧影，从中反映了逾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经济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各种资本与财团势力的激烈竞争和角力，以及中英两国的国力在远东地区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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