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书评

一个开放社会的民主悲剧

不久之前的“占中事件”，使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民主化问题高调地呈现在了大陆人面前。香港发生的是什么？宣传机器当然不会把它的前因后果分析给我们听，我们还享受着源源不断的狼奶供应。如果你想认识这一事件，就读读马岳的《香港政治：发展历程与核心问题》吧，此书出版于2010年，其中当然不可能有关于“占中”的直接分析，但当你读完这本书时，你会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作者马岳，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是香港政制的研究专家。《香港政治》一书是“社会科学通识业书”中的一本。这本书算是了解香港政治的入门书，在不长的篇幅中，马岳介绍了香港政制的各个方面，剖析了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读懂香港——这是作者的期望。要读懂香港，先要了解香港的过去。19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岛，随后又通过《南京条约》正式获得了在港的管治权。其后一百余年里，港英管治结构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总督专权的“行政主导”体制一直维护着香港的发展与稳定。所谓“行政主导”的管治方式当然算不上是民主政治，它是以维护英人在港利益为根本准则的。但是这种以法治为准则管治体制却维持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香港居民中土生土长者所占比例大幅增加，本土化意识提高，参政要求也随之增强；另一方面，英国“租约”即将到期，特别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英人知道留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提高，港英政府也逐步展开了民主化改革。民主化需求所带来的政治运动，是推进香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动力。马岳的叙述也从政治运动开始，带我们回顾了香港政制在多种势力影响下的改革史。60年代的两次运动（普遍称为“暴动”，因为两次运动都产生了破坏性，我国媒体一般称67运动为“反英抗暴斗争”）“对殖民政府是当头棒喝”，使港英政府意识到了管治环境已不同以往。港英于70年代开始改革，推行“咨询式民主”，并提出了“十年建屋计划”等致力于缓和阶层矛盾的改革措施。马岳称“1966和1967年的暴动是殖民管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香港由此进入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道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港英推行了较缓慢的民主化改革，“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觉得不值得为了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跟中国交恶，因而不会违逆中国政府意愿，在香港快速的推进民主化”。但80年代末众所周知的事件发生后，执政党的香港政策受到了普遍的批评，港英开始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快速推进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0年4月颁布，可算是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管治的宪制性文件，但其中很多说法都含糊不清，这就给留出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关于普选时间的含糊说法应该是导致“争普选”运动开展的根本原因。1992年10月，时任港督彭定康发表了《施政报告》，提出了议会改革方案：“取消议会中所有委任席位；选民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1995年立法局20个直选议席，将以单议席单选票制选出……”马岳称，“彭定康方案的出发点，是尽量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带，把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成分提升至最高。”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选民基础最大的一次选举，民主派也得到了近一半议席，“1995年至1997年，成为民主派影响力最大的两年……对政府政策有甚大影响。”但中央政府不答应……中国政府之前就警告会“推到重来”，回归后，中央政府果然将民选的“立法局”推倒，成立了临时立法会。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香港——这个开放的国际都市，将面临着体制演进的种种困境。回归后，通过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法和极具争议的功能界别选举，以商界精英为代表的亲中认识牢牢掌握了实际权力。民主派既缺乏实际上的参政权力，又缺乏与中央政府沟通的渠道，他们仅仅是依靠其背后强大的民意支持来参政议政。2003年7月1日，约50万港民上街游行，反对特区政府强推法令。“七一游行”是对特区政府差劲的政绩的情绪总爆发。但全国人大还是于2004年否决了07普选的要求，之后又否决了12双普选的建议。中央政府不希望香港的施政偏离中央方针，而他们又极度不信任民主派。马岳指出，非普选的特区政府令其“先天不足”地缺乏认同性，政府施政面临的困难重重，效率不足。而民主派虽然能在立法会选举中拿到过半数选票，但却只得到不足一半席位。另外，先行政制保护了工商界的利益，使普通市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香港，这座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却一直处于异文化异体制政权的管治之下，港民接受开放思想，又难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这大概是造成香港民主悲剧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