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传》书评

阿赫玛托娃或一个女人对“命运”的屈从

阿赫玛托娃或一个女人对“命运”的屈从（《阿赫玛托娃传》，阿曼达．海特着，东方出版中心）廖伟棠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知道，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史的“白银时代”中最重要的女诗人，甚至被誉为“俄罗斯诗歌中的月亮”（普希金是“太阳”）。对她的诗的评论，向来相当复杂：以前斯大林时代的批评家曾指责她为“不知是情欲强烈的荡妇，还是一贫如洗的能求得上帝宽恕的女修道士。”；而近年来对她诗艺的肯定也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某些人推崇她那些描写私人情感的“纯诗”，亦有人认为她真正的成就在于她那些反映了人类永恒苦难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史诗式长诗（如《安魂曲》）。最近读了阿赫玛托娃晚年的学生海特所写的阿赫玛托娃传，令我想到阿赫玛托娃诗歌中的矛盾性是根源于她“命运”的矛盾的，而且后者还常常盖过了前者——即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替换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在此书中，我看见了一个在古今文学文本（也许还有现实）中都曾出现而令人无法理喻的女性形象：她为了种种自知是虚妄的理由去转换爱情对象，盲目地爱上生命中一些匆匆过客，即使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她与以赛亚．柏林的轻率会面就导致了后来她儿子1949年再次入狱），然而却拒绝真正深爱自己的人——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而从诗人角度来说：她一方面有能力承受了接二连三的苦难打击（主要是苏联官方对她的迫害），并把它转化为诗歌经验，在诗中把它提升到哀歌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却耐不住孤独与寂寞匆匆投入一个一相情愿的情感或物资上的避难所，甚至为了世俗﹑为了丈夫（亚述学专家希列依科）的要求而放弃写作——这一点与另两个伟大作家卡夫卡和普鲁斯特恰成反比，他们是为了文学而放弃世俗幸福。阿赫玛托娃曾为此辩解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经历。有谁能否认自己的生活呢？”但作者海特讽刺地评论道：“阿赫玛托娃渐渐开始屈从自己的‘经历’。”，这里的“经历”二字是加引号的，它的强大和不可回避性只是阿赫玛托娃的主观倾向所致。阿赫玛托娃就像任一个永远屈从于自己坚信的“命运”的女人，在真正的命运压来时却永远在自欺。但当她尝试了所有的途径并且变得一无所有时，她却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她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在她的“生活”彻底背弃她时，她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任务，她写下了她最好的诗篇。阿赫玛托娃的诗也像她的命运——起伏不定，在狭隘的自我满足与广阔的人类的苦难体会之间来回，她历经丧夫﹑儿子被囚﹑友人一一死去的痛苦后写出的《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是她的巅峰之作，但她也许经不起高峰上寒风之凛冽，又回到了一己私情之中——我并不是像苏联批评家那样谴责“个人主义”或“内心文学”，只是在诗言诗，与《安魂曲》相比，那样的诗太狭隘了。也许阿赫玛托娃是对的——如果她选择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的话，她拥有了一个曲折﹑但饱满的女性形象；但她牺牲了自己的诗。在传记的最后作者告诉我们：阿赫玛托娃在她的最终的日子又回复了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她就这么一生都在女人和诗人的“矛盾”角色（其实并不矛盾，且看荻金森﹑H．D等例子）之间来回，也许这是一个诗人的双重形象，但多少因为她的左右不定而给双方都造成了损伤，其中“诗”的遗憾是最大的。作者海特在文中反复提出的“沉默者”之说：“要知道缪斯赋予诗人认识的方法，于是诗人在为一切事物命名的同时还创立法则，成为立法者。若是没有演完这个神圣的角色便沉默不语，那是可耻的。”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幸好阿赫玛托娃没有沉默，她写下了《安魂曲》。

彼得堡的流光倒影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丰坦尼宫（Fontanny Dom）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风华绝代的女诗人尽管比柏林大了20岁，尽管处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控下，尽管她的儿子被关进苏联的监狱，却仍然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和摄人的魅力，柏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柏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事实上，以赛亚•柏林当时肩负着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令，来劝说阿赫玛托娃移居英国，那一夜他们谈文化和文化史，谈命运和命运多舛，也谈爱情和生命，当然更多是谈如何移居的问题。房间里灯光幽暗，她坐在一个角落里，他坐在另一个角落，仿佛隔了一个世纪的老友重逢。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到：“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