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高阳文集-珍藏版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3-5-1
ISBN:9787553401331
作者:高阳
页数:496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诗题名“基隆”，起句亦揭基隆，与马江无关；次句则张佩纶逮系至京，非匹马而遁；“一战”、“四边”之语，亦与马江情事不合。若谓为唐景崧而咏，庶几近之。 第二首起句“痛哭陈词动圣明”，当亦是别有所指，张佩纶无此情形。下联“越台何事请终缨”；与第一首下联“乘障谁教使狄山”矛盾。汉书“张汤传”，武帝时匈奴求和亲，廷议时，博士狄山主和，而张汤斥之为“愚儒无知”，狄山则谓张汤“诈忠”，武帝作色质狄山，使守一郡可能不使匈奴入侵？答以不能；使守一县，力答以不能；使居一“障”，亦即是险要之处一堡垒，狄山“自度辩穷”，不得已答以“能”。 结果为匈奴斩狄山之头而去。是故“乘障谁教使狄山”，意谓有人诈如张汤者，挤之使蹈危地。此形容孙毓汝收拾清流的手法，固甚深刻，而其人之有自知之明，兵事非所素习，不愿居前饯之意则甚明白。 “越台何事请终缨”，征终军之典，“越台”谓南越主赵佗的越王台，《汉书·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逼遣军使南越，说越王欲令人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天子大悦”，结果南越相吕嘉不欲内附，杀其王及终军。 由此可见，“终军请缨”与“狄山乘障”绝对是两回事。然则这两首七律，莫非亦是八股之“截格题”，是《孽海花》作者玩弄狡猾，移花接木，拼凑而成。 至第二首则确为张佩纶而咏，除“痛哭”外，其他皆贴切。作者精于汉书，运典甚工，拟张佩纶为汲黯，为贾谊，皆肖其人。后半首尤佳，“豸冠”者御史之冠，“犀渠”者檐之别名，《史记·袁盎传》注：“宫殿四面栏，纵者日栏，横者日檐”，是则“豸冠寂寂犀渠尽”，暗用未云折槛故事，谓清流尽于甲申，言路无人，足称史笔。 郭则沄《十朝诗乘》记张佩纶云：篑斋居甥馆，文忠以怜才故，颇优容之。其时物论集矢文忠，因并及篑斋，或讥其苍黄翻复，不知蒉斋之倾心合肥，固不自入幕始，其在戍所，已通款曲，故戍归日有寄谢诗云：“捐弃明时分所甘，无家何处着茆庵？便凭黄阁筹生计，愿寄沧洲得纵探。冰积峨峨几止北，鸢飞站站罢征南，负刍越石嗟枯搞，门下虚烦鲜左骖。” 这首诗很含蓄，也很坦率，“愿寄沧洲得纵探”，用东坡“自昔怀幽赏，今兹得纵探”诗意，表示愿人北洋幕府；“冰积峨峨”谓李鸿章，“鸢飞点点”典出《后汉书·马援传》：“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踏点堕水中”，直谓征南之功不竟而失堕，乃是为李牺牲之故。“负刍越石”句双关，分解则“负刍”者不自韬晦而得祸；“越石”者“太守廉而越王石见”，谓虽曾典兵，而从未冒饷。合而言之，所谓“负刍越石而赖晏婴”，齐国贤者越石父，有缧绁之厄，晏婴解左骖赎之而归。事见刘向《说苑》。张佩纶用典故，精切无比。 郭则沄续记张佩纶云： 其读《樊川集》云：“能容两党非无术，不作三公为有情”。隐以自况。文忠殁，张楚宝观察以“肃毅刀”赠之。刀为光绪壬辰，德国格鲁森厂所制，文忠命其监造者。楚宝，文忠甥也。 《樊川集》作者杜牧，既为牛僧儒掌书记，又见赏于李德裕，泽潞之平，杜牧之策。又作“罪言”皆讲明相业之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引述甚多，张佩纶自况杜牧，而“两党”则谓两李，李鸿藻与李鸿章亦不协，但皆激赏张佩纶。
前言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名人推荐
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 ——杨明（作家）
后记
高阳(1926—1992)，一说生于1922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自；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很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的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内容概要
台湾著名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精通清代历史掌故。本名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笔名高阳、郡望、吏鱼、孺洪等。其代表性作品有《胡雪岩全传》三部曲、《慈禧全传》等。高阳的作品对清代历史有着独特的研究深度，也是他最为拿手的部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天子门生/1
由拔贡而状元/3
“潘郎伤逝空悲哽冶/6
父厄于肃顺/9
烽火闲情/13
家仇初起/15
终天之恨/19
叔侄状元/22
第二章 门生天子/25
弘德殿行走/27
兼做太后师/30
是非之地/33
回籍守制/38
“圆明园李监督冶/41
万丈波澜的震撼/44
“可怜天子出天花冶/49
第三章 朴园路线/55
“皇帝本生父冶/57
吉祥花摇/61
第四章 再为帝师/65
杨乃武案/67
毓庆宫行走/75
衣锦荣归/79
丧明之痛/82
门户渐深/85
长信宫的异闻/91
第五章 依违南北之间/97
吴江相国/99
云南报销案/103
初入军机/107
清议与清流/110
第六章 朝局的大翻覆/115
恭王被黜/117
收拾清流的一条毒计/121
“督抚平分半子冶/128
第七章 常熟门下/135
北衰南兴/137
南通状元/140
闾面/143
第八章 渤海换了昆明湖/149
司农常熟/151
海防经费的用途/155
翁李荣枯/164
李翁矛盾/168
第九章 “盍簪喧枥马冶/171
赐寿/173
又一怨家张广雅/175
奕劻其人/180
失会得张/183
赏识奇才张荫桓/188
前世孽缘康有为/191
谬托知己/198
第十章 主战复迫战/203
文学士/205
珍妃/207
寇连材/210
大院君/212
参预韩局/215
袁世凯/223
主战复主和的太后/225
第十一章 黄海熸师/229
翁同龢天津行/231
恭王复起/236
自种祸根/239
宮闱多故/244
第十二章 求和终得和/249
恭王和枢廷/251
李鸿章议和/258
马关之辱/263
联俄之始/265
整肃帝党/268
李鸿章的打手/275
罗剎行/279
罗曼诺夫报告/283
第十三章 回纥马与督亢图/287
胶澳事件/289
对德交涉/293
俄德勾结/298
李鸿章的真面目/306
张荫桓叛翁投李/310
第十四章 穷极思变/313
康有为高谈时局/315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319
英国借款/323
俄国第二次行贿/329
亨利亲王访华/334
尚有人争海舶香/335
第十五章 “独坐看雨冶"/341
烜赫的半个月/343
定国是诏/348
“喜极冶之后/351
恩怨说荣张/356
大臣之风/361
第十六章 戊戌政变/365
新政/367
张之洞/370
东山再起/376
美梦成空/383
杨崇伊发难/387
袁世凯告密之谜/395
“木讷令兄冶的故事/409
第十七章 山中岁月/415
编管/417
沈鹏事件/422
删改日记/439
老骥伏枥/442
凄凉到盖棺/448
身涉是非/452
附录:/463
十疑康有为诗并注/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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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文集珍藏版:翁同龢传》编辑推荐：两朝帝师，清流领袖；李鸿章一生最大政敌，康有为称为“中国维新第一人”！高阳深入揭示翁同龢内心世界，全面还原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历史真相！
作者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但因力主变法图存，慈禧令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氏的性向与际遇，志气与才具，责任与权力，兴趣与任务，地位与作风，皆不相侔，种种不平衡的积累，祸己、祸君、祸国。这是时代的悲剧。然而，他是恺悌君子，结局之凄凉，令人酸鼻。本书要为他一抒难言的隐恨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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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但因力主变法图存，慈禧令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氏的性向与际遇，志气与才具，责任与权力，兴趣与任务，地位与作风，皆不相侔，种种不平衡的积累，祸己、祸君、祸国。这是时代的悲剧。然而，他是恺悌君子，结局之凄凉，令人酸鼻。本书要为他一抒难言的隐恨委屈。 -
养成笔力可扛鼎，准备花时要索诗此是帝师翁同龢集古人诗句所撰之联。首句“养成笔力可扛鼎”，本是唐宋旧章，多为文人治国平天下之自况。殊不知，扛鼎之工，仅靠“笔力”远远不够，但古往今来，书生自大，持一笔而欲扫天下者，不在少数，终致误国误民误己。翁师傅即是其中之典型。翁师傅与鸿章之最大区别，在于鸿章自来以裱糊匠自居，营营役役，如同西谚所谓“西西弗”滚石上山一般，屡败屡战。而翁师傅则只动口、不动手，多说少干、甚或光说不干，外面电闪雷鸣、甚或洪水滔天，他亦是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相沿成习，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有关。因公结怨欲以一笔之力扛鼎救国者，往往急功近利，“笔力”与“心力”相左。笔下俾睨群雄，内心实际虚弱不堪，不能容人，更难以容世。鸿章与翁师傅，同殿为臣，位列宰辅，本当同舟共济，共赴时艰，亦因此而成天敌，缠斗一生。翁师傅与鸿章之结怨，当溯至平“长毛”（太平军）之时。其兄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为鸿章家乡之父母官。初，同书守定远，“长毛”来攻，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同书本有守土之责，却弃城远遁，逃往寿州。此为其第一次溺职。同书转驻寿州，势穷力绌之余，乃招抚江北匪首苗沛霖，以为对抗“长毛”之奥援。为绥靖地方，剿抚并用，以贼制贼，本无可厚非。不料同书识人乏术，误抚中山狼，养痈贻患。苗沛霖专横跋扈，且反复无常，暗中与“长毛”之“英王”陈玉成相通。未几，苗沛霖借口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竟举兵围攻寿州。徐立壮所部本为捻匪（捻军）招抚而成，同书至此无奈，遂以“通捻”之罪名，杀徐立壮、孙家泰等以慰苗沛霖。不料苗沛霖并不罢兵，挥军攻寿州，杀戮甚众，而同书为了活命，仍申奏朝廷，称苗沛霖并非反叛，入城之后亦未杀害平民，且“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不数日，同书再度上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查明旌恤。前后两奏自相矛盾，遂激起朝野质疑。当同书招抚苗沛霖之前，曾上书朝廷，称苗逆必应诛剿，内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及至苗沛霖攻破寿州，翁同书却于奏折中力表苗沛霖之忠义，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且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曾师（曾国藩）痛恨同书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乃拟上奏弹劾，却因同书之父翁心存为（同治皇帝）之师，圣眷优渥，投鼠忌器，游移再三。时鸿章于曾师幕府中伺候文墨，曾师遂命鸿章拟稿，鸿章添寥寥数语以塞翁氏一门之口：“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曾师称是。弹章递上，朝廷果然下令将翁同书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之后，依律定为“大辟”（斩首）。时同书之父翁心存病重，太后皇上终不忍，先暂释同书，伺候老父汤药，送终之后，守孝百日仍入狱，再加恩改戍新疆。此事于鸿章，无非公事公办而已，毫无偏私之心，不料却因之而与翁氏一门结下深仇。及至翁同龢当政，时时处处伺机报复，几令鸿章不安于位。掣肘北洋甲午之前，翁同龢执掌中枢，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但凡北洋水师有造船购械之举，莫不多方阻挠，动辄以帑绌为言，十准一二。甚或私下指责鸿章昏愦，重价收购窳败之船械而不察。掣肘之下，鸿章直如唐代之“使相”（唐时授予地方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衔，与宰相并称，号为“使相”，荣衔而已，并无宰相之实权），徒唤奈何。北洋之船械更新，亦被耽搁，致令北洋除却战舰吨位之外，如船速、炮速等，均不如日本军。朝鲜乱起，日人多方挑衅，鸿章深知北洋之底细，海军弱，器械单，尚无力与日本决裂一战，且此时仍有外交回旋之余地。翁师傅亦深知此点，却昧心鼓噪，终致朝廷决心对日决裂。翁师傅曾对其门生王伯恭坦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参阅本专栏《李二先生非汉奸》)世人所言：“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此言不虚。若说翁师傅公报私仇，为陷鸿章于不利之地而主战，倒也未必。甲午主战，于翁师傅而言，根子里还是书生意气，不知兵凶战危，急躁冒进，以为蕞尔日本终不在话下，既可助皇上大展神威，亦可助自己立威朝堂。前敌自有鸿章，翁师傅黄雀在后，胜则揽功自矜，万一略有挫败，则鸿章即是现成的替罪羔羊。此乃一番包赚不赔的算计，其心思之缜密，实在鸿章之上，绝不料我军战败会如此之惨。世人或有传言，谓战端开后，我水陆两军节节败退，鸿章与日使小村寿太郎谈妥，以银百万换日本退兵。不料小村入京觐见时，翁师傅怂恿皇上力拒，谓日本小国何足惧，一意主战。及至马关定约，割台湾、割辽东，赔军费二万万两，鸿章曾痛斥：“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世人因之感慨“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鸿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此一传言，并非事实，虽为鸿章辩解开脱，鸿章却不敢领情，更不敢自比为“岳忠武第二”。战前鸿章力主战端不可轻开，乃是基于战力的衡量；及至两国宣战，鸿章身为前敌主帅，自当奋勇向前，百计取胜，岂可私下与敌媾和；再至马关谈判，鸿章亦是奉旨钦差，绝非私相授受。主和、督战、再主和，鸿章均是尽心尽力而为，毫无私心。鸿章之痛恨日本，绝不亚于国人之下，故日后鸿章出访欧美，返程路经日本，绝不上岸，即便换船，亦在两船间搁置跳板，宁冒险蹈海，誓不踏足倭土。帝师之党所谓“帝党”、“后党”，世人多以为皇上、太后各领一党，其实大谬不然。帝后本是一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岂能自相攻伐，两败俱伤。“帝党”、“后党”，其实是帝、后身边近臣暗结之党，争权夺利，帝、后并不知情，更不参与。鸿章为官，但知办事，特立独行，既非“帝党”、亦非“后党”。“帝党”实乃“帝师之党”也，多为“清流”人物，其核心即帝师翁同龢，文廷式、张謇为其股肱。翁师傅其人，据云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其总角之好潘祖荫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翁师傅惯用“巧妙”，于康有为之事尤甚。翁师傅窥知皇上对康有为欣赏有加，遂具折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及至发现康某人之桀骜狂妄，恐将来累及自身，便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退路。至于翁师傅之用人，潘祖荫说:“叔平（翁同龢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 翁之股肱文廷式、张謇，均为同龢主持科考时，竭力搜拔而得。此二人乃文学之士，昧于世务，却精于权谋。文廷式走的乃“后宫路线”，其与珍妃之兄为密友，遂以此为捷径，上达天听。张謇则以同乡之故，得同龢赏识。张謇与鸿章可算旧识，其曾赴朝鲜，与日本军有所接触。当时鸿章尚以为璞玉可以雕琢，此人可用。不料其热衷虚名，回国后拜入翁师傅门下，遂为状元。张謇堪称“知日”，甲午之争初起，本当助鸿章平息朝中虚骄之气，不料其为博虚名，不惜鼓噪一战。此真正是“名流误国”，王照曾以为：“甲午之役，翁同龢延揽清流之浅躁书生文廷式、志锐等，蒙蔽圣聪，多方掣李鸿章之肘”，其中还遗漏了张謇。“名流误国”绝非甲午一战。戊戌之后，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强占胶州湾，翁师傅与张荫桓奉旨交涉。翁一味与德国人纠缠于口舌之间，张荫桓虽洞察俄国在期间或会图谋渔翁之利，提议应及早告知俄方中国将自主处理对德纠纷，岂料翁师傅认为不妥，终至于德俄从容联手，一出双簧，唱去了胶州湾，也唱去了旅顺港。当国如同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需身体力行，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至于宰辅之位，尤需实干之人。调和国家鼎鼐、协理天下阴阳，自古便是宰相之责，倘或宰相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将天下未治归咎于“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这“庸相”二字，估计便是逃不脱的考语了。新政伊始，恭亲王等即倡“实事求是”，然吾中华泱泱五千年，早已养就空谈之虚骄浮躁，居宰辅之位者如翁同龢之流犹甚。多说空话、少干实事，他人动手、自己动口，实已成为立足官场之不二法门。如鸿章等所谓变革派，自然处处受气，既要挑担，又要背锅，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
翁同龢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龢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龢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龢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龢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龢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龢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龢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龢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龢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龢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龢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龢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６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龢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龢，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龢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龢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龢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９月４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９月６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龢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龢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有人猜测，是翁同龢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龢时曾说：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世铎）庆（奕）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可惜我们对此知道得实在太少，自然难以确切地说出翁同龢被黜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政治残酷，官场无情，天威难测，任何人都能成为牺牲品。翁同龢服官一生，教育过两个皇帝，到了六十八岁，依然在劫难逃，这可能真是天数。呜呼哀哉，尚飨！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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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皇帝的老师。看到慈禧怀孕的那段，和书里太医一样惊呆了。 -
索然无味 -
细致 -
没看完 -
太多日记摘录，故事性好弱。 -
还是有一些主观的看法影响了本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