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户到平成》书评

【经济快读】拘谨的繁荣

【经济快读】拘谨的繁荣 2006-11-06 09:20: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江户到平成》，(日)大野健一著，臧馨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5月版，30.00元。　　柏林(书评人)　　作者特意选择从明治前的江户时代开始讲起，跨越4个世纪一直讲到了20世纪末。但这显然不是一部庸才炮制的流水账，全书以经济为主轴，但一点不掩饰全面探究日本历史重大命题的雄心。　　“日本的开化就好比吃饭时的尴尬，且不要说尝遍桌上的每一道佳肴了，连饭菜的样子都还未来得及看清楚，旧菜就被端走，新的一轮饭菜又上了桌。”　　在1911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将上世纪初身处巨变中的日本人比喻为“拘谨的食客”。就在同一个世纪的后半段，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繁荣的袭来并没有改变日本拘谨的状态，从明治时期就开始的欧洲化转型远未结束。在“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经济依然缺乏足够的活力，往日曾被其赶超的美利坚和德意志却进入了令人艳羡的新技术革命和创业浪潮之中。作为后来者的东方式焦虑再次困扰着这个曾经创造奇迹的国家，但其繁荣历程毋庸置疑可以成为更多穷国的楷模。　　繁荣为什么会降临日本？日本为何一直未能彻底摆脱“拘谨食客”的状态？经济学家大野健一由此进行了一次经济史上的探索，以历史的纵深和发展经济学的洞察力全面展现问题的答案。　　本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写作的动机。作为一个时常不请自到地去发展中国家布道的经济学家，大野健一从1998年开始为到日本短期留学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官员讲解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希望将日本在其“发展中国家”时期所经历的独特过程“传递给那些为本国富强而苦苦求索的各国精英们”，因为作者坚信，人因意识到他人的存在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本书就是相关课程讲义的合集，文字浅显易懂。　　作者特意选择从明治前的江户时代开始讲起，跨越4个世纪一直讲到了20世纪末。但这显然不是一部庸才炮制的流水账，大野健一在开篇就呈现了有关日本近代化的数个前沿理论，在各章中还尽量描绘出数十个血肉丰满的企业家和改革家的形象，在每章的后面都附有一个可读性很高的专栏。全书以经济为主轴，但一点不掩饰全面探究日本历史重大命题的雄心，例如对日本在大正民主之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等难题的探讨。　　虽然是一个普及版的著作，但作者依旧从两个方面给读者带来了智力上的享受。一是介绍了文明史学家梅棹忠夫的观点，其认为把明治前的日本看做落后国家的普遍看法是错误的，日本和英国一样的岛国特征使得社会既可以吸收大陆的文明，又可以免受其侵略和破坏之苦，由此日本和英国都独立且平行地实现了各自的发展。导致日本落后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唯一原因只是之前实施了“莫名其妙的锁国政策”。　　二是在充分认可私营经济对明治维新成功和二战后日本奇迹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通过对江户时代开始的各级政府对经济的扶持到战后倾斜发展策略的描述，作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更对中国在完成“转化式适应”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进行建言，“因为与其他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的能力”。　　全书在理性分析之中洋溢着热情，我在阅读之后，数次跟我的妻子和朋友朗诵如下段落:　　“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由充满热情和理性、具有领导能力和强烈个性的人们实现的。不知为什么，明治时期这样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说，日本的工业革命是由他们这些人来完成的……”　　

简明东亚复兴史

对于复兴，对于东亚地区来说，更主要的应该是指中国的复兴。在150年往前推算的历史，日本从来没有像中国在过去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力。可能也由于此，日本对于传统的东西没有那么眷恋，没有中国那么多“遗老遗少”。这让日本可以比较轻松的“西化”，现代化。但是这本简明日本经济的复兴史，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关于改革和改良的困惑，历史传统和现代化的疑问和经济发展起来对于公平问题的考虑，大多都可以从邻国日本的近代历史中找到一些很有益的东西。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日本经济的复兴同样是很多的运气，特别从战争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都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机会。而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又让日本成为了资本主义在东亚的碉堡，特别由于日本的影响力和地理位置，使得美国对日援助始终是比较大方。而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境况，却让日本生生的走过了20年的经济发展奇迹的历程，完成了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稀缺的过程，同时使得日本的人均GDP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若想及当下的中国，不论是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和人均GDP（就算按购买力平价来计），都是十分寒酸的数据。你可以说我们潜力巨大，所以——以邻邦为鉴，需一些虚心，少一点对所谓“鬼子”的贬低。

我的日本经济入门书

此书主讲日本的经济史，其实只是本入门书，说到“解密”则实在谈不上。书中列举了一些数据和案例，但是并没有得出普遍性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尤其谈到二战后的经济，作者把重点放在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同时也把“Lost 10 years”也归结为政策的失误。而我想了解的是事实。我本来想通过这本书了解日本在二战后是如何“起飞”的，但读过这本书之后才发现，日本的“起飞”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了，中国现在经历的过程是日本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经历的，而且是如此的相似，中国落后日本达100年之久！无论从整体的经济进程还是从人均GDP来讲。中国的发展完全可以把日本作为楷模和警钟！比如在注重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注重管理的创新，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充分利用海外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另外，它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美国已经错失这个教训了，中国不应再重蹈覆辙！

暧昧的日本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 　　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 　　——大江健三郎 日本的问题时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不彻底。“锁国”的江口时代实现了农业革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社会埋下伏笔。 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定下三大目标“产业振兴，引入宪政，抵御外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助力最多；其中棉纺织业的成功更是奠定了日本的工业基础日本的输出产业是极具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则缺乏效率，日本社会学大师富永健一指出社会系统的现代化是由四个部门组成：经济的现代化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经济增长；政治的现代化是民主化；狭义上社会的现代化，完成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共同社会向功能化集团就是利益社会的转化；文化的现代化则要求合理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性，是内部变革演进结果，后起之过难以仿照；但日本有可能'选择性进化吗“

走出暧昧的东瀛

走出暧昧的东瀛 ——《从江户到平成》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大江健三郎 日本，近在咫尺的美丽东瀛，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充满暧昧的况味。日本往往是世界眼中的东方，却又是亚洲眼中的异者，他们自身亦惑于其中。从地理上，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东侧,全境基本在亚洲之内，由独立的岛屿组成，于太平洋之西。日本环境封闭而又开放，除了1853年佩里将军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打开了其闭关锁国大门之外，日本历来抵御了不少外来侵犯，甚至是蒙古的铁骑，所以在历史上日本往往能够一面接受外来文化一面闭门独立消化。文化上，日本在吸收大陆文化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独特岛国文化，比较有代表性是日本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与西方文明为日本发展之最高目标，而战后提出“生态史观”的梅棹忠夫则在他那举世闻名的椭圆中把日本定义为与西欧平行发展的两个极点。至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情，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在她的畅销了半个多世纪的书中这样总结“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日本的经济呢？在今天同样只有暧昧的答案。战前，日本从一个农业小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战后，趁全球工业化的顺风帆，曾经满目沧夷的日本经济又与美国平分秋色，而在日本最为强势的八十年代末，转瞬触发金融风暴，其后蔓延又导致了“失去的十年”，最近又屡屡传出复苏症兆。流行书籍《犬与鬼》的作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却警告我们： 在一个“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发展模式” 我们比较熟悉的 “好”的日本之外，还存在一个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落后，管理腐败，监督缺失的“坏”日本。关于日本经济的一切，乱花迷眼，实在令外人难以促下结论。学界的研究与坊间流传的书籍，在偏见往往先于史实方面，区别往往不大，不过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的著作《从江户到平成》则较为平实，他把对日本经济思考的目光投回历史，从江户开始追溯 ，回顾日本与欧美的“震撼式”的接触，以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日本，他试图在极端好与坏的印象背后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史前的日本民族据考证是过着驻猎采集为生，随着稻米耕作在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日本之后，群落生态逐步进化，社会秩序也应运而生，散落了不少小国。公元七世纪，天皇取得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佛教也开始昌盛起来，这是日本历史天皇确实掌握实权的阶段。天皇的统一并没有持续很揪，武士阶层因为保卫贵族庄园而地位上升，武士的地方领袖也就是“大名”之间的征伐从未停止，内战连连，最后大名德川家康胜出，并于十七世纪在当时的江户也就是现代的东京建立江户幕府，日本再次统一，是为江户时代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制度与欧洲国家其实有些类似，表面近百个藩的领袖都服从于幕府，但是在政治以及经济上都有很大自由度，当时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其中士说的是武士，农民在当时没有移居的权利，是被视为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财产，但是由于农业在封建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位列第二，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多是小家族式的，在缴纳足够的年贡之下农民也享有部分自治权。江户口时代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如同中世纪在欧洲的地位一般，往往毁誉参半，是争议的交点，不过最新的观点通常认为“锁国”的江口时代不应该被看作黑暗而无发展，恰恰相反的是在政权稳定下充满活力的发展年代，农业生产的提高，贸易的增长，印刷业的发展，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社会埋下伏笔。江户时代唯一可以通往外界的门户是长崎，西方世界唯一可以通商的国家是荷兰，这对于后航海时代的西方人来说难以接受。尽管日本的地理位置成功抵御了不少国外劲敌，前有蒙古人，后包括英国和俄国，但是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所以1853年，在美国马修.佩利司令四艘威力强大的炮舰出现之后，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则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1885年，光绪11年，明治18年，启蒙家福泽谕吉这样描述当时情况，“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所以，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定下三大目标“产业振兴，引入宪政，抵御外敌”，最终都达成目标，其中典型如棉纺织业的成功更是奠定了日本的工业基础。明治时候，颇多传奇，除了历史机缘成就日本之外，个人的强烈理想主义与爱国主义也起到不少作用，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当时的没有革新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没有这样的强势政府，一团散沙，多看五十年，到底是历史的幸运还是不幸呢？近一百年的日本历史应该中国人相对熟悉的，人所共知，经过一战短暂繁荣之后衰退以及军国主义的扩张，日本卷入了二战。之后，就是战败美国对日本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造，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战后的经济逐步有了起色，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本的工业终于使得日本成为走出亚洲的典范，甚至试图对美国说不。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学习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这是它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改变，日本的经济跌入衰退。最悲惨时候，可以从一个经济学笑话看出，当时大家觉得全球只有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中国经济，另一个懂欧洲经济，日本经济就没必要了。日本经济的骤然衰败，国际形势逼迫有之，然则自身的体制问题也很突出。作为一个主银行体制的国家，日本的金融界和企业界关系暧昧，东方式政商联合体的利益纽带随处可见。总体来说，本质是由于政府的管制过多，寻租泛滥——这还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学常识。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回答日本企业是否还有竞争力的问题时候指出，日本的输出产业是极具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则缺乏效率，日本政府主导模式是企业失败的根由，繁琐行政措施根本无法整和产业，要维持经济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任由企业活泼竞争。还原日本所有的问题，还是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定义已经被异化得驳杂丰富，西方人理解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到底隔了一层，还是日本人即使自己更冷暖自知，也难免有身在庐山之困。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认为日本的开化是外压型，日本在面对现代化潮流中一个拘谨的食客“连饭菜的样子还没有看清楚，旧菜就被端走，新的一轮饭菜又上来了。”；梅棹忠夫则认为日本是欧洲平行的文明体，和其他文明相比，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竹内好则偏好抗争，认为“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日本社会学大师富永健一指出社会系统的现代化是由四个部门组成：经济的现代化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经济增长；政治的现代化是民主化；狭义上社会的现代化，完成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共同社会向功能化集团就是利益社会的转化；文化的现代化则要求合理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性，是内部变革演进结果，后起之过难以仿照路径。对于非西欧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不难，而实现其余三者远非易事，但有经济的腾飞恐怕更多因起社会的扭曲，比如战前日本一边掌握高度的工业化一边又接受天皇至上的概念。他对日本的现代化并不乐观，而日本另一名经济人类学者启治则提出了 “转化性适应”看法，前川相信在在理想的全体一体化过程中，后发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利用外界刺激作为自己的发展动力，日本就是实践了转化性适应的国家，这是本书作者大野健一所认可的解释以及取向。 日本经济学家冈崎哲二强调“经济问题的本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克服危机的钥匙存在于历史之中。” 无论如何，日本算是第一个通过追赶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它从一开始就注意私有产权的确立以及教育的普及，最终走在了亚洲前列。面对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在它身上似乎都可以找到例证，同时日本历史文化中的多重性也是让人惊叹。但是拉长时间的向量观察，日本经济完成现代化之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表现的不足其实也是一种磨合，其间的抽搐与反复都是在长期来看都是由于现代化不彻底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以扩拓展自由为契机，日本走出现代化进程的幽暗隧道应是不远，暧昧终将成为历史。现代化胁裹一切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即使感觉体内的奔涌不适，也只能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日）大野健一 / 2006-5-1 / 中信出版社 / 30.00 / / 臧馨 / 臧新远

不对称的战争记忆：了解与反思

（首先要说明，我并不想写一篇战争的经济学解读之类的论文——尽管为了内容展开会有所涉及。在我看来，这首先需要对相关经济学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更重要的恐怕还需要张纯如女士那般非凡的勇气。因此，我只是忠实地记录自己在阅读本书时的一些想法。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与困境的再思考，二是对日军侵华的进一步反思。最初觉得第二个收获比较好说，就先动笔了，没想到啰嗦着竟也成了一整篇文章。反倒是前面那个和我的专业更相关的话题，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来补足了。）
毫无疑问，抗战八年（若从九•一八算起则是十四年）是整个民族无法抹去的伤痛。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残忍地烧杀抢掠，是我们抗战八年一切屈辱与抗争的起点。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无法代表广大中国青年），我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让我去追问，这“起点”本身是否可能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点？或者，更通俗地说，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是如何一步步登台的——以及更重要地，这一过程是否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伤害？……我惊讶地发现这问题的另一个截面在我的知识体系中“空白”了20年！最后一次在教科书上接触这段历史是高中的历史课，“二二六兵变”与“五相会议”被“无可厚非”地一带而过，之前发生了什么更是无从知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于德国纳粹的发展轨迹，“国会纵火案”、“希特勒修宪”，倒是解说得十分清楚。所以，当我读到《从江户到平成》这本书涉及战时经济的章节中写到的“此次军事行动（指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从计划到实施都独立于东京政府，而且事发后日本政府马上试图阻止，但是关东军并没有听从”，我很明显地感到惊讶与困惑。好在经济学的分析总是尽可能地让人冷静。等把前后篇章串成完整的故事，军国主义如何上台的经济上的来龙去脉好歹清晰地浮现了出来。为便于叙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发家致富的轨迹，“客观因素”中总少不了战争的影子。然而，因一战导致的海外需求的激增只是给日本带来产量上的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技术却仍停滞不前，与欧美差距依旧。于是，过度繁荣只是使“商人暴富”与“盲目扩张”反复循环，形成泡沫。当泡沫在20世纪20年代破灭之后，企业缺乏竞争力与设备过剩的缺点便暴露无遗。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政府为此出台的赈灾票据，因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的票据贴现而使银行系统积压了大量不良债权。然而整个20年代，政府对应危机的政策始终是：通过紧急融资政策救助风雨飘摇的企业与银行。直到29年7月，为恢复一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才下决心用通货紧缩政策淘汰那些效益不高的银行和企业。然而紧缩政策的实行“在时间上正好与世界经济大恐慌同时开始”，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极为严重的萧条，价格暴跌、农村饥荒、失业人数众多……（况且，恢复金本位本身是否可行也颇值怀疑：“在各国的物价以不同速度上涨之后，汇率时不可能再保持原有水平的。”）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军国主义的势力日渐膨胀。和纳粹德国一样，日本的法西斯起初也是利用政党政治的外壳登上权力舞台。前述执着于金本位、采取紧缩政策的民政党内阁终因民众不满与军部武装政变未遂事件而下台。（即“十月事件”。主张紧缩政策的井上准之助大藏大臣于1932年遭暗杀，同时被暗杀的还有三井财阀的团琢磨。史称“血盟团事件”）取而代之的政友会犬养毅内阁的高桥是清大藏大臣虽然推翻了高桥的金本位制与紧缩政策，加快了经济的复苏，但政友会在政治派性上却允许并支持扩军，为达到政治目的甚至不惜与军部联合。更可怕的是，经历了之前一系列（未遂）武装政变及暗杀行动，军国主义的羽翼渐丰，完全可以不再假借政党之壳而积聚强大的独立力量。高桥曾为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财政亏空而拒绝陆海军扩充军备的预算，亦在36年的“二二六政变”中与另两位内阁大臣一起被杀；也正是这一政变，“最终导致了军部的独裁”。如果说军国主义的壮大轨迹在教科书上还能管窥而得，那么书中进一步陈述的事例则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无论是将日本带出大萧条的政友会，还是极力抨击法西斯的民政党都没能扭转30年代末日本的政治生态，原因何在？作者的回答是：“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在他们所期望的改革之中，即否定市场经济、保障生活安定与福利的政策、向计划经济转移，这两个党派都作为反应冷淡的资产阶级政党而遭到了谴责。因此……虽然多数人都反对军部所崇尚的侵略战争，但是对于军部的目标——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还是赞同的。”
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虽然在程度上可能不及纳粹席卷德国这般狂热（？）但在性质上多少如出一辙：有人流血，更多的人则带着对过去的不满接受了政治上的蛊惑，从而纵容了由本国主导二十世纪历史上最惨痛的人类悲剧。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是听完故事之后有何感想。好事者如我，想起的却是一组可怕又可悲的当下的“信息不对称”：在中国，我们只见得日本举国陷入疯狂却不知是什么将一群本应正常的人一步步“逼疯”；那日本呢？我的日本朋友本就不多，抗战更是异常敏感的话题，所以我无法知道这同一场战争，日本的同龄人有着怎样的认知；只是从有限的（或许还有偏见的）渠道了解到，日本的年轻人对当年的日本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梦魇，南京大屠杀、杀人竞赛、三光政策、慰安妇、细菌战……他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种不对称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掺杂了强烈的情感冲击，于是，我们将“小日本”天然地等同于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日本一方对战争的反省也往往被“我们提出过赔偿（毛没要）”、“我们也是（二战）受害者”的“委屈”抹平了诚意。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两个民族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八年抗战究竟埋下了多大的伤痛，如今是怎样都算不清了。若再往前算上甲午战争，更是要让一千多年的一衣带水都成了浮云。而这背后，则是两国（政府）用一元的叙述模式“垄断”民族记忆，并不断利用由此产生的“民族情感”并将其“政治化”的“成功”。由于背后涉及的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这种做法当然无法用好坏对错来轻浮地盖棺定论，但它却多少解释了在看似如火如荼的民间交流背后，推倒那堵不信任的隔阂之墙的努力，仍旧显得异常艰难。我无意将中日与法德对战争问题的态度作对比。它们有着太过明显的差别。但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法德之所以能从如此巨大的伤痛中走向和解，两国对战争同时展开的反思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反思的关键（或者说前提），首先在于对战争脉络、前因后果的尽可能全面、公证的梳理。在这过程中，不仅受害者的“痛”得到了充分的同情；更可贵的是加害者之“恶”背后的现实困境（经济危机）与悲剧选择（社会的法西斯化），也得到了同样的反省与悲悯，并在实践中尽一切努力防止悲剧的重演（始于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相比之下，中日间的不信任感在战争问题上的“伤疤”便显而易见：加害者不知受害者“痛”在何处以及“痛”的程度，受害者则连加害者在“恶”的背后是否“痛”过也不屑关心。一年前的印度之行开始让我觉得，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其心态便越宽容。只是之前，我认为这种宽容来自对他人无知的谅解，即某人之所以有某种思考，是因为他还未接触到另一套理论、另一种视野、另一个世界；由此，其狂妄、偏颇、浅薄就都因无知而成了“情有可原”，正如自己也会因无知而犯下类似的错误。现在我则认为，宽容还来自对他人的人性弱点的谅解：和自己一样、和一切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一样，的弱点。带着这样的想法重新审视日军侵华的不堪历史，绝不是想为其战争行径做哪怕一丁点的“罪轻辩护”。六十多年前，这份罪恶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审判，尽管远非完美；更何况重重交织的新仇旧恨，远非朝夕间可以化解。但即使无法原谅，是否可以至少把仇恨转化成遗憾或失望？遗憾那个年代的日本人在自身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模糊了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失望他们在邪恶的政治军事力量为谋霸权而摧毁他国人民幸福的时刻，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入伙？这样的认识，当然不是没有漏洞。恰恰相反，它有着太多认知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上的操作困难。比如，当罪恶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保持克制地将仇恨软化成不那么激烈的遗憾/失望谈何容易？或者，当“对立面”的他们全无打算抱有相同的诚恳来了解我们的“痛”，又凭什么非由我们迈出那第一步？“爱你的仇敌”的神谕即使在个人层面都很难做到。（试想当你被邻居揍得差点送命，日后艰难地逐步康复。对揍你的人虽不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多少会耿耿于怀地将其视为恶人；对其何以成为恶人，是因年少遭受家暴阴影、求职被拒、被恋人抛弃还是公司破产……哪怕是生活遇到大灾难怕也难引发你的同情，即便那人是你的邻居。）何况国家间的政治角力永远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变量——你甚至很难知道领导人挂在嘴边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否为其本意。但如果你“很傻很天真”地信了这句话；如果你相信我的好朋友经常引用的Jane Goodall的那句“Only if we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 will we help”；如果你更“不幸”地认为这种宽容可能会带来整个民族心态上的成熟……那么，在为我们饱受战争摧残的过往而悲痛之余，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海之隔的对岸发生了哪些残酷却同样悲哀的故事，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对此，这本书便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2010年11月27日

简明的日本经济史

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最辛苦的。爷爷那一辈是艰苦的，但他们是充实的，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都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这个功绩带给人的宽慰远在为此付出的生活艰苦之上；父亲那一辈是痛苦的，但他们的生活还算平静，保持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秩序，也保持着身心的平静。宝贵的青春年华被荒谬的政策荒废，满腔的追求便成了朴实的日常劳作。心不甘，但大家都一样，倒也平和。我们则不然。我们在关于美国、日本的奇迹的描述中长大，成长过程中身边一个个优秀的人都留洋了，剩下我们似乎找不到方向。不错，我们什么都赶上了，电子邮件、网络经济、手机等等。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剧烈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收到的电子贺卡，元旦和圣诞期间远远多过春节。原因何在？元旦、圣诞我们待在城里，有条件弄这些基于互联网的东西。春节我们要回家，乡下没有这些条件，因此尽管春节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远在元旦、圣诞之上，但我们没有办法用互联网来表达。我们在城市接触的都是“最新”的理念，触摸的是“时尚”，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根基根本就是朴素的观念和实在的口粮。中国加入WTO了，我们日益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我们很忙，我们在奔波，或者干脆说是在拼命。这样的努力，一则是出于生活的压力和责任，二则隐约来自心中的那种不甘和期待。我们刚刚开始努力，世界就感到了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再努力一段时间，说不定——我们梦想的那种生活机会到来，我们心中从小就被外界的描述投下的关于自身能力自备阴影就可以一扫而光了。为了自身境遇的改善，为了那个高尚的、出于民族高度的目标，我们似乎很值得。但常常我们发现，越是努力，差距好像越明显。我所在公司打败了一干日本、韩国、台湾公司，成为此市场的世界第一，但我们依然很自卑，因为对手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依然无法望其项背。这种状况下，是我们打败了对手，还是对手把鸡肋扔给了我们？无从知道。绝望中很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歇斯底里，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心灵的绝对平静。心底有希望却怎么努力也赶不上，那时怎样的一种心情？“痛并快乐着”一般的“痛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美国、日本那样的奇迹？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对日本的了解非常有限。而正是这本书，告诉了我，日本没有奇迹，而是一些普遍规律的运用的结果。比如，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出了日本类似英国产业革命前期的文化氛围，一俟外来的产业革命信号出现，很容易便形成燎原之势；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全了日本的经济体系腾飞，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全了美国一样。几乎所有的奇迹都得到了解读，还原了其本质。这让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努力的方向不再是卓绝的努力去赢得奇迹，而是准确的运用规律。前者会给人压力，后者则理性得多。或许是作者出于解读奇迹的目的，在材料的取舍上有了自己的方法。但吴敬琏主编，而且编委会庞大，个个学术影响力非凡，大约不会看不开这样把戏吧？

日本打仗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如今的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研究日本的著作，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历史、文化等层面。这本『从江户到平成』是一部难得的关于日本经济史的著作。说它难得，主要两方面原因：一是严格地从经济视角对日本从江户时代直至今天的发展历程做了别有新意的分析，弥补了大多数人传统史观的诸多空白；二是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作者保持了清醒、客观的态度，坚持辩证的原则，对各种不同的解释予以兼容并包的吸纳，实属难能可贵。纵观全书，值得中国人关注的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日军的侵华战争。中国的历史课本将战时的日本描绘成绝对的邪恶势力——所谓绝对的邪恶，即是指对侵略的深层理由没有做系统性的正面解释。但通过阅读这本日方视角的著作，我得出一个结论：二战时期的日本侵略战争之根本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无论是战争的发动（日本全国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军部上台执政）还是战争的溃败（日本战时经济系统由于被美国封锁、破坏而崩溃），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要素并非狭隘的军国主义或原子弹，而是朴素的经济动因。当然这个观点可能有些片面，但它作为对当时日本发动侵略之动机与目的的探讨，是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的。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严重崩溃。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初期阶段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资产泡沫、银行坏账、汇率压力……种种这些因素，当今的中国同样正在紧张的面对。而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事件，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它直到今天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合理解释，即：导致泡沫的原因十分复杂，以至于无数专家、学者至今都无法对这场二十多年前的毁灭性经济事件做出历史定论。今天，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峰刚刚结束之际，中国恐怕要面对的是比当时更加复杂、更加难搞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政府将作何抉择，必将产生极大规模的历史效应。在读此书的过程中得出一推论：所有的因和果之间都不是成对的关系，而是以万有的姿态散在于全部的环境之中。是为记。-------------------------------------------------------------------http://www.leeforce.com

【读品•财经视点】徐瑾：走出暧昧的东瀛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大江健三郎日本，近在咫尺的美丽东瀛，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充满暧昧的况味。日本往往是世界眼中的东方，却又是亚洲眼中的异者，他们自身亦惑于其中。从地理上，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东侧，太平洋之西，全境基本在亚洲之内。日本环境封闭而又开放，除了1853年佩里将军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打开了其闭关锁国大门之外，日本历来抵御了不少外来侵犯，甚至是蒙古的铁骑，所以在历史上日本往往能够一面接受外来文化一面闭门独立消化。文化上，日本在吸收大陆文化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岛国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与西方文明为日本发展之最高目标，而战后提出“生态史观”的梅棹忠夫则在他那举世闻名的椭圆中把日本定义为与西欧平行发展的两个极点。至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情，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在她的畅销了半个多世纪的书中这样总结：“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日本的经济呢？在今天同样只有暧昧的答案。战前，日本从一个农业小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战后，趁全球工业化的顺风帆，曾经满目疮痍的日本经济又与美国平分秋色，而在日本最为强势的八十年代末，转瞬触发金融风暴，其后蔓延又导致了“失去的十年”，最近又屡屡传出复苏症兆。流行书籍《犬与鬼》的作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却警告我们：在一个有着“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发展模式”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好”日本之外，还存在一个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落后，管理腐败，监督缺失的“坏”日本。关于日本经济的一切，乱花迷眼，实在令外人难以促下结论。学界的研究与坊间流传的书籍，在偏见往往先于史实方面，区别往往不大，不过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教授大野健一的著作《从江户到平成》则较为平实，他把对日本经济思考的目光投回历史，从江户开始追溯，回顾日本与欧美的“震撼式”的接触，以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日本，他试图在极端好与坏的印象背后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史前的日本民族据考证是以驻猎采集为生，随着稻米耕作在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日本之后，群落生态逐步进化，社会秩序也应运而生，散落成不少小国。公元七世纪，天皇取得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佛教也开始昌盛起来，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掌握实权的阶段。天皇的统一并没有持续很久，武士阶层因为保卫贵族庄园而地位上升，武士的地方领袖也就是“大名”之间的征伐从未停止，内战连连，最后大名德川家康胜出，并于十七世纪在当时的江户也就是现代的东京建立江户幕府，日本再次统一，是为江户时代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制度与欧洲国家其实有些类似，表面上近百个藩的领袖都服从于幕府，但是在政治以及经济上都有很大自由度，当时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说的是武士，农民在当时没有移居的权利，是被视为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财产，但是由于农业在封建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位列第二，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多是小家族式的，在缴纳足够的年贡之下农民也享有部分自治权。江户时代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如同中世纪在欧洲的地位一般，往往毁誉参半，是争议的焦点，不过最新的观点通常认为“锁国”的江户时代不应该被看作黑暗而无发展，恰恰相反的是在政权稳定下充满活力的发展年代，农业生产的提高，贸易的增长，印刷业的发展，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社会埋下伏笔。江户时代唯一可以通往外界的门户是长崎，西方世界唯一可以通商的国家是荷兰，这对于后航海时代的西方人来说难以接受。尽管日本的地理位置成功抵御了不少国外劲敌，前有蒙古人，后包括英国和俄国，但是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撼了幕府，所以1853年，在美国马修•佩利司令四艘威力强大的炮舰出现之后，幕府屈服了，开放了下田与箱馆的门户，不平等条约引发的不满则导致幕府政治的破产与明治维新的到来。1885年，光绪十一年，明治十八年，启蒙家福泽谕吉这样描述当时情况：“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所以，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定下三大目标“产业振兴、引入宪政、抵御外敌”，最终都达成目标，其中典型如棉纺织业的成功更是奠定了日本的工业基础。明治时候，颇多传奇，除了历史机缘成就日本之外，个人的强烈理想主义与爱国主义也起到不少作用，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当时没有革新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没有这样的强势政府，一团散沙，多看五十年，到底是历史的幸运还是不幸呢？近一百年的日本历史应该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人所共知，经过一战短暂繁荣之后的衰退以及军国主义的扩张，日本卷入了二战。之后，就是战败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造，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战后的经济逐步有了起色，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本的工业终于使得日本成为走出亚洲的典范，甚至试图对美国说不。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学习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这是它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改变，日本的经济跌入衰退。最悲惨时候，可以从一个经济学笑话看出，当时大家觉得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中国经济，另一个懂欧洲经济，日本经济就没必要了。日本经济的骤然衰败，国际形势逼迫有之，然则自身的体制问题也很突出。作为一个主银行体制的国家，日本的金融界和企业界关系暧昧，东方式政商联合体的利益纽带随处可见。总体来说，本质是由于政府的管制过多，寻租泛滥——这还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常识。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回答日本企业是否还有竞争力时指出，日本的输出产业是极具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则缺乏效率，日本的政府主导模式是企业失败的根由，繁琐行政措施根本无法整合产业，要维持经济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任由企业活泼竞争。还原日本所有的问题，还是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问题。现代化的定义已经被异化得驳杂丰富，西方人理解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到底隔了一层，还是日本人更冷暖自知，不过也难免有身在庐山之困。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认为日本的开化是外压型，日本在面对现代化潮流时像一个拘谨的食客，“连饭菜的样子还没有看清楚，旧菜就被端走，新的一轮饭菜又上来了。”梅棹忠夫则认为日本是与欧洲平行的文明体，和其他文明相比，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竹内好则偏好抗争，认为“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日本社会学大师富永健一指出社会系统的现代化是由四个部门组成：经济的现代化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经济增长；政治的现代化是民主化；狭义上社会的现代化，完成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共同社会向功能化集团即利益社会的转化；文化的现代化则要求合理化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性，是内部变革演进结果，后起之国难以仿照路径。对于非西欧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不难，而实现其余三者远非易事，但只有经济的腾飞恐怕更多引起社会的扭曲，比如战前日本一边掌握高度的工业化一边又接受天皇至上的概念。他对日本的现代化并不乐观，而日本另一名经济人类学者启治则提出了“转化性适应”看法，前川相信在理想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后发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利用外界刺激作为自己的发展动力，日本就是实践了转化性适应的国家，这是本书作者大野健一所认可的解释以及取向。日本经济学家冈崎哲二强调，“经济问题的本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克服危机的钥匙存在于历史之中。”无论如何，日本算是第一个通过追赶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它从一开始就注意私有产权的确立以及教育的普及，最终走在了亚洲前列。面对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在它身上似乎都可以找到例证，同时日本历史文化中的多重性也是让人惊叹。但是拉长时间的向量观察，日本经济完成现代化之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表现的不足其实也是一种磨合，其间的抽搐与反复长期来看都是由于现代化不彻底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以拓展自由为契机，日本走出现代化进程的幽暗隧道应是不远，暧昧终将成为历史。现代化胁裹一切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即使感觉体内的奔涌不适，也只能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日]大野健一著：《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臧馨、臧远新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5月，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