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传》书评

忍不住说几句

我是为了写论文才看这本书，此书可谓不公正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茨威格把加尔文描述成一个极端冷酷无情之人，或许有点感情用事，但此书把史实歪曲得一塌糊涂，建议参看杜兰《宗教改革》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路德和加尔文》

注意后半部分-凯波尔加尔文讲座

我与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作家，有同感，当我置身于浩瀚的书丛中，或有形的书架前，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上帝要在文字中给予我智慧的提示。当友人得知我对TULIP很感兴趣，转达温哥华当地教会牧师的教导，建议我首先阅读加尔文生平，再阅读各种教义问答。当我读罢前半部加尔文的生平后，后半部分荷兰前首相凯波尔的讲座，让我对信仰有了非常不同的认识，原来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这样宏大的体系，这样超然的视野，融入对宗教、政治、艺术的种种思考，而不只是局限于个人生命的救赎。这些答案默默地开启了萦绕在我心间经年累积的疑问。透过这本加尔文传开启了一发不可收拾地思考之旅。

上帝如此带领我

原文http://smooo.net/smo/article.asp?id=55“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加尔文今年夏天，在一个落着小雨的夜晚，携爱人拜会我的好友正密兄。正密兄比我长一岁，性情中人，为人行事以善为念。由于从小认识的缘故，便也豪谈生活、信仰及人生目标。此次相处时间虽短，却也是几年来最为多谈的一次，当然受益非浅。夜深，出友人家门，友人欲借我数本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丛书观看，我却坚持暂借一本，等数日观看完毕再去调换其它。一则，我怕数目太多，影响归还时日；二则，能否看得入味还是未知数。故此，揽了一本《加尔文传》出其家门。正密兄夫人见状，忙着去拿另外一本《荒漠甘泉》小册递于内人，又向内人解释小册如何看法，告诉她可查阅《圣经》对照着读，便好理解。看到他们夫妻此举，不胜感怀。本想把借来之书早日归还，不料，看完《加尔文传》后意犹未尽，反复详读略阅三遍之后，还未能做出称心如意的读书笔记，因此，此书也一次复一次的想归还却未如愿，一拖竟三周已过。上周日于永生堂门口碰到正密兄，谈起还书之事，他笑言，无防。此后，此书就常在我书桌上时时翻阅了。至于《荒漠甘泉》小册，爱人看的如何程度，我却不知，却是在那天看到家人不小心将书背弄湿，也粘撕了封底的一大角，望着心痛，忙拿着跑到三楼阳台处晒干，在此，向正密兄致歉。当夜，不知何起因，就湿书一事和爱人谈起我的观点。我说，借物，乃要打算好归还之日，更要加至珍惜爱护，不论借的是何物，是大物或小物，都当如此。此乃显现你的至诚之心，否然，则成了无诚信之人。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表达出我的观点而已，至于内人的为人，并不是一个无诚信之人。此《加尔文传》为茜亚•凡赫尔斯玛著，这部传记较全面地介绍了加尔文的一生。其中不少谈到加尔文的思想向新教(1)的转变过程、加尔文的努力和对重重困难当前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加尔文一生的行事准则，其中不免要提到的火烧塞尔维特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事件中加尔文的立场、当时政治的立场以及宗教的立场，从而否定了由此事件引发后人所争议的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皇“一说。当然，学人们对其评论有褒有贬，而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加尔文的史料却十分的稀缺，人们所了解的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而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样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2)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最终要看到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能为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暴君的政权还是赋予人民自由的精神。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种者，那么他到底是何等人？暴君？抑或伟大的自由精神播种者？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第省努瓦永市，他的父亲热拉尔•加尔文是当地教会神甫和教士们的律师，同时又是主教的秘书。14岁的约翰•加尔文被父亲安排在巴黎的马尔什学院学习，有幸在科尔迪耶门下，为他的拉丁文和法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年后，他结束了马尔什学院的学习生活而转入巴黎众多学院中有所叫蒙泰居的神学院，在此，加尔文奋发努力地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教会先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著作等等，门门功课均极出色，18岁那年便获得了硕士学们。此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父亲决定改变儿子身上原读神学的计划，要他成为一名律师，加尔文多年后就此事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送我去读神学，但后来他认为从事法律的职业可以致富，于是改变主意，叫我转学法律。”由此，他听命于父亲，离开了巴黎去了奥尔良。原因是奥尔良大学的法律系很著名。此时尚且年轻的加尔文虽在此事上听命于他的父亲，却在思想上已有自己不懈努力的追求，当他来到这座以法律系而著名的奥尔良大学后，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他的学习生涯当中，假如说蒙泰居学院是他努力发奋的地方，那么奥尔良则是使他更加发奋地投入学习的场所。为了保持晚上清醒的头脑，他几乎不吃晚餐，每晚只让自己睡几个小时的觉，清晨醒来在床上躺着回忆昨晚所学的东西，训练记忆力，增加知识。不到一年，加尔文便以法律老师而不是学生而闻名，教授不在时，就让他教。而此时的加尔文只是19岁的奥尔良大学的学生。更甚者，奥尔良大学是一所美丽的大学，那里有40片网球场供他们比赛、消遣，一条大河任他们驾驶帆船，还有没完没了的酒席、宴会。对于这些条件，原本大学生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那个努瓦永市来的加尔文却没有加入这班娱乐之中。1931年，22岁的加尔文回到巴黎，决心要成为一名学者，他开始独立思考，开始从《圣经》的学习中发现许久以来被教会忽视的、藏起来的东西。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使许多人重新归回《圣经》。为了能更好的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阅读更多的经典著作，做研究与文章，他谢绝了一位巴黎朋友为他提供的住处，毅然租在伏尔泰学院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因为那里离学校近，他可以直接去听课。1532年4月，加尔文完成了他辛勤劳动的第一个果子《塞涅卡注释》(3)。作为当时的文人来说，22岁的年轻人加尔文的《塞涅卡注释》可谓是惊人之作。他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此书，除了引用当时的作家之外，加尔文引用66位权威的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的话。可见此时的加尔文是怎样的充满了一颗学习的激情之心。这颗激情的心一直伴随着他的死去方始终断。并且这份激情之心在此后的一生中伴随着他走进上帝的道，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他“即刻之间燃烧起了强烈的愿望，要在其真理上长进。”他在《〈诗篇〉注释》的序中这样写道：“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理上长进。虽然我未完全放弃其他的学习，但它们对我来说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这一突然的转变是发生在他写完《塞涅卡注释》之后，因为他在此书中除了引用大量的学者的话外，极少提到《圣经》。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一突然的转变的最初端倪是在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一年一度的圣徒节中对全校发表的演讲的时候，这次的演讲没有提圣徒和教会的事，而是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开始，讲到福音与上帝的白白恩典，他反对迫害那些回到《圣经》中去的人们。他引用了伊拉斯谟的话，这在索邦是被查禁的。关于尼古拉•科普的演说，人们私下议论说，他的讲稿采纳了或是得到了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于是在1533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那篇演讲的一个月后，尼古拉化妆溜出了圣马丁城门，警察局长恼羞成怒，命令法警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抓加尔文。或许就这点来看，人们对尼古拉讲稿是否采纳了加尔文的帮助的议论还尚未能确定加尔文对其新教思想的完全确立，可在此演讲六年之后，加尔文以一个转信新教之人的口气写信给一位主教时说的话，确确实实地证实了加尔文思想的转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的安宁，过一种自由而有名誉的生活。虽然我有过片刻的安宁，但离真正的心灵平安却相去甚远……我越是仔细省察自己，我的良心越是被击打，试图将一切都忘掉便成了我最大的安慰……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听的，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这才发现自己曾经陷入一个充满谬误、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待的肮脏与污秽！我恐惧战兢地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可怜可悲的境地。面临那永死的威胁，我不得不立即下了决心。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的道路，我以眼泪、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的约翰•加尔文已不复存在，此时站立着的是上帝带领着的，基督耶稣的仆人约翰•加尔文。此后的加尔文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信仰的学习之中，他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召唤，给他的引导。1936年8月的一天，加尔文一路传道从巴黎往施特拉斯堡去，他在日内瓦一家小旅馆过夜。这位旅行者计划在此住一晚就走，可是上帝却有一个与他的打算不同的计划。法雷尔，一个脾气火爆、长着红胡子的法国宣教士，他用一股洪流般不可阻止的声音要求加尔文留在日内瓦教会，本自认为个性内向、怯弱，身体不好，适合于学习、研究的加尔文被他那粗哑的声音给驯服。“我感到……就像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法雷尔认为：这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所学的法律教育可以用来与议会和城里各种人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位当时对《圣经》教导理解最全面的人。而此时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些曾与公爵抗争的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许多人迫不急待地要回到旧日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日内瓦是以此闻名的，他们对那些伴随着为自由而战而来的新教信仰已经开始不在乎了。公爵兵临城下时，大家团结一致，现在不同，各种团体间的明争暗斗又开始了。没有人能像法雷尔那样为福音征服一个城市，但征服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多。要计划，要有力的带领，也要建造。在战场上，他的伟大无与伦比，但在每天的计划、坚定信仰的工作上他却不在行。因此，他极力地拘留了这位以《塞涅卡注释》为转变根由，以6章为起首的《基督教要义》的撰稿人加尔文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工作者。法雷尔没有看错，加尔文将把这个城市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城。即使如此，他们并不是没有挫折。在面对如何把这个沦落为黑暗而闻名的日内瓦城市带上光明的道路，带领行走上帝的旨意的城市，他们付出的将是无比的艰辛与困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拦阻，一次一次地挺过这些拦阻。在日内瓦的四项改革之后，这座城市一再脱离了上帝的道，在这些传道人所到之处，人们的罪孽好像在嘲笑他们。掷骰子、发牌的响声不绝于耳，闹哄哄的酒店里不时地抛出酒汉，趔趔趄趄地到街上，等着的就是整夜的打架、咒诅。妓女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过路的人们卖弄风骚，晚上就更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正是这个时候来了两个荷兰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经常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主张暴力。这类问题对于日内瓦来说是爆炸性的，在百姓原本已有的不满中，无异是火上加油。接着来的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卡罗列。他散布许多中伤加尔文的谣言，像毒草一样影响着整个瑞士的各教会。1538年2月，日内瓦人选出了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与加尔文为敌的。二月的一个礼拜六早上，库劳德6点就上了讲台，一个星期前日内瓦议会就下令禁止他讲道，今天，他还是不愿意闭上他的嘴。因此，议会派来的士兵将他带走，投入监狱。而加尔文和法雷尔挤着穿过向他们发出威胁声、吐口水的人群，走上市政府的台阶。他们对议员们说：“你们作恶了，你们投入监狱的是主的仆人。”外面的那群歹徒们吼叫着：“把他俩扔进罗讷河里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于次日的复活节主日，照样直率、坚定地对着人们讲道，而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当加尔文直言不讳地读到日内瓦的问题时，讲台下的人跳了起来，手中的剑射出寒光，他们吼叫着涌向加尔文。而加尔文的朋友们冲了上去，用身体围起一堵人墙，护送着他回到住处。虽然他们的毅力是如此的坚定，却改变不了日内瓦的心。1538年4月25日，他们离开了日内瓦，离开了这座使他恐惧的多恶之城，他在5月写信给洛桑的维雷的信中可以看出对日内瓦的印象：“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塞尔，但浑身上下湿透，人也筋疲力尽，一路上几经险境，一次在过河时差点连人带马被激流冲走。但是，奔腾咆哮对待我们要比那些我们与之相处的人温柔多了……”同时，在他离开日内瓦两年后的1540年3月，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背那个十字架，在那里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将此事告诉你……请你务必尽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内瓦的努力。”随后，加尔文来到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安提亚(4)，德国的自由城市施特拉斯堡。这是一座安宁的城市，著名的雅各•斯蒂尔姆市长赞同宗教改革。这里没有暴徒，没有吵架，没有吼叫声，没有恫吓的枪声，也没有叛道的人出现在圣餐桌前。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1540年10月，一封日内瓦信使跑了几百公里路的信，改变了加尔文的此境：“我们满怀热情地向您推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确信，除了要增进上帝及其圣言的荣耀与尊贵之外，您别无他求。我们谨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全体日内瓦人民……我们迫切地请求您回到我们这里来，回到您的老地方和早先的工作上来；我们盼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我们的人民极盼望您回到我们中间。他们愿意，并且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对待您。您的好朋友：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1540年10月22日蜡封的议会公章上刻着日内瓦的警句：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黑暗之后是光明）。面对这封信，被邀请回日内瓦的人哭了。“请你们帮助我，”加尔文乞求他的同伴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请勿考虑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虑的是何种方式对福音的增长、对上帝的荣耀最有好处。”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心啊！在经历如此的磨难之后，依然选择他忠诚的信仰，并为此献上他的一切。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他没有要求回来，他第一次路过这里时，也没有要求留下来。同样，他也没有要求去施特拉斯堡。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那颗心是“被杀的祭牲”(5)，是自愿献给上帝的。回到日内瓦后的加尔文，他的工作可以把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累垮：每天早上5点起床，若是病了，毯子上也会铺满了书；每星期讲道五次，教神学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的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他也有规律地探访会众，正如他在《宪章》里规定的。以上这些是他的日常职责，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加尔文一直在写信，他的门前集散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信使收发信件。日内瓦人想寄信或收信只要到卡农街11号就行，加尔文的家就是日内瓦邮局。最糟糕的是，他还要与敌人作战。遭日内瓦城里或城外的人攻击已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那些不赞同他的教义的人，每次都是争战。这个渴望和平与稳逸、安静的人，被迫将他的天性放在一边，他不得不勇敢无畏地捍卫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我们家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铺，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些谣言到底是哪儿来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从未有过买一亩地的钱……”但是敌人却散布谣言说加尔文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地产。甚至罗马教皇都知道加尔文的贫穷，并且是他自己选择贫穷的。保罗三世和庇护四世教皇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在罗马教廷，这种态度是闻所未闻的。一天，红衣主教撒道莱特乔装打扮，路过日内瓦。他就是那位乘加尔文被赶出去日内瓦时写信试图把日内瓦拉回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大人。撒道莱特想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替日内瓦写了那封著名回信的新教领袖。他站在卡农街那幢简陋的房子前纳闷地问自己：这里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身穿一件黑布袍子的加尔文。撒道莱特顿时目瞪口呆，那些应该来开门的仆人们哪儿去了？在罗马，即使是主教们都住在豪门大宅，有仆人随时侍候。大主教、红衣主教们则像君王一样，住的是宫殿，眼前这位整个新教教会最有名的竟住在这间小黑屋里，自己来开门！“我是真正富裕的人，”加尔文说，“因为我对自己仅有的完全知足。”这些仅有的有时候还不够招待客人以及支付上门要求帮助解决医药费的穷人，但加尔文从未接受议会的帮助。1546年议会记录上有下面这段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支付全部的医药费，议会送了他十块钱。之后加尔文将钱还来，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是从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就在这一年里，他因为第二个孩子的病负了债。那个小女孩很快就死了。这一年议会作出决议：“本议会决定，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我们城市的家具，全部赠送给加尔文。”加尔文这才在属于自己的桌子上吃饭，在属于自己的床铺上睡觉！有一年，他一身的疾病使他不得不向议会借了25块钱。当他将钱归回时，议会拒绝接受。他告诉他们说：“若不接受这笔钱，我就不上讲台，我也拒领这一部分的工资。”另外一次，牧师们请加尔文出面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他向议会建议降低他的工资，与其他牧师们均等。敌人寻找借口攻击他，捏造事实说他很富有。在他的《圣经•诗篇注释》序里，加尔文作了回答：“若有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我既不富裕也无钱财，那么等到我死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证明。”后来他的话被证明是真的，加尔文死的时候，所有的家产加起来不足250元。假如他活的再久一点，他会更穷，因为他已经拒绝了他生命最后四个月的工资，“我没有付出劳动，”他说，“岂可再伸手拿钱。”1549年3月初，加尔文的妻子依多莱特病得起不了床。他则被各项不停的工作和问题煎熬着。来自法国甚至意大利的难民蜂拥进日内瓦，他们需要住处，需要工作。那些生活不检点的自由派竭尽全力来刺激加尔文，搅起城里人们对他的不满。他正在编辑《希伯来书》注释，献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奥古斯都。在这一切繁忙之中，他尽量抽出时间在妻子的病床边陪她。“死亡上来了，进了我们的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圣经•耶利米书》第9章第21节）。依多莱特安详地等待着死亡，她一生从未抱怨，现在也没有抱怨。临死前的三天，一群人聚在她床边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向她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依多莱特带来的孩子）。依多莱特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上帝了。”3月29日，依多莱特已经不能说话，看上去神志不清，加尔文对她说了基督的爱，永生的盼望，他们的婚姻。她就要离开，然后就开始祷告……她听着他的祷告，注视着他，8点之前她去了。如此安详，在场的人都无法分辨她是活着还是死了。卡农街上这个背负重担的人，独身一人。一个星期后他写信给维雷：“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在依多莱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加尔文一次讲道也未耽误，一堂课也未落下，一次会议也未缺席，甚至没有人看出这个大理石般的男人那颗焦虑的心。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关上门与悲伤搏斗；在街上，在讲台上，他将这些掩藏起来，照常进行他的一切工作。1553年10月，日内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个人被处以火刑。奇怪的是，这是此人因异端被处的第二次火刑。四个月之前他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但教皇手下的人不够仔细，他越狱逃跑了。这个被烧两次的异端分子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迈克尔•塞尔维特。他早年的经历颇似加尔文，父亲是公证人，哥哥是神父，自己是学法律的，并且也一样跟随罗马教会。像加尔文一样，在法律系做学生时，他以母语学习《圣经》，18岁那年，他转信了25年后使他走上火刑架的东西。塞尔维特说，上帝不是三位，如果那样上帝就成了三头怪物。这个西班牙人说：“在整本《圣经》里找不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字，耶稣是人，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也不具有独立的位格，而是上帝差到世上的灵。”25岁那年，他将这些惊世骇俗的思想写成书出版。他的书第一次在施特拉斯堡印刷后来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议会都禁止出售此书。新教领袖们都把他的书视为亵渎上帝的异端之物。路德、梅兰希顿、布塞尔、茨温利、布林格都公开予以谴责。书出版后，西班牙宗教审判团最高议会立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作者逮捕并带回本国。命令上说，可以不惜任何方式，哄他、骗他、许诺他都可以，务必要抓到他。他们甚至派他做神父的哥哥去劝他回来。这是因为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在那样各地成千名忠信的新教基督徒们被火刑烧死时，难道能让此亵渎的异端者逍遥法外吗？1553年8月，从罗马教廷逃出来四个月的塞尔维特出现在日内瓦，并且在一个人们全都上教堂的礼拜天，悄悄地溜进了日内瓦的教堂。我们不知此时的塞尔维特的真正目的在于什么，可议会们立即将他逮捕。日内瓦教会1553年8月13日的记录中写着：“迈克尔•塞尔维特被几位弟兄辨认出来，教会认为，为了使他的异端和亵渎不再污染世界，对此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之辈予以逮捕是合适的。”但是，判决塞尔维特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塞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力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自由派和加尔文之间正在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于是日内瓦小议会决定向瑞士四个城市的教会议会征求意见，小议会在类似的事上也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得到的回答都是“温和处置”。若这次的回答也是“温和处置”，他们打算释放塞尔维特。但这次来自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和沙夫豪森的回答都是谴责塞氏，指出他的亵渎必须被制止，以免再伤害基督的教会。伯尔尼说，他若在这里，判决将会是火刑。最后一封回信于10月18日送到日内瓦，小议会由此四个城市的教会征求的意见而判决塞尔维特：“根据你否认三位一体，反对婴儿受洗，顽固、执意地要以你那散发熏人臭气的异端来污染世界的事实……本议会决定将你定罪，并作出如下判决：判处迈克尔•塞尔维特和你的所有书籍以火刑。”这就是日内瓦小议会的判决，这是一份以全票通过的判决，连自由派都投了赞成票，国为他们知道不能无视来自那四个城市的一致意见。加尔文一听到判决，立即请求小议会将火刑改成砍头，因砍头比火刑要多一点怜悯，但小议会迅速否决了他的请求。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和他的书被一起捆在火刑架上，他就这样死于火焰之中。火刑架所在之地的这座小山叫做谢佩尔，他死时42岁。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名字就永远地与加尔文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连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火刑，但是加尔文是唯一请求对他不使用火刑的人。判处塞氏死刑的决定权不在加尔文手里，也与他那强有力的影响无关。那是日内瓦小议会在其瑞士众姐妹城市的劝告之下所作的决定。这些事实常常被遗忘了。但加尔文确实在塞氏的死上有份，他要求议会逮捕塞氏，他起诉了塞氏，他在小议会进行了多次的辩论，证明此人的异端威胁基督的教会。虽然在真正判决时加尔文没有参加，但他确实是同意的，尽管他反对使用火刑，加尔文也曾写过一本小册子，称塞氏为“那个自取灭亡的……异端分子”。其他的新教领袖也都同意此死刑。个性温和，一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梅兰希顿写信给加尔文说：“基督的教会会感激您……您的政府所作的处死这个亵渎者的决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那是一个火刑的时代，是一个人们相信审判他人关于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的责任的时代。1555年2月的选举结果是，四位支持加尔文改革的人当先行政长官和议员，加尔文所到的这个所多玛正在被改造成上帝之城。历经多年患难，日内瓦迎来了和平。当周围的国家、地区被战火与灾难搞得动荡不安之际，这座湖边的城市则稳步地走上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之城的地位。因着卡农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主人，日内瓦成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从极度邪恶到全然敬虔——这座宗教改革之城法律严明、条款细致——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里有保护人们的法律、也有惩罚人们的法律。1564年2月6日礼拜天，加尔文最后一次站在他所熟悉的圣皮埃教堂的讲台上。他正在讲福音书的相互和谐性，咳嗽突然暴发，这次他无法控制，热血涌上口里。他慢慢地、不情愿地走下梯子。这篇道他没有讲完，会众无声、焦虑地注视着他5月27日，他在平安中死去，就像入睡一样，那是礼拜六晚上，那是一天的结束，一个礼拜的结束，一个生命的结束。一位伟大的仆人去了他主人那里。消息传开，日内瓦的人们默默地聚在卡农街上。小议会召开特别会议，秘书试着记下议员们的感情：“上帝以如此伟大而崇高的品格铸造了他。”礼拜天下午，长长的队伍走向城外的日内瓦墓地。教授、牧师、议员、公民们跟在那口松木棺材后面。只有踏在地上的脚步声打破了主日的寂静。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墓地里没有他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没有知道。但那比墓碑更伟大的、活生生的东西留了下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内瓦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强有力地活着。它们出自那活的道，它们延伸到了所有的基督教会。通过它们，圣皮埃尔教堂的传道人一直在教导着、塑造着基督的教会。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基督耶稣的伟大仆人。这是一个超出他所说的下面这句名言的、谦卑的人：荣耀单单归于上帝！(1)新教，又译为“抗罗宗”，英文名为“Protestantism”，字面意义即“抗议者”，“罗”指罗马天主教。新教就是指宗教改革运动后形成的回到《圣经》原初教义的基督教信仰，一般称为基督教。(2)《加尔文主义讲座》第3讲，作者亚伯拉罕•凯波尔。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年期间任荷兰首相，曾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余年。(3)这是一本关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著，塞涅卡生活在使徒保罗时期。(4)安提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是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后，在犹太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大教会。基督教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5)指《旧经圣经》在献祭中已经完成宰杀，即将献在祭坛上的牺牲。2006年7月4日，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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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农街11号”里的明灯

加尔文所处的时代犹如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两个都是争战的时代，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在永恒真理引导下向黑暗进军的时代，后者则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公然悖逆上帝的时代。“我们的父辈所致力奋斗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为了基督教的纯洁。而现今的运动打的则是一场荣耀人的战争。激发他们的不是十字架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 （《加尔文传》，第212页）上帝兴起一个时代是先兴起那个时代的仆人。上帝任凭中世纪一步步滑入黑暗环绕的泥沼，那里就像《天路历程》里的 “绝望谷”，从绝望中惊醒的人开始寻找逃脱之路。马丁·路德在一番寻求挣扎后，真理的圣灵光照他，他恍然大悟，唯独因信称义。这是古老福音的重新发现，它的光芒如此耀眼，令人绝望的黑暗中有一束大光照进来，照亮一切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上帝不但在德国兴起路德，同时也在瑞士兴起温茨利，在法国藉着勒菲浮的口兴起法雷尔，之后后大大兴起加尔文。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伟大作为。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无论是在法国，在斯特拉斯堡，或是在日内瓦，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这位忠心的仆人。虽然身体羸弱，疾病缠身，但是心里的力量却一天新似一天。“卡农街11号”是加尔文在日内瓦住的地方，这是一个与世界同命运，与上帝同呼吸的住所。这里容不下不义和不虔，容不下谬误和虚假，这里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被荣耀的真理充满的地方。大学里教导的加尔文主义都是在狭隘的人文主义眼光底下的加尔文主义，回想自己以前对加尔文主义的误解，突然觉得迷失在人文主义旷野里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这是对现今知识分子的嘲讽啊，愿我们都自己谦卑，求主藉着圣灵不断地使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归正到祂的真理、圣爱和旨意里面。

加尔文传略

■伯特纳著、赵中辉译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诺阳（Noyon），这是一个主教城，离巴黎东北约70哩。他父亲的性格相当刚直严厉，担任诺阳主教的助理，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过往甚密。他母亲则以美貌与敬虔闻名，但是加尔文年轻时她便去世了。加尔文在1528年至1533年间连续在奥尔良（Orleans）大学、簿记（Bourges）大学、巴黎大学这三所著名学府念书，受的是当时法国最好的教育。他父亲打算栽培他从事法律，因为这行业通常能让人名利双收。但是年轻的加尔文不觉得有特别的呼召进入法律界，便转攻神学，发觉他的天赋和兴趣正适合他在神学的领域效力。一般人对加尔文的描写是害羞，不喜交际，工作极勤奋而规律，责任感极重；这使他作起事来格外带劲，又特别敬虔。加尔文很早就显出一种特别的悟性，论证清晰而具说服力，又善于逻辑分析。由于他勤奋过人，所以心中蕴藏了丰富的知识，但是也使他的健康受损。他进步如此神速，以致有时受邀上台报告，他的同学也都把他当成是老师。那时加尔文仍是性格纯良的天主教徒，正预备作一个人文学家、律师，或神职人员，前程似锦，却忽然转为抗议宗，把他的一生投给这艰难的教门，一生受逼迫。他转向抗议宗之后，不到一年就成为巴黎的福音派领袖。这原不是他的本意，甚至违背他的本意，但是他知识之渊博，谈吐之认真，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仍然暂时留在天主教，希望在体制内改革，不要在体制外革命。沙夫提醒我们，“每位改教领袖都是在天主教出生、受洗、坚信（confirm）、受教，又被天主教赶出来的；就好像每位使徒都是在会堂里受割礼、受训练，又被赶出会堂一样。”1加尔文刚成为改教领袖，热情与诚挚就遇到了考验，以致必须逃离巴黎，亡命他乡。教会历史学家沙夫对这段过程记载如下∶“加尔文有位朋友尼可拉?科普（Nicholas Cop），是世居瑞士巴塞尔（Basel）的著名御医威廉?科普（William Cop）之子。尼可拉．科普于1533年10月10日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照例要在那年的万圣节11月1日于马斯林（Mathurins）教会当众发表就职演说。他请加尔文为这次演说撰稿，结果加尔文根据新约圣经为宗教改革请命，并且大胆攻击当时天主教经院派神学家，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不明白福音的辩士┅┅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Sorbonne）神学院与议会都认为这是对罗马教会宣战的檄文，所以定罪这篇讲稿，下令焚毁，并且明令如果有人捉到尼可拉．科普，不论生死皆赏三百银币。科普闻讯便马上投奔巴塞尔的亲戚。至于真正引发这波逼迫的加尔文，据说是以床单当绳子，从楼上的窗户缒到地上，装成园丁逃出巴黎，肩上还背着锄头，房间则被搜得不留一书一纸。从1534年11月10日到1535年5月5日，有24位无辜的抗议宗信徒被活活焚于街市┅┅许多人被罚，下监，拷打，也有许多人逃往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其中便有加尔文与帝勒特（Du Tillet）。加尔文流亡于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达三年之久，以化名游行传道，直到了日内瓦才定居下来。”21536年5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问世了。之后没多久，加尔文与帝勒特便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也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基督教要义》出版之前就到意大利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一段时间，后来异教裁判所开始镇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只他们眼中的毒蛇，他们就离开意大利，迂回而行，可能是取道亚索他（Asota），翻越圣大伯纳多（Great St.　Bernard）山口，来到了瑞士。他曾经从巴塞尔回故乡诺阳城，把家里的事作个了结，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时他同弟弟安东尼（Antonie）、妹妹玛莉（Marie）永别了法国，希望能在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定居，作一个安静的学者，一生写作。从法国到瑞士，原本走洛林（Lorrain）这条路最直接，但是当时因为查理五世正和法兰西一世打仗，洛林这条路走不通，只得迂回而行，途中经过日内瓦。加尔文本来只打算在日内瓦住一个晚上，但是神另有安排。日内瓦改教领袖法惹勒（Farel）体认到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到了存亡的关键，他知道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便直觉认定加尔文必能完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拯救日内瓦脱离天主教的势力。沙夫曾经详述加尔文与法惹勒见面的情形如下∶“法惹勒立刻拜访加尔文，好像从神领了圣旨一样，坚持要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以年幼、无经验、还要进修、生性害羞、内向、不适公众活动为由婉拒，但是这些理由都没用。法惹勒心中异常火热，一心传扬福音，威胁加尔文如果选择自己的兴趣，弃上主事工不顾，就必受全能神咒诅。这位福音勇士大无畏的精神撼动了加尔文，使他战兢不已，觉得犹如神在高天之上向他伸手。加尔文最后降服，受任作日内瓦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与教师。”3加尔文比路德与慈运理小二十五岁，所以能在他们立好的根基上建造，这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加尔文公开服事的头十年正是路德生涯中的最后十年，但是二人从未见过面。不过加尔文与墨兰顿私交甚笃，直到死前彼此仍有书信往来。当加尔文在改教运动初露头角的时候，世人还无法确定路德到底会成为一个大大成功的英雄，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大失败的叛徒。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抗议宗运动缺乏一致性，本来差点要沦为教义的争论，并且会愈陷愈深，所幸日内瓦的改教领袖加尔文给它注入一股新动力，才使它免于下陷的命运。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上下一心，强势运作，不择手段，力求扑灭这个从北方兴起的各个抗议宗团体，慈运理见此危机，尝试联合所有抗议宗信徒抵挡公敌。他在马尔堡（Marburg）先是流泪恳请，接着不顾他与路德对“圣餐中基督怎样与会众同在”的歧见，向路德伸手表示彼此相合为一，但是路德受制于狭隘的教义，表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样作，拒绝了慈运理的请求。加尔文在瑞士工作，也有很多机会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抗议宗教会必须团结，并且为这样的事奔走。他曾经写信给英国的克蓝麦（Cranmer）说∶“我渴望基督的肢体有一个神圣的相通（communion）；至于我，如果有我能效劳之处，我很乐意为此效力，即使远渡重洋也在所不惜。”加尔文的著作，书信，门生发挥的影响力之大，世界各国均有强烈的感受；如果说加尔文对抗议宗运动有救亡图存之功，也不算夸大。之后三十年间，加尔文一心一意推动宗教改革，全神贯注，别无旁骛。李德（Reed）说∶“加尔文为宗教改革鞠躬尽瘁，奋战不懈，坚忍不拔，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他真的将生命中每一滴脂油投入其中，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加尔文献身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其专注、其坚毅、其舍己，翻遍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人。”4加尔文是一位忠心、刚毅、不朽的人物，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的仆人恐怕没有人像他既深得人爱戴、敬佩、称赞、祝福，又深受人憎恨、厌恶、羞辱、咒诅。他生在论战激烈的时代，又站在西欧改教运动的高台，众目所视，各方攻击如林雨而来。宗教与宗派感情原本就是人类感情中最深刻，最强烈的，而人还活在世上，天性里有善也有恶，所以世人这样对待加尔文的教导与著作，也实在不足为奇。加尔文年仅廿六岁便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初版的内容是他思想体系重点的纲要。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显示他的心智早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本书后来经过增订，篇幅达初版时的五倍，并且以法文出版；内容虽然有修订，但是没有一处偏离初版时提出的教义。这本书一出版，就独占鳌头，公认是一本最能表达抗议宗主张，捍卫抗议宗理念的著作。其他书只是片面论述改教运动，这本书则是通盘讨论，一以贯之。李德说∶这本书是神所给宗教改革的一份礼物，价值难以言喻，抗议宗与天主教一同见证其价值，前者以最大的热诚迎之，后者以最毒的咒骂诅之。在巴黎和一些其他地方，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神学院下令焚烧这本书；在别的地方，它也引来最猛烈的口诛笔伐。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雷孟德（Florimond de Raemond）称之为“可兰经，异端的法典，使我们堕落的主因”，另外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肯巴修特（Kampachulte）说∶“这本书是教会的敌人共享的军械库，他们都从其中取得最精锐的武器”，又说∶“宗教改革时期没有一本书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样，罗马天主教对它既惊恐害怕，全力抵挡，又严严搜寻。”从《基督教要义》一版紧接一版印行，就可以看出它多么受欢迎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它的译本，改革宗教会都用它作训练与教导的材料，制定信条时也参考引用它。5华腓德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很多，而且每一项贡献都很有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他善用神的恩赐，使我们的信仰体系焕然一新，他的天份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新的生机。”6这本《基督教要义》一出版，就立刻受到抗议宗信徒的激赏与赞誉，认为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护卫基督教教义最清晰有力、最合逻辑、最具说服力的一本书。沙夫对这个现象有段描述说得好∶“加尔文写这本《基督教要义》，原则上是为了有系统地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但是也特别着眼于为福音派信仰辩解；这既是一本护教的书，也是一本实用的书，为了要保护抗议宗信徒，尤其是保护法国的抗议宗信徒，帮助他们抵挡当时来自各方的逼迫与毁谤”。7 整本书散发出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勇敢而严谨的论证，使人不得不承认，圣经确实是规范理性与传统的最高权威。这本书公认为十六世纪最伟大的一本书，加尔文主义也因此得以大规模传播。黎秋（Albrecht Ritschl）称之为“抗议宗的神学杰作”。华腓德博士说∶“三世纪半之后，本书仍然毫无疑问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义著作”；他还说∶“这本书光从文学角度来看，就足以在同类书中称为顶尖巨著；一个人如果有心要认识世界文学杰作，就必须熟悉这本书的内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神学著作的地位，就好像希腊文学的修西狄第（Thucydides）、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界的吉朋（Gibbon）、哲学家中的柏拉图、史诗中的伊利亚德（Iliad）、戏剧家中的莎士比亚一样”。8 这本书使罗马天主教惊惶狼狈，使抗议宗大大团结，显明加尔文是抗议宗主义最有力的辩护者，罗马天主教最可畏的对手。这本书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各大学甚至用它作教科书，出版之后马上就被翻译成九种不同的欧洲语言。这本书近年来未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大部份的史书对它的介绍太少了。《基督教要义》出版几个礼拜之后，德国改教领袖中的第三号人物布瑟写信给加尔文说∶“显然主已经拣选你为他的器皿，要将最完满丰富的祝福赐给他的教会。”路德没有系统神学的著作；他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议题分散。而且许多只是针对当代的问题。福音派信仰需要有人作有系统的介绍，而这工作留给了加尔文。加尔文虽然才华横溢，但是首要的工作还是神学。人很自然就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认为他们是使徒保罗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基督教信仰体系阐释者。墨兰顿本身即是信义宗的“神学王子”，他称路德为“德国导师”，称加尔文为“那位正宗的神学家”。如果有人觉得《基督教要义》用字过于严厉，那么他应该知道，用字严厉是那个时代神学争论的特征与弱点。加尔文处在一个好辩的时代，抗议宗信徒正与罗马天主教展开一场殊死战，有太多的事会激动人，使人失去耐心，而且都不是小事。不过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路德为了与主张意志自由的伊拉斯墨（Erasmus）辩论而写的《意志的枷锁》，就会发现加尔文的用字和路德相比，还算是温和的哩！何况讲到文字严厉，当时恐怕没有任何抗议宗信徒的著作能和罗马天主教针对抗议宗信徒所颁布的赶逐谕令和咒诅谕令相比。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加尔文也写了几乎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注释书，这套《加尔文圣经注释》翻译成英文共有五十五大册，再加上他的其他著作，总数之多令人乍舌，品质精良无与伦比。 《加尔文圣经注释》不但刚出版就被人认为是极优秀的一套圣经注释书，就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常常被最权威的圣经学者引用，这是其他老一辈的圣经注释书比不上的。加尔文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时期最伟大的圣经注释家。路德是当时圣经翻译的第一把交椅，加尔文则是当时圣经注释的第一把交椅。如果我们要评估《加尔文圣经注释》的真正价值，还有一件事不可忽略，就是加尔文用的解经原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李德说∶“加尔文开风气之先，不用沿袭已久的寓意解经。说到寓意解经，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盛行一时，教会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从俄利根（Origen）到路德也都认同，但是寓意解经至终使圣经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人如果没有活泼的想象力，也无法踏入寓意解经的大门”。9 加尔文的解经严守分际，不逾越圣经作者的精意与字句，又假设圣经作者只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而且是用自然的日常用语来表达。他毫不留情地揭穿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义，腐败的规矩。他的著作鼓舞人心，使改教志士在这场争战中有了克敌致胜的武器。加尔文确保宗教改革的成果，使改教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甚至使它更上层楼，影响之大，笔墨难以形容。加尔文是研究教父和经院（scholastic）哲学的专家。他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和法文，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相当了解。《加尔文圣经注释》最早出版时就有拉丁文和法文两种版本，解释详尽，立论公正，下笔坦诚，研判经文意义也力求平衡，避免极端，这都是这套注释书的独特之处。此外，法文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语言，而加尔文的著作使法文有了固定的形式，而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近代德文的风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人的见证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那就是与加尔文主义唱反调的阿民念。他的见证显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他说∶“我鼓励我的学生除了研究圣经外，还要查考《加尔文圣经注释》。赫尔墨克（Helmick，荷兰神学家）推崇《加尔文圣经注释》，我比他更加推崇，因为我敢断言，没有另外一本圣经注释书能比得上它。从古教父到现在，教会的前辈先贤留下许多好书给我们，但是这套注释书值得我们更加重视。我承认他有独特的先知恩赐，很少人比得上他，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比得上他。”10加尔文还与抗议宗教会的领袖、王公、贵族有许多书信往来，这就使他的思想更加广传。这些书信还有三百多封保存至今，内容都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他对复杂的教会问题与神学问题发表看法，反复铺陈，气度恢弘。这样一来，加尔文就也引导了全欧洲宗教改革的方向，影响非常深远。加尔文定居日内瓦二年之后，想和法惹勒推行一套相当严格的纪律，但是因为这套纪律太过严格，受到很大的反对，以致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日内瓦。加尔文来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受到布瑟和德国改教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安静地过了三年，从事教学、牧会、写作的工作，劳心劳力，都有明显的成效，也与信义宗主义有直接的接触。加尔文极欣赏信义宗的领袖，也觉得和信义宗的理念很近，不过对信义宗缺乏纪律，神职人员依附世上君王的印象不太好。从他的书信与各种著作可以看出，他后来非常热切地跟随德国改教的步调。当加尔文不在日内瓦的这段期间，事态日趋严重。甚至宗教改革的成果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于是有人极力敦请加尔文回日内瓦。经过多次多方地恳请，加尔文终于答应，重拾他离开日内瓦之前的工作。从此以后，日内瓦湖畔的日内瓦城就成了加尔文的家，改革宗教会也从日内瓦传到全欧洲和美国。瑞士对全世界教会与国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它面积所占的比例。加尔文对日内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不存偏见，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转化人心的力量。杰出的教会历史家沙夫∶“日内瓦人无忧无虑、成天快活，喜欢在街市玩耍、跳舞、歌唱、化妆、荒宴，城内充满各种粗鲁、赌博、醉酒、淫乱、亵渎等类的恶事。娟妓是市政府许可的行业，老鸨备受推崇。老百姓普遍无知，神父不尽心教导，反而立下坏榜样。”我们只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在加尔文去日内瓦的前夕，日内瓦的神职人员从修士到主教都还在犯罪，而且这些罪在今天都是可以判死刑的大罪。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的结果，使日内瓦一扫往日的臭名，反倒以市容恬静，居民有序著称。当时来加尔文门下受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中有约翰．诺克斯，他说他在日内瓦看到“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所设立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 。日内瓦经过加尔文的辛勤耕耘，己经成为人们受逼迫时的避难所，又成为改革宗信仰的训练营；全欧洲各国都有人流亡到日内瓦，等他们回国时都已经接受清楚的教导，完全明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于是日内瓦成为改教的中心，在灵命上散发能力，在悟性上施行教导，引导邻近各国宗教改革的方向，塑造他们宗教改革的风貌。斑克鲁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比梭伦（Solon）更真实。他比莱克尔古（Lycurgus）更舍己，他的精神也为日内瓦的各种制度注入一股持久的影响力，使它成为人民自由的坚固堡垒，民主制度的丰沃苗床，以迎接现代世界的来到。” 11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之大，还有一封天主教徒狄撒尔斯（de Sales）写给萨伏衣（Savoy）公爵的信函为证。他在这封信里说日内瓦是罗马天主教眼中异端的首都，应该要镇压。他说∶所有的异端都以日内瓦为他们宗教的避难所┅┅。全欧洲再没有别的城市比它更方便鼓励异端滋生了；它是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门户，那里各国的人都有，例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更远的国家。此外，大家都知道它是培养牧师的地方，光是去年一年，就训练出二十名牧师给法国，甚至还提供牧师给英国；此外，它庞大的印刷设备使邪书泛滥全世界，甚至用公费印刷，这一切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切大举对抗教宗和枢机主教的阴谋都是在日内瓦发起的，全欧洲也没有别的城市像它这么广纳各阶层的背道者，其中包括修会内的圣职人员，也包括修会外的圣职人员。所以我的结论是∶毁掉日内瓦，异端就会消失。12还有一个见证来自抗议宗的死敌，就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曾经写信给法王说∶“这城（日内瓦）是法兰西一切灾难的根源，罗马最可怕的仇敌；我随时都准备好了，要加入消灭日内瓦的行列，全力以赴。”当亚尔伐公爵率领军队经过日内瓦的时候，教宗庇乌（Pius）五世甚至请他改变原定路线，转攻日内瓦，要他“捣毁那恶魔与背道者的巢穴”。著名的日内瓦学院（academy of Geneva）创立于1558年，连加尔文在内共有十位教授，每位都才思敏捷，勇于任事，课程包括文法、逻辑、数学、物理、音乐、古语文。学院办学成效卓著，头一年就有九百多名学生注册，大部分都是从欧洲各国来日内瓦避难的，而另外差不多还有九百多名学生专门来上加尔文的神学课程。他们都准备一旦学成回国，就按照日内瓦的模式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二百年来，日内瓦学院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主要学府和出版重镇。加尔文是第一个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改教领袖，这是加尔文提出的另一个极宝贵的原则。宗教改革在德国是由君王决定的，在瑞士是由人民决定的，不过无论是德国或是瑞士，统治者与大部分人民的看法都相去不远，所以两地的宗教改革并没有重大差异，只是瑞士的改教领袖住在民主共和体制的日内瓦，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发展出一个自由的教会，而路德与墨兰顿生来崇敬君主制度和德意志帝国，便教导信徒在政治上要顺服政府，教会也就因此受政治权柄的管辖了。加尔文于1564年过世，享年五十五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工作由他的密友伯撒（Beza）接续。伯撒描述加尔文之死为“寿终正寝”。他说∶“正当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最灿烂的星辰，教会的灯台，就被接回天家了。当夜加尔文与世长辞，隔日举市哀恸，因为政府失去了最智慧的公民，教会失去了最忠实的牧者，学院失去了最卓越的教师。”哈克奈斯（Harkness）教授在一本他的近着中说∶“加尔文一生清贫，室无华饰，衣装朴素，人有急难便慷慨解囊，却很少花钱为自己打点，有一次日内瓦议会送他一件大衣，一方面表示对他的敬意，一方面也让他可以御寒过冬。这份礼物加尔文欣然接受，但是另外有几次教会要提供他金钱援助，他则不受，也谢绝微薄薪金之外的任何馈赠。他在最后那场病中，教会想要替他付医药费，但是被他拒绝。他的理由是他既然已经不能工作，连领薪水都觉得很勉强了，更不能接受教会这样的好意。他过世之后，属灵的遗产价值连城，无法估算，属世的遗产却只在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之间。”13沙夫说∶“世上有一种人，只能让人尊敬景仰，却不能让人喜欢；加尔文就是这种人。他不容许人和他过分亲近，过分熟识，但是人和他深交之后，就会长进。人愈认识他，就愈敬仰尊崇他。”沙夫论到加尔文的死是这样说的∶“加尔文明白表示他的葬礼严禁虚荣，坟墓也不立碑。他希望比照摩西下葬的方式，好使他日后绝对不可能成为偶像，这正与他｀降卑人，高举神?的神学相合”。14 今天甚至在日内瓦都没有人知道加尔文的墓地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刻有J.C.（就是约翰?加尔文的缩写）的简单石碑，用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坟墓也不立碑是加尔文自己的请求，不过正如毛里斯（S. L. Morris）说的，加尔文真正的纪念碑是“世上每个民主共和国，世界各国的公共学校制度，和全世界持守长老会思想体系的改革宗教会。”哈克奈斯有时下笔对加尔文并不友善，不过他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有许多人只看到加尔文面容严肃，却忽略了他向教会许多会友都表现温柔，而且几乎是女性的温柔。他与忧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他写信给那些因家人过世哀伤的人，有些信显示他非常柔细地体会对方的心情，堪称同类作品中的杰作。有时候别人家有喜事，或是有婴孩诞生，他也不会冷冰冰地不闻不问，而是相当热情地关切。他虽然常常有大事要办，却也不忘在街头停下来，拍拍小学生肩膀，说些鼓励的话。反对他的人称他为教皇、国王、加尔夫（caliph，译注∶回教国王），但是他的朋友只把他当成弟兄、亲爱的领袖”。15 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马上就要来拜访你，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大笑一场。”现在我们必须谈一件发生在加尔文身上的事；这件事对他的美名或多或少是个阴影，也使他被扣上不宽容、迫害人的罪名。这就是瑟维特（Servetus）事件。有一位瑟维特死于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期间。这件事作错了，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毫无暇疵，就是罪人的救主，其余的人都有软弱的记号，使人绝对不至于成为别人的偶像。不过一般人在这件事上对加尔文的批评常常过份严厉，好像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加尔文一个人身上似的。事实上瑟维特是经过法院两个月以上的审理，并且由全体市议会判决，才被烧死的。这都是按照当时全体基督教界公认的法律执行的，而且加尔文根本没有极力主张动用严刑，反倒是极力建议行刑时用刀剑即可，不要动用火刑，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们不应该只用我们二十世纪的高标准来严加批判加尔文和他当时的人，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他们十六世纪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宽容、宗教宽容、监狱改革，废止奴隶制度、禁止贩奴、废除封建制度，禁施火刑于女巫、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进步现象，这都是基督教后来才提倡的；这些教导经过一段时日才出现，也更显出这些教导的真实。当时一般人提出不宽容的主张，甚至表现出不宽容的作法，我们今天来看是错谬，不过这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普遍的错谬。平心而论，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怀疑他们的性格与动机，更不应该因此对他们的教义存有成见，以致当他们讨论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也都充耳不闻。那时抗议宗信徒刚刚挣脱罗马天主教的辖制，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力求自保，难免被迫用不宽容抵抗不宽容。在十六、七世纪，全欧洲不分君王百姓，都一致公认护卫正统，惩罚异端不但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甚至主张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将顽固的异端份子或亵渎份子处死，才能确保社会大众不受他们危害。抗议宗信徒与天主教主要的差别只是对异端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处罚异端份子比天主教温和许多。异端在当时是干犯全体社会的罪，有时候甚至比杀人罪更严重，因为杀人者只杀人的身体，而异端份子却灭人的灵魂。今天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信徒判断真理或误谬的尺度太宽松了，有时候甚至根本漠不关心。到了十八世纪，不宽容的精神才逐渐式微，英国与荷兰的抗议宗率先倡导人民应该有更多政治自由与信仰自由，美国的宪法更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现，使基督教所有宗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他们享有相同的权利。当时每一位改教领袖都完全认同加尔文处理瑟维特事件的整个过程。信义宗的神学领袖墨兰顿完全支持加尔文与日内瓦议会的处置，甚至引为模范。瑟维特死后约一年，墨兰顿写信给加尔文说；“我已经读了你清楚驳斥瑟维特的书，瑟维特的亵渎真是可怕┅┅。教会不但现在要感谢你，就是千秋万代之后还是要感谢你。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肯定日内瓦市府当局经过正式审理程序惩罚这亵渎者的作法。这件事作得对。”德国的改教领袖布瑟、慈运理的密友与工作继承人布灵格、日内瓦的法惹勒、伯撒都支持加尔文。路德与慈运理那时已经过世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果在世，是否会同意瑟维特被处火刑，不过路德与威丁堡（Wittenberg）的神学家们都曾经批准几位德国重洗派（Anabaptist）的死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危险的异端。他们还补充说明，表示这样刑罚他们固然残忍，但是如果纵容他们咒骂神话语的职事，毁灭地上的国家，那就更残忍了。瑞士曾经有6名重洗派被处死刑，当时慈运理也没有表示反对。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事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十六世纪最优秀的人物都完全认同瑟维特事件的处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却刚好相反。瑟维特是西班牙人，反对基督教，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抗议宗他都反对。沙夫称他为“狂热不止，冒称改教，实为泛神论，是十六世纪最无耻的异端，甚至亵渎神”。16 沙夫在另外一个地方称瑟维特“自大，桀骜，好争，记仇，喜用不敬言辞，欺瞒，虚伪”，又说瑟维特性喜谩骂，蛮不讲理，罗马天主教与改教领袖都曾经被他糟蹋。17 布灵格说即使撒但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咒骂三位一体神用的亵渎话也比不上这个西班牙人。罗马天主教的白勒色（Bolsec）写过一本关于加尔文的书，里面提到瑟维特是一个“非常桀傲不逊的人”、“荒谬的异端份子”，应该灭绝。瑟维特是从法国的维安（Vienne）逃到日内瓦的。当瑟维特在日内瓦受审的时候，维安的罗马天主教审判官传来一封信给日内瓦议会，并且附上维安宣判瑟维特死刑的正式文件，请日内瓦议会将瑟维特遣返维安行刑，又表示维安当局已经把这个死刑执行在瑟维特的刍像和著作上了。议会回绝这请求，但是答应秉公处理这个案件。瑟维特本人宁愿在日内瓦受审，因为维安已经把柴堆好了，他回维安必死无疑。维安当局传来这封信，或许会使日内瓦议会更热心维护正统信仰，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落在罗马天主教后面。瑟维特去日内瓦之前，曾经多次写信给加尔文，希望博得加尔文的注意。加尔文有段时间曾经详细回信给瑟维特，但是发觉无效后就停笔了。可是瑟维特仍然继续写信给加尔文，而且语气愈来愈傲慢，甚至侮蔑。他认为加尔文是正统抗议宗的教皇，一心一意要让加尔文改变信仰，否则就要把他扳倒。当瑟维特到达日内瓦的时候，正逢反对加尔文的自由派控制市议会。瑟维特表面上加入此党，实际上想藉此把加尔文赶走。加尔文显然察觉到这个危险，并且绝对不容许他在日内瓦散布异端邪说，所以他以除灭这个危险人物为己任，好叫他不能危害大众，又下定决心，如果不能让他改变立场，就要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瑟维特马上被捕受审，加尔文主审神学部份，结果瑟维特被判有罪，罪名分别是“在基要真理上是异端”、“虚伪”、“亵渎”。这个审判经过很长的时间，审判过程中瑟维特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想用各种漫骂压过加尔文的气势。18 这个案子最后送交民事庭，结果裁定瑟维特要处以火刑。加尔文曾经请求议会用刀不用火，但是议会没有采纳，所以瑟维特受火刑的责任最后不在加尔文，而在议会。陶莫格（E.Doumergue）博士是研究加尔文的专家，他写《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一书，毫无疑问是有关加尔文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他对瑟维特事件有段话说∶“瑟维特到了日内瓦之后，加尔文把他逮捕，并且向法院具名控诉。加尔文确实希望瑟维特被判死刑，但不是火刑。1553年8月20日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说∶｀我希望瑟维特被定死罪，但是希望能免了他火刑的痛苦?。法惹勒9月8日回信表示｀不很赞成加尔文这种心软的态度?，接着又警告加尔文小心，不要｀因为希望减缓瑟维特受火刑的残酷，而使你把最大的仇敌当成朋友。我恳请你在这件事上自制，好让以后没有人胆敢发表这种教义，或是以身试法，想和这人一样闯这么大的祸，为害这么久，却还安好无事?。加尔文并没有因为法惹勒这番话改变想法，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服法惹勒；十月廿六日加尔文再写信给法惹勒说∶｀明天就是瑟维特行刑的日子了。我们已经尽全力要求改变行刑的方式了，但是没有成功；至于为什么没有成功，等我们见面再谈。?”19这样看来，加尔文最引人非议的瑟维特被焚事件，其实加尔文自己也相当反对。他不必为此负责，因为他已经尽全力救瑟维特免于火刑了。这火刑架上的柴堆和烟硝使人得着许多指责加尔文的把柄，有的振振有辞，有的根本条理不清，其实如果瑟维特不是受火刑，恐怕就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无人过问。陶莫格博士接着说瑟维特事件是“时代的错误，责任不应该特别落在加尔文身上。瑟缩特被宣判死刑之前，瑞士众教会都事先被征询过意见，有些教会和加尔文完全没有交情，但是都投赞成票┅┅。此外，审判结果是议会宣判的，而议会中多数是与加尔文素不和睦的自由派思想家。”20由加尔文日后的书信可以清楚看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件事负责。“自从瑟维特被定罪为异端之后，我从来没有对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讲过一句话，这是每一个诚实的人能为我作见证的”。21加尔文在瑟维特被捕之前，和受审之初，都曾经根据“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利廿四16）这条摩西律法，主张瑟维特要被治死。加尔文认为这条律法的效力和十诫相同，也适用于异端；但是他完全让议会决定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判决。他认为瑟维特是宗教改革的大敌，并且真实相信“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决定，干犯▒ð会的罪行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加尔文也觉得神呼召他洁净教会，使教会不至被各样人事物玷污而腐化。他直到过世的那一天，都没有改变这样的看法，也不后悔他对瑟维特所作的事。荷兰的凯波尔博士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几年前在美国演讲，其中有段话谈到这件事，值得在此一提∶政府有义务铲除一切伪宗教和偶像崇拜。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创见，从康斯坦丁大帝开始就有这种观念了。在康斯坦丁大帝之前，罗马皇帝是异教徒，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作为令人发指，到了康斯坦丁大帝，则反过来铲除异教。从那时候开始，每位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都为这种制度辩护，每位信奉基督教的君王也都遵行。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时代，一般人都确信遵行这种制度就是奉行真理。当时每位著名神学家，尤其是墨兰顿，都赞同瑟维特被处火刑。从抗议宗的角度来看，信义宗在来比锡(Leipzig) 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克里尔（Kreel）所设的绞刑台，更应该被谴责千万倍才对。宗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的加尔文主义者走向绞刑台、火刑堆，牺牲殉道（信义宗与天主教的殉道者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历史对这样的事实好像视而不见，却专挑瑟维特事件的毛病，称之为极恶之罪（crimen nefandum），一直用这件事指责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而这种不公平的态度造成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如此，我不但为这火刑感到遗憾，也绝对不认同这种作法；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征，而是加尔文主义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是加尔文主义也没能完全脱离这样的错误。22所以我们如果要公正看待瑟维特事件，就应该考虑十六世纪的背景，也应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第一，其他改教领袖都同意这件事；其次，社会大众普遍痛恨妥协，认为妥协就表示对真理漠不关心，也认为异端份子和亵渎者如果不肯悔改，就应该处死；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判瑟维特火刑、瑟维特的人品和他对加尔文的态度、瑟维特存心到日内瓦找麻烦，而且判决权在民事庭，不是加尔文所能掌控，加尔文也请求用比较轻的行刑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有许多外在环境使我们可以再斟酌一下我们对加尔文的指责；二、不管怎么说，加尔文是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才作这件事。我们爱从哪个角度看加尔文都可以。克伦威尔在别人为他画肖像时说∶“好看的、不好看的，全都画进来吧！”我们如果要给加尔文画肖像，也应该这样；而正如沙夫说的∶“加尔文和人熟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好多了”。加尔文毫无疑问是神所差遣，要来震撼世界的，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注释1.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p. 312. 2. 同上, p. 322. 3. 同上, p. 348. 4. R. C. Reed,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 34.5. 同上, p. 20. 6. Warfield, "The Theology of Calvin," p. 1. 7.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p. 330.8. Warfield, Calvin and Calvinism, pp. 8, 374.9. Reed,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 22.10. Quoted by James Orr. Calvin Memorial Addresses, p. 92.11. Bancroft, Miscelanies, p. 406.12. Vie de ste, Francoisdesales, par son. Neveu, p.20.13. Harkness, John Calvin, The Man and His Ethics, p. 54.14. Schaff, Swiss Reformation, p.826.15. Harkness, John Calvin, The Man and His Ethics, p. 55. 16.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iandom, I. , p. 464. 17. Schaff, The Swiss Reformation, II., p. 787. 18. 同上, 11. , p. 778. 19. Doumergue, Opera, XIV, pp. 590, 613-657. 20. Doumergue, "What Ought to be Known About Calvin," in Evangelical Quaterly, Jan., 1929. 21. Doumergue, Opera, VIII., p.461. 22. A. Kuyper, Calvinism, p.129.本文摘自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着，赵中辉译∶《基督教预定论》（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原载《生命季刊》

加尔文主义看人与世界的关系

加尔文主义在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关系上，有其明确定义的起始点。即：我们与上帝、与人、与世界的关系：（1）人与永恒者之间直接交往而不需要借助教会。（2）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即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因此，每个人在上帝、在政府的眼里都有尊严。（3）承认整个世界所受的咒诅被上帝的普遍恩典所约束，尊重世界上的生活及其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里开放上帝藏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潜能。

还行

说是加尔文传，其中附录是荷兰神学家的讲座，占据了书的一半篇幅。加尔文性情平和，经历也较少波折，所以本书读来略显平淡。但因为国内有关加尔文的著作较少，本书还是不可替代。作者将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放在当时的语境下解读，说明严苛的新教律法有其历史原因：如规定哺乳期妇女与婴儿同睡为违法，因为当时很多婴儿与被同床的母亲压迫窒息而死。类似的解释，多少还是有说服力的。附录中有关加尔文主义与政治、科学、艺术等关系的论述，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非基督教文明前途的解释，则实在令人难以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