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章节试读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60页

第七章 言谈技巧
财政部和白宫、政府和公司的区别
我的根本观点是，经济的各种基本要素决定一段时期的利率水平，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增强美国的经济政策，提高美国的经济成就，而不是关注货币比率。我还认为，强势美元极大地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有别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人们通常很难认识到两者的区别：我们的汇率是否估价过高。因此，我在言辞上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强势美元）政策，这既是由于该政策根本正确，也是旨在维持对美元的信心。
一种强势货币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可以更加便宜地购买进口商品和服务，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会趋于下降。他还对美国产业界产生压力，促使后者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对美元信心增强，外国资本更主动地流入美国，而这里提到的这些好处也会随之形成良性循环。一种弱势美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就美国而言，一种强势美元的确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因而也更具吸引力，但却使美国出口到海外的商品更加昂贵，往往会增加往来账户赤字。但这个问题有许多根本原因，包括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某种巨大且持续的贸易差距可能会产生各种风险，应对这些风险的明智之举不是促生某种弱势美元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因为除其他弊端外，这还会引发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增加美国的储蓄——尤其通过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提高生产率，使美国商品更具竞争力。但有时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以某种高度过高估价的美元进行贸易，这种过高估价与一些（经济）基本要素相关。某种过高估价的汇率使商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应由相对效率决定——降低，这样一种汇率导致混乱、造成危害，而且也难以持久。是否试图对此加以矫正以及如何规划这类（矫正）行动，这非常难以判断。
我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某种强势美元，但我们偶尔也采取行动，通过市场刺激来矫正美元相对于某一具体货币的看似不恰当的升值，有些人认为我的基本立场与这些偶然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我们是在强势美元政策这一范畴内采取这类行动。我怀疑货币“干预”本身所具有的效力——也就是此类行动的效力：政府试图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大量买卖来影响汇率。我在高盛公司接触外汇市场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贸易量太过巨大，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类干预至多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根本说来，货币比率所反映的是一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市场预期和种种现实，这种基本经济形势是与其他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财政状况、利率、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率）——相对而言的。 我认为，始终与股票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实质性风险依然如故。从1964年的最后一天到1981年的最后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起伏巨大，但收盘价大致未变——意味着如果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它实质上是下降了。从持续时间看，我们现在的牛市与此类似，而在这样一个持续时期后，有可能经历一个长期的股票运作较差的时期。在日本，在众所周知的不同环境中，从1989年到2003年，日经工业指数的价值大约降低了3/4。
许多新投资者不熟悉股票，他们正依据过于简单的——以及最糟糕的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进行投资。就拿这个假设来说吧，即：从长期来看，股票比债券看好。从历史记录看，的确如此，尽管“未来与过去类似”也仅仅是一种假设。此外，一旦意识到这种现象：股票相对于债券价值过低，投资者就会通过市场定价扭转这一局势。暂且不谈这个问题，适用于市场聚合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一个投资组合，后者受制于特定公司的业绩。对股票一般意义上的偏好无法帮助你理解定价或明智地选择投资。而且，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并在几十年或更长时期里持有股份，这极有可能赢得明显高于债券的回报，历史也同样表明，市场可能在长时期里提供低于平均标准的回报。即使这种将股票与债券加以比较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某种足够持久的时间范畴以从这种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投资中获利——例如，你可能打算退休后的5年或10年里靠储蓄生活，或者你不具备某种心理承受力，能忍耐长期不得收获的局面。后来，在牛市达到顶点期间，在就建立个人权益账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而进行的政治辩论中，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相关性。 我们三人不断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到1996年年中，经济扩展的势头已完全形成并且仍在继续增强。相对于普遍的预计，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没有由于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压力而引发通货膨胀。人们在四处谈论“新经济”这一术语，暗示技术进步改写了大家所熟知的规则和限制。一些投资者似乎正陷入“无止境繁荣时代”这种诱惑中，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公司永远不会在赚钱方面遭遇挫折，下一次经济衰退永远不会到来。
这些都体现了艾伦所称的“并非理智的欣喜”，但其中某些真实的迹象表明，的确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出现更好情况的变化。在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的本能反应将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没有通货膨胀上升的迹象。问题在于，与前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安全地增长得更快——克林顿在我们于1994年举行的各种内部讨论中也曾凭直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但克林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所谓极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强烈表明，生产率现在又重新加速增长了——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某些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严重放慢。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出现奇迹，使没有通货膨胀的较快增长成为可能。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减弱，后来又明显回升？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进行估计，也有助于我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制定相关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生产率（是否已经）提高抱有怀疑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指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些数据无法一致起来，除非生产率实质上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艾伦的长处之一就是广泛关注数据并具有从中得出结论的深刻洞察力。他会在我们的早餐会晤时间出现并问我对最近几车货物——我从未听说过的某种小麦——有何见解。我会回答说：“艾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那个数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他会围绕那个数字提出一个完整的假设。在我们三人中，首先是格林斯潘经过推测得出结论：预计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原因的确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高。过了一段时间拉里和我也认可了艾伦的见解。
我认为，生产率增长回升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恢复了健全的财政政策。后者有助于刺激使生产率得以增长的那类投资——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且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另一个关键要素则是技术进步，这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接触到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但却没有经历生产率增长的提高。我认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三个要素：美国具有敢于冒险、追求变化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该特性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要多得多。第四个要素与第三个有关，即我们有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从增强生产率的那类投资中获利以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风险资本。日本和欧洲不那么倾向于变化，更多地为结构上的僵硬条款所困，并且没有那么多风险资本。
第五个要素也与我们追求变化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我最初对市场开放所持有的信念以标准的相对优势论为基础，后者源于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该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获利。但艾伦有一次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观点。他说，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外国制造商对美国内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威胁，（美国）公司就得更有效率。贸易促使公司进行重组，并且推动公司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投资。相反，日本和欧洲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市场保护了公司，减少了促使他们变得更为有效的那种推动力。
但美国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发生的这些看似实实在在的变化可以证明股价巨额攀升——正在发生——的合理性吗？艾伦、拉里和我再次经过推测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经济领域产生，但市场可能正对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过度反应。这正如奥地利流亡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夏蒙彼得所指出的：有助于产生巨变、提高生产率的几乎每一项发展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过度反应的倾向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市场是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他们往往在两个极端方向上都没有节制，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没有节制。 我们继续进行的某些讨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可做的，我们这些人——处在现在所在的位置上——能够或应该为减轻这种倾于过度的人类本性做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我们都认为，经济政策决策者不应成为市场评论者，或者说，我们不能按日本人以及我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某些管理措施在促使投资者严守纪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而且一定能有助于保护金融系统本身。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显然是一个着手点而且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原则上。但此类机制类似这样一个古老的谚语：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饮水。如果投资者对风险和定价毫不在意，那公开世上所有的信息也无济于事。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没有真实收益的各公司完全公开了自己的信息，但国际互联网的股价仍然暴涨。
鉴于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所能达到的成效有限，我认为，就制约市场过度行为以及缓解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言，限制举债经营也是必要的。多年来，银行和注册经纪人一直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以股票为抵押进行借贷时，所有投资者都得服从最低赢利要求。但其他类型的金融制度（包括投机基金）则没有管理举债经营的制约措施——除最低赢利要求外，即使有，也只是与买空或卖空的各种手段有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将投机基金当做一类投资者而施加特别的举债经营规则。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随着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决策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被认为涉及某种系统风险的话。但我坚决认为，这些派生交易手段——很少或完全没有举债经营限制——应该以全面的、更高的最低赢利要求为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一场危机的情况下，这不会被付诸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精细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是有用的，但当市场开始变得非常起伏不定时，派生交易可能会对整个体系构成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技术因素，它们可能促使派生交易操作者突然需要在基本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维持适当的投机势态。随着事实上尚未偿付的派生交易量的大量增多，至少可以想像，这对已经遭遇破坏的市场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证明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某种迹象在2003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利率的突然抑制改变了抵押证券的投机要求。结果就是实质性地使这一抑制更为严重。类似地，在1987年，某些交易者估算“保险业投资组合”，廉价出售股票指数期货，这对1987年10月19的股市崩盘实质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后来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拉里将我对派生交易的担心描述为偏好用木制球拍打网球——而不是人们今天使用的、击球更为有力的石墨和钛制球拍。也许吧，但我仍然希望实质性地减少那种使派生交易成为可能的举债经营。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58页

第二章 市场教育
职业生涯
28，偶然的机会，hired by GS，套利部
品行/经历：可能不擅长→强悍的，咄咄逼人的←举止低调、不事张扬
工作：非常适合！
典型形式：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获利方式退出传统的套利业
古斯塔夫•利维：风险套利，20多年的老板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腾纳鲍姆雇用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1966），由于接受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
头七年：typical case of public merge of 贝迪， 中等规模医疗设备制造企业，and 乌尼维斯，小一些的眼镜片生产公司。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作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作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我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使我想表达的问题简单化。你也必须考虑到，在出现引起你所已经购买的股票跌至低于宣布合并前的低价的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造成正在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也就是你已经卖空了的……升值的情况下，合并事宜破裂的可能性。或者，更糟的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且你还不只是决定投资这项交易并在7个月后等待结果。随着风险的出现和消失以及股票价格的浮动，一项正在接近完成的合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粘在统揽局势的高度，重新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并决定是否吃进更多，或减少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甚至完全卖空这种头寸。当然，一个套利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卷入许多此类交易。你必须做很多这样的生意，因为套利就像是保险业一样，是一种精算师的业务。根据平均律，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钱，而从长远来说赚钱。但关键的一点是，尽管结果可能是糟糕的，但投资决定不一定就是错的。在一项交易破裂后，我们总是要对它进行重新审核，以找出我们所疏忽的环节。但即使是一次大的让人心疼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出了误判。但正如任何精算业务一样，套利的本质是，如果你准确的估算了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会在大多数业务上赚钱，而且总的来看，你所有的交易都挣了钱。如果你冒着6:1的风险，那么毎进行七次交易可预见到的风险就会发生一次，而你将会亏损钱。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可能会由于你无法理性地预测的原因（在进行估算时，这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进去）而破裂。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的业务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赌博。这是一种建立在谨慎分析、训练有素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通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和事物变化常规基础上的投资业务。<原文开始>对有些人来说，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是套利成为一种非常让人殚精竭虑的工作。但不知怎的，我能够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地做这项工作。我适合干套利工作，不仅是在性格上，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在衡量概率时，我天生地喜欢进行精密分析。我将这成为在精神上做笔记。风险套利有时涉及大亏损，但如果你进行了适当的分析而且没有卷入趋众心理，你就有可能成功。时而遭遇的亏损，虽然有时候甚至大得超过了你所想象到的最坏的情况，但也是这项业务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这一行中，有些人大多数时候显得极其紧张，但我接受这一点。古斯•利维时候提到的那些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这样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当然不愉快。但能够伴随着风险生活而不会造成神经极度受损；冒险实际上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祖父：俄国犹太人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是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搬家、小学、中学、钓鱼、大学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是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第一年→第二年的紧张感→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
哲学课：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一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的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管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是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的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LSE交流，Yale 法学院研究生院乔治•莱法柯讨论，行业经验，进入华尔街，申请，networking
西德内•温伯格
古斯•利维：个人魅力，脾气，运气和workholic，拓展领域，相互促进
L•杰伊•腾纳鲍姆：提携
合伙人
外祖父
古斯•利维
伯纳德J•邦尼•腊斯克：纽交所主席 1970危机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81页

第八章 危机边缘的世界
亚洲金融危机
阻止我离职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始于弹劾冲突几个月前，是由一种不起眼的货币（泰国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所引发的。自越战以来，几乎没什么美国人关注泰国，发生于该国的这个看似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处理这场危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落到财政部身上。作为部长，我公开代表美国的反应，我的离职可能会对信心造成影响。由于拉里所具备的能力，这一局势显然需要我们二人完全投入，避免领导层发生变化可以使我们的处境更好一些。
人们通常所称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它于1997年夏始于亚洲，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到远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以及甚至在工业化世界，都可以感觉到危机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事件给全球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并给受影响的那些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困难。在美国，资本市场在1998年秋似乎处于停滞下来的危险中。在俄罗斯发生债务拖欠以及一项巨大投机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大量投注于全球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几近崩溃后，即使是美国财政部债券（世界上最安全、最容易兑现的流通手段）市场也遭受打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除那些拥有最佳信誉的公司外，所有公司都被冻结出债务市场。这也许是那几个月里——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在这期间看似会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最富戏剧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看，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为理解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我们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担忧——某种金融传染病会肆虐全球——没有实现。但就这一次而言，我们所担忧的那种场景成为了现实。从在泰国发生以后，这场传染病猛烈而不可阻挡地蔓延。我们的利益与正在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但与两年前处理墨西哥危机时相比，美国处理这一危机所具有的自利在国会和美国公众看来并不明显。
几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开始赋予在那几年里发生的这场全球危机以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世界经济在那期间所发生——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所没有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仅意识到损害程度，而且意识到我们与更为严重的灾难的接近程度。金融市场为人类本性所驱使，倾向于没有节制。这意味着某种周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理解上一次危机所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就未来的危机进行预防和作出反应。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财政部首先关注的就是这场危机的金融方面以及他们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在事实和数字后面则是巨大的人道成本——人们失去工作和积蓄，而且，在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里，人们陷入贫困。
在每一个严重遭遇危机的国家——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恢复信心、重建金融稳定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完全超越传统的宏观经济范畴。在我们就不断扩展的金融危机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协同工作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一些一位美国财政部长通常不会涉及的问题——韩国的劳工运动、印尼的腐败以及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政府成员的诚意。在这种形势下，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尽管政府内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决策结构仍然由那些传统界线确定。经济决策者还需要了解各种问题——人们没有预计到这些问题会成为我们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这种需要——迅速掌握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带回自己担当套购商人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会一头扎进自己对之一无所知、但对大型公司合并具有潜在影响的那些问题中：从铁路路基条件到对罗得西亚的制裁。
当然，我对此次危机的观点仍然是美国式的，是建立于我在财政部工作的基础上面的。尽管我们相互影响甚大，但其他人们——无论是其他国家政府的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的经验和见解无疑会与我的有所不同。我认为，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使我产生了四点重要认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由贸易与资本市场的极大整合而产生的国际相互依存，而我们对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却了解甚少。我记得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在1998年10月告诉我说，他们国家货币遭受打击，利率高于以前，而部分原因却竟然是由于俄罗斯杜马拒绝增税，他觉得很难对其国人作出解释。全球危机突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遥远国度出现的繁荣可以为其他地方创造机会，但是，千里之外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也会在本国产生不确定和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给他国带来财富，但其失误也会使他国处于险境。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相互依存的现实引发出第二点，也就是有效治理——国家或跨国的——的极端重要性。从很多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表述——“政府”与“市场”间的冲突——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包括一个法制合理的框架、教育、社会保障网络、执法等内容的一整套职能，而这些职能市场本身是无法有效提供，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着手执行的。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跨国性质。例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某些重大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某些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得到有效处理。此外，有些人提出，世界经济的那些强制性规则夺走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力，因而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重要性的降低。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他国都具有潜在影响，这意味着国家政府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效力，产生的某种破坏性影响是可以超出其国界的。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是好是坏全球资本市场都会作出反应，这样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就增大了。
第三点就是，发生信任危机、资本开始逃离时，单有货币或政策改革是无法扭转局势的；两者都是必要的。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样，汇率和利率也必须调整到一定的水平，国内储户和国外投资者对继续获得足够收益都抱有信心。但资金也是需要的资金。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有效国际反应则是把与持强力政策与为使那些政策产生效力提供足够资金兼而有之——阻遏市场溃散、创造信心——同时又使政府能够对包括赤贫者社会保障网络在内的一些基本计划予以支持。这同样是十分需要官方资源——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有些情况下是直接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捐赠——的领域。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处理这场危机可资利用的那些手段不如市场那样现代。这些手段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及政策经验、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我们七国集团其他伙伴的深入参与、众多受影响国家的有胆识的领导层以及世界各国协同工作的能力。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最终成功地制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地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无数人深受困苦。所谓的国际体系“建筑”是需要进行某些改变的，以便完善危机预防和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于危机处理的中心地位，但是它在近60年前为促进稳定而建立时，世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贸易而非资本流动。它非常出色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挑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预计，这一改革进程——当这场危机仍在肆虐时就已经启动了——将是复杂而长期的。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众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改革途径。 随着投资者过迟地意识到泰国所面临的风险，过快流入的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出逃。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泰国政府再也无法保住原有汇率，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我们财政部的几位重要官员在春夏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局势。当时我们认为泰国的情况是某种常见的金融危机——当利率与实际不符、一个国家进口过多时就会发生，我们在详细讨论了泰国面临的困难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处理这种危机。在10年时间里，泰国经济一直以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我们认为，在该国处理完这次混乱后，随着增长速度放慢——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健全的增长就会恢复。尽管我们一直意识到金融传染病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不是太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仍然非常普遍认为，亚洲地区经济强劲，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221页

第九章 对危机的思考
印尼问题 苏哈托政府 东南亚地缘政治
IMF的争议性方案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斗争只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赖有多么深，而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么少，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通常是多么困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至关重要的必需的机构，它站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前列。尽管国际金融架构需要现代化，我坚决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其重要，应当通过改革来予以加强，而某些批评我们的人则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好。
第十章 触底
俄罗斯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模型是观察市场的有用方法，并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最终需要由交易商做出判断，因为现实总是比即使是最精致的模型所能包括的东西更为混乱和复杂。实际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可能是有效的，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收益利差可能会回归到平均值，我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许多头寸都能够及时脱手。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打赌式的认为，回归正常一定会出现，即使在前一时期有过非常异常的波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的程度异常高的杠杆借贷意味着该公司缺乏抵抗严重的临时性异动的支持能力。当利差的波动不利于长期资本公司时，债权人就要求得到额外的保证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预测可能会在他破产之后很久才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的全球动荡的真正风险。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最好的证明——相对于试图通过更多的管制，资本市场控制和贸易限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其中包括某些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选民的授权。韩国的金大中和最近巴西的路易兹·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都是靠民粹主义的政纲上台的。他们俩都选择了持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市场信心的政策体制，在他们完成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上发挥一点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38页 - 第七章 言谈技巧

这是我觉得本书最好笑的一个段子，格林斯潘是主角：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与国会重要人物及某些关键委员会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键的建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思。在国会作证时，我采取的做法就是：准备充分，积极回应他们关切的问题，并对他们表示出高度的敬意。艾伦格林斯潘是这门艺术的大师。
艾伦会向提问者脱帽致敬，即使有时候这有点不着边际。他会说：“你就地球是平的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结论，参议员。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一下。”艾伦接着会自问自答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答案十分复杂和微妙，提问者要么领会地点头，要么承认自己被搞糊涂了。我得承认，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旁作证，我有时完全被搞晕了。
艾伦接着会问这位众议员或参议员：“这算是对你提问的回答吗？”
而这位提问者一般会说：“是的，这算是吧。”
当然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在国会的作证意味着就某些严肃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对话，有时也会就这些问题产生分歧，但即使在进行这类交流时，也只有对提问者采取高度尊敬的语调，才能取得最好效果。也许对付那些不着边际的刁难的问题，就得打打太极学学格林斯潘，还不得罪人。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88页 - 第四章 政治熏陶

在谈到为什么决定出任一个新的部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职位时，鲁宾说：作为决策者，克林顿希望他的助手和顾问提供给他尽可能广的观点和备选方案。他喜欢他所面对的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备忘录形式的，而且是现场听到的团队成员对可供选择方案的议论和争论。克林顿感觉现场争论能够使决策者最好的检验和打磨各种可能的选择。此外，人们有时通过讨论各自的分歧来说服对方或者产生新的想法。好的决策进程产生好的政策。一个公正、公开的决策进程更有可能导致参加者接受其本有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决定。如果我尝试进行独裁，国家经济委员会会在五分钟内就会停止预转。我不得不将经济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看成是我的客户：他们需感到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要比没有强。有时他们也许更愿意直接去和总统谈那些主要由他们负责的议题，但是对那些我认为相关部门都必须快速了解的议题而言，好的方式是当讨论该议题时，所有人都在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决定，一经作出将极少在管理机构中受到攻击或被推翻。就工作而言，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总结每个人的立场并且始终如一地公正地对待议题的所有参加方。此外，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不能给予自己的观点过高的权重。因此，我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立的进程管理者，另一个是实质性的参加方。我将必须在具体时间内弄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该决策进程必须完整的运转，这样才能赢得并保持其他参加者对它的信任，否则该进程将无法运作。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260页 - 第十三章 “鲁宾经济学”

财政问题大辩论：促使我重新加入辩论的首要原因是我对这届政府的减税计划非常不感冒。这一在2001年上半年讨论并通过的减税法案，对大规模减税对政府财政状况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稳健财政政策的价值以及庞大的长期结构性赤字的危害等主流观点置之不理。其实鲁宾就是不认同简单的把财政问题描述为低税收和高开支之间的对立问题。他提到康科德联盟曾经是共和党致力于财政纪律的组织，这时却开始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他不认同当时的供给学派的观点，即减税后更能促进经济和投资发展从而增加以后的税收（即使税率减少但经济总量提升了），而相信由于减税影响了财政纪律，同时造成严重财政收入的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对其他公共项目施以必要的投资，同时财政赤字造成国债利率升高，都会实际造成政府在面临经济放缓或全球经济危机等情况时受困于赤字而无法有效干预。如果减税没有相应的开支削减相伴，就会扩大联邦债务的规模——这一债务同样属于人民。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08页 - 第五章 白宫生活

与媒体交往过程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可以转变为某种有所助益的象征。吉恩曾对一位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记者提到，在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也经常放弃预先安排好的与总统的会面。我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非一定要出席吉恩为克林顿就各种会议和采访进行准备而举行的背景情况介绍会。吉恩是适当的人选，而总统完全有理由让尽可能少的人列席。我并没有遭排斥的感觉。相反我认为，总统的这一决定——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个人士向他进行背景介绍——充分反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但吉恩讲述的“放弃与总统的预约”的轶闻产生了显著效果，因为它与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白宫人士争夺权力和与总统见面机会的陈词滥调形成对照。随着这一传闻重复出现在其他报道中，它有助于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创立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方面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意见是X，但某某的看法是Y，而某某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分量。
在一个实用主义的领导面前，拍马屁绝对没有以上的方法管用。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93页 - 第四章 政治熏陶

在减少财政赤字计划的推出进程中鲁宾反省说：出于对我们计划的自信，我们发布了政策后就一心实施。后来克林顿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策略性失误。他应该每天出去宣传他的经济项目。他对我说，今后如果没有一套完整有力的交流和政治策略，他再也不会尝试作为一个主要政策的带头人。他还说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尽力参加辩论。
从这段插曲中我认识到，从一位总统向全国提出一项重要提议开始，他就必须花时间描绘这一提议的前景，否则他的反对者们就会以他们的方式描绘它并使他疲于防守。我们的反对者努力将我们的计划解读为加税——这与大部分纳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们认为消费税并没有增加，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的汽油税仅为38美元。另一方面，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去阐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加税的影响，或者阐述更重要的内容——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恢复财政纪律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如果不进行及时和决定性的反驳，对政策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的环保或者所谓中国梦，可能欠缺的更多吧……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02页 - 第五章 白宫生活

关于对克林顿“两面三刀”印象的误解： 总统的魅力在于，他的确很在意你的意见。此外，他还就他所听到的事情进行处理。他会就某人在数日或数周前告诉他的事情发表评论，而他的观点则体现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反应。
这是人们着迷于比尔克林顿的部分原因，但这也导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克林顿如此感应的倾听，当他后来公开反对被倾听者的立场时，不了解他的人们就常常认为他是在玩弄两面三刀的伎俩。……把他的领会和专注误解为同意了。在哪里都会有的拍马屁本能：总统希望自己的顾问们坦率直言，而我则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以委婉的方式。克林顿说“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我，我就完蛋了。”
这让我想起温伯格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说过的话：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在自己下属的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你自己组织内部的人员自然在你面前言辞谨慎，淡化坏消息，并试图将他们认为你想听到的东西告诉你。由于你多少像个国王，你会轻易就自己观点的明智与否以及作为一个领导的功过产生某种不切实际的感觉。为保持自我感觉真实并依据充分地进行决策，你必须主动让人感到，与你意见相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与我听说过的、读过的有关某几届政府的那些情况相反，克林顿周围的人通常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时会产生力求言辞谨慎的本能，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对此加以控制，尽管控制程度因人而异。
政府以外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不断有商业领导人与我碰面时对总统的某些或多个主张表示强烈不满——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侵权行为赔偿的改革），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同样是这些人，当与克林顿会晤时，他们常常闭口不提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甚至还就那些政策表示认同。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序论 - 序论

作者: 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代财政部长) 执笔:雅各布·韦斯伯格(<纽约时报>记者)
形式: 回忆录,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
身份:Robert·Rubin 高盛公司工作26年（主要是套利业务），93-95年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95-9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现任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
写作意图: 为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
写作主线:
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做决策
a,市场心理
b,.政府对经济的作用
c,如何在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
d,有效地工作的问题
2,或然性
a,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
或然性的方法:
1, 枚举与决策有关的因素
2, 对它们进行评估和汇总
3, 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
4, 理性分析, 主观判断
5, 找到观点互补, 但是积极的队友进行辩论, 达到结果一致
或然性面对的问题:
1, 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 模糊的, 不确定的
2, 确定性有可能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
3, 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容易当时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公职生涯的益处:
1, 广泛听取意见
2, 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重要问题
3, 明晰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
4, 与具有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人共事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84页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由此看出作者早年的性格，有种不服输的精神，这一点在那个精英泛滥的华尔街脱颖而出或许很重要。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257页

第十二章 贪婪、恐惧和自满
我的看法是，90年代末的情况是周期性的投资过热插曲的又一例证，市场的整个发展历史中这种事一直在发生。近期发生的几次我记得很清楚：60年代人们对混合大企业极有信心，他们的股票价格比收益高许多倍；70年代初的所谓“漂亮50家” ——诸如宝丽来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有创新性产品或营销方法的公司股票，他们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70年代末的“能源宝贝”；80年代初西南地区的房地产泡沫。90年代初生物技术公司的泡沫已经预示了90年代末的另一次生物技术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思维所导致的过度借贷。
但涉足市场的人们似乎并未从过去的插曲中得到教训。他们总是认为，这一次不同，理由是这些。而这些理由通常是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投资者过度引申了这些发展，导致了市场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可危及经济基本面的活力。你可能认为人们会从人类过去的集体金融经历中得到教训。由于某种理由，他们没有。1999年，许多精明的投资人的立场和米歇尔一样。凭着良好的分析，他们知道市值高估但仍继续投资，也许根据“更大的傻瓜”理论，他们可以从非理性的上升中获利，并及时将手中的头寸卖出。不管怎样，面对一个18年自我运转的牛市，相对很少的几个怀疑者无关紧要。持怀疑态度的市场分析师和预测家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没人——包括我在内——特别擅长预测市场的短期波动，如果我在90年代下半叶投资股票，那我肯定会卖得太早或太容易满足。但在我看来，投资者们似乎至少应当认识到，按任何历史标准来衡量许多情况都已过热，并且应当把这些严肃的考虑纳入其决策之中。
那个时期令人惊奇的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极端化，还包括在这种情况出现时，人们对这些极端现象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性解释。这些解释之所以听来是可信的，既因为他们反映了真实的和正面的经济发展，也因为当时市场的行为证实了这些发展。1999年，在8年的繁荣之后，许多评论家都确信生产率的增长将永远以一种更高得多的水平继续下去，而经济周期已经成为历史。另外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联储是无所不能的，而市场一直以来都误解了股本，结果导致历史上的风险升水——投资人持有股票而不是“零风险”的债券时所要求的额外回报——太高。斯蒂夫在这点上是对的，股本投资的回报从任何一个长历史时期来看都超过债券，但某些人却把这一观点简单理解成长期而言股票是没有风险的，或甚至理解成短期的下跌总是暂时的，股票价格很快就会反弹。
说句题外话，这些观点对这样一个运动提供了支持，即将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转换成可以投资于股本的私人账户——一种在90年代市场的大幅升势结束以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的政治主张。如果这种主张要在未来某个时间在政治上实质性复活，在分析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与拥有股票相伴的极其巨大的风险。但令我感到忧虑的是，辩论的结果会受到欢欣鼓舞的市场环境——只有在这一背景下这种建议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不恰当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是，当市场状况逆转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要求弥补退休人们的账户损失。这可能带来额外的财政问题并扭曲私人账户持有者的投资动机。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应当保证对社会保障的担保，但在财政上可行时考虑据此建立针对储蓄账户的税收优惠。如果社会保障担保本身因为体系的资金不足而需要改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需要直接处理。
每一种有关经济中发生的变化的主张都反映了某种基本的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市场的结论都是极其夸张的。以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结构性增长的理论为例。这一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但为方便讨论起见，可以假设该理论的支持者是正确的。这对经济和股票来说肯定是好消息。但如果是像某些支持者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带来永久性、不会中断的繁荣——至多会出现短暂的、轻微的中断，这一推理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合逻辑的飞跃。或者以经济周期已成为过去这一观点为例。确实，二战结束以来周期性衰退倾向已逐渐变得不那么严重，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社会保障网项目如失业保险和福利，当经济疲软时这会增加政府开支，也因为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有效。然而，经济周期仍存，因为人类本性中某些固有的东西比如贪婪、恐惧和自满并未改变。至于联储，近几十年来它确实成了经济中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但它并未强大到足以防止所有的经济萧条。风险升水也许一度太高，但这并不表示股票的风险就不是比国债大得多的了。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高度紧张的氛围而不是证据和逻辑支配着每一天。即使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爵士，也曾是他那个时代金融过热最严重时即所谓南海泡沫时的一个大投资者。南海泡沫出自一个将英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一家公司的普通股的计划，该公司理论上拥有英国与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实际障碍多如牛毛：公司的“官员们”从未去过南美；他们缺乏船只或供应；也没有理由相信西班牙王国会允许英国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从财务上来说投资的数千人都破产了。
这一插曲典型地体现着市场过热投机时的心理状态。你坐在一旁，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为什么市值严重高估。而他们都看着你说：“新现实已经出现，而你并未理解它。你不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总是被甩在一边的原因。”这就是我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历。尽管经济的基本力量是真实的，但我认为股市恐怕做出了过度反应。在寻找导致市场过热的罪魁祸首时，人们倾向于忽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广为传播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股市是轻松发财的捷径。多年来，证券业一直强调每个拥有投票的人和“投资美国”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我的观点更复杂些。过去几十年来，通过更广泛地分享所有权的利益，通过给更多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有更大的利益，拥有股票者数量的极大扩展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对个人投资者和对社会都是如此。而把一个人的部分资产分配给投票，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任何投资都应伴随着对拥有投票风险的现实的关注以及严格的价值评估方法。某些投资人懂得这些风险，但太多的人不懂。而产业和媒体在把这些风险向投资的公众做出解释方面常常做得不好。
即使在崩溃之后，许多导致市场过热的因素仍然是问题。一个继续困扰着我的问题是短期思维的盛行以及对季度收益情况的过分关注，而不是长期结果。实际上，对短期的过多关注在90年代的市场繁荣之前就存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在下跌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这种态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当然股票市场上总有人想快速致富。但我的感觉是，在60年代中期当我加入高盛公司时，市场的心理状态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华尔街的早期岁月，许多投资人，主要是机构和富裕的个人仍将投资股票看成是长期行为，虽然这一切已经在迅速变化。我记得我们研究的主管鲍勃·丹福斯曾说过一个关于50年代的故事。鲍勃说他发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推荐Chesebrough-旁氏这家制造润肤膏和凡士林的化妆品公司。一年后，他收到了一份大订单。客户打电话来说：“我们读了你的报告，我们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思考。现在我们准备买投票。”鲍勃非常高兴。
在那些日子里，市场发展是缓慢的，交易费用很高，中等收入的人总体上不那么关注股市。我从法学院毕业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个繁忙的交易日交易量是600万股，相比之下，今天的平均交易量超过10亿股，与华尔街的通行看法相反，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当然，市场的效率没有那么高，但对短期交易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大，而是更多的强调公司长期前景和基本面，而且对拥有股票的风险也有更平衡的认识。
我并不想对90年代繁荣的市场做过于美好的描述。贪婪、恐惧和自满是人类本性中不变的东西。投机过度总是在发生。尤其是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有大量的波动和过热，那一时期一本反映这种现象的著名著作是《狂热年代》(The Go-Go Years)。但即使是在60年代过热最高峰的时期，许多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30年代的影响。大萧条的记忆影响着上一代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媒体和大部分美国公众对市场的看法。许多人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感觉，即股票是有着内在风险的。他们深刻地了解最坏的事也可能在市场发生。
到90年代，大多数古斯·利维那一代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已经去世，人们的态度也继续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心理状态的变化与市场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着，这部分是由于力量不断增强的机构投资者的推动：退休基金、慈善捐赠和互助基金。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专业化管理的基金应该是长期投资者，即所谓的有耐心的资本。毕竟，退休基金为长期性义务提供资金——退休储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退休基金成为美国企业界短期思维的推动力量。
以其对60年代一家大型工业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影响为例。按要求，公司的退休基金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未来预期的退休金支付成本。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向其退休基金贡献超过4000万美元。这一份摊额是在收益基础上收取的。但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股票的表现越好，公司每年的份摊额就可以越少——或者甚至可能完全不需要贡献。收益因而需要更高，这会有助于抬高公司股票价格。因此，在公司越来越多的按照其季度收益来评估时，这些公司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自己的退休基金投资组合的短期表现。那些抱怨季度性压力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在对他们自己的资金管理经理施加同样的季度压力，而后者又将对他们投资股票的公司施加压力。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按照个人的看法，或者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随着互助基金变成流行的投资工具和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同样的现象也在发生。
其他的变化也推动着对季度收益的更多的关注。1975年5月1日“求救”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废除了固定手续费，各公司开始对大宗交易给予折扣。这意味着富裕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以更低的成本交易，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市场的短期关注，增加了换手率。直到9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投资者的交易成本相对仍然较高，是个人不愿意经常交易少量股票。但随着向查尔斯施瓦布这样的折扣交易事务所和在线交易的出现，财力平平的人只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以20美元或更少的手续费买卖几百股股票。1982年开始的牛市和更简单、更便宜的交易方法的出现，鼓励不那么老练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的进行交易。传统观点认为成本的下降和交易的便利始终是正面的发展。而在我看来，他们也是好坏参半。
在长期的牛市即将结束之时，美国爆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业余投资热潮——也许只有20年代末是例外。像CNBC和CNN财经频道这样的24小时经济频道开始在机场、餐馆和体育馆都提供背景消息。一度是华尔街最缺乏吸引力的苦工的证券分析师也成了高薪的名人。没有任何背景和训练的人辞去他们的工作，创立公司从事日常交易。所有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对短期的重视。 但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到理解，将有助于使未来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减到最少。为什么管制机构、议员和产业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更早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行动呢？媒体成员在撰写有关明星研究分析师的成就时有时也会提到他们在推动投资业务的成功，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利益冲突的问题呢？为什么看门人——会计师和律师——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呢？答案也许就在于大牛市掩盖了许多罪恶，或者是制造出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所有一切似乎进展良好的时候不去强调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倾向。我也确实认为，大多数人都假定研究分析师以及在另外一个问题背景下的会计师不会故意误导投资者，尽管存在利益冲突。我认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事实。
成功改革的关键——既包括公司处理问题也包括华尔街的行为问题——是确保立法和管制方面的回应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而又不损害我们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或我们的企业-政府体系的力量。许多人担心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公司决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2003年在我们俩都参加的一次小型聚餐会上，杰克·韦尔奇就此说得很好。他说，过去首席执行官们惟一想谈论的话题就是增长。现在他们都愿意谈论公司治理。在带来坏结果的诚实错误和冒风险的决策与不诚实混在一起的氛围中，经理们冒失败风险的意愿小得多。尽管仍存在额外保护的需要，前进的关键是确保改革以一种能保护我们体系力量的方式来实施。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51页 - 第七章 言谈技巧

关于对待贫困和城市贫民区的政策，这里真正体现了鲁宾作为民主党人士的立场：尽管这里涉及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你不必以利他主义作为处理贫困问题的理由。减少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贫困可能滋生犯罪、造成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增加社会成本，影响非贫困人士的生活。
……许多人原则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种主意；即使是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旨在鼓励工作而不是领取福利的计划也遭遇强烈反对。但穷人难以被动员起来以推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各种团体在自己关切的事项遭遇威胁时都能施加巨大的压力：环保主义者、劳工、老龄人、商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团体——但穷人这一团体除外。你不能指望会发起一场支持食品券或城市平民区就业计划的写信运动。
……在我们的头两年里赤字削减和医疗保健改革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接下来的6年里国会为这样一些人控制：他们最为反对政府卷入这些问题。
……但克林顿说，强大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社会计划，尽管他往往要补上一句：这个结论是不充分的。他是正确的。某些人只关注经济，忽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必要性；而另一些人则关注各种计划，忽略一种健全经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这里提到一项克林顿的重大成就是，大幅度扩大薪金税收信贷，估计是向低收入工作家庭的一种退税，不知为什么总觉得纸牌屋是想模仿那些以工作替代福利的改革，但写的木下先生偏偏丑化荒诞了很多，不知道编剧是不是共和党人士呢？
有趣的是对政治中以偏概全的伎俩来反对改革方案额执行，常常拿一些极端的诈骗或滥用冒领的例子，否定了方案的实质内容，甚至将原方案改为更严苛的法案，即将全部福利替代为工作报酬。我强烈认为，某些以福利为生的人不能去工作，这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或仅仅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和工作习惯。在我看来，该立法似乎没有充分着手考虑任何这类问题。此外，削减提供给合法移民的食品券和其他救济金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加以平衡——不仅要为从事工作提供更强的刺激因素，而且还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更加努力：为人们参加工作提供准备和培训，并继续为不能工作的那些人提供某种实在的社会保障网。然而事实就是，两党常常在这些分歧上捆绑其他税收协议或以总统连任相威胁，也许每次的改革成败最后都有运气成分。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30页

第一章 21世纪的首次危机
从部长宣誓开始。
国玺图案……
墨西哥金融危机！
→：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
政府债务危机：解释局势，分析和建议，if not offering help/intervene, 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不太好的替代性方案。
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预计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是非法移民增加30％/每年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其他国家的影响的间接伤害。
特奎拉效应。发展中国家市场动荡，连锁反应，盲目资本外逃→40％美国出口。growth rate of GDP ↘ 0.5％-1％。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豁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思潮老师讲的那个时代的风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所谓防微杜渐，小恶积成大害的道理在此，也有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代价的衡量。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
说的大概是两弊相衡，极大极小。
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副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free riders, wh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ecision making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
【figure】：拉里
爸爸妈妈都是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人是曾获得在哈佛人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个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
柯林·鲍威尔，海湾战争，军事敢于理论，压倒性。
众议院新议长纽特•金里奇：21世纪的首次危机：
1982拉美债务危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国际贸易：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开放度，贸易依赖度）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资本账户，资本流向）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创新）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
……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作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局势不确定，政治风险，模糊的掌握和估计
国会支持的变化，市场心理的迅速广泛变化
盟友伙伴的立场抉择
现实实现的不确定
历史的真实，事件的发生是要多紧张有多紧张
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单方面推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考虑不继续执行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法方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激进，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 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是实际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赛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激荡的故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赛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成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Happy ending.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26页 - 第六章 信心与信誉

虽然曾在1993年成功的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但要在当下达到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总统意识到，虽然其本身没有实际反响，但是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已成为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某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平衡的短期方案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它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会使经济更加紧缩。鲁宾是想说明在协调各方意见时自己的让步有其意义。事实上生活处处有不是你做主的时候，坚持与妥协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07页 - 第五章 白宫生活

如何对待媒体和公众发表意见：你可以攻击某个问题，但绝不要攻击提问者，因为电视往往使某种针对个人的挑战看上去显得非常有敌意，而电视上表现出来往往超乎挑战者的本意。你应该简化自己的论点并且避免冗长、离题的回答。电视往往使人显得呆板，因此相对于平时的交谈你得更活跃一些——仅仅是为了显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开场时就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并据此作答。这点跟《傲骨贤妻》教的非常相似啊。一段时间后我总结出另外几条有助于认识电视媒体的见解。例如，在电视上表现出足够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带有锋芒的活力可能会刺人耳目。把复杂的构想简化为简单的描述，这会产生某种具有强烈效果的语句，而其强烈程度可能超乎表述者的本意或问题本身的需要。我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就是：加上某种限定性语句，例如“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是”或“大有可能的是”，它们反映了我对生活的一贯态度。我还将“不攻击提问者”的规则进一步加以发挥，决定绝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发表针对个人的评论，即使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是所谓“话不能说尽”的道理吧。我的另一项规则就是：谈论政策，而不谈论政治。我希望实质性地——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参与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资格进行政治预测。我回避那些最具好斗性的谈话节目——他们主要关注冲突和各种预测。我发现，与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事情类似，只考虑眼下正在从事或准备的工作，你就会表现的更好。我并不预先准备答案，因为那看上去很做作，会削弱接受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全部要点之所在。相反，我这样进行准备：以在电视上产生好的效果为准来着手拟定自己要发表的见解。我发现这种准备方式通常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考虑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观点，这常常迫使我设想相反的观点以及自己立场中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有时使我更清晰地通盘考虑这些立场，或者甚至使我对之加以改变。华盛顿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政策都是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同样我发现，在我准备电视访谈节目的过程中我的政策考虑有时也受到影响。我想鲁宾一定会是News Room最欢迎的那种嘉宾吧！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4页

作者自序（2003.9.30）
“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
回顾：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
思考：更多要学（温故）
写作：系统地思考、理解的方法
市场和政府：全面地理解这两个领域和它们的相互作用
记者雅各布·韦斯伯格文章：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对决策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
△决策者的经历、思考，商界和政界的观点（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
△决策方法：或然性
广泛的反响→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哈佛低年级：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
耶鲁法学院：同学讨论
财政部4年：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的早餐讨论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礼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
郎咸平教授在一期节目里讲美国文化里成功人物的共同特征：nice guy~~
罗伯特·鲁宾：
祖父从俄国移民的犹太人
66-92：26年在高盛，升任到联合首席执行官
93-95：国家经济委员会顾问（主任）
95-99：财政部长（克林顿），辞职
花旗集团董事长（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
14章
翻译不行
总地来讲，有不错的可读性。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5页

Robert·Rubin 高盛公司工作26年（主要是套利业务），93-95年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95-9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现任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
1.原始的套利就是赚取价格差，而现在的套利业务变得更加复杂（风险套利），以股票来说，A公司要收购B公司，买进B公司的股票，卖出A公司的股票，B公司的股价在被收购后会出现一定的变动（这就是存在风险的）。
2.有的时候你可以依据一系列公式算出今年的预期盈利情况，但是到最后这个计划在市场是行不通的而且出现了亏损。而我所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但并不是说这种主观就是不准确缺乏依据的，我可能依据我便签上的数据和我对市场的判断作出更加精准的预测。这就是一种思维的内化了。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页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46页 - 第七章 言谈技巧

不轻易发表干预市场言论的好处就是，在真正需要的那一刻不会出现狼来了大家都不相信你的后果：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的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有些政治人士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的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对美联储的不干预也是其原则：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神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免也不是由总统决定。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也不受政治压力影响。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管中窥豹, 墨西哥外债危机, 鲁宾上台第一弹
背景:
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
1995年1月10日, 鲁宾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人物:
总统: 克林顿
美国财务部部长:罗伯特·鲁宾 (华尔街实战和管理经验, 法学经济学实战交易背景, 不相信确定的答案，喜欢问问题。)
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 拉里·萨默斯 (经济学世家,理论扎实)
美联储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保守的张自由经济派，注重宏观政策. 实用主义者，喜欢找平衡。两权相害取其轻. 在进入政府前，拥有私人咨询公司。 做事一丝不苟)
墨西哥总统：
萨利纳斯（1988-1994年）
塞迪略（1994-2000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
国会议员：
世界银行执行行长:米歇尔·康德苏
第一次研究
墨西哥经济系统性风险, 因为经济好大举借债, 容错性降低,一旦出错无法弥补. 政府为了稳定汇率, 发行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国债, 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 但是经济没有好转, 短期国债到期, 美元储备入伏不出. 导致比索急速下跌 --> 导致政府信用降低, 国外投资外逃--> 进一步加深危机.
风险
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第一次对总统报告：
核心：墨西哥政府面临债务危机
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250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
用了十分钟时间用数据介绍主要分析和建议
1，如果不出手，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i, 直接伤害
a, 资本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崩溃，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带来持久的衰退和失业。
b, 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
c, 非法移民难民和毒品增加。
ii, 间接伤害
a, 发展中国家动荡,
b, “特奎拉效应”, 导致美国gdp下降
c, 导致信心下降, 全球经济危机
2。最终结果是为了美国的重大利益
3, 风险
a, 反对意见
b, 不一定有用
c, 舆论反对, 民调影响, 不能连任
用词:
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
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
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
必须准确地说明,不能有渲染。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43页 - 第七章 言谈技巧

关于股市：许多新投资者不熟悉股票，他们正依据过于简单的——以及最糟糕的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进行投资。就拿这个假设来说吧，即：从长期来看，股票比债券看好。从历史记录看，的确如此，尽管“未来与过去类似”也仅仅是一种假设。此外，一旦意识到这种现象：股票相对于债券价值过低，投资者就会通过市场定价扭转这一局势。暂且不谈这个问题，适用于市场聚合的结论不一定是用于任何一个投资组合，后者受制于特定公司的业绩。对股票一般意义上的偏好无法帮助你理解定价或明智的选择投资。而且，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并在几十年或更长时期里持有股份，这极有可能赢得明显高于债券的回报，但历史也同样表明，市场可能在长时期里提供低于平均标准的回报。即使这种将股票于债券加以比较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某种足够持久的时间范畴以这种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投资中获利。所以巴菲特也建议散户就是买ETF基金，不要假设自己比专业机构对某个股了解的还要多，除非你是insider。而且确实从牛市顶部开始去买，就要花超级长的时间才可能挽回损失甚至盈利。
不过鲁宾对发表公众警告非常谨慎：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公共官员不应评说股市水平，而且当股票相对于历史趋势显得价值过低时，也不应这样做——正如当它们显得价值过高时不应评说一样。财政部长充当市场评论者，按其本人当前的认识挥动绿旗红旗或黄旗，这实在是一个坏主意。鲁宾对日本的财政部喜欢发表市场评论来干预这点相当嗤之以鼻，说这实际损害了官员的公信力。不知道我们的各位财政和央行官员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会尊重自由市场呢？不仅评论，而且还下手干预。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83页

第三章 出入高盛公司
阿曼德•厄夫：一切从这里开始
学习：市场、金融、经济学、管理和了解人类本性
认股权证
期权：BS！！
现在有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方法就是我将数学模型应用于交易的第一次经历，而且我还形成了直到今天还持有的对模型既赞赏又怀疑的态度。金融模型是有用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实总是比模型要复杂。模型肯定会制造假设。例如，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假定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将会模仿过去的变化。我后来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费希尔招聘到高盛公司，他随后告诉我，他在高盛公司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对模型的价值和局限性更为复杂的看法。但一位交易商很容易会忽略这些局限性。根据对模型的认识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交易商很容易忘记其中涉及的假设，而将其视为是确定的。几年后，其合伙人包括斯克尔斯和莫顿他们自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交易商因为使用模型但没有适当考虑模型的缺陷和过分受到模型影响而遇到了麻烦。当现实偏离了他们的模型时，他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能都受到了威胁。使大规模的期权交易成为可能的是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这是1973年开办的第一家被列入上市证券表的股票期权交易市场。委员会是要为上市期权和一种结算体系建立标准化的概念，这样期权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我记得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乔•索利万来到高盛公司，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我带乔去见古斯，古斯听了他的计划后眨着眼睛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亏损资金的新办法，然后表示他的支持。我加入了创立委员会。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首次开张的前一天，乔打电话对我说，他担心到时候没有人到场进行交易。实际上，开张的第一天就在16种不同的股票上达成了911项交易合同。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期权交易转变成为真正的流动资金市场，并导致根据股票指数和债券建立了更大的上市期货市场。我是在华尔街处于动荡时期开始担任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的。1973年公司出现亏损，这是多少年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而1974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但有时候，即使市场已经下跌，而持有的头寸看起来很便宜，继续持有也许并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位顾客，他在商品套利交易中是位大户。他买进了大豆粉而卖掉了大豆，因为豆粉比大豆便宜。他希望在情况好转、价格与价值接近后能够获利。相反，价格与价值差距进一步加大，他不得不向债权人弥补更多的资金缺口。随着价差的扩大，他用光了自己的资金而无力弥补更大的缺口，因此，他持有的头寸被变卖以偿付债务。最后价格的确重新接近价值了，但到这时候，我们的客户已经破产了。就像据报道凯恩斯所说的：“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着偿付能力的时间要长。”心理和其他因素会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扭曲。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或者你可能由于任何一种可能的原因而在对价值的判断上错了。
L•杰伊•腾纳鲍姆的退休，瑞•扬的建议
我的生活经验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也仅仅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自己。许多人认识到批评和忠告，但相当少的人能够将期内化而显著转变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方面改变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在那些岁月里，我在高盛公司参与过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这个问题：一个在职业上非常有才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性的人，能否成长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局限性经常与同事和下属有效的合作的能力有关。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忠告对我影响这么大。也许这是当一个我所尊敬的、始终关心我的发展和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我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把我的发展前景摆在我面前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朱迪的看法是，瑞所批评的我的态度举止生硬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两个原因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思维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好地倾听别人的话，试图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关注以及更恰当的评价他们的看法。就像我曾经对其他人说过的，这不仅对瑞所建议的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了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感受，一种全新的为别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高兴。他的话是对的。最初我对让能力强的年轻助理到套利部工作感到不安。但很快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希望年富力强有闯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且，我从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发现，与其他人分享荣誉并不意味着我的荣誉少了。相反，我不仅由于工作成绩更优异而获得赞誉，而且也因为与别人分享荣誉而受到夸奖。我也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迪克是对的，许多原本能够成功的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把聪明年轻的助理视为是自己的威胁，而不是他们作为经理自己能力的反映。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进行管理。但一旦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他们非常让我感兴趣。你如何让人们在工作中很好地相互配合？你怎样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人？你怎样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你怎样让整个机构在战略上有活力并且在棘手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读过一本关于管理方面的书，但我通过经验形成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社会活动：就这样，参加了一个机构接着引起参加另一个。关键是有了一种开始的意愿。对我来说，至少在一系列关键的时间点，其他一些人例如我的四年级老师或邦尼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但在公司外部的参与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为超越自己的工作而做奉献的机会。还有，外部的参与有助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
涉足政治，募捐，健康与工作 双CEO 收购再造
肯•奥勒特《下层社会》
1984，民主党的政治立场，里根连任的对手的地方竞选办公室财政主管
固定收益部双主管的亏损
我们已经亏了1亿美元。现在看着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在当时，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笔钱。而且这还不只是当时的损失，还是一个这些损失对将来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你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一种急剧的下跌何时会停下来或者下一段时间情况会不会更糟。……我们所碰到的事反映出人们性格中一种不同程度存在的趋向，即对可能性很小但潜在的非常有破坏性的环境下会发生的事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一个交易商及其公司需要明白，相对于他们的赢利和资产负债情况，他们能够接受的亏损程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流动资金（流动性？）问题。交易上倾向于认为他们所持有的头寸总是会以接近上一次市场价格的价位出售出去。当市场非常理性地运转时，他们说：“好，如果我不喜欢我已经买进的东西，我把它抛售出去就是了。”但是，当市场形势严重恶化时，流动资金（流动性？）急剧减少。交易商们除非给予大幅折扣，否则常常无法抛出烂头寸，有时甚至无论如何也卖不出去。然后，他们被迫卖掉行情看好的头寸以募集资金。因此，在市场形势极其严峻时，投资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作出反应。相互间本来没有逻辑关系的证券可能会突然发生连锁反应，而有逻辑关系的证券可能会出现不相干的变化。意料之外的损失迅速出现而且损失可能非常巨大。
1987，大规模危机处理：合伙人官司缠身，调查，信任，立场，经验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41页 - 第七章 言谈技巧

鲁宾后来把一次干预日元贬值的决策来举例说明何时该恰当的运用货币干预工具：我指出，日本货币的弱势反映了日本经济中的根本弱点，为使日元增值，日本人就得着手处理它们的根本经济问题。……我感觉到，可以使某种货币干预产生效力的那些条件可能已经具备。首先就是，日元-美元汇率（现在已经达到1美元兑换147日元）似乎已经真正发展到了某个极端，日元正接近于自由下坠状态。总是对美元比率放心不下的美国制造商这下真的警觉起来了。第二个条件就是，干预会由于政策变化而得到支持。日本官员准备发表一系列声明，支持我们所鼓励的那些经济改革，如关闭破产银行。（他们是否会一直遵循这类承诺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们的公开支持似乎代表着某种进步。）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出乎意料”这一心理因素。如果市场预计到你会采取行动，这就会在市场趋势和价格中得到反映，并往往会破坏那一行动的效力。

《在不确定的世界》的笔记-第183页 - 第九章 对危机的思考

鲁宾重现了苏哈托印尼政权的危机里，哪怕是前面倡导的经济改革也无法阻挡国内资本逃离，既得利益者会阻碍改革成功，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资金，也未能成功解救陷入危机的印尼：
国内资本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信心，是与苏哈托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都担心社会动乱的重演，1965年政权更迭时50万人被屠杀，其中包括很多华裔。现在国内资本也在大批逃离，因为本地企业家担心曾服务于他们经济利益的体制发生变化。
这使得重建市场信心特别困难，因为能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改革却可能使国内投资者恐慌。某些印尼官员自己曾提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与腐败作斗争，这包括重组银行、抑制重要部门的垄断并公开政府账目以供审查。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些改革能否实施。但这样的改革会进一步削弱苏哈托的权势，从而加剧国内资本外逃。这对国内应该也有些借鉴意义吧。
果然由于自身利益牵涉，苏哈托未能信守其承诺来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其并未严格执行关闭负债累累的银行进行清算，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其儿子班邦拥有的一家银行关闭了，但三个星期之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重新开业了。……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是对那些面临大规模提款的银行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贷款来提供支持。印尼卢比急剧下跌二通货膨胀率飙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证据表明，坚持紧缩货币政策是阻止金融市场恐慌的关键因素，即使这意味着极高的利率。但那意味着要停止政府对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公司的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家族和朋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