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章节试读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224页 -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60年前，加缪当着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和斯珀贝的面突然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托尼·朱特把它视为一个赌博：至今它仍然存在，而且赌注越发高昂——方今之世，法国纵然已摆脱那恶性循环，但价值虚无的诱惑，政治和阶级冲突似乎已随资本的一统天下降格为内部矛盾，那吸引过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希望”果真已成奢谈，沦为一群智力过剩者的庸人自扰了吗？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之语不应成为颓然的理由，而应是激发知识分子良知的恒久动力：“我已厌倦不断地将迷惑眼目的云雾误以为是彼岸……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08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加缪进一步论述：如果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铸就了一个让大革命恐怖及其后继的恐怖行为获得了正当性的世界，那么他们就必须为此负责——我们就不能通过引用这些思想家有关以整段历史进程的论断，来为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只是那个进程的一部分）辩护。对弑君、恐怖、折磨行为施以伦理批判，就可以取缔倚靠这些行为存在的政权和理论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管他们许诺今后要在尘世建造什么样的“上帝之城”。我们用来谴责死刑或法西斯政权暴力的道德标准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剥夺革命行为、革命政权及其后裔的正当性，不管它们有多么“进步”。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53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在加缪看来，更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如何造就一种担负道德的政治，如造不成便只有沉默。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甚至某种很法国化的思维习惯的、兴许是违心的拘束。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18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加缪不但洞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憎恨及醉心暴力，还指出了法兰西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见：拿文化上的绝望来炫耀自己的思想如何高明——不管是纪德还是在加缪自己那一代人身上，这都是很突出的特点。也许，加缪最持久、最痛苦的流亡来自与自我的格格不入。首先，他是个身处巴黎的异乡人——是他那本小说代表作意义上的“局外人”。这不是说他不适应知识分子的角色（除了在已提到的那个意义上），毋宁说，他有两种相反的人格在同时起作用，他的同事们只是理解、领会到其中之一。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当他试图解释其另一部分，进而表白自己痛苦而复杂的情感时，鲜有人能明其心迹：“地中海把我内心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精心存放着记忆和名字，另一个世界里，风沙远远、远远地卷走了人迹。”（《阿尔及尔共和报》，1939年5月23日。）那同一个南方——阿尔及尔——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也是一个“流放之地”。《第一个人》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告诉读者阿尔及利亚也不过是一个失去的居所。加缪是个世界主义者，无根的人。像其他无根的世界公民一样，他毕生都在探寻一块可以置身的坚实之地，但同时又知道这是无望之举，流亡的状态才是他的真实处境。他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中采取立场，而且，或许更是因为他的作品整体而言都是抵制公共激情的产物。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40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他还谈到那种别有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28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加缪进一步看到了“肃清”是如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它远未能围绕一种对有过与无辜、罪与正义的清晰理解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反而鼓励了他本欲遏制的冷酷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正是由于清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清洗——被大众鄙视为堕落的举动，结果反而恶化了它企图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法国的肃奸运动“不单归于失败，而且生命尽毁”。如果说这表现了法国人在努力弥补往日失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梦寐以求的精神复兴还远在天边。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32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他自己的退让产生的道德煎熬在40年代末开始在笔记中露出端倪；1950年3月的一条记录中，他写道：“我仿佛从一场十年酣睡中醒了过来——烦恼和伪价值的一团乱麻把我死死缠住。”（《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Paris：Gallimard，1964），页315）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16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他在1958年《流放与王国》序言中写道，每个艺术家都独有一处泉源，滋养他的生活和作品，否则他的作品就会“枯萎、坼裂”。对加缪而言，这个泉源就是“贫困与阳光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了这么久，它的记忆仍在把我从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的两种相反的危险——怨恨和自满——中拯救出来”。不过他还是付出了代价：双重流亡——先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源泉，来到巴黎后继续内心流亡。
这种流亡不一定是毁灭性的，甚至也不是不值得向往的。有时候，加缪为他（预感中）的孤独欣喜若狂——1944年原则上退出全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他给鲍朗写信说：“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辞职，我期待一种大的安静，坦白地说，这种安静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220页 -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公平地说，加缪只是在技术上有所失误，不管是批判苏共、佛朗哥政权还是“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正举。但是，党派政治放大了这种失误，把这一点“不诚”放大成了涉及党派利益的乡愿之举。加缪遇到的问题和莱昂·布鲁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驱使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但良心又令他们拒绝完全效忠于它，为它的一切行为言论粉饰。加缪虽然批判苏共，又决不情愿站到右翼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队列里。拒绝效忠的人自然要受来自双方的冷落。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40页

“共和国之为善，在于它的公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公正的共和国而言，它不仅必须保证一切人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地位平等，而且还要保证社会平等。”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47页

“你宣判，而世界无动于衷。你的判词一碰到现实就化为乌有，你不得不从头再来。你一旦停下，就会发现自己的真面目：你判罚自己去宣判，西绪弗斯。”
“被世界滋养活的你那真实的个性沦为一场幻梦；1944年你就是未来，1952年你就是过去，对你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不公正是所有这些都从外界降临到你身上，而你却还是老样子。”
萨特批加缪的话，真是箭箭穿心啊。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33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加缪真正想做的，或者说，他可以通过这般选择而得以有权去做的，乃是在不用诉诸找平衡或反向引证的情况下径直谴责可责之人与事，是视情况所需随时援引道德、正义及自由的绝对标准和尺度，而不必再惶惶不安地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到了道德底线之后。这一点他早就明白，但正如1950年3月4日他在笔记里坦白的那样：“等到人有了因理解而产生的勇气的时候，已经晚了。”“我的一大遗憾就是太追求客观了。客观，有时候是一种放纵迁就。如今事情已经清楚，我们必须把极权名之为极权。在说话方式上，我也不会再彬彬有礼。”（《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Paris：Gallimard，1964），页267。）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26页 - 导论　巴黎之误

尽管加缪对布鲁姆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对非共左翼的一种政治犯罪，是激进政治的一个肮脏的代表人，最终将腐蚀激进政治的所有正当形式——表示同情，他决心公开反共却并非激于此。他仅仅是无法忍受本方阵营的伪善。他的敌人和敌人的敌人之间是以半斤八两的伪善对伪善，他用了半辈子、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这些伪善。正是拒绝依附于一个阵营，并运用自己的判断客服直觉，令加缪高傲地顽固着，恪守着政治上的天真无邪。问题在于，从萨特以降的大多数法国左翼分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兴趣，事实上，他们对声称要捍卫和阐释的这些理论有着诡异的无知。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而且还是思想智识上的渎职。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33页

“贝尔精神是斯汤达根据其本姓‘亨利·贝尔’首创的术语，指以《红与黑》主人公于连为代表的那种出于极端利己主义动机，隐藏个性，遵守主流文化的仪礼传统，从而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哲学。”译注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2页 - 导论：巴黎之误

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57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他回到一个更古老的世纪，回到一种不一样的法兰西传统。通过自我拷问式的诚恳，通过自我克制，通过冉森主义式的严肃，他比我们时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呼唤并重新拾起了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那位300年前写下“因此我们无法活下去，只能希望继续活下去；我们永远在寻求快乐，但我们势必永远不会快乐”的帕斯卡尔——的激情。这种折磨着加缪的兼乐观和疑虑于一身的特质，无疑是帕斯卡尔所熟悉的，但是帕斯卡尔可以选择信仰来解决其困惑，而他的现代继承人纵然实现了思想的宗教转向，却永远无法完全苟同这种信仰的方式。
但是，加缪也以自己的语言下了一份战书，给帕斯卡尔打的那个著名的赌添了一个20世纪的回声。1946年10月29日晚，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以及马内·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加缪突然向四位伙伴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50年以后，沧海桑田。但是在法国，像其他各地一样，加缪的赌注仍然下在那儿——且比以往更重。时而拘束、时而哑默的加缪尽管含糊不决，首鼠两端，但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他却走对了。也许，汉娜·阿伦特早在这些年月之前的预言就说中了：永远的局外人阿尔贝·加缪，事实上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56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这个国家从解放运动踌躇满志的黎明走到第四共和中期怨妇般的郁郁寡欢，明知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空自为这一事实愤愤不平。抵抗运动的一代起初对自己、对国家都自信满满，到了50年代中叶变得心怀疑虑，冷酷愤世。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沉默，与此相应，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国家即将着手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时也陷入了集体沉默。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要不就是把脸坚决地扭了过去，去聆听来自东方的革命承诺，随后南方和其他国家响应。这中想法几乎不可能取悦任何一个相关党派，但是加缪自己走过的轨迹——从自信到怀疑再到沉默——却实在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整体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缩影。
如今一切都时过境迁了，马克思主义幻梦宣告破灭，针对法国晚近历史的研究费力而不彻底地持续了20年后，维希的创伤还在溃烂，一代知识分子巨头们日渐缩成一堆领人难堪的引文，但正义者加缪，仍是“一个卑琐至极的时代最高尚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媒体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着一面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膜拜之镜百无聊赖地梳妆打扮，而加缪光天化日下的诚实——“本能的克制”——拥有货真价实的感染力，是一件在塑料制品的世界里手工完成的杰作。
在《堕落》中，加缪写到了一种“平庸时代无用的预言家”。无疑，当时身处低谷的他已把自己看做一个百无一用的先知，向着一群装聋作哑的冷漠的人如同对牛弹琴。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黑暗时代的人”，和他的时代、他的位置凿枘不投。但加缪的悲剧或许是，他生活和写作的法国，和此前此后相比，更有卢梭时代的法国的味道；它延续了思想和效忠相结合的传统——一种如今让我们联系到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的传统。
在这样的法国，加缪即便潜心关注现代境况和历史幻象，却仍是个局外人。他在一些基本的特征上无疑是法国人，但他的法国性来自他处，来自更早的时代。加缪不为马尔罗的法国，甚至不为左拉的法国说话。他和19世纪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们没有什么共同点。
相反，他回到一个更古老的世纪，回到一种不一样的法兰西传统。通过自我拷问式的诚恳，通过自我克制，通过冉森主义式的严肃，他比我们时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呼唤病重新拾起了帕斯卡尔——那位300年前写下“因此我们无法活下去，只能希望继续活下去；我们永远在寻找快乐，但我们势必永远不会快乐”的帕斯卡尔——的激情。这种折磨着加缪的兼乐观和疑虑于一身的特质，无疑是帕斯卡尔所熟悉的，但是帕斯卡尔可以选择信仰来解决其困惑，而他的现代继承人纵然实现了思想的宗教转向，却永远无法完全苟同这种信仰的方式。
但是，加缪也以自己的语言下了一份战书，给帕斯卡尔打的那个著名的赌添了一个20世纪的回响。1946年10月29日，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和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突然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时而拘束，时而哑默的加缪尽管含糊不决，首鼠两端，但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他却走对了。也许，阿伦特早在这些年月之前的预言中就说中了：永远的局外人加缪，事实上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11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他始终在创作中探寻自己的家乡——或者说，在作品中多角度地描写他的流亡感。他最早作品中的一篇——《阿尔及尔之夏》——中写到“一个只有在失去时才能认识的家园”，这种失落感、流亡感和错位感，正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中心命题。你来自哪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那里驱逐——伊格纳西奥·西罗内曾在与古斯塔夫·赫尔林的对话中，加缪自己也在《流放与王国》和《反与正》表达过的观点。不过，如果说加缪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的话，它就是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阿尔及尔城——1913年他出生在那里。1932年，19岁的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永远不能离开阿尔及尔。永远不能。我得旅行，因为我想了解世界，但是我明白无论走到哪儿，我永远是个流亡者。”

《责任的重负》的笔记-第154页 -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多年来我试图依照所有他人的道德来生活。我试图像所有他人那样生活，为了和所有他人相像。只有当我所感所思实在太特别的时候，我才说出正确的东西。如今我在废墟中徜徉、伫立，独自一人，我接受我的命运，屈从于我的特殊性和弱点。我将不得不重塑一个事实——我在一种谎言中度过了我全部的人生。”（《笔记Ⅲ》，1959年4月，页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