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评传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ISBN:9787305039263
作者:蹇长青
页数:696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一、“公之世先，用谈说闻”白居易非同寻常的家世，对其一生的命运，及其“知足保和”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甚大。依据白居易自撰《家状》所述，其先祖和世系，以及与引相关的种姓问题，的确显得紊乱模糊，疑窦重重。学术界曾为此长期聚讼不休。应该说，这桩公案，是白居易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他有意为之的。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颍川县陈夫人，殁于长安宣平里第。当时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丁忧，退居渭上。同年十月八日，因归葬陈氏夫人，乃将卒于大历十二年（777），“要权厝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的父亲白季庚，同时迁护回下邽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为此，白居易自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即为其祖父白锽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为其父亲白季庚撰写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总题“二道”下，自注云：“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白居易在为其祖父白锽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自述其种姓与世系云：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良中。公讳锽，字确钟，都官郎中第六子。
内容概要
蹇长春，男，1933年生于四川营山。196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晋升为教授。曾任《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该校中文系主任及该校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校知行学院中文系主任。发表学术论文约50万字。有《傅玄阴铿诗注》（合作）、《白居易论稿》出版。参与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任分典副主编兼中唐部主编。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 一、“公之先世，用谈说闻” 二、郡望与籍里 三、父与母乃亲舅甥婚配 四、子嗣与后裔第二章 从艰难多故的童年到三登科第 一、童年与青少年时代 二、三登科第与初入仕途 三、“永贞革新”的同情者第三章 “志在兼济”有所作为的十年 一、出仕周至肥尉 二、“职为学士，官是拾遗” 三、退居渭上 四、从回朝到贬黜第四章 宦情日减的蹉跎岁月 一、“俟罪浔阳” 二、从量移忠州到释罪回朝 三、从出刺杭州到分司东都 四、从出刺苏州到再次回朝第五章 寂寞的晚年 一、“中隐”生涯的开始 二、七年为少傅分司 三、最后的岁月第六章 白居易的前期思想——激进的民本主义 一、弘扬君道，鼓吹仁政 二、勖励臣节，崇正疾邪 三、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第七章 白居易的后期思想——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第八章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第九章 白居易的诗文创作第十章 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附：元稹评传前言第一章 元稹的爱世与生平第二章 元稹的政治思想第三章 元稹的文学思想与实践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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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白居易评传》第一章讨论了关于白居易独特的家世的几个问题。第二至五章，几乎是编年式地缕述了白氏曲折而漫长的一生。行文中多引述其各时期的诗作，以见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并从而窥知其思想的转变的轨迹。第六、七章，分别评述其前期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和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思想，是全书重点所在。第八、九章，分别评述其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主张与创作成就。第十章，总述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元稹是白居易生死不渝的挚友。二人诗风相近，才名也大体相当，史称“元白”。故附其略传于白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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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白居易全身像[2]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任职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白居易画像[3]，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翰林学士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编辑本段诗歌作品 -
成就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白居易半身像[4]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白居易坐姿画像[5]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
１.白公胜说秦始皇《追赠白起武安君诏》曰：“咨尔：武安君白起，先源两楚，继次三秦。昔在先皇，秉节朝室……”（伪造？出处不明）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唐宰相白敏中墓志云：“白氏受姓于楚本公子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其后徙居秦，实生武安君，太史公有传，遂为望族。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白公陵巨碑：公讳胜，其先芈姓，楚公族也！楚平王太子建遭谗奔郑，郑人误杀之，建子胜与伍员奔吴。惠王立，诏公返楚，以为巢大夫，封白邑，号白公，因氏焉。公思报父仇，请兵伐郑，惠王许之而兵未起。适晋伐郑，郑求救于楚，令尹子西受赂与郑盟，公乃大怒。及周敬王四十一年七月遣部将石乞袭杀子西于朝，劫惠王，踞郢都，立为王。会叶子高救楚，公兵败殒于山，石乞葬之，其地无知之者。公享年五十五，子五，曰：乙、丙、已、降、张，四子奔秦，咸为名将。幼子居楚，湮祀焉。洎大和五年正月，余守河南，前相国、武昌军节度使元稹书至，言部属于荆山之谷瞻拜公之墓垅，及楚简公之佩剑铭。土人云：公九世孙起拔郢拜祖于此，云云。余狂喜不置曰：此诚天助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白氏先祖之兆，逾千载，于今问世，此非天意耶？公孤眠江汉间，地处僻壤，为祭祀计，族亲议迁葬。遂遣敏中、景受奉公之灵至东都，其年五月五日安神于龙门西山之南阜，礼也。裔孙居易拜撰，微之书，铭石以志。另有多本白氏族谱都是此说。２.白乙丙说《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伯奚媵伯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裔孙武安君起，赐死杜邮，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于太原，故子孙世为太原人。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３.公子白说有因《战国策 赵策》谓白起为“公孙起”而以白起为秦公族之说的。《战国策·卷十八·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秦王怒，令公孙起、王齮以兵遇赵于长平。《战国策·卷二十·赵策三·平原君请冯忌》：夫以秦将武安君公孙起乘七胜之威。白起的先祖是秦武公的嗣子公子白。武公死后，公子白未能继立，武公的同母弟德公将君位从公子白手中夺走。武公居住的故地在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的平阳（今陕西歧山、噤县一带），德公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氏。4.李商隐、陈振孙、顾炎武、俞樾等人：白公胜说、白乙丙说都不认可（介个很砖家！）白居易评传蹇长春，尹占华 著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5-1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1）一、“公之世先，用谈说闻”白居易非同寻常的家世，对其一生的命运，及其“知足保和”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甚大。依据白居易自撰《家状》所述，其先祖和世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种姓问题，的确显得紊乱模糊，疑窦重重。学术界曾为此长期聚讼不休。应 该说，这桩公案，是白居易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他有意为之的。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颍川县君陈夫人，殁于长安宣平里第。当时任京兆府户曹 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丁忧，退居渭上。同年十月八日，因归葬陈氏夫人，乃将卒于大历十二年(777)，“权厝于新郑县临洧里”的祖母薛氏，卒于贞元十 年(794)，“权厝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的父亲白季庚，同时迁护回下葬于“下县义津乡北原”。为此，白居易自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即为其祖父白撰写 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为其父亲白季庚撰写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总题“二道”下，自注云：“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 李建字杓直，陇西人。是白氏所谓“并世相知唯五人”(《感旧》诗云：“生平定交取人窄，并世相知唯五人。”五人者，白氏与四位挚友李建、元稹、崔玄亮、刘 禹锡也)的挚友之一。按李建所撰志文今不传。或拟请李氏撰志之事，并未成行。白居易在为其祖父白撰写的《故巩县 令白府君事状》中，自述其种姓与世系云：白氏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 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 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 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字确钟，都官郎中第六子。 白居易在这里把自己的种姓同“楚公族”联系起来，又把从白公胜、白乙丙到秦武安君白起勾勒出一条“代为名将”的显赫世系，其姓氏阀阅，真可谓冠冕堂皇，令人钦羡。无奈大抵自白建以上的世系，都是杜撰的，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因而累累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和批评。最 早对白氏自撰的世系表示怀疑的，是应白居易嗣子景受之请，为其撰写《墓碑铭并序》的李商隐。李与白，算是同时代人，而年辈稍晚。这篇《墓碑铭》见清初冯浩 编注的《樊南文集》卷八，曾一度被斥为伪作。但清道光中钱振伦、钱振常兄弟搜集李商隐遗文二百零三篇，编为《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其第六卷中，有《与白 秀才状》、《与白秀才第二状》两文，内容正是因白秀才(居易嗣子白景受)来书请求为其父撰写墓铭而写的答状。由此可以证明，李商隐为白居易写的这篇《墓碑 铭》绝非伪作。其第一《状》全文如下：杜秀才翱至，奉传旨意，以远追先德，思耀来昆，欲俾虚芜，用备刊勒。承命揣己，悲惶莫任。 伏思大和之初，便获通刺，升堂辱顾，前席交谈。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寻列《春秋》。虽迹有合离，时多迁易，永怀高唱，尝托余晖，遂积分阴，俄逾 一纪。今弟克承堂构，允绍家声，将欲署道表阡，继志述事，必在博求雄笔，□□鸿生，岂谓爱忘，忽兹谋及!悚怍且久，辛酸不胜，欲遂固辞，虑乖莫逆。表严平 于蜀郡，谁不愿为?叙郭泰于介休，亦惟无愧。庶磨铅钝，聊慰(招)〔松〕扃，伏纸向风，悲愤交积。可见这非同一 般应酬的书笺。从中可知，大和初年，李商隐曾投刺拜谒过白居易，两位大诗人有过愉快的“交谈”。所谓“尝托余晖”、“俄逾一纪”云云，说明在白氏生前，二 人一直保持著友谊；状中称白秀才为“弟”，这说明李商隐把白居易视为前辈；状中一再表示“悲惶莫任”、“辛酸不胜”、“伏纸向风，悲愤交积”云云，可见对 白氏的逝世，李商隐作为晚辈是深怀伤悼之情的!按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772)，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812）按李商隐生年，有812、811、813三 说，此从张采田说。，两人相差整整四十岁。而《状》中却说：“欲遂固辞，虑乖莫逆。”看来，李商隐十分珍重他同白居易的交情，是把二人的交往，看作“莫 逆”的“忘年之交”的。据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测：白秀才(白景受)请托李商隐撰写《碑铭》，正如元“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白居易《修香山寺 记》)于白居易一样，也是出于白居易本人的嘱托。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作为晚辈的李商隐的确没有辜负白居易的遗愿。他的确不愧大手笔，在这篇洋洋洒洒 一千三百余字的《墓碑铭》中，用清丽省净的文字，对墓主的事功与文学，作了如实的载记和公正的评价。然而，李商 隐在涉及白氏先祖及世系的真实性这个严肃问题时，他并未因同白居易交往颇深的私谊而悖弃“史德”，对白氏本来紊乱而模糊的世系，滥用曲笔，妄加讳饰。 《碑》文中叙及白氏先祖及世系时，只用寥寥不到四十字：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邮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后。祖某，巩县令；考季庚，襄州别驾，赠太保。 按照写墓志铭通行的程式，这本来是所谓“谀墓”的著力点，应当把墓主的世系及先祖大书一笔，借以张扬其阀阅门第。同白氏自撰《家状》相较，李商隐在这里真 可谓“惜墨如金”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商隐根本就不相信白居易在《家状》中煞费苦心地为其种姓和家世杜撰的那一套虚妄不实之词。谓予不信，请看他在白 公《铭》文中，一开始就对墓主的先祖及世系明确表示怀疑：公之世先，用谈说闻。鉴于李商隐是第一个对白氏的种姓及世系提出质疑的人，而历来研究白居易家世 者大都忽略了这一条重要线索，所以在此不惜笔墨，特为表出之。很可能是受了李商隐在白氏碑铭中标举的“公之世 先，用谈说闻”赫然八个大字的影响，两《唐书》白传，在叙及白居易家世时，均极简略。《旧唐书》本传说：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 建生世通……世通生志善……志善生温……温生……生季庚……《新唐书》本传说：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 家焉。又徙下。父季庚，为彭城令……同白氏《家状》相较，两《唐书》本传，均回避了白氏出自何姓，而且对白建以上的世系，均略而不书。倒 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叙述白氏世系颇详，而且对白氏所从出的种姓，作了改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百奚媵伯 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为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裔孙武安君起，赐死 杜邮，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于太原，故子孙世为太原人。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家状》说：“白氏姓，楚公族也。”《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说“白氏出自姬姓”，乃周太王之后，而且说白乙丙乃百里奚之裔孙。再者，《家状》说白起的二十七代孙白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宰相世系表》 却说：“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使白氏的种姓与世系，更加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关 于白氏究竟出自何姓的问题，南宋以来，屡有学者提出辩证。其中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考辨最为详备。《陈谱》云：《新史?宰相世系表》及公所述《巩县府君事 状》，其不同者，《表》称虞公族百里奚媵秦穆姬，生孟明视，视生二子曰西乞术、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而《事状》称楚太子建之子胜号白公，其子奔秦，代为秦 将，白乙以降是也。如《表》言，则白出姬姓；如《状》言，则出姓。按《左氏传》，晋败秦于，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孟明氏百里，谓为奚之子可也。 术、丙与孟明号为三帅，乌知其为孟明之子耶?且万无父子三人并将之理，此其为说固已疏矣。若《事状》则又合白乙、白胜为一族。白乙为秦穆将，去白胜几二百 年，而云白乙以降，则反以为白胜之后裔，又何其考之不详也。《元和姓纂》载《风俗通》以白乙为嬴姓，盖亦以其为秦人意之尔。《姓纂》复泛举秦白起、楚白胜、周白圭、汉白生等数人，而皆不能言其自出。大抵世祀绵邈，谱牒散亡，惟当用《春秋》见闻传闻之义，断自近始，若必远推古昔，傅会本支，则固不能亡抵牾矣。《陈谱》不仅援据确凿的史实，雄辩地驳正了《家状》谓白氏出于姓，《新表》谓白氏出于姬姓均于史无征，自相抵牾，不足为训，而且提出了“世祀绵邈，谱牒散亡， 惟当用《春秋》见闻传闻之义，断自近始”，而不必“远推古昔，傅会本支”的通达的史识。此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相传之讹》条)、汪立名《白 香山年谱》、沈炳震《唐宰相世系订伪》卷一二、俞樾《九九消夏录》卷一二，大抵均认同《陈谱》，谓白氏出于姬姓或芈姓，皆不可信。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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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还好吧。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基本是中规中矩的研究。但也不能说它不好。不跳出原来的中国马克思的窠臼，这在观念上就被束缚了。 -
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最近貌似出了平装本，把很多以前的一卷本拆分成了两卷。而且价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譬如这本《白居易评传》（附元稹评传）。我买的是2002年5月第1版，2007年5月第2次印刷的精装本，原价56元。书外面本身有塑料薄膜保护，卓越亚马逊又特意加了一层保护，所以送来的时候，书很新，里面的纸张也白，完好无损。总之，这个版本令我满意。 -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白居易半身像[4]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
白居易坐姿画像[5]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全身像[2]
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任职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
白居易画像[3]
，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编辑本段
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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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错，是研究白居易的必读之书。 -
些论文用 -
一个伟大的生命，大爱白居易! -
书绝对厚 -
只读了前半部分。两个感受：一是旁征博引，细致入微；二是过于严肃，缺少生趣。 -
学术性比较强，很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