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良知
出版社:湖南师大
出版日期:2011-9
ISBN:9787564804947
作者:彭小花
页数:283页
章节摘录
1911年，巴金的父亲在做了两年“清官”后辞职回到成都，买了40亩良田。 回到成都，在公馆里巴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度过。他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被他们叫做“稽查”。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他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灶里去。巴金起初不会烧火，常常把火弄灭。一个年老瘦弱的轿夫老周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燃旺了。他要巴金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并且教导他：“要好好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巴金把这样一个遭到过家破人亡之不幸，处境困苦的，但却有着这样坚定而高尚的信念的人看做他的人生第二个先生。他们打纸牌时，他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指点。有时候聆听他们述说生活的痛苦和对公馆主人直言不讳的批评。 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巴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他懂得他们的欢乐和痛苦。60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激起他心中的愤怒，同时在心里升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这时发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越是多和“下人”在一起，巴金越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客来要他去吃饭，他却躲在门房里。还有两次除夕里全家人在堂屋里敬神，他却躲在污秽寒冷，没有人，没有灯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并没有吸取在广元时因为不磕头而挨打的“教训”。巴金就是在这些“下人”中间慢慢长大起来，在这群没有文化、“缺乏教养”的“下人”那里吸取了一种不同于母亲的教导的具体而充实的爱，养成了一种直爽的性格。原本已有的爱恨分明的本性得到强化。 革命的风雨 辛亥革命爆发了。 李家没有大的损失。巴金的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李公馆里还是原来一般沉寂的生活。巴金这时候剪掉了每天早晨要由母亲和佣仆给他梳理的用红头绳缠的辫子，他是很高兴的。不久巴金的大哥(李尧枚)进了中学。巴金则仍然在家里读书，教过他的先后有一位似乎属于革命党的龙先生和一位迂腐的老秀才曹先生。他这一时期熟读的《古文观止》成为他以后写作生活的“真正的启蒙先生”。 巴金爱看戏。父亲有时也带他上戏院看川戏、京戏。有一个时期巴金的父亲做了戏院的股东，有一本厚厚的免费戏票，于是巴金和三哥尧林几乎每晚都由仆人姜福陪着上戏院看戏。他对武戏尤其喜爱，看完回家还要模仿。李公馆的子弟也曾组织过新剧团，在家里演出自娱。剧本是自己编的，没有一个女角，巴金也只做配角，观众都是公馆里和亲戚中间的女孩子们。巴金的父亲也曾被他们请来看戏，看得很有趣味，后来还为他们编过一本《知事现形记》的剧本。 巴金的六叔、二哥、香表哥还曾合办过一种手抄本的小说杂志《十日》，一个月出三次，每次复写五六份。大哥将他创作的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言情小说发表在这刊物上，因此巴金说大哥尧枚才是李公馆第一个写小说的人。《十日》上刊登的都是些哀艳的情感故事，用文言文写的，其实也都是东抄西凑而成的。巴金对于这种陈腐的故事不感兴趣，但他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却很佩服，花了九个铜元订阅了厚厚的九本。 成立新剧团、编演新剧、写小说、出版杂志等这些活动对成长中的巴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无形的影响，对这些在封闭的公馆里成长起来的官宦子弟的影响。参与、尝试、学习和磨炼对巴金以后的事业无疑是一种演习，而且由此唤起了他的兴趣、激发了他的热情。P10-12
前言
巴金有一部书，叫《生之忏悔》，我们现在可以拿这几个字，来描绘他的一生。巴金所以显得珍贵，不在于他是一个“控诉者”，而在于他是现代中国第一等的“忏悔人”。 每当社会的灾难过后，中国就会涌现无数的“控诉者”，向大家，向国家，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与哀怨。中国文化史曾被人视为一部“控诉史”，屈原的诗是控诉，《窦娥冤》是控诉，伤痕文学还是控诉。 回忆“文革”的无数文章，不管是各类干校杂记，还是劳改日记之类，都是“控诉体文字”。“好控诉”而“不忏悔”，似乎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巴金也曾经是“控诉体”的作家，但随着年事的增长，他不断地从“控诉”跃进到“忏悔”，把自己也送上良心的祭坛。 “控诉”与“忏悔”有什么不同呢？有很大的不同：控诉是责人，忏悔是责己；控诉只视自己为受害者，忏悔还视自己为帮凶…… 一、近于苛刻的认罪 忏悔不是一般的责己，忏悔的本义是“认罪”(confession)，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这社会上种种罪恶之流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巴金就是这样地去“认罪”的。他在“认罪”的态度和深刻上，甚至超过了他自认的“启蒙老师”卢梭。卢梭的《忏悔录》作为卢梭的“灵魂告白”，是讲真话的，但更多的是一种“辩解”或“辨诬”；巴金的《随想录》受惠于卢梭的《忏悔录》，也是讲真话的，但却更多的是“自责”与“愧疚””。卢梭也责己，但不至于苛刻；巴金责己，已至于苛刻之程度。 巴金在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类似19世纪俄罗斯“忏悔贵族”那种忏悔意识与赎罪心理，产生了缘于祖先罪恶的道德上的歉疚之情。他说：“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他由钟爱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而接触到托尔斯泰，读过托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等作品，留学法国期间译成《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载1928年10月10日的《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第一次公开使用“巴金”发表文章。《忏悔录》(1879—1882)是托氏灵魂“激变”的自白：“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我三十多年来所从事的不是谋生，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扼杀生命的我。”“我的生命是谬与恶”…… 巴金19岁离家闯上海，从此自食其力。解放初期自觉投身思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写作，想以积极行动偿付过去对人民的欠债。“文革”后痛定思痛，用颤抖的双手剥开已经结痂的伤口，饱蘸血泪写下这部“现代忏悔录”。“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他批判自己人云亦云：批判自己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责备自己参与批判胡风集团；责备自己在斗争冯雪峰、丁玲、艾青时，“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头”；责备自己遵照上头旨意写文章批判柯灵的《不夜城》…… 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文艺整风、反胡风，到反右、大跃进、学大寨……所写的许多虚假的表态文章，谴责自己在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被迫害至死时自己没有站出来说话。丰子恺受批判时，他不曾替他“讲过一句公道话”，他感到内疚；翻译家张满涛无辜打成反革命，他怕“引火烧身”，“一声不响”，他感到内疚…… 巴金内心的榜样是卢梭、伏尔泰、左拉等为真理、正义勇于抗争、不畏强暴的先贤。这些人格导师秉承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传统。苏格拉底把自己定位为“身体庞大而且日趋懒惰”之城邦的“牛虻”，使命只在刺激与叮咬。苏氏临死前说：“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而不从政。” 巴金对胡风的忏悔绝无敷衍：在迫害胡风的运动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自己服从上级指示，屈从政治压力，“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批判胡风和路翎)，主持过几次批判会”。在郑重向路翎道歉时巴金说：“虽然不见有人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寒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文革”培养了一批“永远正确”的人，巴金说：“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是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一套话，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 巴金把《随想录》视为一部“刚刚开始”的著作，“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我要走下去，不回头”。这路就是托尔斯泰式的“说真话”的路，就是“良心”的路，就是“言行一致”的路。 他知道这条路走起来，是“荆棘丛生”。 在《怀念胡风》中巴金说：“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他因此能体会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在《“再认识托尔斯泰”？》中他说：“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曾经的遭遇 1966年初夏，巴金作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忙于会务，7月初在杭州送走外宾回到上海，就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运动”，继而关进“牛棚”，被抄家，被批斗，开始过着“牛鬼蛇神”的日子。1968年夏“四人帮”举行全市电视批斗大会，批斗巴金，使其受尽人格侮辱。之后被送到松江奉贤等地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 1972年巴金夫人不堪忍受折磨，在屈辱中患病致死。1973年7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对巴金宣布处理决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即让其从自己被冻结的存款中每月提取一部分补贴家用)。不久，允许其从事翻译工作。1975年9月，组织关系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英文组。 1974年起，一直坚持翻译赫尔岑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借以宣泄自己对“文革”的控诉。直到1976年，才恢复做人与写作权。“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载于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名日《一封信》。 《随想录》之《十年一梦》回顾自己说：“从我1967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受‘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也高举右手响应。……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被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理解我这番用心感到痛苦。” “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 三、西方人为什么要忏悔 忏悔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佛教、伊斯兰教等都讲“忏悔”，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派生出这样的“忏悔文明”？ 因为只有基督教才认为人是有“原罪”(Original sin)的，换言之，只有基督教认为人的“罪”是与生俱来的。人活下来，是“戴罪立功”，人一生的唯一使命。就是通过辛勤劳动而“赎罪”。 所以把忏悔录(Confession)这种文学体裁推向高峰的第一人，就是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他大约在45岁开始写他的著作《忏悔录》，历述自己青年时的放荡不羁与越海漂泊。这部书很难说是自传，它更多的是出于宗教虔诚而吐露悔改谢恩之心。奥古斯丁的追述是主教跪在上帝面前祈祷时所作的反思。发自他的内心良知，相信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奥古斯丁的头脑，像一座巨大的熔炉，把《新约》所揭示的信仰与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最完美地熔在一起；他把这种熔合物传输给中世纪的天主教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新教)，改变着西方世界的面貌。他一生的真正活动，是《忏悔录》所述最后一段经历业已过去，且仅存于其记忆中时，才真正开始的。他的影响不在他有卓越高深的学识，文笔奇妙，立论有据，而是在他不同凡响的宗教才能。 忏悔录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二个高峰，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撰写自传的方式反驳对手的非难，为自己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模仿圣·奥古斯丁同名著作的《忏悔录》。这部书与奥古斯丁的书同名，也达到了同样经典的地位。卢梭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作品，以优雅的抒情与宁静，替代了早期作品中的强烈激情。“忏悔”使他最后的岁月恢复了心神的安宁。 卢梭的《忏悔录》标志着西方忏悔体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他开始，忏悔体文学逸出了宗教领域，恢复了生命真实与心灵真实的合法意义。卢梭心目中的人，不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所以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存在的合法性。他以一种最亲切、最真诚、最自然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命经历，指责自己的偷窃、诬陷、不负责任，“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是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三座高峰。他作为“不朽”的作家、改革家与道德思想家，尽管婚姻幸福，收人丰厚，但内心却充满深刻的矛盾。他开始撰写《忏悔录》，痛陈人生目的的困扰以及为寻求人生意义之答案而经受的道德与精神痛苦。《忏悔录》对个人经历的缕述，是清新明澈且引人人胜的，但他高度的精神危机，并未因此书的撰写而解除。他一度想自杀。他系统地到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但未得结果。他最终认识到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就在《新约全书》展示的基督教义中，自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不动怒，不贪求，不起誓，不与恶人作对…… 西方文明中“忏悔”的传统，不仅是一种宗教性力量，也是一种道义力量。它的目标就是深人地探索心灵，探索人性，探索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把自我推到灵魂的祭坛上，看那里是否真有信仰的尊严、道德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它不只是基督教的财富，亦不只是西方文明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一个民族，如果存有“忏悔”之心，其精神才能“广大”，才能深刻。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许是跟“忏悔”的有无相关联的。 “忏悔”是人生航向的修正仪，生命的偏差总要时时修正，方得“解脱”。 四、“罪己”的传统 有人说在中国找不到“忏悔”传统，也许是对的。因为中国没有“原罪说”，所以也派生不出“忏悔说”。 但中国人却不是不“责己”，中国人是“责己”的，甚至是“罪己”的。我们看历代帝王的“罪己诏”，就可知“罪己”文化在中国还是找得到一线相延的法脉。 《孟子·离娄下》记禹、稷之“罪己”言论，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甚急也。”把天下的“溺”与“饥”归罪于自己，不推托，不辩解，这就是“认罪”，这就是“罪己”。 《册府元龟·帝王部》卷一百七十五记载：禹登帝位后，一次看见犯罪之人便伤心地哭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日：“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这也是“认罪”，这也是“罪己”。 《尚书·商书·汤诰》卷七记载：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检讨自己过错：“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吕氏春秋·顺民》释为：“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这也是“认罪”，这也是“罪己”。 《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公元前683年，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说：“上天降大雨，危害庄稼，怎能不慰问呢？”宋闵公说：“我做得不好，所以上天降灾，还劳贵国君主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鲁国大臣臧文仲听到这段话，赞扬宋闵公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是明确把“罪己”放到“罪人”之上。 汉高帝十二年(195)十月，刘邦带着不久让其致命的严重箭伤，路过故乡沛县，大宴故乡父老子弟。借着酒意，自己击筑高歌，120个沛县少年和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熹说：“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诗人王世贞也说：“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都认为那是一首“张扬自我”的歌。 后来大多数人都上了他们的当，以为这是“慷慨激越的歌，高亢的歌”，不知道那其实只是刘邦的“忏悔之歌”。刘邦死于他高唱《大风歌》之后5个月内。唱歌这年春天杀韩信，夏天杀彭越，秋天逼反英布……他已经无人可使，只好亲自领兵出征匈奴，险些成为匈奴的俘虏。 臧荼、韩信、陈稀、卢绾、韩王信、彭越、英布等一大群“猛士”，几年之间，都被以“叛变”之罪杀灭。而此时的“四方”呢？匈奴俨然已成北部中国的主人…… 南宋词人刘辰翁猜度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语虽壮而悲，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汉武帝“晚而悔过”，司马迁评为“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去世前两年他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并找机会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说：“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忧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也忍闻。”此即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被历代君王和史家奉为悔过图新的典范。 公元783年几个节度使反叛，长安失守，唐德宗仓皇逃亡，被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改年号为“兴元”，下《罪己大赦诏》，“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说：“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觌面，罪实在予”…… 北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下罪己诏：“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筅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为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余。”明确承认是官逼民反，同时宣布减免租赋，取消设于四川的垄断土特产买卖的“博务局”。 北宋末年金兵进逼东京(1125年11月)，宋徽宗听从大臣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罪己日：“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悔之何及。”次年成为金兵阶下囚。 清世祖顺治罪己次数最多，临终留下罪己遗诏，列举自己14条罪状：政治上“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伦理上“子道不终，诚悃未遂”，对待诸王贝勒“恩惠复鲜，友爱之道未周”，用人上“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经济上“未尝节省”，个人“常图安逸”，还有“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未能省改”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途中，光绪下罪己诏：“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但将主要责任推诿给“大小臣工”……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亦下罪己诏：“总之，万方之罪，在予一人……” 历代帝王罪己诏有出于政治危机者，有出于悖伦理道德者，有出于自然灾害者…… 五、“罪己”为什么不即是“忏悔” “忏悔”之成为忏悔，必满足四个条件：(一)它是罪己而不是罪人，(二)它是真心的，(三)它是在非绝境下出现的，(四)它是非功利的。 中国的“罪己”满足第一个条件，也许满足第二个条件，但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和第四个条件。中国的“罪己”总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做出，总是带有临时性的功利目的。 奥古斯丁是在顺境中做出的“忏悔”，不为名，不为利；卢梭是在生活优裕之时做出的“忏悔”，不为名，不为利；托尔斯泰是在贵族身份下做出的“忏悔”，不为名，不为利…… 只为灵魂的解脱，只为对不住“良心”……而做出的忏悔，才是真的忏悔。出了事才忏悔，那不是真的忏悔。 纪晓岚在《阅微革堂笔记》中杜撰一则寓言：某书生在雨霁月朗之夜邀“泉下诸友”共饮，众鬼到来，书生问：“公等何故不轮回？”众鬼曰：“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堕狱矣。我辈十三人，罪根未满，待轮回者四，业报沉沦，不得轮回者九也。”书生又问：“何不忏悔求解脱？”众鬼答：“忏悔须及未死时也，死后无着力处矣。”最后众鬼畅饮而去，还不时回头叮咛：“饿鬼得饫壶觞，无以报德，谨以一语奉赠：忏悔须及未死时也。” “忏悔须及未死时”，就是要在未人绝境的情形下真诚忏悔；一人绝境，再忏悔就来不及了，也没有用了。 六、巴金的“良心” 中国文化是讲“良心”的，只是没有形成为“良心”而忏悔的传统。人有“原罪”，所以要忏悔；人有“良心”，所以似乎没有忏悔的必要。 巴金的价值，就在倡导为“良心”而忏悔。在西方的“忏悔”与中国的“罪己”的交点上，他倡导以“忏悔”的方式来“罪己”，不要等到步人绝境的时候、为着某个临时的功利目标……而“罪己”。 在这一点上，他把西方之“忏悔”传统与中国之“罪己”传统融为一炉。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良心”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原罪”。 巴金在人们印象里，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人，是一个天真的人。 没有城府，所以易受攻击；完全不设防，所以容易受伤；天真，所以不曾放弃理想。 “献身精神”是他作品一贯的主题，他一生只想“为他人而活着”。他常说“我要为大家活着”、“成为大家的包袱，那就没有意义了”…… 当年一批作家——曹禺、萧乾、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严文井、荒煤等——之处女作或代表作，均由他发表或出版。20世纪80年代又一批年轻作家——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同样得到他的扶持、鼓励或保护。……他被视为年轻后生们一棵“挡住风沙的大树”。 他说：“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他活了一百零一岁，走过漫长的一个世纪。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生著述与译作，超过1300万字，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启蒙”、“人道”与“献身”，自青年至老年，始终不变。所以他被认为“始终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他曾获意大利政府授予的“但丁国际奖”，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人民友谊勋章”……他被视为“当代文学巨匠”、“新文学的开拓者”、“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一盏照亮一代国人的灵魂之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一切有成就的男子的楷模”、“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被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与“社会改革家”，他在20世纪中国之地位，被视为卢梭之在18世纪的法国、托尔斯泰之在19世纪的俄国……他有说不尽的飞扬。 他以“言行一致”为生命准则，恰又遭逢一个不那么“言行一致”的时代，所以他被视为一个“杞人忧天”的人；他以“责己恕人”为人生信条，恰又遭逢一个普遍而自觉的“责人恕己”的时代，所以他被视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当功名利禄的浪潮从身边滚过，他正一字一句写他的“忏悔录”，写一部“讲真话的书”。他决心要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去忏悔。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中，一鞭一条血痕，抽打在自己身上，为自己曾经的自私、曾经的讲假话、曾经的批判好人……而解剖自己、指责自己、鞭挞自己。他的责己已近于苛刻，已近于宗教信仰，一步一顿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他被视为“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他有说不尽的落寞。 李贽曾这样界定“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只有“童心”之人，才没有城府；只有“童心”之人，才完全不设防；只有“童心”之人，才永远那么天真。巴金根本就是一个“童心”之人，靠“童心”而活着，靠“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活着…… “童心”只在人类的过去，也只在人类的将来；目前的人类，正行进在从过去到将来的中途，那是跟“童心”无缘的。“后现代”与“后后现代”的浪潮，已把人类裹胁到“童心无人可守”之境地。 巴金的价值，就在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告知红尘滚滚之中途上的人们，世问还有“童心或有人守之”之一境…… 他告知这中途上的人们，生命与生活还需上达“生之忏悔”！ (《序论生之忏悔》由张耀南撰写)
后记
一个多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痛悼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伟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国文坛，国家，因他而美丽；人民，因他而自豪。 巴金先生安静地走了，他翻过了整整一个时代，竖起了一面永远的旗帜。在它的飘扬下，文学的坚持成为责任和良知的标志。他留下拷问心灵的文字，激起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愿望，他竭尽全力坚持到底的努力，活出的是一个生命的完整和理想的辛苦坚韧…… 生涯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巴金，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忱，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与宝库。 人们之所以曾经像崇拜英雄一样地以各种方式向巴老致意，在于他以无畏的勇气，做出了人人想做、人人都觉应该做，但又人人都没有足够勇气和能力做的事情。“说真话”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就尤其不是。于是“讲真话”曾经是一件事关生死的天大事情。而当有人以舍生就义的勇气而讲出真话时，其对世道的震撼，当如石破天惊！ 巴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 巴金的赤诚缠绕着深深的自责和沉重的忏悔，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世纪不老的良知。他是一个大气磅礴、热情澎湃的书生，一个从未停止过对敌人攻击的精神战士。从天堂到炼狱，再到重返人间，这个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更与良心同在。他的一生都在寻梦，他的一生都活在激流中…… 巴金先生与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他的声誉不仅仅只是来自于文学，更多的还来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和生活风采，在他走后，又有谁能像他那样扛起中国文学的大旗，而且一扛就是半个世纪…… 几十年来，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照亮文坛，给人精神慰藉：他用文学扫除心灵垃圾，他用翻译拥抱整个世界，他用出版举荐文坛新人，他用行动推进文化事业。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他用真话敲打麻木不仁。如今，他却走了……世界的沧桑巨变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但就如他的朋友从前说的那样：巴金先生是一只雄健的鹰，他即使一言不发，也是一种威严，一种力量。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始终有一颗被命名为“巴金”的行星。
书籍目录
序论 生之忏悔 一、近于苛刻的认罪 二、曾经的遭遇 三、西方人为什么要忏悔 四、“罪己”的传统 五、“罪己”为什么不即是“忏悔” 六、巴金的“良心”第一章 年少本无文学梦 一、遥忆童年 二、幻美的梦想 三、《灭亡》奠定文学之路第二章 两个三部曲 一、爱情三部曲 二、激流三部曲第三章 亲情与友情 一、两个哥哥 二、萧珊 三、生活在友情中第四章 做一个战士 一、做一个战士 二、抗战三部曲 三、关于提高道德水准 四、小人小事 五、黎明前的黑暗——关于《寒夜》 六、胜利后的迷茫第五章 讲真话 一、雨欲来，风满楼 二、十年噩梦 三、随想录：用真话诉说……第六章 现代文学馆之父 一、现代文学馆之梦 二、化梦想为行动 三、不朽之梦永远延伸第七章 巴金如是说 如是说巴金 一、巴金言论 二、言论巴金结语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附录 巴金作品目录 巴金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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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照亮文坛，给人精神慰藉：他用文学扫除心灵垃圾，他用翻译拥抱整个世界，他用出版举荐文坛新人，他用行动推进文化事业。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他用真话敲打麻木不仁。如今，他却走了……世界的沧桑巨变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但就如他的朋友从前说的那样：巴金先生是一只雄健的鹰，他即使一言不发，也是一种威严，一种力量。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始终有一颗被命名为“巴金”的行星。 《世纪良知(巴金)》讲述巴金的一生。本书由彭小花著。
作者简介
《世纪良知(巴金)》讲述巴金的一生。
巴金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与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巴金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
巴金说：“我从小就不大爱讲话，但有很多感情要表达，所以才写文章。”
巴金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他就是这样一位为表达对祖国和同胞的爱，为“寻找出路”而写作，凭良心“讲真话”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世纪良知(巴金)》以生动、优美的笔调，多角度、多侧面地解读了巴金的精神与思想、性格与情感，更突出的是巴金的知识分子角色。本书由彭小花著。
图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