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的呻吟》书评

高尔基为何要求办理意大利护照？——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

摘自《光明网》 高尔基，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被剥夺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意见的权利。　　罗曼•罗兰：亲爱的高尔基非常孤独 　　1933年5月9日，高尔基乘坐的“让－若列斯”号苏联贸易轮汽笛长鸣，驶离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尔，于5月17日抵达敖德萨，再改乘火车，途经基辅，5月19日回到莫斯科。　　回国后的高尔基对待所谓“反对派”的态度，也远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例如，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曾于1933年9月9日写信给他，表达了以下意见：“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但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高尔基从根本上就不赞同他对“反对派”的斗争。　　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害后，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和包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内的所谓“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是他高尔基做一些调节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够解决的。紧接着基洛夫遭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改变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他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忧郁的沉思所压倒，也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　　高尔基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使某些人恼怒。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尔基的凶恶文章，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他已忍无可忍”，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　　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访问，其间罗兰记下的“莫斯科日记”《我和夫人在苏联的旅行》，记载了作者和高尔基多次面对面的恳切交流，揭示了后者不为人知的心灵面貌。罗兰发现：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反对盛行的浮夸风；当罗兰夫人因接到一个富农子弟抱怨所有大学和工厂都不接受他的来信，激烈批评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唯出身论”时，高尔基陷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窘迫和尴尬之中。罗兰回国后于8月25对日记作最后校定时补记的内容，曾这样勾画高尔基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久前他痛失爱子，忧郁构成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　　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意见的可能性 　　一回到苏联，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文艺思潮已经渐渐地被政策化、制度化。当时文学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阶级斗争”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工作几乎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于这一切，高尔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对文学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文学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反复呼吁要提高文学的质量，千方百计地制止文学的滑坡。　　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达•扎斯拉夫斯基的《读者短论：文学的腐败物》，文章指责加米涅夫（他刚刚被作为“新反对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政治审判）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称这部作品为“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大力支持加米涅夫的高尔基，则被扎斯拉夫斯基叫做“文学的腐败物”。　　作为一种答复，高尔基随即写反驳文章。然而，他的文章被《真理报》扣压，一直未能发表。敢于拒绝发表高尔基文章的《真理报》主编梅赫里斯，早先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这一切绝非偶然。显而易见，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政策的抵制已经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走近高尔基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者：蓝英年　　季莫费耶夫的《苏联文学史》译成中文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他在书中把高尔基称为呼唤革命的海燕，并说高尔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样的印象就留在很多人的脑子里。他们年轻的时候热爱苏联文学，后来从事各种工作，不再接触苏联文学，对高尔基的看法就难改变了。我的老同学们，都是接近八十岁的人了，去年初中毕业六十年，在北京聚会。一位工程院院士感慨地说，俄国出不了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了。我问他高尔基是怎样的作家，他说的就是季莫费耶夫的那几句话：革命的海燕，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想对他说他的看法太陈旧了，但他是研究涡轮机的，老同学难得一聚，何必说呢。 　　我在苏联(后俄罗斯)先后工作过四年，读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高尔基的新材料，改变了过去对他的幼稚的看法。还写过文章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最近读了汪介之先生的书稿《伏尔加河的呻吟———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此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不仅确信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符合实际，还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书中材料极为丰富，论述皆有依据，引文都注明出处，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高尔基如何对待革命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即1917年至1936年，从十月革命前夕到斯大林全面专政。这二十年在俄罗斯大地上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高尔基又如何对待这些事呢。高尔基呼唤过暴力革命吗？这就要谈高尔基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态度了。 　　高尔基完全拥护二月革命，认为现在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文化建设，教育民众，保卫国家自由，使其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祸害”。祸害指外国入侵和国内暴乱。高尔基认为二月革命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普及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和工人的教育。汪介之写道：“高尔基号召人们‘为未来而工作’，大力主张在广大普通劳动群众中推广和普及文化，特别要努力使无产阶级逐渐掌握系统的知识，明确自身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及相应的民主权利和义务。”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写道：“我们俄罗斯人特别需要组织起最高理性———科学，只有它的创造力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富饶起来，才能整顿我们肮脏的、恶劣的和羞辱的生活。”并“向工人、农民、工业家、知识分子，向全体俄罗斯人呼吁，吁请他们帮助组织起国家的科学力量、组织起科学创造的伟大事业。”一句话，高尔基这时期所做的工作是普及文化、发展科学和推广教育，以期达到科学组织生产，致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因此在这时期爆发暴力革命，高尔基是无法接受的。1917年7月高尔基写道：“还是文化吗？对，还是文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免于毁灭……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国内发展迫在眉睫的文化建设，那么，在我看来，这场革命便是无结果、无意义的。”他不赞同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暴力革命)改变二月革命后形成的局面。高尔基的观点与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截然不同。列宁在此之前发表了“四月提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即武装夺取政权。一个要捍卫二月革命的成果，一个要夺取临时政府的政权，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列宁当然不会接受高尔基的观点，还是要同战友们一起发动十月革命。高尔基同样不接受列宁的观点，不停地劝阻布尔什维克不要发动革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一周，高尔基在他所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不能沉默！》，恳请布尔什维克中央驳斥“十月二十日布尔什维克即将采取行动”的流言，避免七月流血事件再次重演(七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游行示威惨遭镇压)。文章当然不是驳斥“流言”，而是劝阻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高尔基担心暴力革命必将导致流血冲突、残酷镇压和无政府主义猖獗，这一切又必将毁灭文化，并认为这样的行动“注定要失败的，而且无论对国家、人民、政党和革命本身，都孕育着悲剧性的后果。”高尔基确信，暴力革命将给俄国带来无穷尽的灾难。 　　十月革命依然爆发了。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猛烈抨击各地发生的暴行，甚至指名道姓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他在《致民主派》一文中，指责革命政权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并指责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领导人“被权力的腐烂毒素所毒害”，“可耻地对待言论自由、个性自由和民主派曾为其胜利而斗争的所有那些权利。”甚至拿工人阶级的性命和血肉进行试验，已陷入涅恰耶夫-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高尔基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毁坏文物，践踏人权，焚烧书籍，街头私刑，随意抢劫。他不赞成“剥夺剥夺者”的口号，认为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应当是高尚的，应当杜绝使用君主制时代惯用的暴力方式和手段。他公开严厉批评列宁。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中写道：“俄国工人阶级正在被用来做一次无怜悯之心的试验，它将毁灭工人中最优秀的力量，并长期中断俄国革命的正常发展。”批评得不可谓不尖锐。布尔什维克对高尔基忍无可忍，1918年7月终于查封了《新生活报》。高尔基失去了舆论阵地，但并没有消沉，勇敢地行动起来。他把捍卫文化和保护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使命。 　　高尔基与列宁 　　布尔什维克以立宪民主党设立“民族中心”并与白军勾结为罪名，逮捕了一批立宪民主党人，其中有许多著名学者。高尔基得知后，马上给列宁写信，指出“逮捕几十位最著名的学者”意味我们在“消灭国家的科学力量”，是一种“粗暴而可耻的手段”。他“坚决抗议这种损害人民大脑的政策”，并激动地表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将站在他们一边，宁可被捕坐牢，也不参与——— 哪怕不声不响地——— 歼灭俄罗斯人民中的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力量的行动。”高尔基和列宁的主要分歧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高尔基把知识分子看做“国家优秀的大脑”，而列宁则把知识分子视为粪土。高尔基为解救被逮捕的知识分子四处奔波，不断给列宁写信，还一次次到莫斯科找列宁，列宁都给了高尔基面子。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缺乏食品，没有木柴。高尔基请求列宁“必须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应当供给他们面包和木柴。请您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做点什么吧！”在高尔基的呼吁下成立了“改善学者日常生活委员会”，高尔基任委员会主席。高尔基千方百计地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巧立名目，设立很多机构，吸收他们参加，因为参加后便可得到一份口粮。高尔基为了向年轻的母亲提供牛奶，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母亲需要牛奶，高尔基给食品分配管理人员写信，请求他们提供牛奶，为了加重请求的分量，竟说孩子是他的私生子。需要牛奶的年轻母亲很多，高尔基一律说成自己的私生子。食品分配人员大惑不解：高尔基哪儿来的这么多私生子？ 　　高尔基在革命后的几年，全部精力都放在拯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身上，为他们的衣食住行奔波。他给苏维埃各级部门写信，一次又一次到莫斯科找列宁。列宁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但仍不愿意与高尔基翻脸，只是劝他尽快离开俄罗斯，不要在这里碍事。1921年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地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您别固执了。”此前列宁就劝过高尔基出国疗养，但高尔基回信说：“对我来说出国并没有意义”，“我没有看到忙着出去的理由”，“您不要催促我出国，最好能多给我一些行动的自由。”高尔基捍卫文化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种种努力被列宁视为“徒劳无益地奔忙”，劝他出国，并且语气强硬。高尔基倡议成立的全国赈济灾民委员会被解散、成员被逮捕，对他不啻于当头一棒。很多人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参加赈济灾民委员会的。再加上诗人勃洛克申请出国治疗未被批准和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高尔基都爱莫能助，明白自己确实“徒劳无益地奔忙”，如果不主动出国，列宁必定遣送他出国。1920年10月20日，列宁在高尔基前妻彼什科娃寓所就曾对他说过：“如果您不走，我们将遣送您出去。”高尔基知道列宁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此时他身心交瘁，万般无奈，在国内呆下去已无意义。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黯然离开俄国。高尔基怎能算列宁的亲密战友呢？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等人才是列宁志同道合的战友呢。 　　高尔基与斯大林 　　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远不如列宁与高尔基的关系。高尔基与列宁私交不错，革命前曾多次资助过列宁。列宁与高尔基相识较早，斯大林革命前并不认识高尔基，革命后也没有多少往来。十月革命前夕在《工人之路报》上著文批评高尔基的《不能沉默》的正是斯大林。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极力动员高尔基回国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斯大林准备成立严格控制全国作家的苏联作家协会，而作协主席非高尔基莫属。斯大林希望高尔基协助他控制俄国知识分子，吹捧他的丰功伟绩，为接下来的大清洗做准备。1933年5月高尔基回国定居。高尔基并未成为斯大林的帮凶，相反，他继续为捍卫知识分子的权利而斗争，竭尽全力拯救被政权迫害的人，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如著名生理学家扎姆科夫教授在高尔基的干预下，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高尔基提议任命被斯大林打倒的政敌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法国作家谢尔日被苏联政府流放，指控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世界各国要求释放谢尔日。高尔基更不惜余力营救谢尔日，多次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请求他释放谢尔日。经高尔基三年不懈的努力，谢尔日终于离开苏联。高尔基组织编写《国内战争史》等三套丛书。高尔基曾在《论俄国农民》一书中谈到过他对国内战争的看法：“谁更残酷些，白军还是红军？大概都是一样的，须知双方都是俄罗斯人。其实，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完全确定地回答残酷程度的问题：最为主动的就最为残酷……”意思是红军比白军残酷，因为红军是镇压的一方。斯大林赞同编写《国内战争史》的目的是突出他个人内战时期的作用，与高尔基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书当然编不下去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列宁逝世后他写的《弗•伊•列宁》一样。高尔基一直不肯写。斯大林很恼火。亚戈达说的“狼，无论你怎样喂它，它的眼睛还是盯着树林”这句话，道破了斯大林等人对高尔基的真实看法。高尔基怎能算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呢？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是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之辈。　　至于高尔基是不是无产阶级作家，还可以探讨。高尔基出身社会底层，从小经受生活的磨难。但他与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作家的组织“拉普”敌视高尔基，顶多把他视为同路人。高尔基极其重视全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文化，视野比“拉普”作家开阔得多。高尔基要求继承人类所有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拉普”则要打倒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提法并不科学。高尔基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次才是俄国的著名作家。用不着在高尔基头上冠上“无产阶级”四个字。我想把这些看法告诉老同学，但限于篇幅很多事并没说清。我想请介之在《伏尔加河的呻吟———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出版后，赠送一本给我的老同学，书中全面论述高尔基及其创作。可这是一本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工程院院士老兄读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