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口述自传》书评

解读《郭廷以口述自传》和我的拙见

按:本文成文于2009年6月19日,是本人提交的课程作业,首次发布于飞扬, 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558441前言：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口述历史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自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口述史学建立以来，口述历史就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而口述自传即是由此应运而生的一种传记文学的新门类。顾名思义，口述自传即传主口头叙述其生平事迹，由他人笔录或者录音，然后整理、修改而成的自传作品，是口述者与撰写者相互配合双向进展的结果。我国台湾地区的口述史学研究，是在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主持下，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而开展起来的。因条件所限，一度几乎停顿。从民国四十九年开始到民国五十一年合作中止，先后访问约四十人，记录二百三十余万字，并搜集谈话人日记、年谱、回忆录稿本等。民国五十二年，郭廷以先生主持拟订了《加强民国史访问（口述史）计划》，重新启动了口述史学研究。 之后，台湾地区的口述历史工作呈蓬勃开展之势, 不仅学术成果极为丰富，而且由专业人士的层面进一步向全社会辐射，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关于《郭廷以口述自传》的由来，据郭先生自己说是受到了胡适先生的提示，于民国五十三年开始进行访谈的。访谈通常于周末下午开始，每次长达七八小时，共计十五次，民国五十八年，郭先生远走美国讲学，访谈即行终止。计划中关于郭先生筹备近代史所及其发展的状况没有来得及进行访谈，而且郭先生并没有完成对稿本的改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87年6月出版了由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林泉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的《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9年1月将其列入《百科史学．口述历史丛书》出版，只是书名依统一体例改成了《郭廷以口述自传》。 笔者依据的即是该版本。郭廷以先生是河南舞阳人，早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附中、东南大学学习。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史局秘书、清华大学历史教员、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等。1949年赴台，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晚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 在这部《口述自传》中，郭先生主要回忆了去台之前的经历。最后回忆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情况。该书并附录了吕实强先生著：《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以及《郭廷以先生简历以及著作目录》、《良规的志行》等。对郭先生的个人回忆部分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为进一步研究郭先生著作以及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一）我读《郭廷以口述自传》：该书篇章结构为：故乡的地理和人口、社会生活、家世、中学时期、大学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服务于中央党务学校时期、清华两年、从河大、政校到中大、战时我与中大、抗战后的经历、怀友忆旧等十二个部分，以及三个附录。我感兴趣的主要在于郭先生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因此我首先重点学习了他求学经历部分，从书中第四、第五部分看，他的求学经历很复杂：梳理如下：民国七年郭先生以蚕桑学堂的高小同等学力报考开封二中，以头名上榜。先是，郭先生准备报考留美学堂，但是因为法文班因故停办，不得已，报考了开封二中。很意外的情况是：当时，有一位体育老师给他们讲起时事，推荐他看《民国日报》、《救国日报》。他正是被这位先生引入了进步思想的学习当中。那之后，郭先生也开始借阅《新青年》，《每周评论》，我注意到郭先生认为：《每周评论》比《新青年》言辞更为激烈。这与我的个人成见有所不同。郭先生对“五四”运动的回忆与近年来学人，如罗志田先生的观察差不多 ：巴黎和会前，“不仅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有莫大的希望”。待到关于山东问题的消息传回国内，“泼了一盆冷水”，“学生们十分愤慨”。郭先生总结到：“‘五四运动’实在不是偶然的”。之后，郭先生参加了学生社团并积极撰写了攻击安福系和捧吴佩孚的文章。当时，“学生无不喜欢吴佩孚的”。这也提示了我们：五四运动中以及之后军阀们的表现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郭先生提到了“青年学会”以及主办的《青年》半月刊，郭先生认为该杂志对开封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但是并不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并认为以往大陆的宣传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所说是“难免牵强附会”。在相关回忆录中，这一点得到证实。 但是，正如主持其事的曹靖华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连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区别都还搞不清楚。”，然而，他们也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初步地离开了唯心主义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 郭先生于民国九年六月读完二年级之后就离开了开封二中，转学至南高附中接着求学。当时，在南高附中读书，常能聆听教授名流的演讲，郭先生自称受柳诒徵先生、刘伯明先生影响最大，乃至与梁启超先生也有了信函来往。郭先生介绍了自己“五四”之后的观察，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表述：“这时，凡是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买几本这样这类的书籍杂志，以表示学问的渊博，而藉以结交新朋友。”他也提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并认为当时共产党主要是注重吸收青少年。民国十二年，郭先生以头名从南高附中毕业，保送至东南大学，最初，他是想去北大的，但是听说“北大闹得很，请愿、打架、很少上课，学生住在寝室没人管……”于是决定留在东大。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对先生的学业来说，是个好事情；但是对以后的事业发展，却埋下了一个隐患。郭先生花了一定篇幅介绍了东大的师资以及办学特点，他总结说：“东大的精神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而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按郭先生的说法，他在学习历史过程中，主要得益于柳诒徵先生和徐则陵先生，他说：“严格说来，柳先生教我读书，徐先生教我方法……”。接着，郭先生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东大易长风潮，总结是：“两败俱伤，是东大的损失”。先生对国民党北伐时期政治态度的自我表白我颇为怀疑，但郭先生正是对北伐的军事有兴趣，而开始做日志，则是值得注意的。随着战乱，他也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涯。总结来说，郭先生的求学是颇有成绩的：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学的专业训练对他走上史学的研究之路有着莫大影响。学习之外，他也积极吸收新思想，参加了学生社团。而且正是出于对时事的关心，使他走上了专治中国近代史的道路。在结束了学业之后，郭先生是怎样走上专治中国近代史的道路的呢？这要从郭先生与蒋廷黻先生、罗家伦先生的交往谈起。书中是这样交代的：郭先生在南京时候受罗家伦先生邀请到上海，从事文书工作。接着亲历了上海工人起义以及“四一二清党”。郭先生认为中共当时计划武力夺取上海英租界 ，英国要准备武力镇压，所以蒋介石才决定“清党”。 郭先生披露了自己为蒋介石翻译《为清党对外宣言》之始末，提供了历史的细节。之后，郭先生到编译委员会工作，他的工作，一是搜集国民革命军军事史史料，二是继续做自己的“史事日志”。二个月后，编译委员会被取消，郭就随罗家伦先生到党务学校去了。在党务学校，郭先生仍然是在编译部，他自己坚持写民国大事记，并做了自印本。民国十六年，民国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以罗家伦先生为校长。郭先生描述了罗先生对清华的整顿口号：“学术化、平民化、经济化、纪律化”。对罗先生的改革举措，郭先生的评价是：“贡献很大”。仅举一例：在罗致师资上，郭先生发现了当时并不得意的蒋廷黻先生的著作《近代外交史辑要》，从而向罗先生推荐了蒋。后来蒋进清华之后，刊布《筹办夷务实录》，又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进而走上从政道路。民国五十二年郭先生与蒋先生见面，蒋指出：“你应该知道，我第一知己是罗志希（笔者注：即罗家伦先生）”。郭先生在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其伯乐发现千里马的自得。郭先生在清华先是做行政，后来也开了中国近代史的课，业余时间，他主要是游走于各图书馆、古书店，看了不少书，也接触了不少人。但他在清华的留学因事又未成。民国二十年，罗先生被清华赶走，郭先生应河南大学之邀，去教西洋近代史，并直接得到了教授名义。只教了半年，因为罗先生主持政治学校，郭先生就被罗先生叫去做行政，并兼中国近代史的课。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政局不稳，郭先生也是到民国二十二年，才正式安定下来，到中央大学任职去了。郭先生自己总结：战前四五年收获很大，一是写出《中国近代史》，二是编辑了《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和《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书中作《太平天国历法考》），发表之后，“轰动一时，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我注意到郭先生的这些学术成果也得到了以后大陆学术界的承认：比如周谷城，姜义华两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历史卷》就将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列入了。 抗战时期，中大在罗先生策划下一步到位，直接迁往重庆，“一劳永逸”。后来，罗先生因被指斥把持中大和中政两大学校，受到抨击，辞去了中大校长职务。此后中大校长如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人事一直不稳。民国三十六年，郭先生被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命为边疆教育司司长，任职时间甚短。郭先生自己对边疆教育工作的理解是：“不要他们‘汉化’，但要他们‘近代化’”。另外他提到了国立西藏小学，并说自己不很清楚其办学效果。我新近看到一本书，阅读到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可资参考。 民国三十七年，中大商议迁校至台湾，后未成，在这里，郭先生点了两个人的名，一是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将军以安全考虑阻止迁校，二是傅斯年先生“所关心的是北大，惟恐中大及其他大学教授退来台湾，台大请不了那么多……”。到台湾之后，郭先生拒绝了去台大任职 ，后接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先生邀请，到“中研院”组建了近代史所。至此，郭先生以“现在真是骑虎难下”的苦涩话语结束了关于自己的回忆。以后的部分即以《怀友忆旧》为题，回忆郭先生的人际交往情况了，因不感兴趣，未细读。（二）对郭廷以先生生平、学术研究的简评及前瞻：关于郭廷以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的研究，大陆目前成果尚少，笔者目前见到的一些纪念性文字，主要收录在他的家乡舞阳出版的文史资料中 ；至于学术研究，仅见有两篇针对郭先生的著作研究其某个具体学术成果的论文 。台湾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其小传《郭廷以（量宇）一九○四 —— 一九七五》 ，另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多种纪念文集 ，除了这些，还有《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 、《郭廷以先生书信选》 、《郭廷以先生遗稿辑存》 等文集；学术研究方面，有王尔敏先生著《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 ，内有两篇关于郭先生的研究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把郭先生开创的南港学派视作“非主流”史学学派，我认为：作为郭先生大弟子的王先生，做这样的划分是耐人寻味的。而张朋园先生著《郭廷以 费正清 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 则对郭廷以先生主持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合作，开展了个案研究，也回击了某些人对此问题的非议言论。总的说来，目前对郭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例如，郭先生的全集、年谱，传记、书信录的编辑等最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也才起步，现在台湾方面有郭廷以先生的门生故旧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值得进一步关注。我认为，对郭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拓展，发掘出民国时期“体制内”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领域，过去，这样的关注是不多的。但据笔者所见，现在对民国时期“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研究已有了可喜的尝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晓京博士大著《近代中国的“歧路人”—— 罗家伦评传》 ，正如张晓京博士指出：“这样的研究，“直接的‘拾遗补缺’和‘拨乱反正’，本身就是一种‘出新’，能力所及的话，还可以‘出彩’”。目前大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两岸学术交往的“常态化”，为进行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希望对郭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能够在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略。

（转）戴海斌： 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郭廷以和他的“史事日志”系列

　　戴海斌： 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郭廷以和他的“史事日志”系列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0月12日 10 版）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的宏大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30年代以降，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类编年巨著。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继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综计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也在所谓“年代学著作”范畴内。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可以说，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开始做读书笔记，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北洋时期军事繁兴，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 　　 　　 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他大三时，罗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时值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 　　 　　 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 　　 　　 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认为是一种“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归纳“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标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郭常向学生灌输“勤动笔”的观念，“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 　　 　　 李恩涵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