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章节试读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82页

虽然如此，在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华老还是未能免去遭受数学所造反派冲击的命运。
……
会后还让素有脚疾、行动不便的华老打扫走廊卫生。当然，与苏步青教授等在学校里受到年轻学生更多的凌辱和体罚相比，华老的处境已经算是较好的了。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华老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这些人还真是厉害。受到了这样的对待之后，依然没有对人性失望透顶？仍然有心去教导年轻学生们。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前言 - 前言

华先生于1931年去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图书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都是怪物么。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161页

其实，“哲学”观点不能代替物理原理，和任何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内容一样，相对论是相对真理、是打不倒的，只能发展。任何重大发展本身就是批判的。
哲学观点是最弱的，竟然也敢质疑科学成果。
外行指导内行，超级可怕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纪念华罗庚先生文集序 丘成桐 - 纪念华罗庚先生文集序 丘成桐

金坛华氏，百代之英。二纪其逝，思念无已。余习筹学，未逮古人，读先生书，慕情尤笃。洁语析理，闻之心伏。妙文隽语，康庄有道。
清季以还，中土离乱，天下糜沸，书残思缺。宋元算术，谁实继之？
先生起江南，读书清华。浮四海，从哈代，访俄师，游美国。创新求变，会意相得。堆垒素数，复变多元。雅篇艳什，迭互秀出。匹夫挽狂澜于既倒，成一家之言，卓尔出群，斯何人也，其先生乎。
朱弦未绝，空桑可抚。百岁冥辰，士犹仰止。谨集后学之辞，以光先生遗德。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163页

爱因斯坦写道：“竭力反对任何根据权威而产生的教条；而只成人经验和周密的思考才是真理的标准。”华老的生平大家都熟悉，如果不努力、不勤奋、不敢于面对、挑战大数学家，听命“三畏”之类的圣人之言，墨守切莫“班门弄斧”之类的成规，何以取得诸多世界顶尖水平的成就？华老也因此成为享誉国际的数学大师，成为权威，成为我们的光辉典范。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183页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另一全国性灾难的运动，即延续了10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即向知识分子传递了一个可悲的信息：“书读得愈多愈愚蠢”。华罗庚有好几年实际上处于家庭软禁中，他将侥幸生存下来归功于周恩来对他个人的保护。即使如此，他仍然遭到不断侵扰和质询，他的一些手稿（数学经济）被查抄，而且永远丢失了。他的同事与学生被发动起来发表攻击他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华罗庚就过早地停止发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
外国人写的就很直白了。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117页

其实，从1950年回国，华罗庚已经认定要跟随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数学搞上去，赶上东西方的数学强国。在1950年代有一大批海归的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对华罗庚触动很大，终于从1963年起多次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考验，华罗庚于1979年6月13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印象中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先进的啥啥各种来着的？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81页

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爱迪生也说过什么 1%的天赋，加上99%的勤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越是天赋高，越是需要勤奋阿。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永遇乐——华罗庚教授百岁冥辰纪念 丘成桐 - 永遇乐——华罗庚教授百岁冥辰纪念 丘成桐

家国飘零，关山难越，剑桥归处。
春老翠湖，滇池絮落，豪俊知几许？
克难时节，干云意气，任他暴风横雨。
灵光照、飞扬怒马，文章独擅俦侣。
神州再造，飞回头雁，子弟得教七五。
复变多元，堆垒难绝，矻矻求新路。
东游憔悴，高谈未竟，忍乘黄鹤归去。
而今算、星沉素数，难忘隽语。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275页 -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华罗庚 · 1950年2月归国途中
……
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
……
我们细细想想资本家握有一切的工具——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他说一句话的力量当然不是我们一句话所可以比拟的：等于在人家锣鼓喧天的场合下，我们在古琴独奏。
……
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民主”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民主，仅可能在真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不知道这些当年的人看到现在的社会是怎么个想法。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6页 - 我与华罗庚 陈省身

我与华先生有过多年的交情，第一次见面就在清华园，是1931年秋天开学的时候，到现在有七十年了。七十年之间，我们有时在同一个系，我们始终有不断的联系。他比我大不到一岁，是1910年生的。
想起我们最初在一起，1931年他来的时候，那时他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大学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是很少有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学历的关系，刚来时名义是助理员。那时数学系叫算学系，后来改为数学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学系的助教。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间房间，一共4间房间，是算学系的办公室。有一边是熊庆来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个桌子，是他的助教。外头一间有两个桌子，是周鸿经先生和唐培经先生的办公桌。罗庚到清华的时候就呆在我的办公桌，因为1931年我改为研究生，是学生了，他就做助理员，用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想提出来的是，清华在那个时期，算学系是很小的一个系，但是对于中国算学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史上有意义的一章。除了华先生之外，我们当时同学之中有庄圻泰、施祥林(庄圻泰后来是北大教授，施祥林是南京大学教授)，还有同学曾担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在那时这么小的规模之中，也产生了相当一群人，对于中国的数学有些影响。清华后来很发展，所以请了外国教授。那时请外国教授不是什么来开个会，吃吃饭，拿几个transparency(透明胶片)展览一下。那时是在清华园住一年。法国数学家阿达玛是国际上很有名的数学家，美国的维纳，都是在清华园里头住下来，讲课。现在做到这种样子的安排不见得很容易了。所以清华园规模很小，能够对中国的数学发展产生一些作用。
1934年我离开了清华，研究生毕业了，我到德国去念书。罗庚是1936年出国的，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跟随英国的大数学家哈代。他出国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汉堡，也在德国。所以我们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会。刚巧那一年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在台上。也很有意思，100米、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对希特勒是个打击。很遗憾，中国的运动员在1936年柏林世界运动会的成绩不大好，最有名的是游泳的杨秀琼，她游泳有相当的成绩，不过我记得她没有得什么锦标。中国地位最高的是符保卢的撑杆跳，不过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现在长进了不知多少，现在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运动会有很光荣的成绩。想起来，数学也有这个潜力的，不过数学需要的时间长一点。罗庚和我在柏林见面，也看看运动会，一起谈了很多。
1936年世界运动会之后，我到了英国剑桥，自然跟罗庚在一起。他那时的工作是关于解析数论，解析数论最要紧的法子是圆法，就是圆周的法子。很奇怪，数论是讨论整数的性质，但是要研究整数的深刻的性质，需要复变数。复变数跟素数的关系是很神妙的问题，罗庚做了很多工作，有他自己的贡献。他用圆法做华林问题，做塔里问题。关于圆法，很要紧的一个人是印度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第一篇文章是哈代跟拉马努金的文章。后来很大的一个进展是苏联的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罗庚对于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有很多的进展。他自己的一个贡献是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估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想罗庚在剑桥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关于解析数论，他的贡献非常多。
1938年他回国，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是清华的教授，因此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喜欢讲设备不够，或者支持不够。其实，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于本来有的书都装在箱子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再搬，所以图书馆的先生们都不愿意打开箱子。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大家的情绪很好，精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例如说，我们跟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有一个讨论班，我想那是1940年的样子。那时候西南联合大学的数学系出了几个很好的学生，如王宪钟、钟开莱、严志达、王浩、吴光磊。所以，假使有人，有这个精神，即使环境差一点，也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
1938到1943年，跟罗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刚到昆明的时候，去了一群人，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原来学校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借了中学的房子，那个中学很慷慨，拨出一些房子让西南联大的人暂时住。所以教授像华罗庚、我，还有王信忠先生(他是日本史的专家)，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摆得相当挤了，不过生活很有意思。三个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开玩笑，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现在大家希望物质不断进步，我想苦中也有乐。
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罗庚在昆明，我们时常通信。抗战胜利了，国家复元，我知道他有许多社会活动。我们相会是1946年在上海。那时我刚从美返国，他则将去美。他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我1950年去美，在芝加哥大学，他在伊利诺斯大学，相距甚近。他曾来芝大讲布劳威尔－嘉当－华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他1950年夏天返国，须过芝加哥去旧金山登轮，大家都佩服他的爱国热忱。此次相别，便天各一方，通讯也稀。幸媒体有时有他的报道，得知他的一些行动。
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我们才在北京会面，相隔二十二年。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他率团访美，过伯克利时在我家住了两夜，相谈如旧日，甚畅。1983年他访问加州理工大学，我从伯克利去访他，相距400余公里，自己驾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于2000年12月18日在纪念华罗庚九十诞辰国际数学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首刊于2001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24页 - 追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100周年 徐利治

……
为什么华会有“四十从政”的想法
抗日战争年代华先生在昆明时期曾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过，四十岁后他要从政。我有一次上他家时，也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很纳闷，想不通一位著名数学家为什么会有做官的想法。时隔数十年后，现今再来追忆当年情景，就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实情是，抗战年代昆明大学教授的生活非常清苦。华先生有个多子女的家庭，生活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当年抗战大后方的有权有势者的生活状况还是十分奢华的。在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刺激下，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识之士自然会萌生改造社会和变革命运的思想。但通过从政取得权位一般都认为是去获得变革命运力量的可能途径之一，所以华的从政思想意识，或可理解成是为求摆脱贫困寻求命运更新的一种意念冲动的反应。当然，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也一定会在华先生的头脑里有相当根深蒂固的影响。
抱有积极入世态度的华先生，一定知道20世纪初叶法国数学名家潘勒韦(P.Painlevé)担当国家总理时仍然继续搞数学研究的故事。特别，当年重庆政府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对华十分器重，华知道俞虽做了官也并未放弃“弹道学”的研究。所以可以相信，华的“四十从政”愿望，即使实现也绝不是以放弃数学研究为代价的。因此，在2009年1月出版《徐利治访谈录》226页上提到“放弃数学，他也是有可能的”说法，实在是对华先生低估了。
为什么华回国初期被说成“胃口太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老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一直是保留给华先生的。1950后华先生满腔热诚地回到国内时，他确实是抱有一番开拓中国数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图大略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国内熬过战争后期艰苦岁月的老知识分子，会是如何看待战后归国的人士的，他也不可能料到新旧中国在组织领导文教科研体制方式上的本质不同，所以华先生在归国后的第一年里，因为情绪紧张苦恼，而屡发胃病，也就是必然现象了。
清华大学一贯就有尊重科研工作的好传统，数学图书设备充足，理科优秀人才成长与聚集较快，华先生本人的早年也是从这里培养成才的，所以很自然地他把清华数学系看成为发展数学事业的“首选基地”。在这块基地上，当年已聚集有他的亲信者段学复(代数)、程民德(分析)和闵嗣鹤(数论)，所以他是充满信心地认为他必然是这块基地的领头人。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在清华元老与少壮派人物(周培源、钱伟长等)的联合反对下，他竟没有机会再回到培育过他的神圣基地。
当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正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但华已看到该所必将会有充裕而独立的经费支持，在罗致人才方面也有其有利条件，所以那也将是开展中国数学事业的重要基地。既然华先生早就怀有推进中国数学走向国际前沿的雄心宏图，而且早期的数学所就落址于清华园内，所以他主观上乐意成为两块基地的领军人物，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样一来，就不免招致有些人的背后议论了，说华回国后既要当清华数学系主任，又要当中科院的数学所所长，实在是“胃口太大了点”。其实，这里存在着东西方道德观念上的差异，西方人赞赏“毛遂自荐”，提倡勇于争占发挥才能的岗位，以实现事业理想与抱负，而最终有利于社会。然而东方人的道德观念是“克己”与“谦让”。华先生旅美多年，难免会受到西方道德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他早就是一位怀有强烈事业心的积极入世的人物，所以他回国后显示出的思想欲念与言行是完全能被知情者所理解的，后人应从积极性的角度来透视这位历史人物。
……徐利治，数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首批博士生导师，兼任大连工学院、华中工学院教授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6页 - 我与华罗庚——陈省身

1931年他来清华大学的时候，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了大学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是很少有的一件事。
现在更少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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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阿达马是国际上很有名的数学家，美国的维纳，都是在清华园里头住下来，讲课。他出国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汉堡，也在德国。所以我们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会。刚巧那一年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在台上。
经历略传奇呀。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的笔记-第114页

当年，我因为对政治运动不够热心，被批判为全系的“大白旗”（只专不红），好在我的出身是工人阶级（父亲做过多年的火车司机），再加上自己没有非常出格的言论（也可能是因为出身，对社会的知识很少的缘故），没有评上“大灰旗”（人生观灰暗）和“大黑旗”（思想反动）。
真心扯。貌似现在某些地方还有这些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