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会笺（全2册）》书评

《論語會箋》解說

《論語會箋》解說王曉平《論語會箋》為明治時代竹添光鴻所撰，既是日本《論語》舊注疏的終篇，也是近代《論語》研究的伏筆。雖然這部書在中日兩國的名聲遠不如作者的《棧雲峽雨日記並詩抄》，卻是研究日本論語學和經學不可不讀的一本書。竹添光鴻（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漸卿，號井井，肥後天草人，文學博士。其父光強，號筍園，為江戶時代的名儒廣瀨淡窗門人。光鴻從四歲開始跟隨父親讀《孝經》,五歲讀《論語》，七歲學讀《資治通鑒》。光鴻還曾跟隨著名漢學者森槐南學習過詩文。竹添光鴻曾任日駐天津領事、朝鮮公使，東京大學教授。一八七七年曾將胡秉樞的《茶務僉載》譯出，由內務省勸農局刊行。竹添前半生活躍於政治舞臺，在杭州會見俞樾時朦朧中對“政治讓書生走開”似有所悟。即使從政歲月，也以治學為樂。在天津擔任領事的一八八二年，還手錄《孟子論文》，由東京奎文堂刊行。著述甚多，編有《元遺山文選》(奎文堂，一八八三)，手抄《元遺山詩選》（奎文堂，一八八三），參評《清大家詩選》（5卷5冊，奎文堂，一八八三年），編有《評注歷代古文抄》，包括《左傳抄》、《國語抄》、《國策抄》、《史記抄》、《漢書抄》（奎文堂，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有《獨抱樓詩文稿》（平野彥次郎校，吉川弘文館，一九一二）。他對經學的態度，不太附和明治時期用鼓吹儒教乃“皇道之羽翼”來論證有用的舊學派，也和急於搬用西方文學史觀來整理中國文學材料的早期新派保持了距離，而是注重打通漢唐宋明清代注疏之學與日本注疏之學的聯繫，樂於利用日本自古以來保存的抄本與和刻本資料，來為舊經學作修補總結，力圖以純學術的操作，重返歷史現場，還原孔子及《論語》的原貌，避開讀經實用效益的議論，把功夫切實下到了對文本的解讀之上。竹添所著《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箋》，合稱三《會箋》，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成果。這三種書，相互為用，互相闡發。在《毛詩會箋》和《論語會箋》中多融入他對《左氏春秋》方面的知識。他主張讀經而力行，在本書中說：“蓋聖賢之修己治人，其盛德大業如此，而其言皆非徒言也，其學非徒學也。後世學者，談孔孟，說仁義，而少力行之實。”由於對詩文的愛好，他對《論語》的解讀不止步於文字的考辨和語句疏通，不僅力求捕捉和重現孔子及其弟子言談的文化語境，而且注重體察現場氛圍和氣場特徵。他的箋注文字，有些是從文學角度了解說文句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出大正時期“支那學”中的文學研究手法的萌芽。對於《論語會箋》的寫作來說，除了中國學者俞樾之外，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是安井息軒。息軒的考證專在經書，從這一點來看，竹添井井可以說是息軒遺志的繼承者。井井雖沒有直接師事息軒，但息軒所著《北潛日抄》等出現了井井的名字，井井一定會見過息軒。井井寫出了《論語會箋》、《左氏會箋》這些經書的精要注釋，而《左氏會箋》收進了《漢文大系》，且《左氏會箋》總論一開頭近乎全文引用了息轩的《左氏辑释・总论》中的‘衡案’内容。 安井息軒是德川時代最後的大儒，以古學任昌平夤儒官，聲望頗高。所著《論語集說》六卷，受到清代學人重視，稱其學術博深，識見高明。息軒雜取皇侃《義疏》、刑昺《正義》、朱熹《集注》、清儒考證、仁齋《古義》、徂徠《論語征》等，以古注為本，矯正朱熹高遠不實之說，補訂清人考證忽略義理之弊，采古今所長，言己見論斷慎重，作為《論語》注釋頗有價值。從俞樾記述的與竹添井井的談話來看，竹添也以自己為安井的學生和晚輩自命。另一個就是木下韡村。竹添在熊本時曾師從韡村，故在本書中唯對其尊稱“韡村先生”，木下韡村（1805—1867），名真太郎、犀潭，號韡村，為光鴻之師。竹添還編有《韡村先生遺稿》（奎文堂，一八八四年），校勘《孟子不動心章講義——山窗閒話》（木下真太郎著，木下重三刊，1916年，附錄韡村先生遺稿拾遺）。《論語會箋》以朱注為本，網羅漢唐宋明清各家學說及日人解釋，博蒐約取，點校矜慎。日人豐田穰稱許其勝於劉寶楠氏《論語正義》。為“闡明經旨”，竹添在對清儒漢學派傳注派著述如劉寶楠《論語正義》、俞樾《論語鄭義》、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的鑽研，超過了江戶時期的學者，在同期的日本學者中也堪稱用功最深。對於考證類學者如毛奇齡、江永、桂文燦、方觀旭等的著述，今文經學學者劉逢祿，以及阮元等人的著述也都加以參照。不僅如此，對於崔述以及許多學者，包括一些非著名學者的著述中自己認為于理解文義文情有益的一得之見，也廣為引述，以朱子《論語集注》為本，仿照乾嘉學派以來清儒為各經作新注的方法，對《論語》作會箋。《論語會箋》之出，也就宣告了江戶時代以來的日本《論語》注疏之學完美落幕。對於今天的《論語》學來說，《論語會箋》的價值還在於竹添光鴻利用日本所傳各種《論語》版本文獻加以考核論斷的成績，該書核校日本流傳的古版本有皇本、皇疏、引皇侃語、正平本、南宗本、足利古本、菅氏本、菅家本。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平本、足利古本和菅家本。正平本是日本最早翻刻的儒家經典，保存了《論語》昔日風貌，傳入中國後最初被當做高麗本倍受學人青睞，清末翻刻收入《古逸叢書》，還是《四部叢刊》選用的珍本；足利古本包括多種寫本，足利學校有日本最早建立的孔廟，歷來重視《論語》教育，至今仍有“論語素讀運營會”,提倡高聲誦讀《論語》。江戶時代山井鼎、物觀編撰《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曾用足利古本以參校。山井昆侖（一六八〇——一七二七）和根本遜志（一六九九——一七六四）利用足利學校所藏宋版《五經正義》舊抄本對《論語》所作的校勘，後經荻生徂徠之弟物觀（一六七三——一七五四）補遺，收入《七經孟子考文》。遜志還在足利學校藏本中發現久已散佚的皇侃撰《論語義疏》，並親自抄寫，參照宋人邢昺所撰《正義》予以整理，於一七五〇年刊出。此書由武林人汪鵬購回，和刻本皇侃《義疏》為北京文淵閣收藏。日本經學以學官世襲的方式傳承，菅家是最重要的明經家之一，世代校核傳授的寫本，極為珍貴。不僅與竹添同時的晚晴學人，很難見到這些文獻的原件，就是今天，仍有一些未在中國學人面前現身。竹添得日本資料之利，為《論語》諸本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據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目錄》，現存從唐寫本到近世日本《論語》寫本凡百一九種，利用這些寫本展開《論語》文獻研究，乃是今後的課題。竹添光鴻對日本學人的《論語》研究成果，與漢唐宋明清學人一視同仁，甚至更為留意。根據豐田穰所編《日本人研究論語著作目錄》，從林羅山的《語論八佾諺解》起，到林泰輔《論語年譜》，共為九〇種（一九三七年東京春陽堂刊《論語講座研究篇》），幾乎都是江戶時代的書，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選錄日人的論語著作共四三種，是採錄豐田穰目錄中較重要的。近年研究，江戶時代的《論語》著述要多於這個數目。竹添光鴻援引江戶先儒近三〇人，包括古學派、朱子學派、折衷學派等各家之說。不過，由於《論語會箋》沿襲古人做法，引用時舉學者之名而不標書名，舉學者之名時，又時舉其名，時舉其字或號，今天不熟悉日本經學史的學者頗感不便。下將其所引學者簡況簡列於下，大體以其援引次數多寡為序：中井履軒（一七三二——一八一七），名積德，朱子學派。撰《論語逢原》二〇卷（《四書注釋全書四 論語部四》， 東洋圖書）。佐藤一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名信行，又名坦，號一齋，朱子學派，又治陽明學。著《論語欄外書》二卷。伊藤東涯（一六七〇——一七三六），名長胤，號東涯，著有《論語古義》，又編訂《論語集解標記》一冊，東京千鍾房，一七七八年〔和刻本〕。古賀精里（一七五〇——一八一七），名樸，字淳風，朱子學派。撰《詩四書集釋》一〇卷、《經語摘粹》一卷。古賀侗庵（一七八八——一八四七），名煜，號侗庵，古賀精里第三子，朱子學派。撰《論語管窺記》一卷、《論語問答》二〇卷、《論語問答備考》一卷。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字茂卿，故亦稱物茂卿，號徂徠，本書中亦稱物氏。荻生徂徠撰《論語徵》，劉寶楠《論語正義》曾引用其說。伊藤仁齋（一六二七——一七〇五），名維禎，假名（通稱）源佐，號仁齋，古義學派。伊藤仁齋撰《論語古義》一〇卷。安井息軒（一七九九——一八七六），名衡，號息軒，撰《論語集說》。木下韡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韡村，為光鴻之師。龜井南冥（一七四三——一八一四），諱魯，號南冥，古學派。撰《論語語由》一〇卷，語由為發語之由來之意，探究解釋《論語》中孔子及其門弟子發語之由來。收於《四害注釋全書》第四卷；龜井南冥《論語語由・同補遺》（《龜井南冥全集），葦晝房，一九七八年。龜井昭陽（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名昱，號昭陽，著《論語語由述志》，尚有《論語語內述志》一〇卷（寫本）龜田鵬齋（一七五二——一八二六），名長興，故亦仿中國略稱龜田興，號昭陽，折衷學派。撰有《論語集注異說》二〇卷。海保漁村（一七九八—‑‑八六六），名元備，號漁村。著《論語通解》一〇卷。太田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名元貞，號錦城，折衷考證學派，著《論語大疏》二〇卷。豬飼敬所（一七六一—一八四五），名彥博，號敬所，折衷學派，著有《論語考文》一卷。慊堂松崎，即松崎慊堂（一七七一——一八四四），在異文考辨方面多有成就，撰有《九經字樣審定》一冊、《五經字樣審定》、《四書劄記》一卷、《審定石經十三經》三十文本等。。尾藤二洲（一七四五——一八一四），別號約山，朱子學派，撰《論孟衍旨》二卷。齋藤拙堂（一七九七——一八六五），諱正謙，字有終，朱子學派，著有《拙堂文話》、《續拙堂文話》等。關於孔子和《論語》，竹添光鴻尚發表《孔子之世》（《漢學》第一編三號，第一至第六頁一九一〇年七月）《孔子之學》（《漢學》第二編一號，第七六至八一頁，一九一一年一一月。竹添光鴻《論語會箋》最初是由其養子竹添履信刻板刊行，為一〇卷一〇冊，後收入崇文叢書第二輯第二二至三七冊，綫裝，二〇卷一六冊，一九三四年刊行。臺北廣文書局二冊一九六一年一二月刊。本書據崇文叢書本影印，底本是東京崇文院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分數次印製發行而最終完成的。本書影印本第三卷衍了第二二頁，缺了第一六頁。此與叢書集成續編的一九二五年版版式完全一樣，所以便用叢書集成續編版的一六頁來補充此本缺失的第一六頁。 竹添光鴻在政治和學術兩種舞臺上秀出了雙面人生，而這兩個舞臺都與中國和中国文化相關。就學術而言，俞樾在自己的《春在堂隨筆》中曾經記述了光鴻的到訪與兩人的交談，後來陳衍的《石遺室詩話》也談到：“彥楨所師為竹添君，名光鴻，字井井，著有《左傳會箋》、《論語會箋》、《棧雲峽雨日記》，自尊人篁村先生，名重禮，學兼漢宋，平生無他嗜好，但愛書籍。”竹添的著述先是在臺灣翻刻影印，近年也現身大陸讀書界。繼《左氏會箋》由岳麓書社影印之後，《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也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日本，二〇〇〇年岩城秀夫校注並譯成現代日語的《棧雲峽雨日記》收入東洋文庫，町田三郎等學者也對於竹添光鴻的作品展開了研究。近年來，竹添光鴻的學術成就逐漸引起中日兩國學者的關注。臺灣學者金培懿撰《復原與發明——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之注經途徑兼論其于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意義》（《中國文史研究集刊》第三〇期）認為，“《論語會箋》乃近世日本《論語》注釋轉為近代日本《論語》研究，由舊學轉新學之過渡，竹添光鴻三《會箋》之作業，基本上可視為日本傳統注疏學的總結，就誠如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經注著作，乃中國傳統注疏學之總結。而此《會箋》作業也預告著：日本漢學的舊時代即將結束，而新時代即將來臨。另外，由竹添仿清儒為群經作新疏這一作為，更可以看出京都支那學中，清朝考證學成分所以存在的這一學術發展的內在一貫連續性。而此即竹添光鴻三《會箋》於近代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定位。”應當說，關於竹添光鴻及其著述的研究，首先關係到對中日學術史上經學位置的認定，其次還涉及到對近代中日文學觀念的演變與異同，還牽扯到竹添光鴻個人的觀念與個性。值得探討的問題既多且複雜。不過，作為後世學人，對待包括《論語》在內的古代文化遺產，我們首先該是尊重、學習，把它讀懂，而後才能談得上其他。如果只講“急用”，恐怕就難對《論語會箋》這樣的著述作出公允評價，而且或許會有一天，我們能“用”的那塊天空越來越狹小。而在日本，學人依靠訓讀和現代日語譯文來研究中國古典，幾成學界常態，有竹添光鴻這樣漢文原典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的學者實已不多見。由於本書的影印發行，可以預料，竹添光鴻的《論語會箋》最大的讀者群，就此便從日本轉到了今日的中國。http://hi.baidu.com/%E5%AD%C2%AE%CA%E9%C9%FA/blog/item/ee40cdb63cc154d530add12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