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书评

好得不用再说了

梁启超的东西，就不用再说了吧，梁这样的奇才，就是查遍整个世界史，怕也不多见。这本书，我六年前看的，现在手头没有，仅说一个印象。印象中这是作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压缩版，作者的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三百年学术史，被称为双峰并立，后两本我都没有来得及看。梁的概论似乎是急就章，虽然他在前言中故作谦虚的说，自己没有参考资料，很多东西都记不清了，全凭记忆，一定错误很多云云，但这些话实际是在吹嘘自己记性如何好，能全凭记忆写学术史，并且一扯三百年，书中有很多长篇的引用，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梁也全记住了。不想多说了，作者的文采太好了，见识也高，半文半白，读起来象读小说，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并且可以反复来读。我曾说过，梁才如江，康气若海。梁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在气势上，在对事物的思考上，在对信念的坚持上，或者对信念的思考上，梁就只能是康的徒弟了，梁就立马显出了小来。

浅谈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 ——读《清代学术概论》有感

1920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由于梁文史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完序后篇幅几与蒋书相等，限于序文体例，遂独立成书，起名《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是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 作为清代学术发展的总特征，不仅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重新论列，更是其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一、“以复古为解放”概念的提出梁启超关于“以复古为解放”之概念，早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就指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尽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要而言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此处有类比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味，梁氏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是因为他乐观地相信并确认清代学术同样会给中国带来思想解放，一如欧洲的文艺复兴。 以此为出发点，决定了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对上一阶段学术的推翻，表现出的形式为复古，最终达到的目的是思想解放。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则正式提出了“以复古为解放”之概念，先是认为“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又说：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二、清代学术是否走“复古”之路我认同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以‘复古’为其职志者”的说法。纵观中华历史长河，几乎每一朝代都有其学术重点，朝代的兴替，往往伴随着学术的兴衰，新思潮取代旧思潮。清朝也不例外，“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当此学风凋敝之时，作为清初启蒙期大师之一的顾炎武“对于晚明之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王夫之亦“攻王学甚力”。 梁氏举出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期大师对王学的抨击，就是为着证明清学复古的第一阶段，即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在清初启蒙期的大师中，有些人不单是反王阳明，还连带着反程朱。如颜元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故误人才败天下者宋学也。”阎若璩所写《古文尚书疏证》，使“一切经义，皆可成为研究之问题”，胡渭著《易图明辨》，“ 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使宋学“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阎、胡开启了考据学的先河，推动了清代学者的怀疑精神。随后清学进入以考证学为中心的全盛期，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戴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孙念王引之等对音韵、训诂研究甚巨，且校注了如《说文解字》等大量经书，使清学复古又向汉唐迈进，进入复古的第二阶段。清学于乾嘉盛世至全盛，道咸以后，进入了所谓蜕分期。今文学派之启蒙大师庄存与、刘逢禄及今文学健将龚自珍、魏源主攻古文为伪经，认为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使业已熄灭两千年之久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这一时代重燃，是谓之“复西汉之古也”，即复古的第三阶段。今古文之争一路蔓延，到清末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则使“数千年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学者对所有古文经皆疑，这种质疑精神一路往下，加之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学者多思考孔孟之弊，将孔孟之学还复诸子之中，追溯至思想之最早期，解了自先秦以来所有注疏之弊。至此，清代学术经历了“复古”的第四阶段，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综上我认为梁氏之综括清学以“复古”为中心颇能切合其特点，然清代学术为什么选择“复古”作为治学的主要方式，并最终形成考证学的思潮。而不像历史上其他时代的学者独辟蹊径，思想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呢？三、为什么走“复古”一方面，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由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为了统治思想，清除异端思想，甚至大兴“文字狱”，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如果讥议时政，稍一不镶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因而只能“退而论书策”，只是清代学者选择了更乏味的考证学，然随乏味而不乏意义，考的是历史真伪，动摇的却可能是世代权威，需要极大的精神定力与极高的人格独立。而由于儒家的传统的思想教育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几乎一直是官方的核心思想观与价值观，也是思想统治的工具之一，在读书人心中已根深蒂固，所以当他们对现状不满时，往往打着儒家孔学的招牌，引用圣人的经书和言行以自重，即打着复古的旗号，或是用复古的形式来表达新的进步内容。如清初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极力描述唐虞三代的理想盛世，劝导时君世主向此看齐。另一方面，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其与世界隔绝并逐渐与世界潮流脱轨，无法接触交流当时西方文艺复兴先进的思想、制度、艺术、科学等形而上的优秀成果，虽然后来主动“师夷长技”，但晚清在制度上已经极为腐朽，无力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而在乾嘉时期的清人更未能接触到西方“洋务”，更谈不上主动引进学习，所以那时并没有的新的路途可供借鉴，因而只能到漫长而辉煌的前代去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的复古可说是体制所迫与时代所限的结果。四、“复古”与“解放”“以复古为解放”，是梁启超对清代思潮所下的定义，它解释的有效范围也局限在思想史。清代学者接手过来的学术积淀悠久而繁杂，要使中华文化在继承中得到升华，他们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之前的学术由于历史原因遭割裂、中断、误解、迷信，清代学者对其重新反思、定位、追溯本源，作复古运动，即是对当时学术困境之解放。清代学术的“复古”在历史上也确实起到一定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其动摇了一些被奉行了上千年之久的经典、权威，唤起了学者的怀疑、批判精神，而这正是治学的根本要求。而晚清今文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文化时期诸子学的兴起、疑古思潮的兴起甚至激进如“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都发生在康有为将孔子这尊神像请下祭坛之后。以反孔教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在梁启超看来，正是清代学术一路复古，解放思想的直接后果。然而在复古的过程中，总是解放一家而陷入了另一家，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打破旧的权威偶像，形成一度的思想解放，但是从复古中又是不断产生和恢复故有的权威。这样就注定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而离开思想领域，清代学术的“复古”所能起到的解放作用则微乎其微，因为学术上复古，则会造成新的尊古，而尊古又会导致行为上的托古，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就是在托古的基础上实行改良，这种方式仍是局限于体制之内，而事实证明想用体制内的东西改革体制本身是很难的。清代的学术，是对旧学之阐释，对学术之复古，既是寻求新知、对学术本身之解放，又是对传统文化之继承，更是对中国历史文明之体认和探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每一代学者都要肩负起继承、升华、传播优秀文化的历史重担，清代学者“以复古为解放”只是完成这种使命的道路之一，在时代的压迫与局限之下，他们没有放弃，亦不甘平庸，而是回溯漫长历史探寻出路，虽然他们的工作谈不上圆满，也已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这种踏实朴素的学风比空想的宏伟蓝图更值得尊敬。此刻，我仿佛看到清代学者们正在煤油灯下耐心的翻阅浩繁卷帙，怀着一颗批判的心，检验着历史的真伪。参考文献：[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夏晓红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吴岩.论_清代学术概论_的以复古为解放.[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6]符思毅.论梁启超“复古与解放”概念对近现代学术发展趋势之影响.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01)[7]李锦全.评“以复古为解放说读梁启超_清代学术概论. [J] 求索1984,(03)

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近两百年的学术，一言以蔽之为“以复古为解放”。具体来说是“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此番概论，承接与梁启超对于时代思潮的概括，又阐述与其对于清代各流派的分析。总体来说，我认同这一种概括的说法，但却觉不应严肃的把它作为清代学术史的主线。我将从三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会谈一下我对时代思潮的理解，接着在分析一下“复古”与“解放”之含义，最后谈一下我对清代学术的理解。　　　论时代思潮　　　梁启超按佛说“生、往、异、灭”把“时代思潮”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期。此种理解，最为保险也最为被大众所接受，因其基本是一条普适的规律，任何事物的诞生与衰亡，无非都可按时间顺序概括为这四个时期。于是，作者便以此为预定准则，认为清代汉学之兴起源于宋明理学的衰弱，“若创新必先推旧”，作者认为汉学之起源与宋明理学的衰败有关，或者说，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推翻宋明理学而导致了汉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他的道理，因为宋明理学重理解而轻实证，汉学重实证而轻大体，两者看似互相对立。而我要问，为什么能反对空疏主观的思想风气一定是实证考据的汉学？为何不是，亲历亲为的实践学？为何不是援引外国之学术的思潮？为何偏偏是考据学？按梁启超对“时代思潮”的四分法，则完全解释不了上面的问题，因为它过于普适，也即过于浅显，忽略了太多的社会背景，历史遗留的因素。即使梁启超在后文也对汉学的发展有详尽的分析与探讨，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汉学与宋明理学的传承关系，还是保持他先入为主的“创新必先推旧”之说。实在是一大缺憾。　　　“时代思潮”只是一个表明时间和某一领域风气的概念，我认为不同的“时代思潮”之间，并不一定有对立关系，它们是互相独立（但是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联）的，甚至更可能是相互连续的。汉学的成长土壤，便是基于理学之铺垫。　　　“复古”与“解放”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所说的“复古”，是指学者更加尊重和相信汉代的经传，汉代的思想理论，而不再相信当时宋明流传下来的连续成果。这种思潮的出现，与宋明理学的空疏，主观因素太多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复古”的起因并不在此。明清交替之际，外族人从汉族手中接过了中国，相对落后的满族文明在对汉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屠城之后，终于取得了表面上的和平。此时此景，不仅屠城对人民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被“异族”统治也震惊了许多学者们的内心，学者们不禁开始怀疑，从自我怀疑到民族怀疑，最后怀疑到了他们的饭碗——学术上，既然连我大汉族都可以被异族统治，那还有什么不能怀疑的呢？再加上，满族刚夺过政权，又出于落后民族的不自信，对当时的文化与学术进行严酷的镇压。学者们一边内心震撼充满怀疑，又不能继续发表议论，自然就会有人开始研究“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正是所有宋明理学家的研究根本），这一研究不要紧，便有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此书一出，震惊整个学术界。原来宋明看的《尚书》都是假的？那还得了？于是闲来无事的学者们终于发现了事情做，接二连三的投奔到考证学的大军里来。于是惠栋大笔一挥，发明了“汉学”一词，从此对汉学崇拜之人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其实当时也并不是只有汉学一家，浙东学派的史学研究，顾炎武钱大昕的金石学，都有比较高的成就。但总体来说都是，谈理义的越来越少，研究古文的越来越多，经世色彩越来越重。这在我看来，不是一种“复古”，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在政治迫害下的学术倒退，不能去研究当今社会的理义道理，只能去研究千年前的经典篇章，或者研究历史，汉学的兴起，是基于这种背景下，碰巧宋明文人留下太多糟粕。这样的“复古”是一种“怀疑”，而所谓的“解放”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倒退”，已经不止是梁启超所说“以一种枷锁代替另一种枷锁”，这种倒退不光是学术的倒退，而是整个中国的倒退。　　　我对清代学术的认识　　　我在第一部分提了几个问题，大致表明了相同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清代学术是以“汉学”或者说“考据学”这样的方式呈现的。在这里我来试着回答一下。　　　第一我认为是宋明理学的遗留。宋明理学注重阐明义理，但根基离不开经典，而“考据学”需要被“考据”的东西，那便是经典，又因为宋明学术太过浮夸，虚假泛滥，使得“考据学”成为一件必要之事，“考据学”的兴起实属必然。　　　第二就是社会政治的变迁。屠城的暴力镇压与“文字狱”的思想镇压使明朝遗民也即清朝的开代学者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对义理之思考更是不敢公开讨论。而他们根深蒂固的大汉民族先进之观念被残暴的推翻，又滋生了开代学者的怀疑之精神。因此，以谨慎与怀疑为主要品质的“考据学”最为保险，又满足了学者做学问的要求，自然就成了当时文人的主要事业。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为代表的“怀疑”与“谨慎”相结合的作品为开端，大批的学者遍步了“考据学”的后尘。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华文明的封闭。儒家之传统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史上太根深蒂固，无论怎么样颠覆怎样变革，宋明理学与清代汉学的核心都离不开儒家经典（当然汪中也对荀子和墨子等人的思想做了研究，但终究只是为其平反）。且当时封锁的国家状态，也让学者鲜能接触到其他不同的思想。所以“解放”之路终究只能以“复古”寻求。　　　而这一切，这两百年的时间，我认为是中国落后的两百年。学者从开始被长期压制，自我反省寻找自我解放的方式，再到后来服从于现实，经世致用，在我眼里，他们已经缺少了学者该有的那一份孤傲的责任感，承担起民族精神前锋的责任感。正是这两百年的“考据”思潮，让整个社会的思想死气沉沉，连学者都沉浸于远古的欢愉之中，避开现实，那些受困于现实的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又怎么得到灵魂超脱？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家们为真理其仆后继，为人民的觉醒死而后已，而我们的学者呢？像王夫之一样躲在山上安然做学问么？　　　也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已经丧失了先进的头脑，退步了。我宁愿相信许多人只是现实不得志而寻找一种不让自己那么无聊的事情来做吧。比如戴震，他在朴学方面做了相当多且相当好的研究，也成功获得皇帝的赏识，但是他自己最推崇的一本书《孟子字义疏证》则又回到了对理义与精神的探索，我相信这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只是迫于环境所迫，他不能全心致力于这些，对整个民族有用处，真真正正有用的东西，还反而因这部书遭到了同时代人的非议，多么可悲！　　　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做着史学，地理，天文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本身就需要有“考据学”的严谨扎实的态度，也因为经学转向了“考据学”而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形成了清代学术博大的特点。这可以算是“倒退”中的“进步”吧。　　　　　　总之，我认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来形象的理解清代学术是大体可以的，但细细深究，恐怕有待商榷。

消失的晚清学风和民国范儿

对于清代的学者，固有的观念使我们以“迂腐的考据”一言以蔽之，故而据此而言中国数百年文化为酱缸，将古人一笔抹杀，实在是可笑之至，梁任公这两本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即对此三半年之学术精神进行的科普，读罢后掩卷，此乃中国真学术也，今人著作等身，相比三百年之学术，不过狗尾矣。任公对于三百年学术若简明言之，即“复古”二字，或曰“中国之文艺复兴”。相较欧罗巴之文艺复兴，仅复兴与希腊罗马之文化，而中国则是一步步的复兴，明末清初思潮克服明末王学之弊而复兴宋学、乾嘉考据学克服宋学之弊而复兴汉唐经学、今古文之争克服东汉经学之弊而复兴西汉经学，诸子学之争克服西汉经学之弊而复兴先秦诸子学，王官学之争克服先秦诸子学之弊而复兴三代王官学。在层层渐进的“复古”中，学术思想得以逐步摆脱传统的压制。若是外行看到这里便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谓恢复者何？考据者又为何？一字一句这种穷酸腐儒式的论证究竟有何意义？其实谬矣，所谓文艺复兴，中西两者皆是一样，即是希冀借恢复之名而提出自己的理念，西方进行的则是启蒙及宗教改革，提出人权和中央集权以步入近代化国家运行模式。而中国则是两种思潮的对峙，一种是希冀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其目的在于救国济世，更或者说是延续千年固有的一种“尧舜理想国”的思想在作祟，而另一种则是在宋学官方化的旗帜下谋求一官半职。前者称自己为汉学，而以批判宋学及批判被官方承认的“学术”，且不断复古为灵魂。其实如今的学术亦是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每个学者都希望能做真正的学术，而另一方面却不断的由于体制的原因有一大批人在做“论文式”的垃圾学术。真正的学术是可以救国的，更可以救人心的，而垃圾的学术，现在，百年后一直都是垃圾。可是，为什么曾经的学术会变成垃圾呢？或者说曾经的学说，曾经的理念，曾经的党派会越来越偏离本身的轨道呢？我记起曾看过的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他的思想深深的震撼着人心，在一九二九年的八月三日，克氏宣布解散专为他设立的“世界明星社”，他发誓即使一无所有也不成立任何组织。因为真理不在任何人为组织中，而纯属个人了悟，一旦落入组织，人心就开始僵化、定形、软弱、残缺。他的另一项惊人宣布是，他否定了所有过去的通灵经验，认为一切心灵现象都是人类接受传统暗示和过去习性的策动而投射的念相。其实，即是克里希那穆提的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再证明，所谓“传统的暗示和过去习性的投射”不就是唯识宗所谓的阿赖耶识么，然而，若是将某种学说进行组织式的规范或趋于正规化，不得不说这也是对自身的一个“毁灭式的推进”，更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共党在建国之前的言论，实在可以令如今的执政者自己汗颜，组织压抑思维，确实如此。我们或许在未曾接受清代学术之前，可以一直沉溺于濂洛关闽四家学说，反复推理着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朱熹、乃至于王阳明、陆象山的逻辑，却从未觉得这些是某种枷锁将我们囚禁于其中，我们沉浸在哲学的思辨之中，丝毫为觉得自己被后世所谓的桎楛所束缚。然而究竟是谁毁掉了朱熹，又是谁毁掉了王阳明呢？可能答案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是越来越多的信仰者，当连国家的中央都将朱熹供奉起来，当连卖茶叶蛋的老太婆都来两句王阳明的禅语时。那么离这个学问的衰落也不远了。人人网曾经传播过一句话：毁掉一首音乐的方法就是将它设置成起床铃声，毁掉一本书的方法就是将它作为教科书。梁任公将一种思想的发展也按佛教生、住、异、灭而划分成这样的四个阶段。在“生”这一阶段，往往是对旧有思潮的反动，此时的著作，在淆乱粗糙的成型时，亦有一种元气淋漓之气象。在“住”的阶段时，经过前期的酝酿，思想日益充实，研究方法日益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在“异”这一阶段，境界国土，为前人开辟殆尽，然学者取局部之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运用在别的方面，另开出新的派别，同正统派相对峙，欲夺其席。在“灭”的这一阶段，学术陈陈相因，承其流者，不过据末节而诡辩，派别之间相互轧碾。人生如此，学术亦如此，万物如是。这许就是佛教讲的无常吧。所谓否极泰来，所谓中庸，所谓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亦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曾经《国学堂》中梁冬在问徐文兵老师的一个问题，梁冬问，为什么之前我们说喝水有益身体，帮助排除身体的毒素。而后来我们又说水为阴性，多喝伤肾呢？徐文兵老师的回答很间断，他说：社会需要新鲜的观念。再回到著作，任公按照生住异灭这个逻辑来叙述整个清代的学术变迁史，如启蒙期，是对于晚明王雪的反动，如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者，此外又有颜元、李恕谷的实践学说，黄宗羲、万斯同及其后世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精神，王锡阐和梅文鼎的天算与自然科学一派。这时乃是经世致用精神与对明故国的怀念和延续精神。至于全盛期，则是慧、戴、段、王之正统派别，俨然为经学而治经学，为考证而考证。至于蜕分期，其实又是衰落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典型，乃是西欧式思想的传入。言及此，按全书逻辑看，清代五百年之文化之鼎盛则在惠、戴二家之学说，梁任公对于两家之评论言到：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吴派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注明者为王鸣盛、钱大昕者。皖派戴震受学江永，弟子之显者，任大椿、卢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惠派专以古今之是非为标准，所谓“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梁启超于此甚不以为然，然也强调，正因如此，若论汉学，最正统者也只能称其。而戴震一派则是批判接受的态度继承前人，故而这派也渊源长久。其传承为江永—戴震—段玉裁—陈央—俞樾—章太炎—黄侃—张汝舟。如今张闻玉先生给我们教授《说文》， 记得一日张闻玉老先生上课说：他今天早上在学校中行走遇见一对情侣在接吻，成何体统？于是询问，竟还是贵大学生，遂直接打电话给110报警，之后又打电话给校长，谈此事必须整顿，否则何谈治学！ ——闻玉老先生从张汝舟先生，张汝舟又是民国三大狂人黄侃的弟子，黄侃师从章太炎。民国风俨然于此矣！近来又掀起民国风，“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是民国的形象，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样猥琐。这份从容来自于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没有断裂的一种淡定。梁启超于1920 年初旅欧回国。当时，蒋方震写《欧洲文艺复兴史》，请任公为之作序。梁启超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对中国近300 年学术史作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日，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后来，钱穆又读到先生此书，觉得不妥，于世遂重写一本书诠释清代学术，亦起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想来两者都是民国范儿的一个体现吧。

蓬莱阁丛书与人民文库本比较

人民文库丛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08-12页数: 195，近16开定价: 20.00元蓬莱阁丛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 1998-01页数: 112，32开定价: 11.00元两种版本字号差不多，上古本有导读，有注释；人民本无导读，无注释，后面多附录《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占本书一半篇幅。人民文库本目录：序……………………蒋方震自序第二自序清代学术概论附录：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庄子•天下篇》释义荀子评诸子语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淮南子要略》书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书后《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

读《清代学术概论》小记

1、以清学之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比之佛说生、住、异、灭四相流转，有趣。似乎不惟学术之发展如此。2、论学派之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且不说是否与“否定之否定”等说暗合，历史发展似乎确有此循环。近日观明代复古派与性灵派之争端，晚明流于空谈心性与清初经世致用之呼声，及至晚清复谈经世致用之学，而受西学之影响，已与清初大异，言论与名号，大抵托于前人，吾辈看来似复古，似循环，又不尽然。3、于有清一代学术，推崇顾炎武，曰——贵创、博证、致用。极尊戴震——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言戴震之学乃真“清学”，惠栋一派只“汉学”。清学之成绩，全在考证，弄清一学之真相。而此学之昌盛，又特推清学者的“科学的研究法”。梁启超于书中经常将清学比之欧洲文艺复兴，又特强调清儒们的“科学精神”，似有牵强之处。我估计文艺复兴只“怀疑”精神、冲出权威桎梏与此相似，但二者所治领域大异，梁启超之意，不啻清儒考证之讲求实证、不迷信古人、立证据而立论之的“研究方法论”是值得大加肯定的，但比附文艺复兴之意，不敢苟同。4、此《蓬莱阁丛书》版本前朱维铮导读与正文中小注均可注意。梁启超之学者生涯与政治生涯之交汇、其思想的反复、驳杂与此书寓政论于史论的立意，可从中发明。个人感觉梁氏为文好下断语，书中征引文献处也已反映出其不意专业著述，有失严谨之处。概时势使然，要立一新说，必有武断之意，方可廓清敌论。5、朱氏导论已揭章太炎《訄书•清儒》以及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乃梁氏此书先导。将来要读读看。6、看本书的契机是鲁XQ老师要讲“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重读《清代学术概论》”，一日浏览完此书，又对鲁老师讲座有些感受，顺记此：1，“谎言”、“追忆”“有选择”的记忆构成历史材料，须问证据究竟为何，应否成为证据。此论颇有解构一切“实证”科学的味道，因此我与很多同学一样，也感到困惑，既然历史的真实如此不可信，还有什么出路呢。但鲁老师似乎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态度是“我们不可知的太多”，这不失为一种诚恳、谦卑的态度。2，以前的正史并不避讳其为汉族中心史、帝王将相史，反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论，在今日的历史研究中依然难见，“揭竿而起的并非都是“人民群众”，你怎么知道“人民群众”到底是怎样想的？”

浅谈梁启超之“以复古为解放”

浅谈梁启超之“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三百年学术思潮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倘若单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言得知。正如他在书中写道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然而这本书原是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做的序 ，谁知既成后竟与原书厚度相当，遂改订为《清代学术概论》。这本是蒋梁二人之间的一段趣事，可是深究起来便可知，梁启超之“以复古为解放”多有以清代学术思潮比拟文艺复兴的意思。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此话又有值得商榷之处。曰“以复古为解放”此言得知者三，一曰学术发展；二曰研究方法；三曰政治启蒙。首先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清代学术思潮的发展史就是一段学术复古史。先有顾炎武对王学的猛烈攻击，创以“经学即理学”的新旗帜，并且为后世定下“贵创、博证、致用” 的研究方法，其中前两条对整个清代考证学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言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王、黄、颜等人同顾一道反王学，虽方向不同，但对明末王学智空疏是极有利的攻击，后来的汉、宋两学派盖从此而发端。另有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开启了考据学先河，推动了清代学者的怀疑精神。梁启超对此二人也是大加赞赏，“然语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他将此二人的著作与《物种起源》和《耶稣基督传》相提并论，可见此二人之观点在当时对学界有多大的冲击。随后学术史在惠、戴时期进入全盛阶段。戴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对音韵、训诂研究甚巨，且校注了如《说文解字》等大量经书，使清学复古又向汉唐迈进。后入庄、刘时期，今文经学复活，业已熄灭两千年之久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在这一时代又重燃，是谓之“复西汉之古”也。今古文之争一路蔓延，后致学者对所有古文经皆疑。这种质疑精神一路往下，加之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学者多思考孔孟之弊，将孔孟之学还复到诸子之中，追溯至思想之最早期，解了自先秦以来所有注疏的弊。整个清代学术史就是在不断回流、反思和解前人之弊中发展壮大的。诚如戴震所言：不以人弊己。复古看似爬回死人堆和故纸堆中，实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和反思，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思想上诚为一大解放。子之曰“温故而知新”，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再看研究方法。清代考证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思潮，其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功不可没。而提到研究方法的缜密，就不得不提清学全盛期的学术巨擘戴震。而戴震谓之“解放”者有二：一曰：“不以人弊己，不以己自弊” ；二曰“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 。做学问者大凡要顺着前人的思路，搞清前人所言之义理。然则中华学术绵延两千年不绝，程朱距孔孟尚有千年之遥，所做疏证有多少可得孔孟意？实则对后人来说，首先要做的是则是破前人之弊。只有如此，孔孟之理才能通晓于胸，才能看清两千年顺眼下来的思想发展之脉络。正如戴震所言：“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在宋以来儒者眼中，所谓孔孟只不过是自己学术的幌子，言必称孔孟实则言必反孔孟。尚不言此举是否有害于学术，毕竟孔孟之言也需发展。可是语言文字都未能知之就诳成孔孟，此学术道德太过堕落，于学术则太过轻狂散漫了，此等态度又何可得真知耶？放眼西学亦如此。自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创立形而上学，至中世纪为经院哲学用作解释上帝存在，巩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强有力工具。实正如宋以来儒者“语言文字未之知”。彼至海德格尔才提出“忘在”一说，言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将“存在”与“存在者”混淆，所言之形而上学皆非真形而上学。如此看来，戴震与海德格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学术思想与创建在当时对学界亦有极大震撼。而对于“自弊”，戴震曰：“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 ”梁启超则把戴震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初得一意，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借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 而相比之下，另一位全盛时期的学术巨匠惠栋则要逊色很多。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概括为“凡古必真，凡汉必好” 。王引之也曾说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借着横贯学术界“复古”之风，惠栋崇古贬今的精神在当时其缺陷并没有过多显露，反而推动了学术复古的步伐，成为全盛时期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按梁启超之言，惠栋有功在于“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当时汉宋之争已有愈演愈烈之势，惠栋派“凡汉必好”虽在后人看来有失偏颇，可在当时却为必须，正所谓“深刻的偏激比平庸的全面要有用得多”。若不严守家法，则恐在宋学家之猛烈攻击下汉学要节节败退，以致灭亡，则后期之“汉宋调和”、“今古文之争”又从何谈起，甚至清代考证学之思潮也要一命呜呼了。但是惠栋学派的观念对后世影响甚坏。“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安能通方？” 家法壁垒森严固然有好处，可是倘若仅在堡垒内固步自封，犹如井底之蛙，则学术何发展创新？“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 。此为梁启超归之罪也。由此看来，惠栋和戴震实为清代学术史之最有功者。惠栋的偏激推动学术发展，而戴震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在不断消弭惠栋留下的消极影响，诚二人使清代学术发扬光大也。另外，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大力提倡“遂人欲”。“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 ，此一言中肯且十分有见地。梁启超则热情歌颂之为“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虽然在当时影响微弱，可对于后世之思想解放来说无疑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对程朱王学等空疏的治世之道一个强有力的反驳，而且能从人民的角度来探视王道，真正地切合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更深一步地呼应了顾黄二人对于君主专制的反思，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尽管学术一再复古，可戴震却一步步地解开前人遗留的疑云，在方法和精神上却是一再解放。最后从政治启蒙的角度来看，“以复古为解放”此意有二，一曰“托古改制”，二曰“中体西用”。今古文之争到后期，今文经学家对大部分古文经的真伪提出质疑。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则认为凡是古文经皆为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政而伪造。不言此观点正确与否，因为此书的学术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凡想要政治变革，首先思想就要变革。《新学伪经考》对于学术界来说“实为一大飓风矣”，它对所有古书都提出了质疑，不仅动摇了清学思想的根基，更对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可以说《新学伪经考》是作为学者的康有为向政治家的康有为的一次重大转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政治改革一触即发。然而对于一个延绵两千年的专制体制，改革不仅面临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极大抵触，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也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新学伪经考》则从政治思路上更近一步，光是“中体西用”已经不足救亡清朝，必须要在体制上向西方学习才能救亡。但倘若单纯讨论“兴民权、设议会”不仅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接受，在文化上也无法与中国传统相融合。故从后人的角度看，《新学伪经考》对于唤醒国人改革意识有着莫大的意义，没有此书，则《大同书》这本代表康有为政治改革措施的著作根本没有诞生的余地。私以为，《新学伪经考》是学术界从考据学到向西方学习的转折点，也是学者思考救亡图存的第一声呼喊。然而早在康有为之前，湖湘学派的曾国藩就对此作出了更深刻的思考。后人多对曾国藩等洋务派怀有鄙夷态度，认为他们“言技而不言制”根本不能救中国。可作为当朝一品大员的曾国藩们深知，所谓改革绝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那么简单，其背后则是有关于“道器之争”、“华夷之辩”这些关乎于中华文化根基的问题。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中华文化根基上是一种对于“君”的认同。而君不仅作为天的代表，同时也是人间学识德行的集大成者。孔孟之言治国，必先言治身，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君子重道不重器，子曰“君子不器”，《礼记•王制》也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如今需要一个外来的制度和一套外来的军事装备保证清王朝千秋万代，显然是不可能为人所接受的。于是“中体西用”一词不是曾国藩等当朝洋务派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中华文化根基与外敌入侵的现状之间所做出的一个权衡，也同样是如今的中国所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当倘若没有清代学术思潮的一再复古，使学者对经文义理有深入的了解，何来“中体西用”。曾国藩出身湖湘学派，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书中曾国藩还反复告诫曾纪泽要多读国朝前人的著作，丝毫不掩饰他对王引之、戴震等大学者的敬佩之情。倘若不是戴震等人的一再复古，一再疑古，“不以人弊己，不以己自弊”，又何来曾文正公的成就，又何来贯穿整个中国近现当代政治哲学之中心议题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看“以复古为解放”之不得之处。梁启超欲以文艺复兴相比，认为清学也是在不断解放。私以为，清代学术思潮与文艺复兴并无可比之处。虽说二者均为“解放”，可是解放的方式、目的和后果皆不相同。梁启超认为清学和文艺复兴最大的区别在于清学的文艺美术不发达。此言得其一不得其二。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美术的发达在于这些艺术家们得到了许多权势家族的支持，而这些家族已经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文艺复兴前期，学者人数在整个欧洲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又被经院哲学所网络，文艺美术只是迫不得已。可清朝虽学者众多，却多为国朝效力，阶级成分与文艺复兴时的文艺美术家们有天壤之别。而阶级成分不同，其目的就大相径庭。文艺复兴所张目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实证的精神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虽披着希腊罗马古典的外衣，可本质上是“旧瓶装新酒”，目的也绝非在于解弊古典，而在于扫清横贯在资产阶级面前的封建势力障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哥白尼这些思想家，还是彼得拉克、卜迦丘等文学家，闭口不谈所谓“古不古”、“真不真”的问题，而是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宣扬其观点。而这些东西在中世纪是绝不存在的，在希腊罗马时期也是凤毛麟角，完完全全是新的东西。可清学却不同，虽然古人的精华与糟粕得到了继承和抛弃，但在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却鲜有建树。更没有对传统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上有所发展，于国民的素质则是更无影响。倘若戴震之怀疑精神在学界得到发扬，可于普通百姓而言则丝毫不相干。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等思潮深入人心，人民奉之为国民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兴起的。可以说没有休谟、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与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就没有现代英国民族国家；没有马基雅维利，就没有现代意大利民族国家。私以为，简单说来，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于先秦而言，解放的是汉唐宋明对先秦诸子的遮蔽，加之以金石、音韵、训诂等学科的发展，本质上在于“真不真”。而文艺复兴则是在恢复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大张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思想，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做准备，本质上在于“新不新”。此等本质上的差异使二者貌合神离，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清学最后日渐空疏，逃不过“生、住、异、灭”的过程；而文艺复兴则将其宏大的遗产福荫后世，虽现无可能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可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和宝贵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在滋养后人。今之国人，于音韵、训诂、金石，乃至四书五经及其注疏都十分陌生，清学之遗产仅存于大学课堂，于民众则无甚影响，更不可谈什么滋养，相比之文艺复兴则天壤之别也。梁启超认为清学与文艺复兴均为“以复古为解放”，只看到了表象，未达本质也。“以复古为解放”有得与不得之处，但关键不在于何得何不得，而在于后人对于清学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与西欧文艺复兴之间的历史比较，并以此为起点思考中华文化之未来。余才学鄙陋，多有问题不能深入探究阐明。然诚如戴震所言“不以人弊己，不以己自弊”，此等问题复杂艰深，绝非一时一文所能言清，然则倘若一直处在“解弊”状态，解他人之弊，解己之弊，不断还原事情本真，则实为吾等学生做学问之正道也。

《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些摘录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撰 朱维铮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P35“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P44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P66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P93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 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P98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 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 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 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 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 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 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 "为 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 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P105其一,可见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 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 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 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 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 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 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 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 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 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 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校讎拾得 by xiaosheng

遜請遺老汪鳳瀛（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遜請”疑當作“遜清”各科各科的小原理（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8）首“科”字似有誤復旦大學北隅．（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2）“．”當作“。”曾因個職位高低和所代表的不同派別問題（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5）“個”後疑有脫文民國六年“丁丑復辟”（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8）“丁丑”當作“丁巳”　現在的梁啟超（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5）“現在”前脫一格　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6）“閻若璩”前脫一格凡古必眞，凡漢皆是（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8）“是”當作“好”令宋學元顏色（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0）“元”當作“無”對外求索之欲日熾而對內厭棄之情日熾（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1）次“熾”當作“烈”今世的世界主義　社會主義（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2）“世界主義”後空格當作“、”以絀荀申孟爲標識（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2）“絀”似當作“黜”“標識”當作“標幟”　梁啟超自三十以後（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2）“梁啟超”前脫一格留學生未全體參加（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3）“未全體”當作“殆全體未”文藝復興的相異點（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4）“相”字衍爲何也不發達（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4）“也”字衍畫今古文分野（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畫”似當作“劃”覽醫書千百卷（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百”當作“萬”]今有妄人者（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今”當作“今]”亦出于伏生也（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3）“于”當作“[于]”此 其收穫所以不逮（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3）“此”後衍一空《讀史方輿紀要》、言形勢（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5）“、”誤，或衍，或當作“，”以上諸師所論（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7）“師”似有誤狷潔自好、（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9）“、”誤，似當作“，”學誠不屑屑於考證之學（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9）次“屑”似衍而同出伏勝（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2）“伏勝”似當作“伏生”絀王申鄭（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4）“絀”似當作“黜”以絀荀申孟爲標幟（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4）“絀”似當作“黜”與戴震往復辨難（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9）“辨難”當作“辯難”學問不厭辨難（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8）“辨難”當作“辯難”子平（2009.6.18 21:31）評《清代學術槪論》：又想做沙發黨（序居題目之後，可稱一樓），又想做跑題黨，結果都沒做成，反而做了樓主～——【品評人物，一定要站在“人類”的高度】——梁新會評康南海《大同書》：人類秉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者（梁啟超著. 朱維錚導讀. 清代學術槪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2）評王通《文中子》：此種病狂之人、妖誣之書，實人類所罕見（梁啟超著. 湯志鈞導讀. 中國歷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