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启蒙》章节试读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38页

……坚守本位的公共知识分子……约略地看，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
首先，勇于对现实下判断、开药方。……现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对现实的了解程度。中国社会现实是一个……巨大整体，仅凭局部的观察、过时的感受与零碎的印象，是没有权利对现实指手画脚的。……现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在社会主要阶层中占有名正言顺的位置（我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定属性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主要生活在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院环境中，从不调查研究而又垄断发言大权。这样的国家医生难道能开出可靠的药方吗？
其次，热中于运用理论。……但这点热情的实现，仍基本依靠学院知识分子对西学的生吞活剥。……公共知识分子确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总是依据理论来表述和解决的。他们既不能在西学的问题脉络里历史地、全面地理解他们所运用的概念与方法，也谈不上批判地审视各种理论背后的预设与背景，更做不到面对中国现实调整、反省乃至改造自己从学院那里匆忙接受的理论前提。在现实与理论轩轾之处削足适履，无视现实或者裁剪现实以迁就理论的权威，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要么无言失语，要么胡言乱语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通过全面观察现实建设合理社会理想的诚实、勇气与毅力。
再次，道德化情绪强烈。……情感愈深沉者，理性愈成熟；理性愈成熟者，阅世愈通达。让情绪压倒理性的心智是难成大器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不幸感情用事者多，理性行事者少。往往是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冷漠厌倦的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主义交替发作，将理论、理想乃至教义混为一谈。或曲学阿世、见风使舵，为狮子的份额做狐狸的辩护；或怨恨难消、逢共必反，与体制在情绪上严重对立，这两种表现都谈不上什么成熟的独立自觉意识。前者有清客篾片的灵魂，后者则是典型的青春期心理。
青春期心理！！！！！神吐槽啊！！！！！！！！！！！！！！！！！！！！！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58页 - 4、略论当前儒学的政治论述

但如果现代政治价值可以有＂民主＂之外的可能，那么外王学的当代论证就可获保全。这就是说，在政治儒学那里 ，儒学外王学的当代成立必须以设计另外一种＂现代政治价值＂为基础。这个设计对于儒家外王学的现代辩护是至关紧要的。它之所以仅仅是设计，是因为政治儒学对于现代实际政制的考察只能得出不利于儒家传统外王学的结论。这点与新儒家完全一致。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69页 - 4.略论当前儒学的政治论述

甘阳要的只是某个现代化社会的前现代传统权威。在这里究竟是儒家还是其他什么传统权威都一样，无非中国社会的支配性传统正好是儒家而已。如果面对的是美国或者土耳其，那他会在伦理性资源这个空格里毫不犹豫的填上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实际上，由于缺乏来自儒学立场的实质性论证，甘阳的保守主义主张很难同美国保守派真正区分开来。学习乃至毕肖于另外一个帝国的保守主义，有比这个更让一个国家的保守主义走向反面的东西吗？【美国式保守主义支持儒教的一切论据，就其言辞内容而言，就其对于伦理风俗的捍卫而言，都更有利于中国的基督教。换言之，仅以美国保守主义的方式捍卫中国，其危险在于中华国家的解体甚至中华文明的终结。】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169页

作为一个不幸沉浸在西方学术中的中国人，我一直对自己的所谓研究生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喷了。。。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48页 - 3.三、作为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中介的精英教育

【】为个人所加重点符号 旧中国一盘散沙，这是各方政治势力都看到的问题，唯独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组织化】，社会团体建设需要一个组织化更高的团体也就是国家进行推动，而国家则需要另一个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也就是列宁主义的、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性的政党来进行建设。这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化强度下推的过程。一盘散沙归根结底只能依靠【中央集权】由上而下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绝无由社会自治解决根本建设问题的可能。这就是说，与西方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基本结构不同，毛时代中国实践领域的三要素是：基层组织（人民公社与单位）--国家（权力部门）--政党。】只有反省来自西方的国家--社会对立的理论，反省来自西方的政党国家理论，才能准确的解释毛时代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成就。在社会、国家与政党三种团体建设中，最根本的团体建设是政党建设。中国的政党成员不仅是政治组织的一员，而且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整合力量，在宗族解体、士绅消亡之后，政党成员作为替代性的基层精英担负起了社会整合与政治治理的使命。
【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随着人民公社制度与全能单位制度的终结，中国社会遂从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团体社会转到了一个对于传统而言比较陌生的、近似于个人本位的社会。】同时，与西方成熟的个人本位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仍然有集体主义的残留传统，有家庭幸福的残留理想，有高度组织纪律与丰富执政经验的政党，有古代典籍及其残留的解释传统，这些都是我们解决现时代问题时可以加以运用的特有资源。
所以说……到底什么时候类似“中国因为儒家所以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成见才会停止流传呢……建国前俺们明明就是一盘散沙。只有过头了的自由主义才会产生散沙。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25页 - 2、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笔记 上

将错就错：这是我一直没有琢磨明白的四个字，所以这一节有许多话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理解。“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
“晨报已经代替了晨祷。”这种劝谕技艺。
个人自由-民族归属感
上帝与尘世：把现代性的根基安置在彻底的世俗化上。
23、24页处，似乎说得不太准确：
“把现代性的根基安置在彻底的世俗化上......在这个已无上帝、理念与终极目的的唯一尘世上，人是否还有理由活下去？作者预言，这个始终纠缠着现代性的虚无主义问题必将进一步折磨人类。然而，文末突然一转说，这个问题对中国人从来不是问题——因为上帝在我们这里从未活过，也就谈不上死去了——这个洞见只轻轻一点便戛然而止。借此我们可以揣测，所谓中西冲突，实质就是尘世与上帝的冲突，大地与理念的冲突，循环与目的的冲突，或者，太现代的与现代的之冲突。”
这段话似乎包含着一种我不喜欢却似乎又带着真实性的东西。曾经去教堂、读经、礼拜的我，同样因周末在陈阿姨家唱越剧红楼梦而突然陷入一种深深的信仰困惑。红楼梦里的人可曾与上帝相干？可她们对我而言似乎同样真实。
同时，对照刘老师的另一段话，我不辞劳烦把这段话打下来，因为这段话确实很重要，至少对我而言如此：
“ 上帝晓得人担负不起分辨善恶的知识，希腊哲人偏偏以摘食知识树的果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西方文化及其历史在知善恶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终于承负不起，庄严宣称要放弃善恶的知识。由于仍然不能指望靠任何自然—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消除人间的欠缺和残酷，于是，西方哲人的后裔们决定干脆犬儒算了。犹太裔的施特劳施却站出来宣称，尽管有灾难和恐怖，唯有死死守住对美德知识的追求和对上帝的信靠。尽管人类已经作恶万端，上帝并没有遗弃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不能遗弃自己，放弃追求关于善恶的知识。鉴于人类已然吃了知识树的果子，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就唯有靠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人精神：“人因恶遭受苦难，以人的善恶知识为前提，反过来也一样”（耶路撒冷与雅典，页74）。顽强支持苏格拉底的精神力量，竟然出于旧约圣经的智慧，这意味着什么呢?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非得以善恶知识为前提。尼采提倡的“超善恶”的知识，其实就是希腊哲人精神与希伯莱先知精神的张力。
　　尼采的未来哲学与柏拉图的哲学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尼采的未来哲学是圣经的嗣子（an heir to the Bible）。他是深化灵魂的继承人，这种深化灵魂一直深受圣经对一位神圣上帝信仰的感染。这位未来的哲人不同于古典哲学家，他深切关怀神圣。他的哲学内在地是宗教性的。这并非意味着他相信神——圣经的上帝。尼采是无神论者，但却是期待一位尚未向他显现的上帝的无神论者。他打破了圣经信仰，因为圣经的上帝作为此世的创造者置身世界之外：将圣经的上帝比作至善，此世必然就不那么完满了。换言之，按照尼采，圣经信仰必然导致来世或禁欲。人性至德的条件是，人保持或变得彻底忠于大地；这个世界之外是虚无，上帝或理念或我们靠知识或信仰得到的种种元素并不关怀我们，只有这世界关怀我们。任何对(上帝或理念或元素)这类世界根基的关怀都是置身世界之外——置身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外，使人与此世离异。这类关怀基于要逃避现世的恐怖和困窘的愿望——基于寻求安慰的愿望，削足世界到人可以承受为止。（〈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引论〉，页41）
　　在施特劳斯眼里，尼采是旧约圣经和希腊古典哲学的传人，这两种智慧冲突性的张力是必须的，为了对大地的忠诚和热爱——在热爱和忠诚中承负此世的残酷、不幸和困窘。
施特劳斯是不是在说自己？”
这种差别，就是甘阳和刘老师一贯的差异所在吗？我自然觉得刘老师更有亲缘，但是渐渐地似乎觉得甘阳所言更是真实一般。这种差异是非此即彼的吗，还是不同层次的和？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235页

以英文为例，如说“下雨了”（It is raining.）不象中文可完全省略其主语。中文这样的句子在在皆是。比如“着火了”、、“打雷了”、“发大水了”、“开花了”等等。电闪雷鸣雨落花开，诸自然现象皆无真正主语。诸现象仿佛自成主语，然实惟天之命。所谓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四时行焉。无主语，表天之至德、天的无为而治。
外文学院的某些人你们能学着点吗？！！！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12页

社会学理论是某些清醒者试图客服片面性的最早尝试。但九十年代的公共知识界已经浮躁到连韦伯都无法消化的地步。
今日岂止韦伯，就连社会理论教科书都消化不了了。也许直接印刷少于五十字的词条若干或许能使得一个学社会学的不至于对于韦伯一无所知，上课还在回忆高中政治课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20页 - 第一篇 1

第一篇：启蒙主体性的终结与当前中国思想的出路
1、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
对改革的最好纪念也许是深入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中去，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替。
西学四导师：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
（1）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人”
（2）李泽厚的康德：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现代、传统、安身立命。
解体并分化为学科之争。后现代种种娱乐形态兴起，现代逐渐成形的商业社会。
“伟大的改革瓦解了基本的旧共同体，消除了那种陈腐的归属感，把人驱逐到了无所不包的市场丛林与科层体制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茫然之感也许很难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课题，但此刻确实折磨每个敏感心灵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意义之问正是这些心灵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深刻的依靠。”
（3）海德格尔：“作为对存在的追问，哲学的代价是对整个世界了无兴趣，是直面断绝一切外缘的、孤立无据的自身。”
“一切时代的总问题都只属于“如何在这个时间好好生活”的非本真问题。”
海德格尔在形式上客服了片面性，形式上给与了一切，但在内容上则剥夺了一切。
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学说的挑战并不表现为攻击与摧毁，而只是加以明智地限制。
（4）古典政治哲学的沉静气质。
哲学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但以圣贤功夫浸润的伦理-政治生活才是最高的哲学生活。
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将迎来儒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的有一次复兴。西学为中国思想界提供导师的情景将一去不复返。这三十年的思想史，讲以中国思想的自觉为归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归宿。
总结：人、主体、此在、政治的动物
人对应于对象、主体对应于客体、此在对应于世界-存在、政治动物对应于文明-国家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7页

逐渐坐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
明日又要上尼玛组织社会学，敢问诸位学院知识分子，就真心满足于发垃圾论文上水课么？

《儒家与启蒙》的笔记-第39页 - 3、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以天下为己任＂？

现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对现实的了解程度。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在发生迅速深刻变化的，处于内外多重、彼此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之中的巨大整体，仅凭局部的观察、过时的感受与零碎的印象，是没有权利对现实指手画脚的。与作为四民之首的古代士绅不同，现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在社会主要阶层中占有名正言顺的位置（我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主要生活在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院环境中，从不调查研究又垄断发言大权。这样的国家医生难道能开出可靠的药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