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启蒙》书评

不谈儒家也不谈启蒙

丁耘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老师，上过他两门课，应该都属于公共课之类，古希腊哲学和理想国导读，可以说是我上过的最有质量的公共课了。然而这个学期听闻有若干同学冲着混学分去选了丁的课，然后问我好不好混，我就答非所问地说了句，认真学，能学到点东西。丁之国学和西哲虽还不能称得上大师，但我总觉得，一个自己喜欢读书的老师，只要将自己所学认真表述出来，大都能够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启迪众囚徒吧。无奈所遇之师，却少有几个（但仍有二三）可以做到此种，其他要么不读书，不学无术，在学科的狭隘领域里靠课题谋生，并且以此种态度教导后生晚辈，谓之曰从小培养学术规范和科学思维，当然前者远比后者好培养，也比后者功利上有用得多。另外一种则是将课水水了事，带上学科的面具，抛弃治学的理想，问之必曰形势所迫，实则言小人当道。在此书为数甚少的读者之中，我看到的唯一一篇评中讲的大概是甘阳和丁耘那套子事情，其结语大致为愿丁耘能像他讲的那样成熟起来，头上顶着这样一篇东西，叫我简直不敢写字了。不过此书读来最叫我感兴趣的还是讲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如何退化成了今天这副智力发育不全的模样。（当然此书之中还讲海德格尔和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在理想国的课堂上，丁就对着众多混学分的未来社会精英强调说，学柏拉图什么都可以忘，独洞穴喻不能忘。不知当时台下诸君忘了没有。）如果说社会学在中国之所以被禁是因其资本主义学科属性，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学之中，我连一点此性都未看见。今天我国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不外乎阶层问题，农村问题，医疗问题这些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衍生问题，却从未见有任何一门社会学的学科关乎现代性这个本应作为其学科之所以能产生自我意识的核心。相反，今天的社会学所用以确认自己的是一套调查问卷或是田野笔记的方法，理论？你要搞理论不如去哲学系。于是，我就在从哲学转向社会关怀的若干哲学教师那里看到了更社会学的研究。相反，社会学学科本身近乎退化到了凭借常识，且是那种绝无洞见的常识来做一些零碎的娱乐化的研究的地步。每门课都是导论课，浅尝辄止，连韦伯都不精读，涂尔干不过是个词条。最大的悲剧在福柯身上，福柯的理论可谓生出来就是被误解之后滥用的。丁耘在书中是分出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前者对学问的追求是一种志业，志在找到中华文明的走向这个问题。而后者顶着这个大帽子，所做的却只是将论文当财务报表来炮制发表。关怀不同，高下立判。而成为有用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三，通中华文明之脉，晓西方思想之流，然后又精于世界历史之变革，甘阳如是说。以此观之，可怕的不是当今学生以至于大量老师三项全不及格，而在于学院和学科在及格线之下又画出来若干新的线，于是一切学院学术活动，从教学到研究皆在全不及格之处乐此不疲，浑然不知。

甘阳的“儒家启蒙” ——《儒家与启蒙》读后

在一次宴饮中，已经略带微醺的丁耘对甘阳说，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父。甘阳抿了口酒，然后徐徐地说，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多年后，丁耘在三联出版了《儒家与启蒙》这部小册子，向我们揭示了他是如何接受当代大儒甘阳启蒙！严格说来，这部三联出版的小册子，延续了《读书》杂志以书评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对于甘阳的论述，来自于对于甘阳两部著作的品评。因此，对于甘阳的论述，更明确地说，就是对于甘阳著作的评述。通过阅读甘阳著作，获得儒家观念的启蒙？这是否可能，这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甘阳两部著作鄙人有幸也曾阅读过，《将错就错》短小精悍的专栏批评，将学术问题以犀利的文字表达出来。对比甘阳与刘小枫的文字，我想如果将文字限制在两千字范围以内，甘阳可能会完胜刘小枫。一旦超过这个限制，那么甘阳可能就不会是对手了。而《将错就错》就是这样一部“完胜”的作品，而丁耘对其的关注，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关注文字的质量，而是关注于其中的内容。这篇名为《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是狐狸的？》中，丁耘开篇就将甘阳比作其所引介伯林笔下的狐狸，毕竟这部《将错就错》是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书。而丁耘笔锋一转，将这种大杂烩式的写作，又找出了某种线索，好像甘阳又是一只一心一意的刺猬。那甘阳到底关心的是什么呢？在论述李泽厚与启蒙道路时，丁耘提到这位启蒙大师将青年与老年马克思对立的问题，转化为康德与黑格尔的争论。李泽厚的康德启蒙问题，成为了三十年来思想界中的一条暗线。继承派继续高举康德启蒙的大旗，而另一派则转化为现代性理论的深入启蒙派，而甘阳则是通过马克斯韦伯的手指，看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质的现代国家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要达成现代性的理想，必然要求与传统割裂，从而抵达“大同”的彼岸。而事实上，掌握了启蒙理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无不在技术理性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民族神话的构建。韦伯所看到未来的景象，已经不再是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而是诸神（文化）大战的狼藉。丁耘感觉到了，甘阳对于现代性的转折理解，他不再继续追随启蒙大师的步伐，而是开始思考儒家国家是如何才能成为“政治成熟”的现代国家。将甘阳视为“儒家士大夫”，也许是丁耘的慧眼。国学研究者是从来不这么看甘阳的。那么，究竟是谁看得更加准确呢？对于我而言，九十年代是一个更加迷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曾经那些通道过的知识分子，在未来国家建设上面，纷纷分道扬镳。其中，思想改宗产生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甘阳与刘小枫二人。而二人恰恰都在九十年代对于社会理论再三致意。刘小枫通过神学神圣与世俗的划分，将传统与现代社会对立，从而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而甘阳则通过民族国家的兴起，从而回归到儒家民族国家。两者是时代变迁的巧遇，抑或是学术路径的不谋而和。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世纪之初的那篇“通三统”的报告，又将甘阳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而丁耘则就其《通三统》与蒋庆《政治儒学》进行对读，得出了蒋庆“似古实今”，而甘阳则“似今实古”。蒋庆将公羊儒学资源转化为现代宪政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古典资源成为了现代政治。而甘阳通过对于现代理论的突破，以诸神大战、多元理论，为儒家思想进入现代政治开辟了道路。从某种角度来看，蒋庆并未避免“新儒家”那种置换儒家资源的手段，因而看起来更加“现代”。而甘阳通过对现代性理论的评析，从而为儒家传统进入现代政治的基础开辟了道路，将现代政治古典化，由此显得更加“传统”。通过丁耘对甘阳“儒家启蒙”的论述，将儒家与现代性的关系，重新梳理了一遍。我们通过这样的梳理，从而摆脱了现代启蒙论的现代观，而丁耘在甘阳的魔眼帮助下，重新梳理五四以来，儒家资源对于现代社会的贡献。通过对五四吴虞、陈独秀，三十年代的毛泽东、梁漱溟等人，将儒家资源置入现代性理论的构建之中，实践甘阳提出来的儒教民族国家的理想。我想丁耘已经做得够多了，但是其作为西学研究者本身，也不免他所批评的那样，“言必称希腊，动必称美国的‘中国’保守派必须经过彻底‘整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真正领会他们成天挂在嘴边的词句。仅当他们懂得如何同施特劳斯及美国保守派公开决裂，中国的‘青年’保守派才有望‘成熟’起来，有望成为他们一直自诩的真正的保守派。”希望丁耘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