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思想》书评

重读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

关于章太炎的研究，国内曾经出版过上海学者姜义华的研究，台湾则是王汎森这篇硕士论文了。当然，两人关注的角度不同，结果自然就有了差异。另外，朱维铮先生关于章太炎与王阳明、《訄书》等方面的研究，也是我们了解章太炎思想的重要来源。最近由于关注晚清经学研究，所以又重新翻阅了一遍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结合阅读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经验，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想法。钱穆先生曾经写道，晚清古文经是通过批评今文经建立其自我的立场，这个观点得到了王汎森的证明，并且将这观点推得更远。康有为今文经是通过三代与西方现代性的比较，从而获得政治改革的合法性。这种经学研究，本身并非单纯的学术，而是为了政治而进行的宣传。因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中所暗示的学术结论并非没有质疑的必要。但是，章太炎的对于康有为的质疑，却恰恰是肯定其政治目的的前提下，否定其学术结论。在章太炎看来，康有为的经学固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其政治改革的目的却不能否认，因而应该抛弃今文经改良，而选择古文经如《左传》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这种将经学作为政治手段其实与康有为将经学作为政治改良的工具本身并无二致，他们所争论的不过是学术立场而已。他通过《公羊传》有的内容，《左传》同样也有，甚至比前者更有效。这种思想立场，随着晚清政局的变化，章太炎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他为邹容《革命军》撰写序言，宣传反满革命后，被殖民当局关押。在监狱之中，章太炎认真学习了佛教的唯识学，这成为了他思想批判的又一利器。可以说，章太炎虽然批评康有为的今文经，但是却从不否认其政治改良的良好意图，甚至曾一度与梁启超交往莫逆。但是，随着满清政府用假改革敷衍塞责，导致章太炎政治立场激化，转而与孙中山交往，并利用《左传》中华夷之辨的观念鼓吹反满革命。这种否定，一方面是接受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对于晚清政治的激烈批判，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了章太炎紧迫难言的《訄书》。在这部书中，章太炎不仅提出反满革命的主张，并通过学术思想的梳理，论证了革命逻辑的合理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章太炎第一时间回国，参与中华民国的创建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助袁世凯将孙中山排挤出北洋政府，另外就是起了中华民国的徽号。袁世凯在利用完章太炎后，就将其发配到黑龙江，这自然引发了章太炎的不满情绪，因此上演了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的闹剧，结果袁世凯将章太炎囚禁起来。在囚禁过程中，章太炎重操旧业，开始重新讲述国学。这时候，章太炎已经放弃了现代政治理想，转而宣传国学研究。我们看到，章太炎固然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但是他却也同样是对民国政府激烈的批评者之一。这种批判与他对于满清政府的批判又怎样的联系呢？回到章太炎对于佛学的研习，其实虽然佛教进入中国近两千年，但是佛学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依然缺乏深入的了解。晚清杨仁山从日本重新将唯识学带回中土，造成了晚清佛学的复兴。这影响到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很多人未必熟悉西方的现代学术观念，但是去很容易将西方逻辑哲学与佛教因明思想加以格义比附，从而获得某种现代性的逻辑。而佛学确实与西方哲学有着非常类似的思维结构，因此晚清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都身染梵风。佛教逻辑对于晚清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章太炎研习唯识学，其最重要的就是将佛教逻辑的名相用在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上。佛教作为出世哲学，对于此世的世俗社会和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而章太炎对于西方和中国的现实政治批判的依据，恰恰并非来自于古典的经学和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而是来自于佛教对于世俗社会的批判。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的批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何章太炎不仅可以对晚清政治进行批判，又能很快转入对于民国共和政体的批判。这种批判其实建立在超越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基础上，这样才能理解章太炎经学背后的哲学观念。而这一点恰恰是王汎森先生所忽略，或者是不能够理解的内容。毕竟王汎森并不研究佛教，对于因明学也缺乏了解，所以不能将其与章太炎的否定行思维相联系。对此，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反思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理想，其实并非如她所说是来自于《礼运大同篇》，也同样并非来自于西方现代性理论，其实际的来源也同样是佛教的启迪，让其能够按照西方佛国建立起一套理想的乌托邦。而这套乌托邦，由于是建立在佛学的基础上，因而有深刻的世俗批判的特征。最终导致了他不仅反对古典政体，在面对现代性政体中华民国的时候，也依然会转向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其实，这种批判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后现代，而是一种哲学乌托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从这个角度上，章太炎和康有为分享了晚清学术思想中经学与唯识学的成果，从而建立起各自关于古典经学的理论。应该说他们都是佛学为体，经学为用，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何能够迅速从传统政治文化批判转向现代性批判。说到这里，我觉得似乎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章太炎晚清时期的学术思想，就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早年由俗向真，晚年转真向俗。这里所谓的真，其实指哲学的真，或者佛学的真理，而前者的俗应该指古文经学，后者的俗是指晚年推广的国学。因此，我想章太炎早年的经学，不过是在掩盖在佛学上的政治，而晚年则放弃了佛学虚无缥缈的思考，转而成为一名思考国家问题的政治哲人，是一种回到洞穴的下降。

传统的非传统性

传统的非传统性——读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思想的冲击》，近日终于在大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书前收录了一篇王先生2012年新作的引言《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所谓“传统的非传统性”一方面是针对章太炎思想的复杂性而言，另一方面也道出了王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所总结出的心得：“在每一个时代、每个地方，人们如何使用传统，都不可能一样。不管是思想、政治、权力，都如气体般在社会中不断周流。我们受限于线性因果观的影响，往往忽略了这种全空间性的、复杂的、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交互辨证、交互对话与交互影响。”与之类似，葛兆光先生也曾在《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说过：“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变化、循环、更新，有了时间和时空的连续，于是就有了历史。”的确，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今人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传统思想（人物）就成了一个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王汎森对章太炎的研究就可算作他早年对解答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关于章太炎的研究，一向被史学界视为重点和难点，因为章氏在中国近代无论是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政治史上都太过重要。然而其一生价值立场、行为主张又历经多变，且其文章下笔古奥深艰，非有扎实小学功底者不能释读，所以虽然章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似乎始终缺乏较为客观地系统研究和论述。此前在大陆方面，虽有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奠定基础，但书中许多观点在今日看来难免存有意识形态之痕迹。而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则可以让我们一睹海峡对岸的学者同样在二十多年前是用怎样的视角看待这位历史人物的。它是一部对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章太炎（1868-1919）作出全面思想审理的著作，同时它也是王先生的硕士论文兼成名之作。全书共分七章，可谓条贯缕析、娓娓道来，而文字也是通晓易畅，简明扼要地将章太炎的思想光谱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下仅就书中自认为有创获处拣选若干分章略述。第一章：生平。章炳麟早年居家自修，至二十三岁时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等朴学大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走精舍，加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阵营，但随后因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说愤而离去。戊戌政变发生后，章在日本与孙中山见面，遂倾向排满革命。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因举世震惊的“苏报案”被清政府下狱，章在狱中专修佛学，为此后思想转变埋下种子。出狱后，章又因《民报》经费等问题以与孙中山决裂。民国建立后，章始终在讲学与论政间徘徊，最后1936年病逝于苏州。对于章太炎的思想变迁，王汎森认为可以用其《菿汉微言》中的十二个字来概括：“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所谓“转俗成真”指其思想从1906年出狱后，由早年的朴学加西学转变为以唯识学为基础的“五无”境界（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而所谓“回真向俗”则指章从1908年起，“析释《庄子·齐物论》，并持与《瑜珈》、《华严》相融会，写成《齐物论释》（1910）”（21页），“从此不再坚持高蹈虚无思想，门户之见亦渐减少，认为只要‘外能利物，内以遣忧’的学说，皆应予尊重，此可谓章氏思想之最后定论。”（22页）第二章：思想背景。在章太炎的思想师承方面，王汎森统梳出了四个重要渊源：乾嘉学统；晚清诸子学兴起；严复的影响；佛学的洗礼。每个渊源王著中都有明晰考索，在此不赘。第三章：与清末今古文之争。众所周知，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是学术史上一大公案，而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的主将自然大有作为，于是，王汎森就在此章中归纳出五个议题详尽地论述了章氏对今文学家作出的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在论述的结尾精辟地点出了章氏在这场论战中的思想理路：“表明上看他是在和康有为争锋，其实他的思维方法与康氏是一样的。”（63页）“如果没有康有为这样的论敌，章太炎也绝不是这样的章太炎。”（64页）第四章：民族思想。关于章太炎激烈的种族思想，恐怕是最为普通公众所熟知的了，因为它同时也是大陆历史教科书上所着力肯定的一点。王汎森在论述章氏种族思想的时候首先确定了章氏思想的独特性：传统的“华戎之辩”允许夷狄进入中国，并为中国所同化，而章氏则“强调种族的‘单一性’及‘历史渊源性’，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有如动物种类之不同，决无法调和。故其种族思想中，‘部族隔离性’（tribal isolation）极强。”（65页）其次，王汎森还着力挖掘了章太炎反帝国主义的思想面相，而不只是如传统看法那样将之视为一个“狭隘的部族主义者”（93页）第五章：社会政治思想。在这一章中，王汎森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论述章太炎的社会政治思想，共分为七个小节：⑴俱分进化论；⑵“五无”与“四惑”；⑶反代议政治；⑷极端的平民主义；⑸尊重传统政法美俗；⑹新法家；⑺齐物思想，而在每一小节内又分为多个要点，可谓由点到面、层层递进，读来毫无枯燥生涩之感，恐怕即使是一个对章氏主张全无了解的人也会被王先生的妙笔所吸引。第六章：对儒学传统之冲击及影响。这一章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标题，王汎森在注释中写道：“由于这些言论中，固有一大部分是章氏刻意攻击传统的，但更有一小部分可说是无意识的，所以此处选用‘对传统权威的冲击’，而未用‘反传统思想’。”（169页）在我看来，这处用语的辨析实在关系重大，因为它说明了王汎森是将章太炎定位在一个不自觉的“反传统者”的位置上，无论是诋孔，或是将六经历史文献化，还是揄扬传统思想中的异端，都不能表明他是一个自觉的反传统者。而且，此点这也正好体现了王先生所言在历史研究中的“传统的非传统性”，即我们不能按照后来者的眼光去倒溯过去、打量历史，否则将有可能得出不恰当的因果搭配。“传统”与“反传统”终究不是截然二分的态度立场，而是不断变动在时代风云中思想之流，读史者须自体认。此外，王汎森在接受《书屋》杂志采访时也说过：“到了晚清的时候，很多传统因子在那个情境和脉络下，已经带有‘非传统’的性质。以前的人都说章太炎是一个守旧分子，可是我精读他的书时，就发现跟一般印象很不一样，是一种非常复杂和歧异的情形，故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比如，章太炎跟鲁迅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重新表述（reformulate）了传统，使得传统因子里面已经潜在的包含重大的爆发力。”在这一章的最后，王汎森讨论了章太炎对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诸学者的影响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钱玄同、吴虞、鲁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执论》中曾反对西方民主宪政是如今熟悉近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的，而王先生则明确指出“这些见解，大致是从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等反立宪国会的文章吸收来的。”（213页）但不足之处是仅仅点到为止，未作深入辨析。王汎森曾在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被问起当年为什么会把研究章太炎作为学术生涯的起点，对此他答道：“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如今，王先生的著作也已在大陆出版多部，今年除了这部之外，五月份还由三联书店推出了王先生的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那同样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力作。相信不久的将来，像《古史辩运动的兴起》这样重要的作品也都会被陆续引进、嘉惠学林，就让我们试目以待。2012.8.27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读后

台湾的文史博士教育，基本上是依靠美国，但是似乎他们把硕士当成博士来培养，形成了一批在博士毕业后，重新出版硕士论文的风气。其中著名的当然是余英时的弟子们，如黄进兴、王汎森等人。今年，王博士的硕士论文在大陆出版，这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毕竟，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章太炎的研究著作。说到这里，我想提一段公案，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据说当时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论战，其中一方是传统的史学研究者，另一方则是社会科学的发起者，战火的硝烟弥漫在整个二十世纪。据说，其论战的主题在于传统的学者认为研究就是史学研究，而另一方则认为研究应该摆脱文人撰史的风气，从问题的研究入手。我们不好说这两方的学者究竟谁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妨点明代表社会科学发言的人就是马克斯韦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这则公案与我要讨论的《章太炎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呢？这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们必须说王汎森先生选择的传主非常有意思，有人将其称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据说陈平原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则称其为古文经学最后的大师。反正章太炎先生在后人眼中具有着诸多的身份，当然得力于他门下的学生们，有著名的文豪鲁迅先生，也有黄侃这样的著名学者，总之这些著名弟子们的回忆文章，构成了一个多面的形象。王汎森先生就是需要在这么众多的文章和章太炎先生枯燥难懂的文字中构建出一个清晰的大师形象。他的努力成功了吗？最要命的还在于章太炎先生本人也是一位特殊意义的史学家，至少是一位鼓吹现代史学研究的学者。这样的身份本身就对于后人构建他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将章太炎及其门人的论述与王汎森先生的著作进行一下对比，就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在王汎森先生的笔下，章太炎先生对于史学产生兴趣，来自于幼年时期阅读《东华录》等著作的经验，这让他对于满洲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激发起其反满革命的愿望。当其成长的岁月，与列强侵华以及满洲腐化溃败，构成了一种具有刺激性的冲击，导致他在杭州诂经精舍忍耐不下去，破门而出跟随康有为进行改良宣传去了。这时候，他的文字是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章太炎早起进行个革命宣传的文字，虽然有着学者的视野，但是却更多为了政治服务——古文经学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直接就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改革的。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章太炎的学术研究虽说是开启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路径，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章，其本身并非是具有客观的学术研究性质，或者说并非是社会科学家们所期待的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这一点，却成为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起点，比如后来的胡适和顾颉刚，都是沿着章太炎所开启的反传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于所谓的现代学术研究，进行某种批判，也就是说似乎胡适和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虽然号称开启了现代史学研究，但是无论从其研究的手段，还是研究的目的，都是传统的文人史学。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打着反传统的旗号，但是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反传统的态度，才使其本应客观的研究，打上了某种可疑政治色彩。正如顾颉刚所承认的，他的古史辨运动所针对的正是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弥漫的最经复古的风气，只有戳穿了三代政治神话，才能对于当权者进行有效的政治打击。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正是在章太炎《订孔》的基础上，继续在疑经辨伪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了。当我们明了这点以后，再回头反思从章太炎康有为到胡适顾颉刚所形成的学术脉络，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反传统的现代学术，其本身就是传统文人史学传统的延续，与其说他们是客观的研究者，不如说是运用学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这恰恰正是马克斯韦伯所批判的文人史学的风气，他们不懂什么是独立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依旧希冀经学致用的旧传统。王汎森先生对此进行描述和分析后，指出了章太炎先生对于后代学者的影响。这种冷静的笔调，却非常符合韦伯的客观研究的描述。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还有太多的学者，希望通过所谓的史学研究来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比如通过对于所谓的辛亥革命的研究，来说明民国的宪政传统。我想，这不过依旧是章太炎康有为先生用学术来服务于政治传统的延续。对于这类型的研究，我想自己是很难有兴趣进行阅读的，无论这些研究者的名头有多大——比如袁伟时、张鸣，或者想向他们学习的学者们，无论他们从哪里获得了学位，也无论他们的研究号称如何的现代，但总逃脱不了文人撰史的毛病。所以民国时期有识之士提出学术独立，这是有着明确的批判，政治热情不能成为左右学术研究的障碍，只有当学者能够遏制住自己政治上的热情，将这些多余的激情投入到文献和材料的阅读和解释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学术现代化的动力。因此，王汎森先生的这部著作，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也就在于此。

27岁就能写出如此惊世之作，的确是大师

真的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是要有天赋的。王在27岁就能写出如此惊世之作，的确是大师！整本书读起来流畅而不乏深思，观点和角度新颖，有独到之处，呈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章氏及其思想和学说形成的轨迹，分析透彻。希望中国的出版社多出这种开卷有益的好书，少出文化垃圾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