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章节试读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56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人性依据

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思想确乎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她说：“大恶虽然极端，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进）原创。”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77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础

　　“革命”一词出于《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由上可知，“革命”的合理性来源于“为政者”不以“正命”为己任，而悖逆“天命”。因此，“革命”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就不是针对“秩序”而来的，而是针对维持秩序的“为政者”。由于“为政者”没有能够履行好自己的政治职责，而使得秩序遭受破坏。换言之，因离“道”，而失“德”，而致使天下失“序”，而“革命”正是顺乎“天”应乎人的正当性政治行动。据考，“革”之义是由古代之“冠礼”而来的，“革命”意指“革”去礼仪所规定的秩序中没能维持好秩序的人，而给有能力、有德性维持秩序的人加冕。因此，先秦儒家所赞颂的“革命”并不意味着变更合于“道”的秩序，而是改换维持秩序的人。“革命”本质上是“顺命”，而不是对“命”的反动。归根结底，“革命”恰恰是对“天道”信念的加强，从而保证政治的尊严和神圣性，是人性化的精神事业，而与后来的实质上关联于“物欲”的暴力性“革命”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83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础

　　它关涉到人间秩序的创立，关涉到人们生活的精神方向的确立，而确立生活的精神方向、提高人们精神生活的层次是古代政治的首要职责，这和现代政治是有根本性不同的。
　　这个政治理念与“教化”有关，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化”。因为古典政治的主要功能不是“利益”的分配和平衡，而在于“礼义”的事先，也就是群体和谐之“善”的实现。所以，政治中人自己如何解决个人物质性欲望与精神价值建构的矛盾是个关键性问题。
　　先秦儒家所理解的“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所谓“德”治。“德”当然关涉个人的道德问题，但主要指向“为政”之“德”，关涉参与主持政治的“资格”问题。“德”离不开“修己”，而“修己”在于“安民”，政治中人因此而必须克制自己的物欲。
　　因此，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逻辑中，创立秩序的人当然就值得特别加以考虑了，大众立法是不会进入其思考的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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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儒家的政治理念可称得上“精英政治”。这里的“精英”不是指能力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
　　首先，先秦儒家认为，政治要管的，首先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只要精神搞好了，物质分配就不成问题。因为大家互相礼让，就不会产生争端。
　　而今天所推崇的政治，完全不考虑精神，因为任何对成年人的精神的引导，都是干涉所谓“自由”和“独立”，而且对于思想的引导可能成为一种武器，为一部分人所利用。因此，精神上，由人们自行选择。于是，政治要管的，只是人们的利益分配，保障人的生老病死。
　　其次，照着先秦儒家的理念，要搞好人类的精神生活，重点是在于人的道德品质。而要把人的道德品质搞好，就要选出道德品质最好的一群人，制定秩序，做出表率。因而这一群人的个人品德修养，就非常重要。这种思路下，不可能产生民主，因为人民的道德水平是最低的，是需要被引导的，怎么能够让道德水平最低的人来制定秩序呢？
　　而今天所推崇的政治，已经不考虑精神，而直接分配利益。但是利益，肯定是这边多那边少，所以大家要坐下来谈，才能够分配平均。“议事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由来。
　　这样一对比，可以发现先秦儒家与当今政治的一大矛盾：
　　政治，究竟是否要关涉人的精神？独立的思想，究竟是否需要引导？人，究竟是否能被教育？
　　这个难题其实是西方思路的难题，因为西方思路提倡“自由”、“独立”，那么怎么能在引导的同时保障“自由”、“独立”？所以西方除了制定一个最低标准的法律，还有一个高标准的宗教观照人的道德，但宗教信仰是不强制的。但如此一来，如果防止人堕落？因为历史上有太多政治洗脑的例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难题。
　　在先秦儒家，这根本不是问题。精神是一定要通过引导，才能越来越好的。而怎么防止政治洗脑？先秦儒家对参政者有一系列标准，包括“仁”、“义”、“礼”等等，若能达到这些标准，自然就不会出现为了一己私利而政治洗脑的恐怖行为了。
　　但这种“德治”的关键难题在于：人能不能这么好？或人能不能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德治”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恐怕从未得以实施。而“德治”不能实施，是因为人不够好，所以也不配拥有这样好的政治制度啊！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97页 - 礼制秩序创立的主体

　　历史既具有超越现实的品格，又与现实有着连续性特征，现实是对历史、传统的继续。历史并非仅仅意味着过去了的事件，它同时也是价值和精神之根源，历史昭示了目的与意义，也因此而有历史哲学的诞生。
　　在西方，历史哲学有两种价值指向，一是通过历史探寻未来，一是借助历史消解现在。
　　　　　　　　　　　　　　　　　　　　　　　　　　　　　　——关于 历史哲学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76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础

　　先秦儒家之所以提倡“克己复礼”，建构并维系上下贵贱有等、长幼尊卑有别的等级性伦理政治秩序，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根本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天下有“道”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为了替现存的政治统治进行辩护或维护某一君主的个人统治。回护“天道”才是思想的使命。所以，先秦儒家一方面主张积极“入世”而辅佐国君治理天下；另一方面又绝不主张作国君的驯服工具或顺民，而把“道”置于“势”之上，强调人们应信守仁义之“道”，而不应慑服于君王之“势”。“从道不从君”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为政者”应具有的起码德性。
　　……可在先秦儒家看来，如果“在位者”之政治行为背离了“道”，处于权力的高位却不能奉行“天”之“正命”，那么他就丧失了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对其“革命”就是“弘道”之举，无可厚非。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44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人性依据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均”释为“政教均平”，也就是政治上公平合理，而不是指财富上平均的意思。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20页 - 先秦儒学的基本性格和思想主题

　　“政治”问题才是先秦儒学思考“人”的所有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相反，把“个人”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想起曾有人说儒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时一听之下就很反感，却无力反驳。现在想来，这句话对了一半。儒家，不仅仅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它思考的，是人，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存在，才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最理想的状态。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36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人性依据

所谓“人定胜天”其实就是人对自身内在自然（欲望）的征服：“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荀子·天论》
原来，这里的“天”指的是这个意思啊！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18页 - 先秦儒学的基本性格和思想主题

　　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先秦儒学政治哲学一样，依旧关注的是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安置“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成了其不证自明的哲学前设。而这个具有主体性自由意识的人，其首要特征却并非道德意义上的人，当然更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个体生存欲求被视为天经地义，它是自发性的，自己规定自己，而且成为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间制度和道德价值的基础和规定性。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哲学转变而为政治科学，变成了物质利益计算和分配的政治和法律数学。而“权利”这个个体生存欲求正当性的法哲学表达，其实就是这个数学体系建构的“公理”和“标准”。可是，先秦儒学首先宣示的恰恰是人禽之别，是从精神意义上来思考和界定人的。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人”的定义是实证的话；那么先秦儒学之“人”的定义则是应然状态的价值祈向的表达，是希望把人从自然欲望状态中解放出来，以进到真正属人的世界。如何“成人”的问题成了先秦儒学政治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
　　刚谈过“正名”问题，紧接着就引入了“人”的问题。同样一个“人”字，不同的哲学对此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也大大不同。在中国古人的眼里，绝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之为“人”的，“人”的标准是很高的。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的笔记-第75页 - 礼制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础

　　也就是说，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天道自然”，与创世意志是无关的。先秦儒家把宇宙秩序体悟为“天道”流行的自然结果，排除了类似上帝“创世”的意志性，可人间之伦理政治秩序却又少不了“意志”的主体性作用，他们之所以大讲“天道”，正是为了排除人之“欲望”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在秩序构建中的干扰和影响，而证成圣人作为道德主体构建礼制秩序的客观必然性。
　　我理解的，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社会要搞好，搞政治的人必须无限趋近于无欲无求。而之所以这样是对的，是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只能通过效法大自然，才能如大自然一般和谐稳定，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