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民意》书评

敬畏民意

天大地大，民意最大。民意是什么？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权为民所用”。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是政府服务人民的工具。权力本身不应当是官员的目标，公民的利益才是权力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了解人民群众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痛恨什么。简言之，政府的政策必须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必须反映民众的心声，满足公民的需求。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要用好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就需要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权为民所赋”。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源于人民，都是由人民群众给予的。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民应当就是拥有合法权益的公民。所谓民意，就是公民的意向。“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前提，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应当是公民的民意代表。国家应当有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和制度，确保政府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成为广大公民的民意代表。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授权制度和限权制度。“权为民所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条件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执政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政治权利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敬畏民意！这应当成为民主共和政治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这应当是党和国家全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民意是钢铁长城，它可以坚强地捍卫人民的政权；民意是洪水潮流，它可以决开一切专制的裂口。然而，如果没有健全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意就可能被阻挡，被遮盖，被扭曲，被滥用，被不适当地代表，有时甚至变得软弱无助。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摘自《南方周末》）作者：俞可平

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

书评人：郝金刚 　　学者俞可平曾说：“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法律要以民意为基础,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导致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此言甚是。正义女神雕像是蒙着双眼，一手持宝剑，一手持天平。雕像的背后，刻有一句简洁的古罗马法律格言：“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司法为民，就应该强化这种精神，不为各种风险而动摇。敬畏民意，体现民意,遵循社会的价值观，就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公众意见至上。不必担忧独立行使司法权会与群众隔绝，在我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框架内，司法者与群众联系、社会影响司法工作的途径多元渠道畅通。例如，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人大以及政协等国家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互相配合和制约、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参与、控辩双方的对抗意见、司法机关队伍、制度和机制建设，以及上述各方面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等，都有助于防止司法者脱离群众陷入“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封闭状态。　　当前，司法中确实存在不公、不廉、能力不强、作风不正等问题，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用背离宪法原则的方式。在我国的政治和法治环境下，司法者对案件独立做出裁断固然可能出错，但毕竟是个案性质，不会对社会普遍造成伤害，也容易纠正和救济。而如果司法权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则伤害了法律制度，错误就带有根本性和广泛性，纠正起来成本极高。放弃独立行使职权并不是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方，近日媒体报道，台湾近期对以杀人罪判处死刑的江国庆予以平反，错案原因就有当时顾虑民意的因素，媒体人介绍：“当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希望凶手迅速伏法”，境内外此类案例甚多。可见，不负责任、不敢担当，既违背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宪法原则，也不能实现民意。司法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和公众福祉，在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万不可因思虑不周出现失职，产生制造乱象和社会矛盾的副作用。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司法独立裁决的权力，司法者应毫不动摇地坚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权威。对群众意见，应视为是鞭策工作的动力，积极学习，借助其中真知灼见拓宽眼界、打开思路，丰富司法经验与智慧，发现司法弊端，提高理性、文明的司法能力和规范、公正的司法质量，实现赋予法律以生命的民意。　　人民法院报

敬畏民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评《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的《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是一本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思想启蒙的书。该书作者强调，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这个观点更加接近政治的实质，权力来自人民授予，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公共权力的根本价值追求。清末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曾为打破君主专制制度和树立民主观念而呐喊。梁启超说：“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从宪政意义上讲，建立民主政治，就是公权力最大程度接近民意的努力。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为核心，对国家实施民主治理。法治之所以优于一人之治，是因为无论立法，还是执法和司法，都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敬畏民意是一种政治理性，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强调敬畏民意，未尝不是一种政治进步。防止权力滥用，不仅要靠权力制约，更要靠执政者的善政和自律。公权力要赢得公众的认同，就首先要认同民意、善待民意。该书作者说：“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这种描述，实质上是把民意当成执政的基础和根本。民意不仅影响政治实践的成效，而且也决定政治实践的成败。敬畏民意，是对执政者的一种提醒，也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忠告。任何政权的衰落，都来自对民意的漠视。民意是政治话语权的实质掌握者。从尊重民意到敬畏民意，不仅是政治口号的转变，也体现了执政理念的提升。政治设计和政治制度安排，要以民意为出发点。执政者对民意的敬畏，既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敬畏民意，实质上就是敬畏权力，唯有敬畏民意，执政者才会谨慎用权，防止权力滥用。　　　　敬畏民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该书认为，在民本政治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民意不是抽象的，民意是人民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反映。国家权力植根于公民权利，这就要求执政者把敬畏民意体现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维护上，小心翼翼地对待公民权利，防止与民争利，防止成为公民权利的对立面。敬畏民意，要求公权力必须克服任性和偏好，通过吸取民意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敬畏民意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有用民意来衡量决策是否正确，才能减少公共决策造成社会震荡的风险。对待民意不能搞实用主义。敬畏民意是一种价值追求，不是权宜之计。民意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民意是通往真理的必然途径。因此，敬畏民意是一种程序理性。没有经过民意质疑和考量的决策，是没有生命力的。成熟的党政领导干部，会有足够的耐心，去沟通民意。牺牲民意的代价，必然是消耗执政的民意基础。这种损耗积累下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破坏力。执政者如果真正把人民满意、答应、高兴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一种真正的清醒。执政者最大的资源是民意，执政者最大的成就是赢得民意。如果把民意排除在政治之外，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民群众成为局外人，而是执政者成为局外人。敬畏民意的执政者，是最明智的执政者。执政者与公民的和谐度、信任度，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敬畏民意，体现了执政者的理性和自信。任何权力的运行都离不开民意的检验和考验。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失败者，大多是躲避民意、戏弄民意的人。在政治运作中，民意在场与否，至关重要。没有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权力结构就会产生内在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断裂。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建立在充分吸收民意基础上的。民意不是政治的补充，而是政治本身。公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公权力运行的过程就是与民意沟通对话。这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关键是要把沟通民意当做一种工作常态。该书作者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民意不是一堆意见、一些情绪，而是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需要通过法律来保障，通过舆论来监督。在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不同社会主体利益的整合，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遵循法律途径，将民意体现在秩序和正义中。　　　　政府的力量，最终依靠的是说服民众而不是强迫民众。善待民意，是基本的政治伦理。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冲突，不仅仅是利益冲突，也极易转化为“官民冲突”。由人民内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将矛头指向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民意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它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生活中。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限制权力，只有限制权力的扩张和滥用，才能给民意表达的空间。敬畏民意不是单个人的德政，而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该书认为，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对于民意，既要认真对待，又要科学分析。民意更多地体现在听证、信访、民意调查、协商对话、绩效评估等工作机制中，不能简单地将网络舆情等同于民意，应防止“多数人”的话语暴力。民主是一种累积的过程。该书倡导“增量民主”，意在强调在政治实践中，不断畅通和扩大民意沟通的渠道，将民主价值贯穿于政治发展的全过程。　　　　敬畏民意，体现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良好的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手中权力，既要积极争取公民的自愿合作，按照民主评价不断纠正错误，又要将公民幸福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该书作者说：“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带来对公民权利的戕害和对公共生活的干预。政府只有远离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轨道，沿着敬畏民意、尊重民意、顺应民意的轨道运行，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

敬畏民意，民主才能成为好东西

书评人：郝金刚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当年曾以这篇文章，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其中诸多话语，都曾深深击中人心。　　在那篇文章最后，他写道，“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这样的“民主”，当然不是好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虚妄的民主呢？在《敬畏民意》一文中，俞可平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谁是人民？人民将权力授给谁？人民如何将权力授予政府？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须臾离不开民意。”　　也就是说，在一些权力场域，民主质量不高，没能真正成为好东西，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民意重量，没有在充分敬畏民意基础上，倾听好民意，并在相关行政决策上，来真正体现出民意需求，最终形成民主化的制度。认识不到民意重量，也就不懂“权为民所赋”，在面对人民需求的时候，做不到“权为民所有用”。　　这里例举一个最新事例，贵州省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文永东日前在接受贵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这样的权力“雷语”，无疑就是曾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那句“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翻版。这种把人民与党的利益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显然也就是没能认清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做到对民意的起码敬畏，自然也就不能在民主的框架内依法行政。　　在这个民意与权力进行深度博弈的年代，只有充分尊重民意，政府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权力才能真正拥有公信力。这就要求，权力必须真正放下身段，倾听民意，为民做实事，才能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获得民意拥戴。越是民意集中的地方，权力越应该有勇气直接面对，而不能上演“民意已经过河，干部还在假装摸石头”的丑剧，来敷衍民意。　　改革是这个时代无可逆转的潮流。在《敬畏民意》发布会上，俞可平评价目前中国改革现状时也强调，“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一切都在证明，越是在这样的关口，越要痛下改革的决心。这个关口，无疑就聚焦着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前些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而要让改革最大程度地告别风险，趋近完美，别无他途，也还是要回到民主的路径上，在任何细节的操作上，都要回到真正敬畏民意这个原点。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没有政改的成功，“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时，话锋一转：“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俞可平在“敬畏民意”一文中，也强调称，“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把民意当作价值，他们重视民意是因为民意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　　而觉醒的民意，无疑更需要得到足够的敬畏与呵护。让觉醒的民意得到充分尊重，得到最大支持，才能为民主改革提供最大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对任何轻忽民意的权力行为，都必须引起足够的警醒；对任何让民意支付过大代价的权力行为，也必须追诉相关责任。由此，通过真正托起民意的重量，来提升民主治理的质量，从而为改革提供更大的助力，为当前的改革问题梳理出清晰的价值与路径。　　“天大地大，民意最大”，俞可平说，“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以民意推进民主，以民主助力改革。由此，中国的民主与改革，将从敬畏民意开始，获得最大的润滑剂；中国当下的公共治理问题，也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方向与动力。　　《敬畏民意》收录俞可平近年来的政论和访谈文章，呈现他在政治改革、民主治理、中国模式等问题上的最新观点，书中探讨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各领域。出版方认为，此书出版必将推动我国思想界有关改革前景和改革共识的讨论，有利于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民意：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敬畏民意》一书收录了学者俞可平近年来的政论和访谈文章，全书文字通俗易懂，论述深入浅出，全面呈现了俞可平在政治改革、民主治理、中国模式以及善治与合法性等问题上的最新观点，延续着他一贯的透彻和清晰，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敬畏民意》一书基本上涵盖了他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主要关注点。无论是对于民主法治进程的呼吁，或是对中国模式以及善治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改革已经行进到一个至为关键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改革能否继续前行的重要前提，就在于中国社会能否维持基本的改革共识。探索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培育民主法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俞教授决定将近些年的通俗短文和访谈辑集出版的初衷。俞教授说，之所以将《敬畏民意》作为本书的题目，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在俞教授看来，敬畏民意，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就需要发展起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要使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成为民意的代表，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就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的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要使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有”，就需要发展起一系列捍卫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因如此，俞教授指出，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正如俞可平教授在书中所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敬畏民意》以深入而不晦涩的学术文章贯穿起了现今中国政治的几大命题，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政治理论的内涵，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学术佳作。

敬畏民意,这应当成为民主共和政治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

俞可平在书中说:敬畏民意,这应当成为民主共和政治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这应当是党和国家全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民意是钢铁长城，它可以坚强地捍卫人民的政权；民意是洪水潮流，它可以决开一切专制的裂口.谁是人民？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但每个人又不是人民。人民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概念。对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含义。很难对人民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为什么在人民的名义下可以做好事，但也可以做坏事的重要原因。 <<敬畏民意>>此书可以下酒，痛快！

<<敬畏民意>>难得的好书!

何为民意？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心声，民众的信任和民众的评判。民意不可欺，民意关乎世道人心。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古人之所以十分注重祭祀天地，因为天地代表民意，天地代表良心，感恩天地，就是感恩人民；敬畏天地，就是敬畏民心。古人都懂得“天地良心”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本来就是靠人民的拥护起家的，我们焉可不注意民意，不敬畏人心。 《敬畏民意》这本书，集中关注中国目前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问题。难得的好书!

《敬畏民意》读后感

天大地大，民意最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古人十分注重祭祀天地，因为天地代表民意，天地代表良心。感恩天地，就是感恩人民；敬畏天地，就是敬畏民心。对于依靠人民来“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人民利益是其根本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众所周知，党的组织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的组织工作更要敬畏民意、体现民意。何为民意？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心声，民众的信任和民众的评判。对于组织工作来说，民意既是督促组织部门改进工作的压力，更是推动组织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七大以来，组织部门自掀盖头，连续5年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主动公开接受人民群众评头论足，开辟了组织部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途径，畅通了干部群众反映意见和要求的管道，成为了组织工作的“民意指数”、“绿色GDP”。群众在你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你在群众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每一年的民意调查，犹如一帖“清醒剂”，提醒着组织部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睛雨表”、“风向标”。近年来，组织部门真心诚意地让群众大胆打分、谏言建议，而后又及时公布结果，这些措施有力地提高了组织工作的公众参与度，是顺应民意的实际举措。同时这种真诚、务实、亲民、阳光的工作方法又起到了凝聚民心的积极作用，拉近了党及组织部门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赢得了更多民心，凝聚了更多的力量。民意给力，组织部门自然没有理由懈怠。在民意调查中，人民群众对组织工作作出公允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建议，有的可能还比较尖锐。这表明人民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赖，也说明组织工作离群众满意还有差距。面对民意调查，我们不仅要有压力，更要把压力转变为改进工作、自我发展的动力，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把干部群众的看法、意见和要求作为坐标，拿出壮士断腕的胆魄，勇于突破自我、重塑自我，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夯实基层基础、引进高科技人才等方面抓创新、求突破，增强组织工作的生机和活力，真正把群众高不高兴、答不答应、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党的组织工作的一条重要标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始终保持对民意的敬畏，始终保持一种“赶考”的心态，才能不断继承创新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才能确保我们的组织工作工作更合民愿、更贴民心、更顺民意。

俞可平谈《敬畏民意》与政治改革

《敬畏民意》这本书集中关注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问题。 主要论及的主要问题有：“民主法治的现实意义、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中国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全球化与中国模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治理与评理评估、善治与合法性、政府创新与制度变迁、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等等”。俞可平教授说，《敬畏民意》着重阐述以下这样一些重要观点：1）民主政治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敬畏民意应当是民主共和政治条件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应当是国家全部政策的根本原则。然而，敬畏民意必须体现为一系列民主的选举制度、代表制度、授权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和利益表达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敬畏民意就会成为空话。2）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党。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治理方略，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应当成为依法治国的表率。如果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现实途径，那么，“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也应当是中国推动法治国家的现实途径。3）既要创新社会管理，又要重视社会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各级政府的重大任务，但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一体之两翼，不可偏颇。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有可能造成政府过分扩权；过分强调社会自治，则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从我国目前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看，前者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要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今天，更应当重视社会自治。4）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善治是公民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它正在成为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没有民主和法治，不可能有善治。5）官民共治是通向善治的基本途径，而官民共治的基础，就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完善相关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支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政治参与、民主决策、权力监督、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俞教授看来，敬畏民意，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就需要发展起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要使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成为民意的代表，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就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的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要使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有”，就需要发展起一系列捍卫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因如此，俞教授指出，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正如俞可平教授在书中所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敬畏民意》以深入而不晦涩的学术文章贯穿起了现今中国政治的几大命题，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政治理论的内涵，是值得推荐给每一个关注中国政治命运的读者的学术佳作。

敬畏民意新书发布会现场(摘录)

主持人：下面有请俞可平教授就他本人撰写这本书谈谈自己的想法，大家欢迎！俞可平：有朋友说，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能够把一些比较深的东西用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这是他的夸奖。我对学问有这样一种理解，有两种学问，一种学问叫做天国的学问，纯学问。另外一种学问叫做尘世的学问、现实的学问。前面这种学问就像登山，登山就是你一千一万个人合起来跟你比，你登的最快，这一万个人，十万个人都没用。另外一个尘世的学问叫做接力赛，接力就是你4×100。尘世学问需要一个接力，需要集思广益。我几年前在写一本书的序言里就说过，我说我做两种学问，第一种学问我不跟人家谈，我读的几百本书，你都没读过，你我谈什么，我一定不跟人家谈，这是纯学问，其实我喜欢纯学问。我去年在哈佛四个半月时间，完成了20多年纯学问的书，草稿完成了：《人类理想现状》。但是另外一种学问，尘世的学问，一定要听取意见，因为你是跟现实有关系的，你要取得最大程度的共识。我这几年相当一部分就是尘世的学问，就是现实的关注。刚才大家拿到《敬畏民意》这本书，实际上就是集中管理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改革的这样一本书，我这两年写了四本通俗类的书，两本是专著，一本就是《思想解放与政治解读》，一本是《敬畏民意》，在过去这些书里面，有着现在政界朋友都熟悉的概念，动态稳定、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等。我这本书书集中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主要关注这么一些问题：民主法制的现实意义，中国政治改革的合理途径，社会管理与社会自制，善治与合法性，政府创新与制度变迁，公民社会与社会自制等等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面，我提出的有些是过去没有强调的，或者是其他学者没有强调的观点，我概括了一下，最主要的是这么六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的，《敬畏民意》，应该是民主共和政治条件下所有官员的基本态度，人民至上应该是国家建立政策的根本原则。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应该尤其强调，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官员根本没有想到敬畏民意。我曾经在深圳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的会议上有一个演讲，我就讲到这点，我说现在有一些现象不正常的，年轻人不敢讲话，尤其是体制内的年轻人，一到退休他就敢讲了，为什么呢？他一讲怕犯错误，怕自己的官当不了，退休胆大了。有些官员，为什么老看上面颜色行事，因为他要升官，我不听上面的，我行吗，所以我特别强调敬畏民意，不要敬畏上面的官员，你确实是一个人民的官员的话。这个话好讲，真正要落实到制度，这个话才有意义。我特别强调敬畏民意必须体现在一系列的民主制度，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利益表达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什么敬畏民意，人民至上都是空话。第二个观点，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党。依法治国是国家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应该带头成为依法治国的表率。我们在发展民主方面，我们提出来的现实途径，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我在这个书里面提出来，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民主应该带头，法制更应该带头。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在法制方面，应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第三个观点，既要创新社会管理，又要重视社会自治。社会管理创新，现在是各界政府的重大责任，但是在我看来，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翼，我更喜欢社会自治，公民自己的管理和政府的管理这两翼是不可偏颇的，如果过分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他有可能，或者他势必会造成政府过度的扩权，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政府部门官员不多，现在有些政府部门，社会管理交给了政法口，他要胡编，你交给他他一定是扩权的。如果国家强调社会自治，有可能会导致社会失控，在现在中国条件下认为政府不重要，肯定不行，但就中国目前来讲，公民自己的管理威胁更多一些。所以我特别强调社会自治，很多人没有注意过，我是社会管理创新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我有一篇文章很多人会听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2007年发表过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在6月份，还有4月份的文章，社会推动与社会管理创新，那个时候不注意，现在很热闹。我现在更应该强调社会自治。第四个观点，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条件，也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谁都想长治久安，现在的长治久安和古代不一样了，古代的贞观之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善治是公民与政府合作的公共协作，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我认为它正在成为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仅有民主，不足以保证善治，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善治。第五个，官民共治是通向善治的基本途径，而官民共治的基础就是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我觉得要完善相关制度，让社会组织在政府参与、民主决策、权利监督、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我概括了一下，我觉得我这个书里面，有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大概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观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我的文章里面找到更凉席论述，我以前那些书的主要读者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政府官员，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很大部分的与会者是社会组织的朋友，我希望我们社会组织的朋友，也应当像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一样，来关注中国的民主建设，希望这本书也能得到你们的喜欢，谢谢大家。媒体互动：主持人：感谢俞可平教授跟我们分享了他沉思的结果。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时间互动。记者：谢谢主持人对中国网记者的眷顾，问题提给俞可平局长，刚才您在新书中也谈到了，我提两个关于改革的话题，改革紧迫感淡薄了，有人认为改革的力度不够大，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改革现状？您在纪念南方讲话20周年也谈到了，目前中国还存在一些不彻底的改革的弊病，您认为中国不彻底的改革，是不是造成了中国存在不公正、不正义现象的根源？俞可平：我把两个问题合起来回答，我一直说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就像我刚才在讲社会创新的时候提到的一样，我们现代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我在哈佛做演讲，我就讲这个比较。你们都一样的，我相信在座的都会有这个体会，我们改革开放初的时候，到国外去要挣点美元回来，在国内用，那个美元值钱，在国内东西都便宜，我去年圣诞节回来，那个品牌店里都是中国人，反而美国的很少，这个变化太大了。我就想到了很多的变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今天下午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演讲——中美关系的演讲。30多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的进程，也改变了世界的进程，或者说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到底有什么特征，这对判断下一步的改革极为重要，我判断它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很多视角：第一，新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甚至有些很明显。我听说有些杂志，读者是哪个对象群体，都非常明确了，这个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进程影响极大。第二，新的社会格局开始形成。我今天在会议上也讲过了，三个社会系统开始形成，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政治、经济、社会是不分的，是一体化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政治意义。现在是不分的。所以说三个不同的领域都有相应的规则，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则。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创新这么难？是因为我们原来根本没想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居然会产生，而且会越来越强大。我给我们的官员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则，我就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些官员到卡拉OK消费的时候，他要把车牌号码去掉，因为官员不合适，老百姓就没事，这个变化非常大。我们要赶紧完善制度，让社会创新能够推动起来。第三，大量的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不仅是制度改革，社会的进步非常难，甚至不进则退。像有些学者讲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你已经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你一摸掉下去了，你不能老摸，你看前面这个桥盖好了，你就往桥上走吧。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主要是有三点：第一，有些领域需要突破，需要突破性的改革。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为什么需要突破呢？因为不突破，改革就不彻底，不彻底的话，开头的时候感觉不到，到了一定程度还不如不改呢，包括我们的解放思想，包括南方谈话20周年的会议上我也在讲，解放思想要彻底，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坚持中国特色，但是我一直提醒我们的各级官员和学者，我问一下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为什么？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幸福，文明的和谐，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所以你一项新的制度，一种新的观点，一个新的政策，不要一上来就问姓社姓资，似马非马。第一要突破。第二，改革的重心需要转移，要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前30年改革的中心是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永远是基础，但是改革的重心要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在中国政治经济是不可分的，政治和经济能分开吗？ 没有小平同志到南方去谈话，能够有市场经济吗？这也是政治。社会改革尤其如此，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里面最需要达到的目标、公平、正义、社会自治无法实现；没有社会改革又怎么能够达到社会公正呢？不可能。所以重心要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第三，需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我前段时间去调研，讲到社会管理，我们正在负责评价中国社会管理指标体系，一个重大的课题。我说做到两点就行，把社会公正、公民参与放到我这个指标体系里来。上面领导就要做两点，第一，维护社会稳定；第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改善民生重中之重，对的。但是我问你，你去年的民生改善了没有？他说，改善了。我说，你稳定压力增大了还是减少了？他知道了，这个问题套进去了，稳定压力大了。你想，民生改善了，稳定压力反而大，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社会公正出问题了，虽然我钱多了，我还不高兴，所以改革的重心要逐渐地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但是怎么改？前面有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又要突破改革，难度非常大，改革的共识遇到问题了。我们需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官员、知识分子和公民，应该是对我们改革是有共识的。主持人：这10分钟，最后一个问题。记者：谢谢主持人，南方都市报提问，就想问俞可平老师，关于社会管理的一个问题，之前有说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还有很多空白，或者有许多工作要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分工，或者说双方涉及的范围和深度应该怎么设计？或者说一个原则是什么？同时也想听一下民政部的谈主任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俞可平：中央特别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点一定要完整地理解，不是简单地说要加强社会管理，他强调的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他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我一直说，前面四个字我们一直有，什么工作都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这是一贯的行为，真正的亮点是后面八个字，公众参与、社会协同，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真正做到亮点，应该在后面。这是关于社会管理总的原则方面。我觉得重点特别要强调，或者说创新的着眼点放在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根据这样的一种理解，政府跟民众，或者说社会组织应当有一些基本的分工。政府首先要承担一个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关系，包括制定一些必要的法规，还有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这个社会组织是无法替代的，这是政府的职能。第二，政府负有规范和监管的责任，只要国家存在一天，政府就要履行监管的责任。第三，政府应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你不能指望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比如说公共卫生、公共治安，这是涉及民生的，一定要政府来提供，这一点民间组织一定要认清楚，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一个人是饿死了，这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一个穷人的孩子上不了学，如果真的是因为穷，上不了学，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民间组织的责任。那么民间组织做什么呢？社会发展以后，公共服务是有个性化的需求，有些个性化的需求政府不能提供，政府是大范围的，它不可能想得非常细，一个一个，一家一家，你应该怎么样，这是民间组织的责任。民间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应该强调个性化。再就是基层社区，基层社区治理越来越重要，刚才有一位朋友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很多，这些政府当然要营造基本的制度环境，但是社会组织应该在基层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甚至我们应该有明确的边界，有些东西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去管理，它的效果是更好的。还有就是基层的自我管理，就是社会自治，这一块政府不要去包办，现在有些政府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去管，开头或许很简单，但是到后面你承担不了这个代价，你包办不了。我一直说民主不是简单的公民全部参与，有些非常专业的领域，公民参与还是没有帮助解决的，但是有些领域需要公民参与，特别是基层社区领域，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不能学西方的东西，这个话说不了，为什么呢？基层的社区自治是我们中国很好的办法，在中国古代，考的是民间的经营，他有一种自我，这个方面我们是有传统的，有些管理政府管的太多了，必须慢慢地撤出来，撤出来以后不是留下一个真空状态。谈志林：我是很了解南都的新锐，我原来在人民大学是新京报的特约评论员，但是现在到体制之内了，确实不敢乱说乱讲，但是你这个问题我有两句：第一，政府应该认清职责，界定自己的边界。第二，要做好纵横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引导社会创新，纵横两个层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横向的是基层社区治理，纵向是社会组织的体制创新。谢谢。（结束）

执政者要懂得敬畏民意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著作有《民主是个好东西》、《敬畏民意》《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等。 俞可平教授的《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是一本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思想启蒙的书。该书作者强调，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这个观点更加接近政治的实质，权力来自人民授予，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公共权力的根本价值追求。清末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曾为打破君主专制制度和树立民主观念而呐喊。梁启超说：“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从宪政意义上讲，建立民主政治，就是公权力最大程度接近民意的努力。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为核心，对国家实施民主治理。法治之所以优于一人之治，是因为无论立法，还是执法和司法，都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敬畏民意是一种政治理性，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强调敬畏民意，未尝不是一种政治进步。防止权力滥用，不仅要靠权力制约，更要靠执政者的善政和自律。公权力要赢得公众的认同，就首先要认同民意、善待民意。该书作者说：“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这种描述，实质上是把民意当成执政的基础和根本。民意不仅影响政治实践的成效，而且也决定政治实践的成败。敬畏民意，是对执政者的一种提醒，也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忠告。任何政权的衰落，都来自对民意的漠视。民意是政治话语权的实质掌握者。从尊重民意到敬畏民意，不仅是政治口号的转变，也体现了执政理念的提升。政治设计和政治制度安排，要以民意为出发点。执政者对民意的敬畏，既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敬畏民意，实质上就是敬畏权力，唯有敬畏民意，执政者才会谨慎用权，防止权力滥用。　　　　敬畏民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该书认为，在民本政治下，民意只是工具，统治者重视民意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民意才成为价值。民意不是抽象的，民意是人民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反映。国家权力植根于公民权利，这就要求执政者把敬畏民意体现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维护上，小心翼翼地对待公民权利，防止与民争利，防止成为公民权利的对立面。敬畏民意，要求公权力必须克服任性和偏好，通过吸取民意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敬畏民意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有用民意来衡量决策是否正确，才能减少公共决策造成社会震荡的风险。对待民意不能搞实用主义。敬畏民意是一种价值追求，不是权宜之计。民意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民意是通往真理的必然途径。因此，敬畏民意是一种程序理性。没有经过民意质疑和考量的决策，是没有生命力的。成熟的党政领导干部，会有足够的耐心，去沟通民意。牺牲民意的代价，必然是消耗执政的民意基础。这种损耗积累下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破坏力。执政者如果真正把人民满意、答应、高兴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一种真正的清醒。执政者最大的资源是民意，执政者最大的成就是赢得民意。如果把民意排除在政治之外，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民群众成为局外人，而是执政者成为局外人。敬畏民意的执政者，是最明智的执政者。执政者与公民的和谐度、信任度，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敬畏民意，体现了执政者的理性和自信。任何权力的运行都离不开民意的检验和考验。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失败者，大多是躲避民意、戏弄民意的人。在政治运作中，民意在场与否，至关重要。没有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权力结构就会产生内在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断裂。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建立在充分吸收民意基础上的。民意不是政治的补充，而是政治本身。公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公权力运行的过程就是与民意沟通对话。这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关键是要把沟通民意当做一种工作常态。该书作者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民意不是一堆意见、一些情绪，而是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需要通过法律来保障，通过舆论来监督。在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不同社会主体利益的整合，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遵循法律途径，将民意体现在秩序和正义中。　　　　政府的力量，最终依靠的是说服民众而不是强迫民众。善待民意，是基本的政治伦理。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冲突，不仅仅是利益冲突，也极易转化为“官民冲突”。由人民内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将矛头指向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民意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它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生活中。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限制权力，只有限制权力的扩张和滥用，才能给民意表达的空间。敬畏民意不是单个人的德政，而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该书认为，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对于民意，既要认真对待，又要科学分析。民意更多地体现在听证、信访、民意调查、协商对话、绩效评估等工作机制中，不能简单地将网络舆情等同于民意，应防止“多数人”的话语暴力。民主是一种累积的过程。该书倡导“增量民主”，意在强调在政治实践中，不断畅通和扩大民意沟通的渠道，将民主价值贯穿于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敬畏民意，体现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良好的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手中权力，既要积极争取公民的自愿合作，按照民主评价不断纠正错误，又要将公民幸福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该书作者说：“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带来对公民权利的戕害和对公共生活的干预。政府只有远离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轨道，沿着敬畏民意、尊重民意、顺应民意的轨道运行，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

这是一本及时的书

上午在北大举行了俞可平教授新著《敬畏民意》新书发布会。我作为责任编辑规规矩矩地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说了出版社的理念和书的特点。不到五分钟的发言，算是给这一年多的工作划个句号。回想起编辑过程，起初只是把俞老师近几年的文章汇集起来，想推荐给国外出英文版，然后一编就是一年多。中间俞老师替换过文章，修改过文章，包括一些概念的表述也都有细致的修改。快要出版时，真的担心时间是不是太晚了。但我发觉，现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需要让一般的读者了解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需要有人来倡导一些突破性的变革。需要思想界关于改革达成某种共识。不进则退。俞老师的发言还是那么掷地有声的。他讲了自己出版《敬畏民意》的想法，自己这几年关注的重点（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还一一分享了他在这本书里几个关键的观点。比如，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而敬畏民意就体现为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包括授权、决策等等；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党；既要创新社会管理，又要重视社会自治；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善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官民共治是通往善治的基本途径。中国需要这样用简单语言表述复杂问题的学者。

《敬畏民意》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学术佳作

《敬畏民意》一书基本上涵盖了俞可平教授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主要关注点。无论是对于民主法治进程的呼吁，或是对中国模式以及善治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反映出中国改革已经行进到一个至为关键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改革能否继续前行的重要前提，就在于中国社会能否维持基本的改革共识。探索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培育民主法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俞教授决定将近些年的通俗短文和访谈辑集出版的初衷。俞教授说，之所以将《敬畏民意》作为本书的题目，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在俞教授看来，敬畏民意，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要使政府的政策体现民意，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就需要发展起一整套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要使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成为民意的代表，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就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的选举制度、代表制度和罢免制度；要使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真正实现“权为民所有”，就需要发展起一系列捍卫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因如此，俞教授指出，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是“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的试金石，也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　　正如俞可平教授在书中所说：“敬畏民意，就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法律制度，敬畏公众舆论，敬畏公共责任，敬畏社会评价。敬畏民意，首先就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广开自由言路，虚心听取公众对政府的意见。敬畏民意，更要认真对待民意，要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善于将公民的需求转变成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敬畏民意，就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敬畏民意》以深入而不晦涩的学术文章贯穿起了现今中国政治的几大命题，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政治理论的内涵，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学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