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地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0-12
ISBN:9787108035479
作者:黄海
页数:278页
内容概要
黄海，1976年8月生，社会学博士。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研究和农村社会学。
书籍目录
主要出场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混混”群体
——网络、结构与基本特征
第三章 悸动与变迁
——后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1981-1991）
第四章 松动与嘈杂
——市场、“混混”与成长逻辑（1992—1995）
第五章 冲突与对抗
——税费、越轨与农民日常反抗形式（1996-2000）
第六章 扶植与消解
——支配、权力与乡村秩序重构（1999-2003）
第七章 崩溃与重构
——赌场、暴力与乡村社会转型（2003-2007）
附录 中共P县县委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以湖南省北部地区的红镇为个案，以两个混混所代表的“混”生命历程为网结点，生动地展现了红镇“混混”群体的网络结构、行动模式、生成逻辑及其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又对接自19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理解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进而完成相关的理论建构。通过研究像乡村“混混”这样的“他者”，往往有助于反观主流社会自身，对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更是一种有益的反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运用的解释性叙事方法，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红镇“混混”的生命史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流动的底层社会史，在这种流动的叙事中，不仅“混混”的生命历程及其越轨行为得以展示，越轨行为在乡村社会生成、壮大乃至得道的逻辑也得以自然呈现。叙事既是构成故事的一种方式，更是理论分析自身。这种情节与理论的合流方式，具有探索性意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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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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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根斯在湘北农村——社会人类学《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读书报告引子“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年代了，也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P30）这是湘北P县红镇黄村村民曾发定在与本书作者访谈时吐露的心声。无论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有没有读过《双城记》，他对生活的那片乡村土地所拥有的感性认识都凝结成了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这不是浪漫疯狂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是三十年伟光正的改革开放；这不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巴黎与伦敦，这是湘赣鄂三省交界地的农村；但其共同点就在于，不管是文豪狄根斯还是农民曾发定，都看到了和谐历史下潜藏着汹涌的社会危机。笔者才疏学浅，以本科一年级之力勉强阅读了一位社会研究者黄海的博士论文，不敢说理解了其中多少的“越轨社会学理论”、“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扶植型秩序”等社会学概念，仅就笔者的少许经验阅读结合本书内容做一点简单的思考，以成为本课程读书报告。正文“社会转型”是如今学术报告与媒体评论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在百度搜索中的相关结果约为17300000，尊重本书的叙事并抓住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来阐释社会转型，在笔者看来是有效的学习方法。下文将以三个时期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一、1981~19911981年2月28日，当时还是“红乡人民公社”的红镇刚刚得知将要被作为全县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区，无异于遭受一枚重磅炸弹。社员们反应强烈，但基本呈现两个极端：高喊“分田分田”的，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P62）出于建国后的传统是无论合理的政策还是值得推敲的政策，只要中央下了指令，个体的反抗与拥护均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包干制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的政策实在诡异，与一直宣传的美好集体蓝图相左太多，简直是退步，“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曾发定），引起了村民们极大的怀疑与困惑。分了田增了产，红镇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在随之变化，例如红白喜事的习俗变迁、建房热潮的兴起，当然也有集体活动的冷却褪去。但即便如此，多年的共产宣传与信息滞后使得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在伦理系统上发生大的变化。正如作者在后文中所引用的“语言是文化结构中最直接的符号体系，准确把握语言这个体系，是把握行动的前提（格尔兹，1999）”（P241），日后将进入乡村生活中心的“能人”曾好义因为做些小生意，并使用一些在村民眼里不合常规、不道德的方式，还依旧是众人口中的“奸商”。从这样的话语评价中也可以窥出，虽然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正在逐步退场，乡村秩序在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中也仅仅是出现了一点结构的松动，传统结构依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在杰克•D•道格拉斯的越轨分类中，曾好义与另一名因顽劣闹事被学校开除的“混混”陈根生的越轨行为，给其他村民留下的只是“A：某种事物不对劲、陌生、奇特的感觉，与B：让人厌恶、反感的感觉”。（P92）总体来说，由于这些乡村的“街角青年”的越轨行为对普通村民的生活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只是一些不入主流的边缘人；而历史进程的不断推动，以及他们自身的主观“进取”，却在日后的变革中被逐步推向红镇政治经济生活的前台。二、1992~2004在共和国经济史上，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共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占有着仅次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地位。对红镇来说，1993年11月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立刻产生大的影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粮价管制政策的不断摇摆、朝令夕改，红镇村民们包括“奸商”曾好义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另外，这一时期农村税费的不断加重则是国家专制性权力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在此将重点放在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对红镇的中观影响上。正如在某种层面上分税制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高房价（地方政府在失去了很多大税种的同时，只能靠土地财政等来维持运营），在红镇这样的乡村，许多政府行为也在分税制传导的财政压力下进行寻租。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承包制”，由P县政府至红镇政府，再至各职能部门或人的层层目标责任制，使得在各级政府中权力最小责任最多的乡镇干部在农民眼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三要干部”（要钱要粮要命[抓计划生育]）。（P112）除了在税制权力和义务上的变化，就红镇来说，迫于县里的要求将原来效益较好的一些镇属企业也改为了县属，从数据上来说，1994年还有180多万元的红镇财政收入，1995就锐减到70余万元，而乡镇政府的压力可见一斑。（P112）勉强熬过了1995年后，1996年的红镇政府已是举步维艰了，乡镇干部也是个体的人，税费越沉重，就越没法硬着头皮做农民工作、向农民开口。（P114）早几年的“办学习班”对付农民的效果也不再奏效，农民越来越善于使用“弱势的武器”、不理性的抗争，例如“上访”，这在追求稳定的上级政府眼中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乡镇政府更是难以完成收税任务，自然地，曾好义与陈根生等“混混”的作用就被乡镇政府发现了。历史的吊诡就是这样，“混混”的越轨力量在未被乡镇政府利用前，还曾与农民的反抗结合，并领导了一次影响较大的“上访”；而在“混混”的私利得到满足并放弃领导抗争之后，基层政权发现了越轨力量不仅不可以打压，反而可以有效利用。换言之，是“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存在意义。（P123）“扶植型秩序”逐渐形成，乡村基层权力依靠越轨力量的金钱暴力与身体暴力对农民进行治理。这种异化的结合既是大历史的“常态”，又是被农民认为“世道变了”的“异态”，基层政权和越轨力量获得生存价值与乡村秩序，而弱势农民的利益则被牺牲。至于传统中国的宗族制度伦理影响下的乡村秩序则逐渐式微，新的规则和秩序尚未建立，没有秩序成为新的秩序。（P180）在这种特殊政治逻辑的支配与重构下，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的退场是如此进行的：由于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运行的整体主义逻辑，即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难以剥离，专制性权力弱化的同时，基础性权力也几乎同时发生弱化。（P224）乡镇政府无法使用足够的专制性权力对“混混”等越轨力量进行整治，也无法为村民提供足够的公共职能与服务，产生的结果就是乡村问题在一些乡镇干部眼中是由于权力不够产生的，在一些农民眼中的当下还不如公社时期。三、2005~2007自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来，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威逐步减弱，“扶植型秩序”因失去国家力量的支持而走向消亡。（P38）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轨力量在乡村失去了生存空间，相反，由于多年“市场权力化”和“权力市场化”导致“混混”尾大不掉，话语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普通村民眼中曾好义与陈根生的形象逐渐变成“块方（当地方言，意即有背景、有后台）”和“有狠”。（P203、P206、P210）这意味着越轨力量从受人鄙视发展到了受人敬畏与艳羡，“混混”的越轨行为逻辑不仅为普通村民所接受，而且为其所效仿。由曾好义和陈根生等人把持的地下六合彩与地下赌场的兴起发展，少不了普通村民渴望一朝暴富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成为越轨力量在“扶植型秩序”消解后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是普通农民的生活。更诡异的是，当想要有所作为的警察力量企图对这些地下场所进行打击时，普通农民会自觉为地下场所通风报信；而即便是打击成功，也往往只是对小规模、不“块方”的场所，一旦触及“大老板”们的利益，不仅人数较少的警察会被“混混”围攻，上级领导的处理意见也是“首先一定要稳妥处理，其次要稳当处理，第三必须要谨慎处理，最后要确保稳定”，最后吃亏的还是基层执法力量。（P212）由此种种，村民们开始更多地信奉权力、金钱和暴力等解决手段，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暴力的弥散，越轨力量坐大的土壤进一步生成，红镇乡土秩序也呈现“灰色化”的特征。（P228）四、结论相比于作者选择的视角与理论体系，本书最后却提出了一个“希望不是老套”的结论：当代乡村社会秩序中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治理模式进一步转型，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推进文化与政治的现代化。（P255）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共同推动，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国家构建（李强，1998）”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P255、P256）后记很感谢作者在本书写作中清晰的经验呈现与逻辑推论，虽然笔者在阅读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但在理解并获得启发之后，并无多大的困难，仅仅是将笔记进行了整理汇总，就做成了这个读书报告。但同时也不敢说本文有多大的原创性或得出新的结论，书房中的自娱自乐而已。而真正学习到的则是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正如吴毅教授在《灰地》总序中的观点，在田野研究中提倡兼具乡土性（经验性）、情景性和叙事性：首先必须学会并习惯实地调查与求证，这是任何人类学工作者的必备技能；在面对复杂万端的经验对象时，除了要学会传统的归纳与抽象，还要善于使用阐释与深描，将经验与学理关系复杂化呈现；另外，学习历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对于编织社会人类学学术也是善莫大焉。另外由于笔者个人的专业是新闻学，在很多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都有共通之处，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习，对于新闻学的专业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学习人类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则还值得如笔者这样的人类学初学者漫漫求索兮。
精彩短评 (总计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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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化。 -
师承吴毅，《小镇喧嚣》的乡镇政治运作基础上，作者透过两个混混发迹的生活棱镜，折射出改革开放的官退之后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灰色化”进程。乡村政治的“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存在意义，“能人”与“混混”们的耦合，以及镇政府对“混混”态度上的欲迎还拒甚至“扶植”，无一不为混混们的发迹提供了土壤。此外，转型过程中村民生活呈现的一种“生活即政治”与某种“无伦理”的状态，都使得官退之后，民进的不可能。“世道变了”，世事果真恰又如此。 -
理论部分有些乱，实地调查访谈做的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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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部分是我这个”山野刁民“的童年记忆。淳朴也严肃。还有没有其他”混混“产地的书？ -
基层正在朝无政府状态发展 -
理论和材料结合撕两半了，总体还好 -
孔子论政治说治理一个地方的顺序应当是“庶之，富之，教之”，但是单向度的市场取向势必带来社会建构和公民意识培养的不成功，尤其现在农村俨然处于无政府的原子状态，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哎呀如果我是领导人这么大个烂摊子完全就是不想接了 -
港人开始要拍古惑仔可以说是97情节作祟，那要将中国乡土中那些“古惑仔”拍成电影，导演们又需要有怎样的情怀呢？ -
狄根斯在湘北农村
——社会人类学《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读书报告
引子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年代了，也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P30）这是湘北P县红镇黄村村民曾发定在与本书作者访谈时吐露的心声。无论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有没有读过《双城记》，他对生活的那片乡村土地所拥有的感性认识都凝结成了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这不是浪漫疯狂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是三十年伟光正的改革开放；这不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巴黎与伦敦，这是湘赣鄂三省交界地的农村；但其共同点就在于，不管是文豪狄根斯还是农民曾发定，都看到了和谐历史下潜藏着汹涌的社会危机。笔者才疏学浅，以本科一年级之力勉强阅读了一位社会研究者黄海的博士论文，不敢说理解了其中多少的“越轨社会学理论”、“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扶植型秩序”等社会学概念，仅就笔者的少许经验阅读结合本书内容做一点简单的思考，以成为本课程读书报告。
正文
“社会转型”是如今学术报告与媒体评论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在百度搜索中的相关结果约为17300000，尊重本书的叙事并抓住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来阐释社会转型，在笔者看来是有效的学习方法。下文将以三个时期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
一、1981~1991
1981年2月28日，当时还是“红乡人民公社”的红镇刚刚得知将要被作为全县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区，无异于遭受一枚重磅炸弹。社员们反应强烈，但基本呈现两个极端：高喊“分田分田”的，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P62）出于建国后的传统是无论合理的政策还是值得推敲的政策，只要中央下了指令，个体的反抗与拥护均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包干制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的政策实在诡异，与一直宣传的美好集体蓝图相左太多，简直是退步，“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曾发定），引起了村民们极大的怀疑与困惑。
分了田增了产，红镇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在随之变化，例如红白喜事的习俗变迁、建房热潮的兴起，当然也有集体活动的冷却褪去。
但即便如此，多年的共产宣传与信息滞后使得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在伦理系统上发生大的变化。正如作者在后文中所引用的“语言是文化结构中最直接的符号体系，准确把握语言这个体系，是把握行动的前提（格尔兹，1999）”（P241），日后将进入乡村生活中心的“能人”曾好义因为做些小生意，并使用一些在村民眼里不合常规、不道德的方式，还依旧是众人口中的“奸商”。从这样的话语评价中也可以窥出，虽然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正在逐步退场，乡村秩序在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中也仅仅是出现了一点结构的松动，传统结构依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在杰克•D•道格拉斯的越轨分类中，曾好义与另一名因顽劣闹事被学校开除的“混混”陈根生的越轨行为，给其他村民留下的只是“A：某种事物不对劲、陌生、奇特的感觉，与B：让人厌恶、反感的感觉”。（P92）
总体来说，由于这些乡村的“街角青年”的越轨行为对普通村民的生活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只是一些不入主流的边缘人；而历史进程的不断推动，以及他们自身的主观“进取”，却在日后的变革中被逐步推向红镇政治经济生活的前台。
二、1992~2004
在共和国经济史上，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共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占有着仅次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地位。对红镇来说，1993年11月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立刻产生大的影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粮价管制政策的不断摇摆、朝令夕改，红镇村民们包括“奸商”曾好义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另外，这一时期农村税费的不断加重则是国家专制性权力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
笔者在此将重点放在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对红镇的中观影响上。
正如在某种层面上分税制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高房价（地方政府在失去了很多大税种的同时，只能靠土地财政等来维持运营），在红镇这样的乡村，许多政府行为也在分税制传导的财政压力下进行寻租。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承包制”，由P县政府至红镇政府，再至各职能部门或人的层层目标责任制，使得在各级政府中权力最小责任最多的乡镇干部在农民眼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三要干部”（要钱要粮要命[抓计划生育]）。（P112）除了在税制权力和义务上的变化，就红镇来说，迫于县里的要求将原来效益较好的一些镇属企业也改为了县属，从数据上来说，1994年还有180多万元的红镇财政收入，1995就锐减到70余万元，而乡镇政府的压力可见一斑。（P112）勉强熬过了1995年后，1996年的红镇政府已是举步维艰了，乡镇干部也是个体的人，税费越沉重，就越没法硬着头皮做农民工作、向农民开口。（P114）早几年的“办学习班”对付农民的效果也不再奏效，农民越来越善于使用“弱势的武器”、不理性的抗争，例如“上访”，这在追求稳定的上级政府眼中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乡镇政府更是难以完成收税任务，自然地，曾好义与陈根生等“混混”的作用就被乡镇政府发现了。
历史的吊诡就是这样，“混混”的越轨力量在未被乡镇政府利用前，还曾与农民的反抗结合，并领导了一次影响较大的“上访”；而在“混混”的私利得到满足并放弃领导抗争之后，基层政权发现了越轨力量不仅不可以打压，反而可以有效利用。换言之，是“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存在意义。（P123）“扶植型秩序”逐渐形成，乡村基层权力依靠越轨力量的金钱暴力与身体暴力对农民进行治理。这种异化的结合既是大历史的“常态”，又是被农民认为“世道变了”的“异态”，基层政权和越轨力量获得生存价值与乡村秩序，而弱势农民的利益则被牺牲。至于传统中国的宗族制度伦理影响下的乡村秩序则逐渐式微，新的规则和秩序尚未建立，没有秩序成为新的秩序。（P180）在这种特殊政治逻辑的支配与重构下，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的退场是如此进行的：由于我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运行的整体主义逻辑，即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难以剥离，专制性权力弱化的同时，基础性权力也几乎同时发生弱化。（P224）乡镇政府无法使用足够的专制性权力对“混混”等越轨力量进行整治，也无法为村民提供足够的公共职能与服务，产生的结果就是乡村问题在一些乡镇干部眼中是由于权力不够产生的，在一些农民眼中的当下还不如公社时期。
三、2005~2007
自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来，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权威逐步减弱，“扶植型秩序”因失去国家力量的支持而走向消亡。（P38）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轨力量在乡村失去了生存空间，相反，由于多年“市场权力化”和“权力市场化”导致“混混”尾大不掉，话语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普通村民眼中曾好义与陈根生的形象逐渐变成“块方（当地方言，意即有背景、有后台）”和“有狠”。（P203、P206、P210）这意味着越轨力量从受人鄙视发展到了受人敬畏与艳羡，“混混”的越轨行为逻辑不仅为普通村民所接受，而且为其所效仿。
由曾好义和陈根生等人把持的地下六合彩与地下赌场的兴起发展，少不了普通村民渴望一朝暴富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成为越轨力量在“扶植型秩序”消解后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是普通农民的生活。更诡异的是，当想要有所作为的警察力量企图对这些地下场所进行打击时，普通农民会自觉为地下场所通风报信；而即便是打击成功，也往往只是对小规模、不“块方”的场所，一旦触及“大老板”们的利益，不仅人数较少的警察会被“混混”围攻，上级领导的处理意见也是“首先一定要稳妥处理，其次要稳当处理，第三必须要谨慎处理，最后要确保稳定”，最后吃亏的还是基层执法力量。（P212）
由此种种，村民们开始更多地信奉权力、金钱和暴力等解决手段，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暴力的弥散，越轨力量坐大的土壤进一步生成，红镇乡土秩序也呈现“灰色化”的特征。（P228）
四、结论
相比于作者选择的视角与理论体系，本书最后却提出了一个“希望不是老套”的结论：当代乡村社会秩序中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治理模式进一步转型，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推进文化与政治的现代化。（P255）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共同推动，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国家构建（李强，1998）”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P255、P256）
后记
很感谢作者在本书写作中清晰的经验呈现与逻辑推论，虽然笔者在阅读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但在理解并获得启发之后，并无多大的困难，仅仅是将笔记进行了整理汇总，就做成了这个读书报告。但同时也不敢说本文有多大的原创性或得出新的结论，书房中的自娱自乐而已。而真正学习到的则是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正如吴毅教授在《灰地》总序中的观点，在田野研究中提倡兼具乡土性（经验性）、情景性和叙事性：首先必须学会并习惯实地调查与求证，这是任何人类学工作者的必备技能；在面对复杂万端的经验对象时，除了要学会传统的归纳与抽象，还要善于使用阐释与深描，将经验与学理关系复杂化呈现；另外，学习历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对于编织社会人类学学术也是善莫大焉。
另外由于笔者个人的专业是新闻学，在很多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都有共通之处，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习，对于新闻学的专业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学习人类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则还值得如笔者这样的人类学初学者漫漫求索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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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的一本基层研究，个人的主动性在不同时代的政经环境下的展开逻辑让人信服。我一边看一边感慨这要是拍成个电影得多刺激。但最后的理论框架还是社会-市场-国家的三分，然后把问题归结为国家能力建设和社会发育。 -
1.书中提到很多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我来说一时半会儿是看不懂的，尽管我还是觉得这些方法写的很好~~2.这是个个案研究，从而也谈了小人物与大历史的关系，小人物的命运或许可以看出某个时代的运转逻辑，同时无数的小人物史变构成了最全面的大历史。3.对于红镇如书中所描述的那么搞，我有点难以置信，甚至怀疑作者有没有加入小说的成分，研究不能加入臆想，这应该还是要靠自觉的态度。4.这本书描写的状况适用江浙的现状应当说是不吻合的，着我们这，现在最值得研究的应该就是高利贷，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方面，它不仅折射国家金融制度，而且反应社会稳定、今年的暴发户，社会治安等等，没有就业前很想着去投资公司观察一年半载。。 -
听个故事 -
田野调查，叙事方法让学术研究不枯燥，推荐！ -
reference book -
地下赌场我们镇也有，庄家也发了财，也有放高利贷的，也有欠高利贷家破人亡的。我们镇上也有人“买码”倾家荡产的。 -
“混混”是个宝，常态社会少不了。 -
有价值的细节挺多，就是有点遗憾，作者的文献梳理仍有待深化，理论准备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概念使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随意性、随机性，这种拿来就用的方式不见得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有的时候倒是增加了不必要的突兀逻辑。。。。此外，调研有待深入，感觉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不足，当然，这是在肯定这种调查难做的基础之上。。。。。。 -
小兄弟以年少本科的姿态，写出这么清晰好读的读书报告，让我佩服。 -
这套书买了几本，都是资料学习用，很好 -
有“全能主义”这条死狗在手，没什么不能解释的。 -
逻辑特别清晰，观点有些不认同。正如封面介绍，他们和我们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好坏进退。说到底是转型没转好嘛。个人到底敌不过历史洪流。 -
想必是郭老師薦購的…… -
参考文献详实 -
素材挺好 -
虽然还没看，但是喜欢这种社科书。 -
好书。 -
从包产到户到农业税取消的变革过程中，单向度的经济改革带来国家全能治理权力的弱化，为‘混混’等社会越轨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契机，引发了乡村秩序结构和道德话权威的‘灰色化’变迁。 -
堪比大河移民上访的好书。今年以来，内容与理论皆可三读的好书！ -
了解社会基层运作 -
被推荐看的一本书 可能是与平时接触的面不同， 消化起来有点吃力 -
现实感很强，分析到位 -
之前读这一类的书不多，这次读了，觉得很有收获，其主题是“经验、叙述、阐释、对话，致力于中国转型期民族志运动”。本书社会学的语言因为力求准确而显得非常机械=0=但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还是很典型的。 -
这是由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蓝本而写的书，有时间跨度和纵深感，又有着如小说般的情节 -
爸爸问我莫不是如今的博士论文做得好的，就是这样的？差不多吧。作者当然做了很深刻的工夫，但是读完猜测他可能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程度吧。生命历程和叙事法结合在一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并不足以深刻到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做出改变，但是这样的分析本身是有意义的。PS，今天发这个，还是蛮应景的。God bless. -
作者提到国家在放弃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控的同时又抛弃了原有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一点有助于提醒我们思考单纯追求“小政府”是否真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 -
看这些社会学著作有时候比看小说 更有趣 -
补mark，比华中的要好一点 -
2016.020
因写新闻学的读书报告而读的书，成了我读过最精彩的书之一。黄海先生深入田野下的深工夫可见一斑，这种在叙事中编织的学术很容易让人读懂，同时让我对中国混混群体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存在着。 -
这种介于学者和治理者之间的视角经常让我很不舒服，比如对某种稳定的共同体的偏好，或者对某种高效又占领道德的权力的愿望--敦促一种“混混是社会常态”的自上而下的认同，即大大方方的永久性承认和隔离。至于用尽了隐喻在全书成功回避了提及“性”,不知道是因为审还是作者自己的什么考虑。中间个人跟结构的张力没写好，但第七章前半部分写得漂亮，直到讨论乡镇权力是太大还是太小的时候突然把“会扭曲人性”当作强权力的终极危险，有种活见鬼的感觉。哦还有，需要吐槽正文第一句话。但整体还是....蛮可看的，如果以上部分可以不考虑到话.... -
对我反思自己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有很大的启发。当我设身处地的想自己能不能这样写的时候才发现能像小说一样的拉出几条线真是不容易的。 -
整本书就是论文形式的，引经据典，一大堆社会学名词，读起来非常难受 -
非常喜欢社会学田野研究 -
相比于越轨理论，关于国家权力的在两种层面的分类，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引用更有启发性。 -
这套书都要收下 -
不太明白的是，作者在215页说到“2006年9月21日，我在红镇调查时…亲历了一件纠纷”，然后在下文216页有写到“晚上解决完这件事后…在回去的路上…”，然后在217页作者引用了在回去路上对纠纷当事人的访谈，那为什么访谈注明的日期是“2006年4月15日”呢？ -
关于湖北红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社会秩序发展历程的民族志论著，以混混群体在红镇社会中的结构、角色演化为核心线索，展现了红镇社会秩序空心化、溃败化的内在根源。无论是在民族志故事的叙写上，还是在整个理论解释框架的构建上，都堪称出色。是农村社会学学术佳作，也可以作为优秀独立电影的剧本蓝本。 -
我曾经想过：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认识这个星球，了解这个世界。用腿能丈量的土地毕竟太短，能停留的时间更短，而用眼、用书就可以走的更远，停留更久。从这个角度而言，各种学科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科学、艺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衡量世界，而社会学则更加直接。我也一直喜欢“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同时，通过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我也更加认同“宏观框架需要微观基础”。那么这本书是一扇门，带我们走进真实的社会。 -
喜欢田野调查的朋友值得一读，与作者的导师吴毅的书相比，还差一些。 -
最可怜的还是农民。在转轨的社会，只有失范才有出路。 -
两个混混的故事很有趣~分析略显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