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书评

仇富以外

开始以为这本书是探寻中国仇富的根源。读完才知道原来作者是否定掉了这种情绪。然后是用大幅的文章来为自己辩护，纠缠于作者一个人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战争里。我是来看一部社会纪录片的，却一不小心陷进了一部动作片了里。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本人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作者的辩护。由于没听见双方的争论。所以是否支持作者的观点还不能确定。但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是作者的勇气与态度，那种坚持把一个问题说清楚的学术品德。我不是学经济的，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财富结构认识不到位。但是那些高调的经济学家们确实太聒噪了。感觉很混蛋的理论他却要陈述一大堆理由来扰乱视听。现在的利益集团确实很多，但是如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在为不公正，用公权谋私利的人来辩解，那确实很恐怖。谁还会相信社会公信力。里面关于“信托责任”的叙述倒是蛮有启示的。书的题目很有吸引力。但是貌似书里的内容却不在这种现象上，有没有仇富作者没有很系统的论述。倒是很费力气的重复着与某些学者的论战。有些遗憾。不管作者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中国公众意见领袖“这次词却总是感觉别扭。不知是作者自诩的还是出版社为吸引眼球加的，但是代言人的角色不是那么好当的。真正的领袖不会说自己是领袖的。还请三思。

中西差异

到了后来都变成在互骂了。互相找碴。前半部分是很不错的，关于贫富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现状再加上英美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分析。易懂。对于产权的分析对外行人也是一看就懂。

这些争论社会永远需要

既然中国的国情已经决定了什么样的言论可以有，什么不可以有，那么我认为，这本书所汇集的这几个人的言论都可以有，且不能少，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言论监督，只有互相攻击才会有进步，而怎么样才能变得火爆？那就是被知名媒体封杀，这次担当这个角色的是《南方都市报》，才使他们的争论变得更让人关注。市场经济肯定强于计划经济，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样的话由于个人受教育环境不一样、成长环境不一样、能力不一样，所以之后创造的价值也高低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就会导致有一部分人仇富，造成社会不稳定，那么就得慢慢的财富再分配，通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差距不再那么大，但这过程肯定很长，并且不是单方面的，需要彼此相辅相成。政府那边会有资深专家进行导向，政策引导；而民间，就需要经济家们，批评学家们启迪、引导大众的思想。而所涉及到的问题，诸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么个论点，虽然有分歧，但是争论的本质是一样的，就像先秦诸子，最忌讳的是三条，一是急功近利，二是非此即彼，三是一家独大。最成功的不一定就最正确，不管用的也不见得没影响，绝不能搞"成王败寇"那一套。所以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辨证的，没法说清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因为没有经验，只能借鉴别人的历史，但毕竟社会条件，国家背景不一样，不能死板硬套。经济是人类的活动之一，当然也不能逃出道德、文化的限制，亚当·斯密既是一名经济学家，又是一名道德家，不但出版了《国富论》，还发表了《论道德情操》。他认为，就算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必须建立在有道德的基础上，那才符合进步的规律，否则政府就必须出面干涉。除非你最亲近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不然你永远不会知道房地产的真实成本，我上Google搜了搜，成本公示有，但是可信吗？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让你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些条目。总之，最终的发展将会是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该为社会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不学无术的本科毕业生，对书中提及的大部分学术知识其实没有“评论”的资格，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还是可以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对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带来的启发。本书由薛涌所著，其实主要的内容是对薛涌在报刊媒体及网络博客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总合。本书首先点明作者薛涌“辩论”的原因，矛头直指吴敬琏、江平、茅于轼几位学者。之后的章节《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则旨在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切入点，揭示当今社会存在的矛盾（包括畸形的发展模式、低薪现象带来的弊端等）。接下来则到了本书的戏肉，即大篇幅地，甚至说“穷追猛打”式地对吴敬琏、江平、茅于轼三位学者学说的猛烈批判。其中对茅于轼先生言论的猛烈攻击占据了本书大量的篇幅。而本书余下的其他内容则是对薛涌抨击对手起到支持作用的其他学者的文章。纵观本书，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小小中产阶级来说，确实有很大启发，或者叫敲响了警钟。本书前文揭示的一些社会现实十分让人深思。中国近三十年里，经济高速发展，我作为一个典型的八零后，可以说是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又是在城市中长大，在象牙塔里成长，再顺利进入体制，如果不是主动去了解，很难体会到像东莞外来工这类群体生活的艰辛。薛涌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要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权益来摆脱‘低薪陷阱’，确实有其意义所在。我们不能只片面地看到现在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忽视了其中存在的矛盾，贫富阶级矛盾激化、弱势群权利的保障、官员腐败等问其实就摆在那里亟待解决。就在我看这本书的一个月里，我们看到的新闻是一个个“老虎”以惊人的速度（在近几十年中极其罕见）被打掉，也看到杭州公交放火案。薛涌先生的文章观点明确，用词犀利，直指社会痛处的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视角，了解并思考中国发展所应该寻求的道路。而本书在大篇幅地展示薛涌对茅于轼先生言论的批判同时，确实也是旁征博引，论述了关于贫富差距、“穷人富人之争”、“为谁说话”、“仇富”等问题，很有可读性。但客观来讲，作为读者，我们无法看到茅于轼先生对于薛涌的批评作出的回应（事实上茅于轼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本书很难称之为对贫富问题的“辩论”，绝大部分还是薛涌单方面的批评，因此我称这本书其实是“对薛涌在报刊媒体及网络博客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总合”。而且本书中有若干的内容存在重复，提到的问题被反复再提出，正如我前文所说是对茅于轼先生的“穷追猛打”，网络上一些反对薛涌的人也提出，薛涌是“抓住茅于轼一点痛处，死咬住不放”。关于这种说法，薛涌有其解释的理由，至于能不能接受，还是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作为读者，抽出时间来学习，主要还是希望了解更多未知的客观现实，开阔视野，引发思考。对于太多的篇幅用在对对手的单方面抨击确实会让人厌倦。有趣的是，薛涌在回复读者中也提到，希望后来的人不要浪费时间读他的书，更提到要多读外国著作，少读中文书，因为“现今的中文是在剩不下什么了”。这确实会引发很多人的反对。总而言之，本书还是十分值得一看，我们应该从薛涌与其他学者的争论中看到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看到其他先进制度可以借鉴的地方，虽然很多问题，我们无法亲手去改变，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做到开放自己的思维，接受跟多的理论学说，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认为薛涌是左派的，那真是完全的误会他了。

书已经到了两天了，刚才草草的翻了几页。作者应该算是 新"新自由主义" 的人物，炮轰茅于轼，以及与南都笑蜀的笔战，可以看出薛涌与现在占据媒体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者有一定的不同（如果说他们有相同点的话，那就是都“反左”）。作者认为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那些原本大力提倡“市场经济”“政治民主”，趋向了右翼专制，具体表现有媒体中的“媒媒”相护，以及为“主流”的经济学家如茅于轼"抬轿"。说直白一点，就是那些曾经主导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还有这样的一群媒体为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摇旗呐喊。妨碍作者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个人认为，薛涌应归属于更加成熟的新右派，即在维护现有的大方针"向右走"，并同时强调公平对维护现有的“向右走”的大方针的重要性。与其说他这些文字是为了反对那些既得利益的右派们，我认为更恰当的是，他是在防止由于社会公平的进一步失衡，而导致大方针的“左转”。话说回来，在所看的文中，薛涌都有意无意的强调自己不是左派，更经常表现出自己对左派的厌恶，也许他也是个审时度势之人，毕竟，在今天的中国左派依然步履维艰。但相对于现在经常在各大媒体上出现的那些主流（右派）的经济学者，法学家们，薛涌已算是有一个大步的前进，因为他开始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符合更大范围内民意所追求的意见(虽然我对他反左的观点依然不敢苟同)。

西域学武，归来独挑中原武林各大门派

读完薛涌的《仇富》，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场武林高手的对决。不过这场对决显得颇为怪异，就像是学到了西域武学绝顶神功的张无忌，独自向中原武林的各派名家挑战，但各位武学名家却偏偏不肯应战。薛涌写好战书，在空场演练了好一阵子，却不见对手露面。涌哥好不郁闷。是薛涌的武学功力入不了各位名家的法眼，还是各位名家对薛涌的吸星大法心存忌惮？这个还真不好说。先说武林正宗少林派的掌门——吴敬琏大师，多年宣讲市场经济，但面对万众欢呼的最牛的钉子户，却说不能按市场原则进行补偿给个人，因为土地的升值是全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后生小子薛涌依仗自己在西域耶鲁派多年修炼的历史功夫，从英国的土地制度讲到美国新伦敦案的判决，找出了吴大师身上许多的矛盾与破绽。吴大师却施展金钟铁布衫的功夫，对来敌不予理睬，涌哥无奈，再次剑走偏锋，让吴大师公开他的个人收入。理由是吴大师担任了那么多的公职，对国家经济有莫大影响力，西域那疙瘩这号人都得公开收入。而且现在中土人人要求官员公开收入，学者为什么不带个头呢？当然，除了吴大师手下的小和尚在报纸、网络上不咸不淡地反驳了几句之外，吴大师依然是法相庄严，对后辈的言论不予置评。再说另一位武林大师茅于轼，是半路悟道的武当派掌门，武学理论属于逍遥神悟派，追随者甚夥。一日闭门坐禅，开悟到：中国穷了两千年，穷就穷在了仇富上；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贡献是企业家，劳工的贡献可有可无，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此论一出，一时间鲜花与砖头齐飞，红脸共白眼一色。薛涌一看有便宜可占，当即跳了出来，白扯道：中国以前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本就不穷，只是鸦片战争之后才落后了。中国穷是因为政府独大，造成贫富分化，穷人没有保护。而且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廉价劳工与血汗工厂基础上的。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最大贡献的首先是劳工。所以一定要首先保护穷人。正在涌哥拉开场子开练的时候，南都的编辑不乐意了，直接把场子封了，原因是茅大师是个好人，你薛涌不能说好人的坏话。薛涌赶紧争辩道，难道好人就不能批评吗？好人就不能说错话吗？可说了也是白说，薛涌嚷嚷着，呜呼，莫有舆论空间，吾将谋求名山事业。薛涌没了练武的场子，万般无奈，退入山林，发愤著书，于是有了这本《仇富》。除了吴茅两位大师，这本武林秘籍还指点了其他一些名家的缺陷，比如少壮派旗手周其仁，武功法学泰斗江平，清华门的李稻葵等等。老朽白乎累了，先歇歇再说。

炒作的混乱与无知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炒作的混乱与无知。用“美国”的政治思维评论中国问题，没有理论的错误，却碰到国民性的困难。需要“领袖”的“公众意见”确是中国穷人表达渠道状况的窘迫情状。

很犀利的时政评论

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忍不住在那里翻看了2个多小时。 薛涌确实很犀利，对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给了迎头痛击。特别是茅于轼的言论，比如只有保护了富人，穷人才能变富之类。 以前老觉得，被人家一说仇富，自己就先心虚了。其实，如果社会不公正，如果富人的钱是通过不公平的手段得到的，那仇富就恨正当。 最主要的是建立公正的制度。有人说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左右矛盾或者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而是贫富矛盾。看看身边发生的热点事件，确实有大量的贫富矛盾在其中起发酵作用。就比如杭州飙车案，开始是大家不信任警方的调查，后来甚至怀疑被审的疑犯，都不是本人。 人们相信财富能影响司法。富人有能力保护自己，更需要保护的是穷人，或者说平民啊。 薛涌的看法对被权贵把持了话语权的舆论是一种反拨。我们需要有人站在学理与常识的基础上，对我们愈来愈分化的贫富差距做出评论和解读。卓越的评论。

如果全民读《仇富》

我在豆瓣的上一篇武林搞笑版的书评，在天涯的关天茶舍很热闹，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混天涯，但其实首发是在豆瓣。这次把我在天涯的帖子也拿回豆瓣来吧。　　　　我贴出薛涌《仇富》的序言，不幸被打入另册，进了无人问津的“转载”栏。不过，在主版显示的短短时间内，已经招来激烈的辩论。我不想把辩论埋没，特地摘要出来。这辩论特别原创，希望不要再惨遭毒手。　　随便删除别人的帖子，不仅不尊重贴主，同样也不尊重许多参与者，而且把许多有意义的讨论掩盖了。　　　　其中起来反对我的，是立场坚定的欣夫同志。我提到此书在新华书店似乎很热络，欣夫同志说我在搞笑。他把《仇富》看成毛左的产品，大家看看靠谱不靠谱。　　欣夫同志说：是新华书店吗？“许多读者站在那里看”？你真幽默。：）　　地球人组成的国家都是有“贫富矛盾”的，要做到多数人一样贫不难，从封建皇朝到毛时代都这样，要做到多数人一样富就不容易了，因为这“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多数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才行，这就需要公平合理的生产与分配的制度。　　　　不是要“按劳分配”吗？（正确地说是“按个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分配”！）那么人的知识能力不同，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不同，收益回报也就不同，就会有“贫富差异”。薛涌们把这看作是“贫富矛盾”，就要不分青红皂白把穷人和富人对立起来，就要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反对富人”，和富人作“斗争”。　　　　这实际上还是毛时代“阶级斗争”的翻版，只是把“无产阶级”称作“穷人”，把“资产阶级”称作“富人”罢了。这种人为制造穷人和富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把戏，在毛时代上演了几十年，解决了贫富差异吗？结果只是把大多数人都拆腾成穷人罢了！这条路已被历史证明为不可行。　　　　要真正做到“按劳分配”，就得消除一切人为的等级特权因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按照企业和个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大小进行分配，鼓励人们勤奋努力致富，取消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国家政府要做的是，加快法治化进程，尽快克服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的体制弊端，遏止集权人治体制造成的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只是找错了对象，骨子里还是“左”在作怪。　　　　我的回答是：　　　　欣夫同志：　　　　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在二楼的社科畅销书台子上，仇富摆了两摞，在收银台还摆了一摞，好几个年轻人在那里看仇富的样书。你如果经常去书店，就知道这表示什么了。　　　　我建议你去看看仇富的原书，再来发言。薛涌说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是亚洲的最大的几个国家了，马上赶上黑非洲最动乱的几个国家了。这种贫富分化法，不是一般的正常的社会。　　　　薛涌其实不是号召仇富，而是觉得社会上这种仇富的心态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代表了人们对不公正的制度的痛恨。他的落脚点还是要建立公正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你的很多批评是无的放矢。　　 我还要加一句：如果全民读《仇富》，欣夫同志如何感想？难道薛涌是毛泽东吗？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那里叫嚷用政府权力来剥夺拆迁户的权利，不按市场而按权力来解决产权问题。反这个的薛涌是毛左？支持不按市场补偿拆迁户的吴大人反而不是毛左了？您搞笑了吧？　　　　还有邝海炎，大家都愿意看看他的意见。　　他说：现在的经济“新国有化”已经证明薛的经济观点是错误的，“仇富”还不如“仇权”。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我于是发问：海炎兄，薛涌的观点肯定不是仇富，就像他推崇反智主义，肯定不是反知识、智慧一样。套用一句流行语，涌哥仇的不是富，仇的是不公正。 再说，薛涌的经济观点和“新国有化”有什么联系吗？

可读，但不忍苟同

看了前边几篇文章，感觉没有非常实在的观点，而是针对某些人的观点进行出书回应，这点可能符合在国外生活性格。可作为读者，很难在里边感受到作者比较有见地的观点，对经济的了解也好，这点真的要给差评！不过作者比较好比较在理的一点是，出发的角度比较好，很多的想法都是从底层（打工者的角度）出发的。但是真正在生存的，在中国奋斗的人，去创业的人也好，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理想的！！如果作者是在底层工作过，我相信我相信今天他的书会少去很多“天真”，而多了一些现实存在的东西。任志强说的话有时候被断章取义，可他绝对是敢说真话的人，符合国情，很多话后边都被证实是对的！

取信于民

《仇富》的作者薛涌，这名字的两个字听起来就像是“热血汹涌”的缩语，和这名字相合，《仇富》这书里充满了锵锵正义的呼声。不过遗憾的是，全书里充满了太多的自我辩护的激烈言辞。假如说这是一场辩论赛，以吴敬链，茅于轼，江平等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一辩，薛涌等为自封的草根力量代言人，观者和民众是裁判,那么这场辩论，薛涌失了一分印象分，因为使用了一些过于激烈的字眼，如说“吴敬链公然污蔑弱势群体”“茅于轼干脆打起保护富人的旗帜”等等这些有武断嫌疑的字眼让民众对他的观点也多少持审慎的态度，依我看来，说什么话，怎么说话，全在于立场问题。吴茅江们的立场和薛涌所在的立场，两者的立场都应该是争取我们这些“不明真相”，非专业人士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两者目标相同都是要取信于民。 薛涌认为：在八十年代，吴茅江们的立场与现在他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独立思想，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建立西方意义的法律体系，限制国家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经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等。那时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都一致，只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分道扬飙，甚至于刀刃相向。薛涌自贴了标签“社会草根”“普通百姓的声音”“网络民意”“个人权利的声音”。在他看来，吴茅江们代表的群体身上则有这样的标签：过去的八十年代，他们是市场改革的功臣，时代英雄，时代的开创者，现在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歌德派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社会精英，知识界权威，是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卫道士。薛涌认为吴茅江们的立场变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里已腐败变质了---已从最早的为民请愿站到了富人的那一边。身份的改变，话语权的强大，道德缺失，于是形成新的权钱知识三位一体化。薛涌认为这是困扰现在中国走向未来的绊脚石。 在贫富日益分化的今天，薛涌试图用大量事例说明“一个以富济贫的均富社会比贫富分化的自由放任社会更有竞争力”的观点。和温总理推荐《道德情操论》一样，结尾引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及其理想“这种人人出于自己道德情操的行为，最后互相博弈而形成秩序。”薛涌再次直指主流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除了经济之外，要有道德。也就是“真正自由放任的经济中最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卡耐基，巴菲特，盖茨等，已意识到纯粹经济上“看不见的手”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他们都根据自己的道德原则而非经济原则，把财富重新分配给社会。在他们那里，资本有强烈的道德使命。”这种立意，就是被其他评论者指责的“抢占道德至高点”以博得出名的由来。 最近又流行这样一句话“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现在不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时候，即便是法律也存在势力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民众更要擦亮眼睛，看清楚社会的真面目。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两种几种声音都洪亮地响起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总之，书的标题有吸引眼球煽情的一面，书的内容有许多情绪性，书中薛涌本意是好的，希望社会进步的，但是用的手法却小气了点，有失体面。 无论如何，辩完了，吵完了架，快行动吧。

道理

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转>屋外的呐喊

　　从悦耳指数上来说，呐喊绝对是等而下之，它岂止是不悦耳不动听，根本就是刺耳和难听，但如果你在街上散步没留神正走向一个没盖的污水井、在公交车上没注意一只别人的手正伸向你的钱包、在家里喝牛奶没想到有工业原料，这时候一声呐喊却是比任何美妙的音乐有用。曾经，伟大的鲁迅先生发出了铁屋中的呐喊，让小民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唤醒了一代人，而今在和谐社会，或许是社会进步了，或许市场经济让智者们更聪明了，发自屋里的呐喊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在我等小民逐渐习惯了没有智者的呐喊，逐渐习惯智者们的呵斥的时候，这时一个来自屋外的呐喊声却让我们震惊——“仇富”，难道我们的处境真的很不堪么？　　　《仇富》是一本评论集，收录的是作者薛涌与时下极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教授论战的檄文，其中主要针对吴敬琏、江平和茅于轼等人。作者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北大，在国内供职几年，后到美国任教至今，生于体制内置身体制外的他对于目前中国经济中很多问题的看法与上述专家学者针锋相对，原因就是他接触了多年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又对我们自己的情况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意见相对独立，这就使其成为敢于说话、敢于呐喊、敢于挑战权威与权力、敢于向既得利益者发难，成为公众意见的领袖，为公众与不公正辩论。他喜欢辩论，而且辩论起来数据确凿、理论科学、文风严谨，概括起来他在本书中的意见主要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普通民众薪水过低。对于张五常等学者大肆抨击中国劳动力成本过高，薛涌通过中美两国普通工人收入数量上、比例上、内容上的差距，一针见血的指出：“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供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　　　二是土地权等产权被肆意侵犯。通过重庆钉子户的抗争与妥协，薛涌分析了其中深层次问题，“首先中国有了《物权法》，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产权。我们能否有产权，能有什么样的产权，需要在未来的博弈中完成。重庆钉子户事件，是《物权法》颁布后第一次关于私有产权的重大博弈。双方是否都赢了，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却还没有赢。在我看来，输赢的标准，是要看这次博弈是否为以后的类似的事件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游戏规则\’。现在看看，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吗？我看没有。其次我们不能把法律和行政混淆起来。当法院只是地方政府的一枝时，法院的命令就不过是行政命令。这不过是一场行政失败而已。这种所谓‘法律是输家\’的意见，恐怕很能代表起草《物权法》的江平教授的立场。当他听到钉子户以拆迁不涉及公益为理由拒绝撤出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质问：‘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认为，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可惜，虽然法院判了必须拆迁，网上的民意调查，竟有85%以上支持拆迁户；支持执行法律的人，还不到10%。一个没有十分之一的人支持的法律，还能成为法律吗？”　　　三是为富人服务的权力、权威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这主要是针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及其观点。薛涌认为，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8226；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8226；斯密的预言。第三茅于轼所谓的“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至少会好心办坏事。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你把富人当作创造财富的人，把穷人当作需要帮助的人，把各阶层这样脸谱化，你就会在穷人心灵深处塑造一种被扶助的情结，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培养了他们对救济的依赖，最后使贫困固定化、世代化。也就是使贫困遗传。所以，到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实际上也如同“伟大社会”时代一些自由派的理念一样，充满了精英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以为某些人是创造财富的，需要保护；某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要给他们办事。这其实是制造贫困的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善良。我希望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为穷人说话，让穷人自己去办自己的事情。这才能让穷人有尊严地走出贫困。　　　总的来说，读薛涌之书感觉很激进也很激动，让我们用一种制度外的观点审视自己的处境，好比被人指点着站在住了很多年的屋子外边看看自己的居住环境，他的声音多是批评与呐喊，让很多专家、权威与之论战，让很多媒体将其封杀，当然他的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是在时下的中国，几千年难遇的大变革之时，如果总是一派的表面和谐，总是让一些御用的、既得利益的人们占据着话语权，能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呢？能不能让民众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并尝试去改变呢？　　　还是有那一声屋外的呐喊好。

可能是个人口味的原因,看前一半时,觉得言语犀利,有好内容,但是越到后边知识分子的味道就成了口水战般的无聊争论. 作者的自我布证.让看书的人有些乏味于如女人更年期般的"执着"中了.

可能是个人口味的原因,看前一半时,觉得言语犀利,有好内容,但是越到后边知识分子的味道就成了口水战般的无聊争论. 作者的自我布证.让看书的人有些乏味于如女人更年期般的"执着"中了.

森林里的流浪猫

比较忙，不写长篇大论了，说个小故事。家猫流浪到森林，因不懂规矩没交保护费，被野狗一通海扁，于是找老虎大王告状。老虎说，“你说得对，我帮你主持公道。”家猫刚走，老虎便把里屋的野狗们叫了出来，“捞自己的钱，没事儿惹它干啥？都别理他！”家猫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依然远远听见森林狗吠。立刻写了封讨伐信给森林的小动物：这群死狗，我已经跟老虎说了收拾他们了，怎么还屡教不改！//纯属娱乐，请勿对号入座。

仇富

不管薛涌的观点是否正确，但他把一个又一个权威打倒的勇气值得钦佩。在目前的中国，打倒权威，让自己的头脑思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支持薛涌。补充：仇富。我边看边想，这样写下去，恐怕会闹得两败俱伤。结果真的两败俱伤了。太可惜了。其实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个性。薛涌的个性一是一，二是二，这没错。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所以在批判别人时，十分如果能保留两份，效果肯定会更好。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剩下两份，他自己会想明白的。这样有利于让知识分子不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耽搁时间。笑蜀的火气也的确太大了一点。但他批薛的言论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也只保持八分的批判力，恐怕薛也容易接受些。无奈两人都用了十分火力。结果不欢而散，那是自然的事。还是那句话，以后写批判文章，要尽量低姿态。批判不是比谁更有思想，谁道德更高，谁判断力更准。批判只是为了让对方顺着你的思路也想那么一想，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反智的书生

书中多以作者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辩论为主，在我看来，本书较为新颖的观点则是作者所提倡的橄榄球社会。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是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但它所重视的只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过程。橄榄球其实比足球更讲究组织，队员都要听四分卫进行战术布置，依计而行，球员也不能乱跑，传球全给四分卫来传，球员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自由社会也一样，并不是没大没小，无法无天，它更讲究组织，只不过最好最严格的组织是自发的组织；橄榄球场上异常野蛮，但规则很严格，队员的“粗野”是基于“铠甲”的保护之上的，保护越严，竞争越凶。一个社会有严格公正的法律，有基本完善的生活保障，人们就越敢冒险去闯，玩命去竞争，社会因此也更有效率。橄榄球联盟的体制更是亮点，它的原则是所有球队均富，与NBA相似，选秀让弱队先选，让优秀球员分布均匀，巨无霸很难产生，NFL则更极端，有一个措施就是32个队均分整个联盟的全国电视转播收入。更有甚者，大城市的球队上座率高，收入也自然丰厚，但它要补助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俱乐部。这看上去很像我们原来的大锅饭，这还有效率吗？我们来看看欧洲的足球联赛，各个联赛的大俱乐部垄断了利润，也垄断了明星球员，形成了所谓的王朝，而小球队则越来越穷，不能与大球队竞争球星，长此以往，足球经济很难以可持续发展，意甲的没落就跟这种规则脱不了干系，请问除了国际米兰，AC米兰，尤文图斯，佛罗伦萨以及拉齐奥，罗马之外，你还记得有几只强队？每年进入欧冠联赛的又是谁？反观NFL的模式，就是保证输者不输，大家势均力敌，限制赢家获利，保证了长时间的充分竞争，它也说明了一个以富济贫的均富社会比贫富分化的自由放任社会更有竞争力。对于我国的一些大学大搞兼并形成超级规模，企业搞大型企业，政府也不惜投资，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优惠，而那些靠效率竞争的中小企业，那些成就不是很高的大学，也就自然失去了机会，可是试问目前我国有所谓的真正的一流大学，一流企业吗？引用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话作结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其大多数成员贫穷和困苦的情况下能够繁荣和幸福，唯一的公平，就是那些给社会整体提供了衣食住的人们能够从他们的劳动果实中享受其应得的份额。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在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上获取竞争有时上。

你读完这本书仔细思考他的其中某些观点，如果觉得他完全是用美国的政治思维来看中国的事情，我觉得这没错，社会发展的方向就基本应该是那个样子吗？发达国家走的并不是弯路，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翻开中国社会的近代历史，你会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改革开放前已经是尽头。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直接步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经历了至少100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用30年的改革开放追赶别人100多年的发展水平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去解决。从总体财富分配的角度讲，国富民穷。从国民财富分配的方面看，富人更富，中产阶级无忧并很幸福，更多的中低收入者的生存情况令人担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企业、雇主和雇员方面来看，整体缺乏信托责任，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同为打工者工资的差距太大，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大，这些不公确实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相信你肯定能在这本书中看到这句话，这也应该是作者所强调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简单，但想让这部分人帮助穷人富起来谈何容易。正因为人是自私的，而每个人对道德底线的理解不同，所以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监督。同时人也是有惰性的，制造业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竞争优势，促使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无视人权，一直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这也是成为中国许多产业技术落后和缺乏创新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这也是造成中美以及中欧贸易摩擦和顺差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内需不能有效拉动（一般商品的消费，不包括奢侈品和汽车），出口又遭遇贸易摩擦，在金融危机下这种摩擦更加明显，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还不如提高社会中低层次人群的收入水平，在刺激内需的同时，有利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转型，更有利于改变现在靠政府支出拉动的GDP,实现GDP的可持续发展。

屋外的呐喊

从悦耳指数上来说，呐喊绝对是等而下之，它岂止是不悦耳不动听，根本就是刺耳和难听，但如果你在街上散步没留神正走向一个没盖的污水井、在公交车上没注意一只别人的手正伸向你的钱包、在家里喝牛奶没想到有工业原料，这时候一声呐喊却是比任何美妙的音乐有用。曾经，伟大的鲁迅先生发出了铁屋中的呐喊，让小民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唤醒了一代人，而今在和谐社会，或许是社会进步了，或许市场经济让智者们更聪明了，发自屋里的呐喊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在我等小民逐渐习惯了没有智者的呐喊，逐渐习惯智者们的呵斥的时候，这时一个来自屋外的呐喊声却让我们震惊——“仇富”，难道我们的处境真的很不堪么？ 《仇富》是一本评论集，收录的是作者薛涌与时下极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教授论战的檄文，其中主要针对吴敬琏、江平和茅于轼等人。作者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北大，在国内供职几年，后到美国任教至今，生于体制内置身体制外的他对于目前中国经济中很多问题的看法与上述专家学者针锋相对，原因就是他接触了多年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又对我们自己的情况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意见相对独立，这就使其成为敢于说话、敢于呐喊、敢于挑战权威与权力、敢于向既得利益者发难，成为公众意见的领袖，为公众与不公正辩论。他喜欢辩论，而且辩论起来数据确凿、理论科学、文风严谨，概括起来他在本书中的意见主要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普通民众薪水过低。对于张五常等学者大肆抨击中国劳动力成本过高，薛涌通过中美两国普通工人收入数量上、比例上、内容上的差距，一针见血的指出：“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供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 二是土地权等产权被肆意侵犯。通过重庆钉子户的抗争与妥协，薛涌分析了其中深层次问题，“首先中国有了《物权法》，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产权。我们能否有产权，能有什么样的产权，需要在未来的博弈中完成。重庆钉子户事件，是《物权法》颁布后第一次关于私有产权的重大博弈。双方是否都赢了，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却还没有赢。在我看来，输赢的标准，是要看这次博弈是否为以后的类似的事件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游戏规则’。现在看看，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吗？我看没有。其次我们不能把法律和行政混淆起来。当法院只是地方政府的一枝时，法院的命令就不过是行政命令。这不过是一场行政失败而已。这种所谓‘法律是输家’的意见，恐怕很能代表起草《物权法》的江平教授的立场。当他听到钉子户以拆迁不涉及公益为理由拒绝撤出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质问：‘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认为，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可惜，虽然法院判了必须拆迁，网上的民意调查，竟有85%以上支持拆迁户；支持执行法律的人，还不到10%。一个没有十分之一的人支持的法律，还能成为法律吗？” 三是为富人服务的权力、权威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这主要是针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及其观点。薛涌认为，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8226;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8226;斯密的预言。第三茅于轼所谓的“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至少会好心办坏事。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你把富人当作创造财富的人，把穷人当作需要帮助的人，把各阶层这样脸谱化，你就会在穷人心灵深处塑造一种被扶助的情结，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培养了他们对救济的依赖，最后使贫困固定化、世代化。也就是使贫困遗传。所以，到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实际上也如同“伟大社会”时代一些自由派的理念一样，充满了精英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以为某些人是创造财富的，需要保护；某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要给他们办事。这其实是制造贫困的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善良。我希望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为穷人说话，让穷人自己去办自己的事情。这才能让穷人有尊严地走出贫困。 总的来说，读薛涌之书感觉很激进也很激动，让我们用一种制度外的观点审视自己的处境，好比被人指点着站在住了很多年的屋子外边看看自己的居住环境，他的声音多是批评与呐喊，让很多专家、权威与之论战，让很多媒体将其封杀，当然他的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是在时下的中国，几千年难遇的大变革之时，如果总是一派的表面和谐，总是让一些御用的、既得利益的人们占据着话语权，能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呢？能不能让民众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并尝试去改变呢？ 还是有那一声屋外的呐喊好。===============================本文首发于当当，就在多家网站被署名转载，还被薛涌的博客署名转载。

再不认真我们就输了

客观的说，《仇富》这本书本身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可惜错起了这个标题《仇富》，我觉得直接用副标题《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就很好，不需要用《仇富》这么拉仇恨的名字作为噱头。对于作者薛涌，我之前了解的并不多，从百度百科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其求学经历确实非同凡响，从书中所选取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多年的海外经历养成了其一切从法治出发的立足点和批评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思考方式，从他跟“吴敬琏”和“茅于轼”及其追随者的辩论中，能明显的感觉到两个大社会思考方式的不同，中国自古就讲究人治，哪怕是你出于学术讨论“怀疑”对方，辩论的立足点也总是这个人的道德水平很高，人很好等等，完全没有对观点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解释。我相信这是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的通病。所谓的道德和中庸不应该太多的用在学术研究上面（当然侧重面在于不要将道德用在观点的辩护上），我们应该鼓励讨论和辩论，鼓励运用科学的方法驳倒对方而不是人身攻击。再不认真我们就真的输了。依然是那句老话：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贫富之争与发展之痛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就曾有过“费厄泼耐”应该实行还是缓行的争论，在今日的中国，虽然世态人情已有大的变化，但对于“费厄泼耐”（fairplay，即体育比赛中的公平竞争）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者说应该如何实行，还存有极大的争议，薛涌的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思路进行探讨并引发争议的真诚之作。单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出生于六十年代革命家庭的旅美历史学博士薛涌，对三十年代出生的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和法学家江平的批判，似乎只是知识分子的意气之争，或者说，是对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但细读下来，本书所反映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发展与稳定的冲突，正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之后的必然，而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未来，则是这两代人共同关注的焦点。事件的起因之一：面对重庆拆迁钉子户的诉求，物权法的起草人江平教授，号称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政府的立场，认为钉子户的诉求不能太过分，不能让政府为难，也不能以物权法和市场自由为由，漫天要价。在我看来，这种现状正和周恩来晚年为江青辩护、劝邓小平“事缓则圆、急则生变”一样，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在江平、吴敬琏看来，能争取到物权法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已属不易，应该珍惜，如果借此漫天要价，势必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弄不好就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结局。而在薛涌看来，连立法者都出尔反尔，执法者势必大打折扣，弄不好，物权法就是一纸空文，长此以往，除了沽名钓誉之外，社会能有什么样的实质性进步？这个争论，焦点似乎是在当地政府。然而，政府同样也有苦衷：先改革的一方如果漫天要价，以后的改革必然难以为继——比如：城市的拆迁补贴和农民的拆迁补贴要不要做到平等？如何平衡城乡之间的现有差距？建国初期人民政府也曾宣布城市房屋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结果连动一寸土都十分艰难，长此以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如何才能实现？如何保障进城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后还只能实行房屋公有化改造运动。而且，事实证明，当时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房屋公有化改造的确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发展，比没有进行此类改革的第三世界同类国家，要快很多。按照薛涌先生自己引用的列宁的话说，政府总要给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以出路，社会才能保持稳定。所以，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要给与权力，但必须是循序渐进，否则，等到无权可给，而又出现大规模流氓无产者的时候，政府就会陷入上下两难的境地，社会也将面临着革命或改朝换代的结局。事件的起因之二：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之争。中国要想变成一个强国，关键是几亿农民的脱贫致富。熟悉经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农业本身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难以实现大规模发展，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有走工商业之路，才能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所以，我理解茅于轼先生的话，应该是“为走工商业并先富起来的人说话，保护他们致富的积极性和合法性；替还没有走上工商业之路的穷人办事，帮他们尽早走上工商业的致富之路”，其最终的结果，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最后变得“共同贫穷”。应该说，茅于轼先生身体力行的农村“小额贷款”制，正是此意。然而，这句话同样也可理解为，“只有让富人老爷高兴了，才能施舍一点银子，让穷人勉强维持生计”。汉语表意的多义性，的确是产生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薛涌先生还指出，现有的社会不公是产生“仇富”心理的最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在一贯强势的政府，还是在刚刚崛起的富人面前，他们都是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事实上，谁都能看出，这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人、政府官僚与穷人、知识分子之间的激烈博弈。作为新富人阶层，其政治上的合法性还不是很稳固，还有可能面临政府“平时掠之于民，战时夺之于商”的历史宿命，弄不好，就是“嘉靖者，家家皆尽而无财可以享用”的窘境。所以，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辩护，也希望通过房地产等行业来保住财富。对于政府，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现实，使它不得不尽量将庞大的社会不满情绪转向新富人——各级政府公布地价转让成本，就是一例。而穷人，则希望在二者的博弈期间获得一点实惠，实现清官治理下的“太平盛世”——虽然，经济适用房最后被很多官僚所占据，但总还有那么一部分能幸运的落到民众手中。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是在这三方之间平衡：以穷人的正义之名，成为政府决策的参与者，得新富人赞助之实。所以，在这各方博弈的时刻，稍有不慎，起到平衡作用的知识分子就会陷入偏袒一方、矫枉过正的陷阱。茅于轼先生为任志强辩护，在我看来，就偏离了他的初衷。今天的房地产业，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商业，而是金融业最为集中的领域，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国家的金融安全、物价的稳定和货币的保值，而且，由于其官商勾结的潜规则和垄断经营的事实，已经成了遏制工商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由于哄抬地价，造成房租的不断上涨，城市中个体户和小摊小贩已经濒临破产，几无利润空间。在京沪粤等地，干什么都不如买房子挣钱，已经成为市民的共识，而这无疑加大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的难度，加剧了现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现在仇富心理能在网上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由此，知识分子的分化、新左派与右翼专制主义口号的兴起，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在我看来，此种争论，应该是利大于弊。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不断提问与辩论，警惕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偏向。鲁迅先生说，中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这四种人才是中国的脊梁。在这本书中，薛涌、吴敬琏、茅于轼和法学家江平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为民请命，他们所展开的这个公共舆论的空间，是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崛起之路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

民主权利和知识权力

书中对于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的批评都是基于对民主权利和知识权力的理解。所以“反智主义”的崛起这篇排列倒数第二章的文章可以看做是整篇的理论基础了。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垄断道德高地为民做主的思想要不要修正，在智力和智识之间的正确区隔，都是很好的讨论对象。不管辩论的双方怎么样的结果，希望这样的辩论能把我们引入一种良性的思考，而不是一种人身攻击。 也希望这样的辩论能被更广泛的媒体所采用，而不仅仅是显现在读书之类的曲高和寡刊物上。如果认为只有读书的读者能理解这种辩论而读者的读者都不能的话，那就又是意识里为平民做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