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随喜》书评

喜怒别裁

——从薛仁明《孔子随喜》谈起作者；楊典 深圳商報2011年05月16日当他走后，会给你留下一种欢喜的氛围，可待追忆。这就好像我们掩卷一册好书后，便出门办事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想。等过了些时日，看见浮云流窗，人间炊烟，忽然又依稀记起了书中的话，喜怒之间，于是便恍然有所悟矣。古代不谈了，大约自１９１９年以来，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便一直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而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譬如１９７２年我刚出生时，满世界都充斥着一个标语，就是“批林批孔”。我母亲说，我两岁时常发高烧，而且极害怕打针。但到医院后，一见到医生举起针头，我就会大喊一声：“批林批孔”。医生往往吓一跳。但究竟谁是孔老二，我是不知道的。总之，大人们都这么说。看他们的表情和样子，这个词就像打针一样，代表着紧张、恐惧和愤怒，代表坏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和一本台湾学者南怀瑾的讲义《论语别裁》，在短时间内风行于读书人之间，于是才突然便稀释了内地人对这位儒家掌门人的酒精中毒状态。因为人们忽然“意外地”发现，原来孔子并不是坏人。相反，他很平常，就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只不过这个邻居总有太多的话我们听不懂，需要解读。他本来很简单，但说起话来却总是有些模棱两可。最近这些年，那研究、炮制、调侃、演绎、模仿或利用孔子，折腾孔子的人更是越来越多了。孔子像一件戏服，被一拨又一拨的老生或旦角们穿来穿去，唱着各种折子戏。但真正把戏文说到骨子里的不多。其实给《论语》搞修正主义，历代就有，如唐时就有人想把名字改成“鲁经”，并非新鲜事。而近日读薛仁明《孔子随喜》一书，倒更是让我意外。因为这里的孔子，更反常态，俨然已是一位朴素的平常人。去年，我便已读过薛仁明写胡兰成的《天地之始》一书，很为其中旁征博引之跳脱所动。后在他《万象历然》一书中，也看到过关于孔子的数篇随笔。薛对孔子的态度，虽非环环紧扣，但也是“飞檐走壁”了，的确令我看到了一种新气象：这便是一种儒家特有的自在，与类似释家狂禅的大天真。不过，一切“新气象”若诠释得太多，又会落于文字空相。在此，我只简而言之，便是我看到了一种“中国读书人对孔子从愤怒到喜悦的转变”。姑且叫转变，是不得已。也可以说是重新认知，也可以说是返归原点。总之，这喜悦的学说，皆为忽略掉的一个盲点。因无论是李零的“丧家狗主义”或钱穆的“《孔子传》派”，皆无此欢喜气象也。更遑论各类娱乐化的孔子形象了。儒教过去称名教，即崇拜“名正言顺”与“名”的万能。胡适在《名教》中说：“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说到底，即是将礼教（制度）、文字（文化）和孔孟（偶像）统一起来的一个准宗教。对孔子的误读和激烈批判，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巧合，更非政治时代的偶然利用。他们都是国民性与人性的典型现象。即将一种本来很自然、恬淡的精神生活宗教神权化。这不仅在知识传播相对闭塞的时代，就是在当代，在所谓“新儒家”把学问时尚化，情况也未尝有本质改变。因那似乎只属于极少数“并非深刻的幸运者”。譬如当于丹因说“心得”而惹了众怒时，那些批判于丹的人依然说的是“孔子很生气”之类的话。愤怒的回归仍是愤怒。而《论语》之治学，与古希腊对话录、基督教神学、１８世纪启蒙哲学或２０世纪分析哲学皆截然不同。最不同的根本点，大概在于《论语》没有系统逻辑和辩证分析。就是强调“以直报怨”时，也从不生气。因《论语》里的话，大多是孔子本人，或孔门之人一言以蔽之，一步到位，且点到为止。来龙去脉完全凌空，背景资料几乎是零。这种高深的探索和集锦，更容易被神学化。但这恰恰是个最大的误会。儒家称教，也并非汉武帝、董仲舒、朱熹或北宋理学、心学的错，而是一个民族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而从人心与修行的角度说，《论语》其实是反对一切僵化思维定势，是真正标榜“知行合一”之范本。或如用薛仁明之言：“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此外，薛仁明之书也不避时事，从颜回、子贡、曾子与孟子的区别，一直谈到了胡玫的电影、美国政治和台湾风气……此书令我亦喜悦，深入浅出，也是关键。而不落于小学之窠臼与训诂晦涩，还孔门师徒一团原始欢笑，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或缺乏的心气。薛看似随和，其实颇有狷气。好似民国“打倒孔家店”者也未必都一个脸谱，如林语堂就写过很多关于尊孔的文字。他的戏剧《子见南子》尚且不谈，林还曾在《狂论》一文之开卷便言：“我尊狂，尊狂即所以尊孔。尊孔即所以贬儒，使乡愿德贼无所存乎天地之间……尊狂即所以尊孔，盖狂者为孔子所思念”。当然，林语堂也多论孔子的“幽默”，而他这种狂狷仍有民国范儿，多少还带有一些愤怒懊恼的影子。而薛仁明之人与文，更多了些宽容。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过程，也是从狭隘的文字学走向更宽容的人性的过程。古代不谈，这个过程说短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而看薛的书，就像与之午后闲聊，不经意间便将繁杂心绪以嬉笑挥散而去了。犹记得他去年来京时，到我工作室喝茶。我这人不善待人接物，薛一人最健谈，纵横乎书、茶、琴、戏、胡兰成等无不涉及，却又无一挂碍于心。只是当他走后，会给你留下一种欢喜的氛围，可待追忆。这就好像我们掩卷一册好书后，便出门办事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想。等过了些时日，看见浮云流窗，人间炊烟，忽然又依稀记起了书中的话，喜怒之间，于是便恍然有所悟矣。

为孔子卸妆—读薛仁明《孔子随喜》

为孔子卸妆—读薛仁明《孔子随喜》杨津涛（启风）刊于4月14日《时代周报.时代阅读》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论王公贵胄，还是贩夫走卒，有谁不知孔子大名？但孔子又似乎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曾是高高在上、连名字都要避讳的“至圣先师”，也曾是妄图复辟的没落奴隶主代表“孔老二”。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孔子的形象如此大相径庭。前几年，于丹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引来批评一片的同时，也让孔子成了各大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海峡对岸的薛仁明忽然发觉，被陈丹青赞以“温良恭俭让”的台湾，竟还没有谁如于丹那样，能让大众重识孔子。随后薛仁明即开始创作关于孔子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了这本《孔子随喜》。全书共分两部分，《孔子九章》以轻松的笔调谈夫子与门人的处世之道；《论语随喜》则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圣人之言。薛仁明行文多短句，典雅而古朴，隐然有几分唐宋散文的味道。薛仁明笔下的孔子不再庄严肃穆，圣人得以洗尽铅华，与读者“素面 相见”。寻找真实的孔子务必要回归《论语》，隔绝掉后人加之于上的政治权威与儒家道统。在这一点上，《孔子随喜》与钱穆先生的《孔子传》正是异曲同工。薛仁明告诉读者，孔子周游列国，至少有四次曾命悬一线，但都能潇洒从容地化险为夷。最惊险的一次，孔子在陈、蔡间绝粮，但听了颜回“一边劝慰，一边辨析”的言语后，却不禁哈哈大笑：“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回啊！改日你发了大财，我来当你的总管吧！要不，你开家公司当董事长，我就来做做你的总经理吧。”孔子是教育家，但也会训斥弟子，甚至直接谩骂，“野哉，由也”、“久矣哉，由之行诈也”。“由”就是子路，与颜回、子贡同为孔门三大弟子，因为他常常跟老师“吐槽”，所以成了被夫子 “哂之”频率最高的学生。孔子喜欢被质疑，他厌恶“乡愿”，他不要孔门成为一言堂。薛仁明尤其说，孔子有“江湖之气”，与孙文都是“活泼大气，不沾不滞”之人。 孔子暮年还周游列国十余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是要尽一份“江湖道义”。孙文的江湖气更为明显，他一生结交会党，做过国内各大秘密组织的“总瓢把子”，乃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人”。能发现这个共通之处，可谓独具慧眼。薛仁明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但圣人最初被拉下神坛却要追溯到“五四”先贤。只是这曾经的功勋，后来却成了被攻讦的罪状。《孔子随喜》中对当年的“打倒孔家店”也是多有指斥。其实被历史遮蔽的不只有真实的孔子，也有批驳他的“五四”先贤—他们从未彻底否定孔子，一切恰如李大钊澄清的那样，“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至于所谓“打倒孔家店”，其实是自胡适对吴虞的赞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演化而来，“打”与“打倒”一字之差，貌似毫厘，失之千里。从此以后，世人将孔子与孔家店混为一谈，道学家的教条也都一股脑算在了孔子头上。薛仁明借阿城的话说，“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放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薛仁明一方面还原孔子，另一方面则升华《论语》。大陆学界不问良莠、量产论文的现状已被非议许久，早就不足为怪了。看了《孔子随喜》才知道，原来类似的问题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薛仁明对此可谓痛心疾首，以致多次提及，屡加批判。他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却能“不改其乐”，是“穷得明明白白，穷得清清澈澈”。在作者看来，如今的大学体制则是“极大的无明”—“有谁搞明白过，为什么要那样永无止歇地量产论文？”台大为能与“国际接轨”，也在丧失原有的“气度与格局”，其结果“除了训练一个个资本主义所需的专业人才之外，也将贫乏到只剩下一篇篇的论文”。作者基于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阐述，对现代学人只追求知识学问，而忽视生命修行的状态表示担忧。由此不难体味，薛仁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是怀有深深戒惧的。诚如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资本主义的营销与竞选都不免“巧言令色”的宣传，然则“以往的‘巧言令色’，会导致一个朝代的覆亡；而今日的‘巧言令色’，则是整个文明的灭绝”。作者在此处的解读倒是与朱熹不谋而合，《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古今异时，同此忧患，足见作者的儒者之心。薛仁明向往的是颜回式安贫乐道的生活，即使身临困境，也能“静定安然，没有苦相，没有纠结，清清朗朗，就往前走去”。我想朱天文之所以对其如此青睐，除了他曾为胡兰成立传翻案外，很可能还有对同侪的亲近。薛仁明书中透出的那种有若隐者的清宁，与天文小姐在《巫言》中的立意竟是如此契合。或许，唯有如此看孔子，看出的才真是两千五百年前那个鲜活可人的老夫子。

获奖名单

薛仁明《孔子随喜》书评活动结果出来了：書評的等第如下；特等：從缺。一等：孔子的天下文明——薛仁明《孔子随喜》的启示﹝楊晏來﹞二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俞晓 ﹞、只因那光明喜气…… ﹝亨亨先生﹞三等：为孔子卸妆—读薛仁明《孔子随喜》（启风） 、活出生命的喜悦﹝信使伊凡﹞、力量的起点﹝蘭楚﹞谢谢各位的参与，祝贺上述获奖人。请获奖者豆邮你的联系方式给我，谢谢！

礼乐孔子

向来对市面上各种拿《论语》或孔子说话的书籍不感冒，这次偶然从林谷芳先生的序文中得知此书，遂拿来看看。初读《孔子随喜》，只觉作者气过盛，而言语之下多有斥责之意，但细读之下，愈觉痛快，欣喜，与平日里所阅读的孔子大相近庭，却也颇合人情，更能契合人的内心。阅读这本书，正适逢因学所谓修身济世之学，行修身济世之事感到沉重之时，近日便转向艺术等令人悦乐的，以及过去时日封闭于外的一些东西。也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处处皆有禅味，这种生动鲜活的当下观照远比深厚的学问，即使是修身修行之学问来得重要。诗情孔子 读罢此书始觉孔子亦有万千气象。少时才华横溢，却并没有如后世许多才子一样恃才傲物，纵横论辩。孔子之才，可见于老子的赠语“聪明深察，博辩广大”，亦可以从孔子于师襄处悟《文王操》可见一斑。孔子之才华因其圣德而沉敛，蕴藉，故能识礼乐之要，举六艺以备王道，于乱世中依然自强不息推行大道，其磅礴的生命力和斗志，使其于激流中傲然屹立，挽救出三代之纲要。如果说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那么在悟道方面，在体道方面，孔子确实是生而知之。故能从大道式微的晚周社会中，举六艺而推王道，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不是刻板的说教，其生命是活泼泼的，其推行的大道亦是丰沛而井然的，有乐教，有诗教，而不尽然是礼教。我们看到，在孔子轩昂而清朗的人格之后，更有其诗情，悦乐的一面。故而有水深浪阔，门徒三千，个个鲜明。不具博大之格局，万千之气象，如何能安容这个个豪杰？故而有弹剑而歌，乐以忘忧之豁达气魄，即使身处险境依然谈笑从容，诵讲弦歌之声不绝，“因为活泼大气，才可忧患深沉，而不失跌宕自喜。”即使有天下之志，若没有这活泼大气的一面，遇到种种险境也会心有所戚戚焉，除非有着极深的内心修为。故而有风乎舞雩，歌咏而归之兴致与诗情。一个致力于拯救社会精神的勇士，如果只具备道德，不具备情意，那么必然会背离于人心，故礼乐礼乐，缺一不可。淑世孔子记得少时在赠友签名中写个人偶像时，曾写下庄子、尼采和苏轼。想来是向往庄子之逍遥于天地之自在，尼采之绝世而独立，以及苏轼之疏狂而豁达。一直寻找的是理想之人格，这样的人既有济世之悲悯情怀，又有生命之绚烂，旷达的一面，不失却厚重，也不乏清透。近两年因种种原因将艺术、诗情、个体生命的舒展一概抑制，虽在另一个方面收获颇多，但是心灵却失之鲜活。现在蓦然回头发现，原来这些圣人亦是各个都有万千气象，皆有对个体生命的感通，悲悯，孔子、佛陀，都是鲜活而充满生命力量的。淑世之情怀，必然先有个体生命之悦乐。这种喜悦是真正的光，是智慧，能激发自体生命的力量，亦能激发出他人生命的潜力。因喜悦，遂能感通，能爱物，能爱人。爱己之人方可能爱人。正如“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礼乐之乐，乃是与民同乐。若没有这种自体的悦乐，即使是救世之善法，是严正庄重的真理，也依然少有人及，如墨子，如理学后期的流弊。因为人的心是本能的倾向喜悦的。这喜悦，有生来之喜悦，也有历经苦难之喜悦。前者纯洁，弥足珍贵；但是后者，更深刻，更透彻，其能容人，能化人。因乐，而有慈，有悲，无分别。真正具有艺术性情的人，少有分别之心，能感通一体。“士之要务，是自己心中，时时要有个清平世界。如果自身都不得清安，如何期盼使天下人清安？一如孔子当年，外头的干戈，列国的倾轧，终究撼动不了他心头礼乐的风景明丽。”“孔子述而不作......凡事指点，只要说理，必然具象，从来没有抽象思考的。”既然王道之大纲古已有之，只待整理，何须创作，故有六艺。但是孔子亦不是动则搬动古人话语，引用连篇，而是随时应机说法，故有《论语》。大凡真正的智者总是应机说法，且具象，你看佛陀的开示中多么生动而具体，充满譬喻。真大师，真有学问者，与人交谈少有长篇大论，滔滔不绝，除非需就某个方面细述之，亦只是只言片语，却都点到要处。能起悟他人智慧者，方可为师。否则，仅是学者而已。《礼记》曰：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因心中广阔，有气象，能吞吐，力道内蕴，故能收能放，涵泳能喻，能明能察。孔子虽为儒家之始祖，中国仁德精神之标杆，却也风乎舞雩，歌咏而归。孔子对音乐的造诣是极其深厚的，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并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听琴声竟能辨出文王志在天下的气象和胸怀。这全然不同于后世仅仅道德说教的儒生。在孔子的理想中，那是一派春和景明，天下泰和之景象。乐主内，里主外。乐由心出，故通于乐者，即通于人心者也。故孔子能和达畅明，汇聚门徒三千。理想之人格境界，除非是走出世之路，澄明观照，大凡世间之人，以及世间之法，不能无乐。乐之关乎认知人之性情，若无乐，无艺，则无悦。人心岂能如死木枯槁矣？礼乐孔子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道德之后紧接着说“游于艺”，但是注意，他并没把“游于艺”放在首位。古代文人、士人，在修身齐家之余似乎皆能游于艺，吟诗作赋，怡情山水。因此他们的生命是全然的，通透的，而现在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各据一隅，艺术家少有志于道，于是生命失去庄重；而知识分子少有游于艺，于是生命失却灵动，洒脱。道艺本一体，文以载道，艺以载道。道以艺显。古人大概是生活单纯，能将许多世事看得清楚，尤能见其流弊。故《乐记》中说“乐胜则流”，无论音乐、其他艺术，以及现在的种种娱乐，过度沉湎则耽溺其中，结果不仅是荒于道，也废了自己。“唯有性情平正，唯有质地深厚，作品才会够分量，方可玩味，才能有思”。艺术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能激发人的情感，或者渴望什么或是憎恶什么的情感；一种是它有一个静默的中心，能够让欣赏它的人进入到自己的中心去。我想现在大部分艺术当属前者吧。“游”一字，道出了艺是生命轻灵游弋之地，却不可以之为首要之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颇值得玩味。作者讲得好，“志气，近于混沌，必是感兴的.......诗是年少的志气满满。青衿之志，贵在昂扬，贵在饱满；即便过当，即便恣纵无崖，都无碍于那厚实底气......”但是年少的青春终归要走到而立之年，子曰“三十而立”，这时需要礼，需要理，需要理性的规划和节度。而此前的诗情，是立之根本。少无志则何所立？“礼”之后便是“乐”。乐同乐，悦。是感通，是喜悦。生命的终极追求，乃是要回溯到天。乐通天，是生命的归向。正如好的古琴曲，最后的结束一定是泛音，泛音代表天，最后好的音乐，来自于天地，也回归于天。生命不也是如此吗？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最后“成于乐”。如果说诗感兴于地，礼由人制，那么诗礼乐实则象征了天地人的关系。中国文化确实妙哉。

孔子，禅者

写孔子，写出了禅者的风光。孔子于宋明之际被转为理学，虽有正心诚意的坚守，但恰恰缺少了活泼泼的生命体现。古之学者曾有疑问，为何孔子之后，难见师徒间对于人生学问的激扬？答者曰：欲觅此场景，且看禅宗的兴盛。

若孔子是一株兰花

孔子始是一株兰花，生于山林，有江湖气。至宋明，孔子被儒家供奉了起来，终成一株盆栽的兰花。薛仁明《孔子随喜》是将孔子这株兰花从庙堂供养中重返山林，于是孔子及一众弟子又鲜活了起来，摇曳生姿，气象万千。

那您继续写，小子爱看呢

很早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别人惹了你，你应该直接一板砖拍回去。前段时间校长讲论语，讲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则，便模仿孔子的样子大声疾呼几句，哄堂大笑。于是渐渐觉得孔子跟儒家似乎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白的膜，直到一天一章读过《孔子随喜》，才醒悟原来是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反骨不少。那次去书店里是去是要跟老板订2本书，可逛了一圈买的书便比订的书还要多，其中就有一本《孔子随喜》。在我看来这本书装帧甚是好，我既不喜欢精装书的硬纸壳，也不主张封面上朴素得过了头，白白的只剩下书名和作者两行汉字。《孔子随喜》跟吉林文史出版社曾出版的《小窗幽记》一类的书装帧很像，但封面上的四个大字却是要有力很多。孔子有反骨。作为一个七老八十的人还坐着木车跑啊跑，作为一个老师却一点儿没有耐性，要别人“各言其志”，却还要笑话别人……可这样一个人比酸儒要讨人喜得多，如果你有恶趣味，向他吐槽也未尝不可，反正那些反骂你的大儒已经死了，反正现在也没多少人为孔子和儒家跟你大吵一番，反正孔子他自己，该是不大介意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除了反骨的孔子，书中还有一处让我印象很深——对颜回的描写。其实一直以来我便是那些个不爱不懂不待见颜回的人中的一员。就这样一个活着默默无闻，少言寡语的人，死了却还让孔子那么悲痛？“天丧予！天丧予！”真的有必要？孔孟孔孟，孔颜孔颜，大概就是我这种人改过口来的。因此书中说孔颜湛然若水，那水就仿佛瀑布冲刷过我一样，叫我湿着衣服洗了眼睛再看颜回一次。看着看着，也就愈发地喜爱了——颜回这水，就这样平平静静的，你见或不见，他就在那里，爱或不爱，他依旧在那里。我听懂了，也许哦了一声才回过头去，颜回却是直接转过身，继续思索，于是乎我听懂的他也懂了，我不懂的他自己懂了。在几章的结尾作者都用了一个句式：“老夫爱听呢。”那您继续写，小子爱看呢。

随喜

“绘事后素”，孔子既这样说。在充实的境地，也不忘那份空灵，孔子是这样的人呢，依于仁而游于艺，斥乡愿而赞血性。孔子不仅崇善，更重真。从那份真中，才能体味美，体味人生。中庸之道，绝非庸俗与苟且，“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漫长的修行呢。“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那就随喜随喜吧。。。

力量的起点

近年来，人们对孔子及其价值不断探求，但大多数还是将孔子停留在知识份子身份上的，甚至是公共知识份子身份以及道德典范，比如林语堂就写过《左手孔子右手老子》，其中就写过：“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这段就是对孔子君子身份所作的诠释。　　台湾作家薛仁明写孔子时，着重写孔子的生平及师徒关系，特别推崇孔子的那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并把这句话放在他的小书《孔子随喜》中《弹剑而歌——孔子与江湖》中的一章。在《孔子随喜》中，薛先生也是把孔子当做老江湖来写的，写孔子江湖上的的流离颠沛，写孔子隐藏在温良恭俭让下的江湖，以及江湖的坚持，江湖的收获，孔子不像屈原那样孤愤绝望，不像贾宜那样忧谗畏饥，很想得开，乐以忘忧。　　孔子就是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有忧，有时还有点小狡黠。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孔子与读者素颜相见，无挂碍阅读。　　尽管对孔子的感知大多人来自《史记》、《论语》、《孔子家语》，但古文的枯燥，并不妨碍我们对孔子思想及孔子价值的探求，正视当下，重建传统，复苏文明。而要正视的事物，必需可信，可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这就需要将信仰，从抽象想法转化为具体图像的过程。　　薛仁明在《孔子随喜》中，力图将古往今来宏大的虚构的孔子转变为私人的情感和具体的民间解读，而海峡对岸不同文化和写作背景，让这本小书，更有新意。　　 这本小书，是分为两大部分，前部分是孔子九章，后部分是论语随喜。看似很突兀，其实不然，孔子九章写的是孔子的行，论语随喜写的是孔子的言。实际上，言与行，是构成一个人的实体重要标志。每个人都会立足于自身，通过言和行，展现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以及对于社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贡献，从而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制度空洞的身份或一个时代的符号，这样说来，孔子也不是。　　这本随笔集，由各个思维片段的小章节组成，显得无序，但这种碎片似的文字，更容易让读者放任思绪的伸展。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刘必荣在这本小书的推荐中说，“不愠不火，不论不辩，……儒家的精神就从他文字脉络里，潺潺地流出来。像闻到满庭芳香”。在略带古意文字中，闲亭散步，自由书写与自由想象，张力无限。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探求孔子？曾以孔子成长历程为主线，写过《我的朋友孔丘》的作家王元涛先生说过“今天，无需孔子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自己很清楚。问题只在于行动，像孔子一样去争取，去创造”。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孔子，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力量的起点。行动吧。

孔子的天下文明——薛仁明《孔子随喜》的启示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若是而已。” ——《史记》[1]一个人的儒学尽管有老子的提醒，孔子的道路，到底还是那么曲折。晚周之际，太山颓，梁木坏，哲人萎，然而天之未丧斯文也，有圣人孔子以述为作，阐扬文明，教化四方。孔子不是儒家，至少不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八，子夏传其文献，其门人应所知量各有不同，各取一瓢饮，遂与孔子本人的学问渐行渐远。后世，谁与孔子学问相近也真难说清。表面上继承孔子学问的是思孟学派。思孟学派往后发展，儒者多成了道德专家。本来慈悲之人多愚笨，儒生的老实迂腐，不堪一击，遂为统治者利用以装点门面。于是秦汉之际，所谓儒家命若悬丝。汉武帝时期文化开始复兴，士大夫们始反思春秋战国之弊，为现实抵御夷狄而虑，且大一统思想又已深入人心，遂有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度，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毋使并进。”（《天人三策》）于是，思孟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天下承平既久，儒生气量愈狭，所见甚小，言说愈酸，不能守正创新，惟是单纯复古，先是酿成王莽之祸，其后导致天下大乱。三国那么壮阔响亮的时代，江东的腐儒及为曹操杀害的孔融之流，到底成了积弊难返的沉痕。西蜀历经诸多重创，诸葛亮尚且能稳守江山，除了他执法严明以外，端的靠的是巴蜀道家风气能养民。魏晋尚三玄，且有佛法传入东土，遂致文化大兴，一切都为隋唐盛世做着准备。儒者个个文采风流，昨日的贞刚与悱恻，都化作贞观开元的气象与风骨。可文章以外，儒学到底迂阔，而彼时佛法全盛，遂高者尽皆入禅。后来的宋儒不以唐代儒生为然，就是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继承孔孟之道，只会写写诗，程颐还引杜诗来说明。宋儒同样瞧不起苏洵父子这样的人，因为不能忍受后者对佛道的礼敬，觉得那是没骨气，丢了儒家的脸。宋儒完美地继承了色庄者与君子者各一部分，以师儒之道自居，公开讲孟子以后就是他们了，气魄之大，前无古人，实在也令人动容！他们在禅宗的刺激下，从道佛的滋养中重整理论；他们擅自篡改经典，不改就不能在理论体系上分析得周密；他们精勤无比，力图在抽象的思索中穷极物理。后来王阳明讲《大学》与朱子有异，但理论完全不能与朱子媲美，而讲心性就比朱子还封闭，因为阳明不能解说自己的事功，教学生的话比宋儒更过分，以致于阳明的后学才真是百无一用。汉唐的儒生虽然老实，但老实也有老实的好处。宋儒以后则更糟糕，把道理悬的太高，儒生被一种情绪化的迂执所缚，其余则是大批的伪君子。冻地寒天里，陆象山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能声情并茂地讲几个时辰，令朱熹挥汗如雨（心不安之故，自忖无此口才），朱子的弟子们则嚎啕大哭。别义利固然重要，可下面那些儒生又有什么义利可别呢！这么讲下去，儒家只剩下狭隘的道德与实质的柔弱。如此，一直影响到五四以来的反弹，有胡适、鲁迅诸君揭露“礼教吃人”，主张全盘西化，一直到“文革”毛泽东还说“孔学名高实秕糠”，那明明是宋明儒的孔学嘛！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其实是讲儒学的西方哲学专家，冯友兰、牟宗三最为典型。而如今，新儒家代表是长期在哈佛授课的杜维明先生，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第三代新儒家大师”，说应该叫“儒学第三期的学者”。新儒学延续到了第三期，析理辨微，俨然体大思精，比起西方哲学似乎毫不逊色。因为儒家文献多，可去解读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可到了此刻，所谓儒学，怕是与孔子的儒家，或儒家的孔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文化应该多元，否则社会必然积弱，或走向歧途。孔子被误解得太久，他的学问本身就是多元而丰富的。最能全面继承孔子学问的其实是颜回，我们可以感受到《论语》中颜回和《庄子》中颜回的气质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只是一个他。同一个颜子，我们已经不能辨认，就已经匆匆地宣扬儒学了。我们所宣扬的儒学又是哪一家的呢？[2]国学复兴中孔子文明的道路，就是如此艰难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化饥渴逐渐加深，重新看取自家的学问，兴起了所谓的“国学热”。一夜之间，陈寅恪成为传奇，紧接着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民国人物一个个走红，同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常年畅销，许多中学生手里捧着纳兰词，儿童读经成为共识，媒体商家高校联合打造学术明星，在电视上讲授传统文化，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九米五高的孔子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放眼望去，仿佛国学已然繁荣。仔细一看，不对。讲了半辈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担心死后不能进八宝山；刚刚还对着学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下课后就匆匆忙赶去“浮云”；《黄帝内经》如此抢手，据说养颜美容效果极佳；普天之下几人能懂《孙子兵法》，居然人手一本，以便在商场上战无不胜……听名家们讲得精彩明白，听完之后，与自己的生活还是“两张皮”；而国家博物馆前面“孔子”的形象，分明地纯乎是宋明儒对思孟学派的极端想象，难怪有人说孔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如果它手上提一把剑也许会离孔子近一些吧。我们离真正的国学，离孔子，还远得很！说孔子，不能不提《论语》。汉三家《论语》，自孔安国到邢昺历代学人，权威集解，依次替代，至朱子而成一言堂。近人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力避门户之囿，学界咸以为通读此书，《论语》就算过关。其实，《论语》何须如此过关呢？郭店本、敦煌本，专家学者外，鲜有人寓目，而更重要的定州汉墓竹简，一个汉宣帝时期的残本，与今如今流行的版本相异达七百多处。到底哪句话才是孔子说的，照这个逻辑，除了一两个学术权威，谁也过不了关。如此，《论语》让人敬而远之则属自然而然。其实，若有慧眼慧心，一个残本也能读出生命的古今纵横，也能读出圣人的微言大义。学界的学术辨得愈精微，源流考得愈详细，《论语》就越模糊。《论语》可穿凿的余地不是很够，《老子》可惨了，学界阐释《老子》的文字早超过五千万，据说也都解释过“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龚鹏程先生说小时候就对孔子心知其意，后来读那么多的书完全是为了与学界论辩，正本清源，这意义很大，但这路子恰当与否实值得商榷。如今，许多背离孔子的学说，又借着尊孔的名义，借尸还魂。说到为谁服务，孔子志于道，为天下服务，他不悖天道，不昧人情。阿难向释迦撒娇，孔子也宠爱子贡。李白嘐嘐然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谪仙和楚狂才真的是孔子的朋友。又孔子重视道德，却不会只讲道德，那样的话道德就根本保不住。可惜直到今日，人们心中儒家的道德，仍然是宋明理学的，高校里讲授《论语》的皆以朱熹的注解为宗，实在是扼杀《论语》。在《论语》形成的年代里，苏格拉底、柏拉图正面朝大海神思终极，释迦牟尼的门人也正修纂着佛经，而在黄河流域的井田闾阎，则有百家先贤与天地揽臂游嬉。于彼光阴下，一部简素的小书《论语》出世，汩汩静水深流而去，涵养了华夏子民2500年，虽历经险曲，至今弥见其熠熠鲜活。如今文字讯息泛滥，而《论语》区区万余字，其精义历久弥新，原因何在？因为《论语》就是讲的家常话，用于个人修身，可及于草野之豚鱼；用于齐家治国，可调理鼎鼐之经纬。质言之，因为它与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读《论语》，能不能不求甚解，自汉代始，《论语》不过与《孝经》一样，属于儿童启蒙读物，读着高兴就好了嘛！我们是离素读《论语》太远了，离真实的孔子太陌生了！[3]素面读孔子《四书集注》让我们感受到朱子的中规中矩，博学勤思；《论语译注》让我们敬佩杨伯峻先生严谨雄厚的朴学；《论语今读》有李泽厚先生对时代的思考；《论语别裁》则分明是南怀瑾先生气贯长虹的风姿和气魄，有学者以学院异化的眼光吹毛求疵，可谓自取其辱。“我在说话，话在说我。”不论哪一家解读《论语》，映现的首先是作者本人的心量和才识，如今我们欣然读到台湾行者薛仁明先生素读《论语》的心得报告——《孔子随喜》。薛仁明笔下的孔子及孔门弟子是素面的，他写得平常、朴实、可信，仿佛是自家的生活记录。究其原因，作者与《论语》里的风光，不像我们这般隔膜，所谓风吹花开，有什么样的土壤，就容易出什么样的人才。薛仁明来自台南乡间。台湾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忽视的。自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不少江南才士即移民宝岛，创诗社，建孔庙。康乾之际，台湾也成了士绅主导的耕读社会。若非如此的文化背景，很难想象后来梁启超、章炳麟到岛上与何人交流。甲午之后，日人对台政治经济压榨外，于文化干预却不多，从赖和、吕赫若等早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描写中均可窥见，有几任台湾总督都是中国通，惟其殖民最后几年，末日恐慌中推行了歇斯底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光复后，大陆的“文革”刺激台湾当局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彼岸知识分子也卯足了劲，大有为中国文化继绝存亡的悲慨。讲三民主义的，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统。陈立夫著书立说，亲自授课。蒋介石则强调伦理，推崇阳明学，为此还被满口民主科学的胡适之反驳过。更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授课，从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贩夫走卒，有教无类。此外，赴台的宗教界人士，尤其佛教界领袖们大兴佛教。是这样的华夏文明，哺育着台湾的民间社会，哺育了薛仁明。而《孔子随喜》这样的文章，也还端赖他写出来。他的任何议论皆出自亲身所感，所以，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总觉得自己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被他道着了。也所以，看台湾，看大陆，往往更能扣住本质，这就是格物致知。从头到尾，这是一本令人读起来神完气足，平正阔大的小书，掩卷沉思，不禁思量，怎不思量？故曰《孔子随喜》，欺君不得。《孔子随喜》观照当下，命意曲折，也像孔子般的心忧，不乏对匹夫匹妇的怜惜与怒目。因为，台湾民间的人情物意，也正遭受着现代社会种种无明的威胁。文明是要靠教化的，台湾文化人先是纠缠于传统与现代，如今又鼓动中国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的隔阂。高校里开设了台湾文学系，不知道讲些什么。无怪乎小布尔乔亚的忧伤自恋情绪蔓延在台湾的学界。当“去中国化”泛滥成风时，孔子可如何栖身呢？而台湾学院中讲授传统经典的方式方法又与大陆别无二致。于是，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大陆虽国学热方兴未艾，但学院里要么是乾嘉朴学的路子，要么是如程朱理学、西方哲学一般地遨游于语言逻辑的玄思。薛仁明的志向是要提供另一种路径，一条修行的路径，一条与物无隔，能够吃饭睡觉的时候，亦可触摸孔子天下文明的路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不忘其忧，不改其乐。我们可以活得实在一些，安宁一些。《孔子随喜》其实是他的老婆禅。故曰所言随喜者，即非随喜，是名随喜。却说孔子问礼于老子，反被骂了一顿。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老子说的也都是实话。而孔子，到底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华夏文明也到底是靠了他才能延续。回想当年事，悠悠千载，沧海桑田，令人想见其高远迷离。而眼下是，孔子的天下文明开始复兴。薛仁明向我们呼唤：素面看孔子！

重新认识孔子

以前看孔子，更看重的是孔子的道理，看他说的话是什么道理，蕴含着什么哲理，却忽视了这个圣人作为人本身所包藏的趣味。近日看薛明仁《孔子随喜》，跟随他与孔子素面相见，用另一种角度重新认识鲜活的孔子。这个孔子有气象。他的弟子三千，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留给后世印象最深刻的几大弟子，性格迥异而色彩鲜明，这些个人都能够在孔子门下其乐融融，作为老师的孔子，其气度与格局自是非常。“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他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则甚隐；正因为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这个孔子是个老江湖。孔子周游列国，这一路走来，阅人无数，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几次面临生命威胁，曾累累如丧家之犬，也曾与弟子弹剑而歌，一唱一和。“见多遇多了，千帆过尽，一切也就云谈风清，人自然便清清爽爽。正因这样的清朗，孔子不可能像屈原那样途穷路阻终至无路，也不可能像贾谊那边忧谗畏讥郁愤难解，更不可能像后代文人叹老悲穷一身酸气。”这个孔子最爱颜回。因为颜回与他道最相近，他们是知己。孔子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颜回的喜爱之情。这个孔子幽默风趣。遭遇危难时，颜回淡然自若，回答深得孔子心，孔子便调笑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个孔子常骂人，他的学生常吐槽。孔子论管仲，孔子气子贡仍不开窍，便骂道：“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也曾当面指子路：“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他的学生也不甘示弱。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甚至吐槽“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薛仁明谓之曰：“阳气灼灼，好不热闹！”

孔子，原来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十方来人皆对面读罢薛仁明先生的新作，朱天文女士为该书写的序言里的这两句话一直萦于心间。能乐的舞姿是这样，人修行可达的境界是这样，我们面对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亦是这样。真正的孔子到底是何面目？如今我们读《论语》、读孔子言行还能不能像颜回一样“无所不说”？就像文前提到的那两句话，每个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受到儒风浸润的人都会对那样一位儒家先贤有一套独家看法，“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薛先生绘出的孔子有气象有风姿。真正的圣人，其思想能够贯穿古今，彼时有彼时的价值，现今有现今的光彩，薛先生写出能与我们闻风相悦的孔子师徒，不是厚古，也绝不仅仅是思古，而是拂清史上儒林加在孔子周身的重重迷雾，为孔子思想在眼下、在未来确立一个立脚点，帮助青年人树起“道”的信念、“士”的觉悟。孔子上下求索的“道”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天下文明的境界那么遥不可及，所以孔子及后世儒门一代代的弟子（包括薛先生）都有着淑世的志士情怀。薛先生喻颜回为得道老僧，颜回也确实堪破了孔子的“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天下不容，颜回为什么还追随孔子？为什么如此“不识时务”？这是因为那“道”是颜回的人生信仰。天下不容，“然后见君子”。——以天下不容之身，秉持天下不容之道，那才是君子，这话多有傲骨！明知不可行而行，明知不可为而为，古谓之拳拳赤子之心，今谓之理想主义豪情，正是有这坚贞的信念推动，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前进。《五十而知天命》那一则说得最好，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在通往“道”的道路上，时代环境有所局限，己身人力有所局限，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了前面树下的信念，再认清客观的局限性，才能汇聚起力量，成全人活于世的不可限量的价值。士志于道，如前所述的对“道”的热忱信念是宏观方向，作为士要有个人的修行，在此基础上应以天下文明为己任。首先士是一名君子。孔子弟子众多，天分不同，性情相异，子路问何以成为一名君子，孔子答疑纲领唯有“修己”二字：锻炼自身修养，不为外物所执，在各人不同的背景下，做成自己的君子，修己才能安己，以致安人、安天下。然后，士所要达到的政治文明，在《政者，正也》与《民无信不立》二则中说得平实清明。现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皆是产业国家主义，“产业，本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现今的产国主义，却僭越成政治之全体”，国家成了“产业发展的总事务所”。《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找到产业适当的位置，令社会各组成部分各居其位、百姓安居乐业，“方能有人世大信”。最后，士的自觉，在于其视野与格局。如《士志于道》一则所说，“文明广被，泽及八荒，那才叫王天下”，文明之外，不该执于民族、国家、革命抑或各种主义，这些西方的社会概念皆是抽象的、“难以自知的巫魇”，故孔子周游列国，他会看这个国家有无“王道”，而不会囿于“祖国”“外国”“华夏”“蛮夷”之类的概念生出分别心。草草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觉得，孔子不是道家，却最是道家的知己，他尊崇又羞赧于道旁仙风道骨言语寥寥的野老，他喜读易经爱好卜筮撰写《十翼》，他一世漂泊五十而知（也是种信服）天命，他最有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道心。可在孔子思想的传承中，儒学和这个时代的风气一样，渐渐失却了那份慷慨与清旷。谢谢薛先生介绍给我们一位原来如此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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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子随喜》撰写书评者，将有机会获得意外之喜。书评体裁不拘，字数不拘，但最好在三千字以内。最终评委：薛仁明书评完成之后，请贴到豆瓣《孔子随喜》页面：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013378/ （为方便评委审阅，此为唯一评鉴平台）奖品：三等奖3名，获赠签名台版《万象历然》；二等奖2名，获赠签名台版《天地之始》；一等奖1名，获赠签名台版《天地之始》及特制胡兰成书法茶杯。另设特等一名，除比照一等赠与之外，并将书评编入作者来日发行的台版《论语随喜》或新星增订版的《孔子随喜》书中。活动时间：到5月15日结束，5月25日推出获奖名单，同时寄赠奖品。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晒书评，可以@罗不特 @新星出版社阅读愉快！

《孔子随喜》与国学的气象

谈国学就该有国学的气象。儒学、中医毕竟曾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靠。20世纪反传统浪潮虽然伤到了国学的筋骨，但是中国人的书中到处都端端正正地写着孔子的语句，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中依然满是孔子的只言片语。这就是所谓藕断丝连。新一轮国学的回暖来势汹汹，人们都觉得即使那些将孔家店掀翻的带头大哥们也从国学中吸取了养分。国学似乎有复兴的迹象，但是落入成功学、职场学、总裁班的野狐禅中也是不该。薛仁明的《孔子随喜》一上来就谈国学的气象，有破有立，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开门见山就是毫不客气的“大破”。他说儒家有淑世的理想，讲温良恭俭让，都是谦谦君子。因为这一性格，不少儒家其实只是循规蹈矩的昏聩之徒，可能真有高洁情操，但无处事能力。正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海瑞：正直，有名望，但是“治国齐家”的能力确实平庸到昏聩。如果你读读凤凰网上野武士黄创夏的文字，会发现不少台湾人也这样看待马英九先生。据说，他重名节，十分清廉，但是缺乏开创性，做事能力不够，全是宋明理学的根底作怪。薛仁明在《孔子随喜》中似乎也赞同这一观点，说马先生处理政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如果顺着这层意思不怀好意地推衍下去，就会跟五四以来反传统的论者取得一致：儒家把人变成体制下的良民，缺乏怀疑和反抗精神。薛仁明斩钉截铁地说，这一层绝对不是孔子本来的气象。这是历代儒家对孔子的误解、附会所导致的。孔子其实一身都是反骨，只不过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这是薛仁明《孔子随喜》的“大立”。孔子满有抗议能量，常借复古来针砭时弊，是借古讽今的高手。孔子对生养自己的鲁国有情，但是一旦失意，也会带着门下弟子周游列国寻找出仕机会。孔子真心希望自己被君王欣赏，但是一定要以“礼乐之治”为自己的底线。孔子常常消遣学生，也允许学生质疑和反对他，孔门弟子个个精神。孔子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但始终不忘记呼吁“乐以忘忧”，还会拿自己开涮。无论“丧家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还是“办丧事人家的狗”，绝对都是孔子的自嘲。孔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把自己困在绝境中，无法自拔，因为他有“浮于海”的理想。这样的孔子被写活了，不像被“大成至圣先师”外衣包裹着的那个孔仲尼。黄仁宇就曾经说过，《论语》中的孔子是轻松愉快的，也是“坦荡荡”的。跟孔子相比，后世的儒家则太过严正，被忧患意识压得透不过气来，呈现出的是“常戚戚”的群像。难怪李零先生要说“去圣乃得真孔子”，至于以“丧家狗”为书名，大概是矫枉必用过正吧。这个孔子也很像曹聚仁所说的孔子。据说殷商亡国后，他们的族人一直期盼着天降圣人下来，带领他们复国，老是谣传“五百年必有圣人作”。孔子家族是殷商贵族的后裔，一位前贤看到孔子的先辈出身名门但却节俭无比，就放下一句话：圣人将来必出在这家。最后，孔子来了，毫无杀戮癖，大讲“礼乐崩坏”和“克己复礼”，四处游说君王复兴“礼乐之治”。曹先生开玩笑似的说，孔子跟耶稣差不多。以色列人期待着带领他们复国的圣人降临，但是他们的圣人耶稣根本不关心复国，反而更喜欢批评他们信仰败坏导致世风日下。也许现在有些人真想用国学、孔子来挽救中国的信仰危机，期待着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毕竟孔子曾经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源泉，现在也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思意念。因此，不少义理派的国学家致力于挖掘孔子的当代意义。《孔子随喜》大体上算是“义理派”的读本，能说到抗议精神，说到借古讽今，说到社会众生百态，字字不离“社会良心”，超过野狐禅般的国学读物何止万倍。另外，薛仁明先生笔端大有“处士横议”之风，确实有国学该有的气象。

《孔子随喜》

此书介绍：作者是台湾的“中国文化体践者”、朱天文口中的“武士”。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孔子九章》，以笃诚、优游之笔闲谈孔子，形象鲜明，生气灵动，活泼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下篇《论语随喜》，细绎孔门话语，灵犀一点，感而遂通，胜义纷呈，令人神旺,让读者可以看小说一般看《论语》。 作者是台湾的“中国文化体践者”、朱天文口中的“武士”。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孔子九章》，以笃诚、优游之笔闲谈孔子，形象鲜明，生气灵动，活泼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下篇《论语随喜》，细绎孔门话语，灵犀一点，感而遂通，胜义纷呈，令人神旺,让读者可以看小说一般看《论语》。 作者介绍：薛仁明，一九六八年生于台湾，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之第十二代。父亲薛阿客，工人；母亲薛蔡莲种，工人；两人均未受过学校教育。 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台南一中二年级开始，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一九九三年起，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二〇一〇年年初，开始在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版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及《联合副刊》，接连进行孔子书写，目前，此系列文章... 展开>>薛仁明，一九六八年生于台湾，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之第十二代。父亲薛阿客，工人；母亲薛蔡莲种，工人；两人均未受过学校教育。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毕业。台南一中二年级开始，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开始，有心于儒释道三家。一九九三年起，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著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二〇一〇年年初，开始在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版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以及《联合副刊》，接连进行孔子书写，目前，此系列文章仍持续登载中。

只因那光明喜气……

——读薛仁明《孔子随喜》从《胡兰成：天地之始》到《万象历然》再到如今之《孔子随喜》，读薛仁明先生的著述言说，居然也已近两载，不敢妄称有缘，只索是絮叨几句。薛仁明问学之道从胡兰成始，在《天地之始》中，自言其由不能读胡兰成到私淑胡兰成的生命之体验，此乃是安身立命之求索，如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句，鲁迅亦曾引之，其要说不仅在于“求索”，更在于“上穷碧落下黄泉”之艰苦卓越之精神也，虽则“水仙已乘鲤鱼去”。依我浅见，从胡兰成而来，其一为“文章”之学，自西方文类观念进入并居于中国近代以来文学之正统，“文章”之学亦久废矣。虽西方文学有“小说诗歌散文”混合之说法，其后亦有后现代主义，但终有畛域之分。而胡兰成得张爱玲一言，遂成其文章。起先胡兰成亦是五四后文学青年一流，蔡元培胡适一脉，写散文小说政论，如循此路，终究也不过是一个沈从文或陶希圣。然胡此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融人情物理识见于一炉，言辞则摇曳生姿，乃是“文章”传统在现代文学中之复活也。与之堪比的惟有废名，然废名仍属于新文学，而胡兰成却已意不在此。胡门诸弟，三三中人，如朱天文朱天心仙枝，多为小说，然小说亦是文章之风。近聆朱天文演说，多取卡尔维诺之喻，或因卡氏之说亦是己说。薛仁明虽是隔世弟子，却直是以文章为文章，犹之乎以文章为小说，故朱天文于《孔子随喜》序中比作可如看小说般看《论语》。其二，薛仁明承胡兰成之祧，除以文章为致力之业外，亦在于由今入古，又以古见今之门径。因胡兰成之学乃是博采百家，“志于道”而“游于艺”，薛仁明由胡兰成入，而由古之贤人出，故书写胡兰成之后，又随喜于孔子……在薛仁明笔下，孔门乃是其乐陶陶，如孔子所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理想境界。然薛仁明又不仅是一派和气，又有其“金刚怒目”之身，如怒斥美国之“政”，批评学校体制等等。此亦可说是胡兰成亦是薛仁明之志向也。即对于现世之关切，亦见其识见力。我常以为，胡兰成文章之美不仅在于其言辞，更在其识见。但薛仁明的文章之风却是浩浩荡荡，而不同于胡兰成之多姿多变。若说胡兰成近兵家，薛仁明则近儒家，如孟子言之“浩然之气”，又如《牡丹亭》中柳梦梅自言“且养就这浩然之气”，此乃古今士子之志也，即便是“贫薄把人灰”。薛仁明又常以自身之生命体验解读孔子，如“祭神如神在”，乃以自家之事以印证之，读之不仅亲切可喜，亦忍俊不禁。《天地之始》出后，朱天文曾比薛仁明作“武士”，谓其书写胡兰成之勇气与勇力。但“武士”之称或有东洋风。我却以为，薛仁明近于金庸笔下之儒侠，成长于荒野，而常怀兼济天下之志也。以上拉杂说之，无非是闻薛文中之光明喜气而悦，略效野人献曝之意罢。又，“光明喜气”之语出自薛仁明谈京剧文。今以之为题，乃恰合我之观感也。陈均辛卯年二月十八日於通州。

直心见孔子

直心见孔子 文/小 北今是“辛亥”一百年，国人多避此话题，却并非因它已过时。譬如孔子被年轻人淡忘，亦不在于孔子自身暗淡了。后世文化人眼里，孔子已然不是一个人，他凭风而立，立于无限江山。如耶稣成为基督的象征，释迦成为佛陀的象征，孔子亦一时成为中国读书人的象征，他从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何其庞大！如此庞大，遂为后世误解。及至完全不能理解，便把来打倒。从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大破传统，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合力推倒了一尊历史巨像。及至八十年代末，又一干人起来大谈民主，却了无气象。今把来一大反省，却不过是“小儿顽皮”。在台湾，中国文化之根不绝，虽美式主流文化大行其道，亦国学大师层出不穷。但世间云雾缭绕，人人各有所证。今薛仁明先生著《孔子随喜》，唤醒了两千多年前奔走于春秋乱世的孔门师徒，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好似与你坐在庭前对饮对谈，有说有笑。朱天文说，薛仁明给人提供了一个以小说来阅读《论语》的视角，我想应在于此。但我以为这部《孔子随喜》包藏了一种庞大的气象。气象庞大，遂与孔门师徒无隔。若视其如小说，给我们带来阅读的无限喜悦；窥其庞大气象，则给现世带来莫大鼓舞。这气象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认识孔子，如何认识中国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于时间的维度，是如何认识一个本来的自我；于空间的维度，是如何在西洋面前认识自家文化。释迦告阿难云：“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詶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以直心见如来，这是释迦的高大。直心答如来所问，可圆通无碍。对于孔子，亦当如是。众弟子以直心见孔子，欢喜领受，而无歪曲。这最是《论语》之廓然无圣。道不远人。如今，儒释两家皆已历经千年。昨日闲来去大佛寺，见众僧围坐念经，有女施主在侧，与僧闲聊，时而嬉笑。修行本不必一本正经，有嬉笑亦非落于无礼，但他们的念经不过是为报答施主的供养，把修行堕落成了宗教，已非如来所谓“直心詶我所问”。现在年轻人读书亦如这班僧众，把读书堕落成任务，丧失了修身立世的自觉。前此拜读薛仁明先生大作《天地之始》、《万象历然》，欣然得见一个可亲可切的胡兰成与孔子。他以直心见胡兰成，透过人世的云雾，看到一个气象万千的胡兰成。这回读《孔子随喜》，他亦是这样把来直心见孔子师徒。他直心见孔子，是把孔子看明白了；他直心见孔子，是透过孔子见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他直心见孔子，是从中见到了中国文化的庞大气象。一史可照千年，薛仁明亦是以直心见孔子，遂照见了台湾社会的人世百态。今所谓国学会云云，是学者多，修行者少，离孔子、离国学已有所偏颇。孔子六十而周游列国，仍是在遂行一生的修行大事。面对春秋乱世，他如释迦一样如如不动，但又自觉地为之奔走。孔子曰仁，真有一种包容与宽大。孔子称先王之道，亦真是一种磅礴与浩荡。塑造民族的修行，这才是孔子的气象。这样的气象，如今尽收于薛仁明笔端。有破的坚决，亦要有立的自觉。大陆早几年前开始大谈和谐社会，以中庸之道治国，但真正要复兴中华尚在文化的气象不落于无明之火，故要我们从产业社会里解脱出来，从恢复读书人的自觉走向恢复士的自觉。薛仁明无疑是这样一个欲求恢复中华文明的大士，而其《孔子随喜》亦是这样一部极其庄严又可与之相嬉相戏的中国文化之书，观其气象，则不在南怀瑾之下，不在胡兰成之下。辛卯年二月二十四日

朱天文：素看孔子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3/20/581995.shtml《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1-03-20 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论语》。 　　视角一转换，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突然间，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一一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稍长后看热闹，挑爱看的篇章看，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那种场面调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补孔雀裘。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喝醉了睡在芍药裀上。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气，鸳鸯好蕴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贾政不做梦》这么说，“是贾政，扶养宝钗母子；是贾政，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是他，送别了宝玉。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安息逝者，让离者心安地离去。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贾政担尽了事和责。” 　　没有贾府，不会有大观园之梦。没有贾政作为磐石的大观园，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贾政的存在，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写孔子，众弟子里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不说孔孟，只说孔颜，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然而颜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诲喻，无所不悦。这在我，永远是受益的一方。但对胡老师一方，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审视这点，我仍耿耿于怀。 　　把孔子写成小说，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诺以前想写，从子贡的观点切入（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也出版了）。子贡是商人，与孔门最异质，又够聪明，不出手则已，《孔子家语》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存鲁、强晋、弱吴、霸越，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随行半程。孔子死后，他庐墓三年，又三年。《史记》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的一段对话，极为动人。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也许更能看到差异，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复杂，和丰富。 　　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游浅草观音寺，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这两句讲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见，没有隔障。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随喜》，在当代，在两千五百年后，亦自是一份。 　　2011年3月5日　　(《孔子随喜》，薛仁明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

随喜但求元气满

心里长草。读薛仁明的《孔子随喜》时，多少就得着些其中赞扬的精气神，或多或少，于己总有所助益。薛仁明谈孔子，对应书名，讲的是个“喜”字。其实也就是当年李泽厚分析的“乐感文化”，换了平易近人的语调，重申其中的好处。这好处，我想说，于我这种心里长草、抑郁恐惧之人，是起着点廓清之效和振奋之用的。薛仁明师从禅者林谷芳，事故行文里讲气象，讲风光，讲不动如山，讲湛然若水，讲闻风相悦，讲风乎舞雩，为这“乐感文化”平添了许多公案和禅悟的味道。这也不错，理学之病流毒已久，避理学而谈精气神，即便非令人耳目一新，也叫人神清气爽，不亦乐乎。这，大约便是眼界和格局的区别。书封侧边记叙了薛仁明的简要学历，中间有一段提到他：“台南一中二年级开始，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时且因之休学半年”。想必那段时间，薛仁明也是心里长草了。精神世界是虚幻的，但它的的确确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因其虚幻，所以也并非物质所能弥补，或可行一时之效，但绝非长久之计。精神欠缺的终需要到智慧国度里去寻找弥补。前人、古人的结晶此时便显现出价值。于是，默而知之，学而不厌。薛仁明谈孔子，也谈孔子的学生。他谈的最多的要数颜回。这似乎是论语新解里少见的。单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说，相比子贡、子路、冉求诸君，颜回在整本《论语》里是最为单薄的，故此，于人的印象也很淡，只有孔子对其一味的称许令人不能对其忘怀，但绝对属于不可近观玩亵的人物。所以近人解读《论语》，谈颜回的远不及谈其他诸贤弟子的。但薛仁明不同。除了孔子，《孔子随喜》里谈最多的要数颜回。可能——我想——颜回的静默让薛仁明很有话说，便似解读一段公案，仿佛于无声处静听玄机。或如孔子所形容的“如愚”之“不愚”，这番智慧，是薛仁明觉得值得书写一番，而又令人心向往之的。薛仁明是个文化复兴者，从《孔子随喜》里也可一窥他的文化重建的见解和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判断。这些判断与中西文化之对比，我读的时候是觉得失之草率和过于简单的。然而，总觉得，有斩钉截铁下定论之“自以为是”是好的。简单是种力量，由简单的洞彻所获得的信心更是一种力量；疑惑是种反作用力，由幽深的疑惑所获得的焦虑往往会变成自我的戕害。我是不敢奢谈有关文化复兴的话题的，我也“基本没有什么人生观、价值观需要输出”（很久之前一个豆瓣友邻说过此话，是谁却不记得了），我自己尚且心中杂草芜蔓，但求如书中所描述的孔子般“元气饱满地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便足矣，其他是尚在其次的。

活出生命的喜悦

台湾作家薛仁明先生的新作《孔子随喜》，实属难得一遇之好书，好在还原了孔子的本来面目，好在发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妙用，好在让这些都变得鲜活亲切起来。仿佛春雨过后，草木的新绿郁郁葱葱，这道中国文化之风景顿时历然在目。在我最喜欢的第四则里，作者说：“《论语》开篇，先说个‘学’字，起头就‘不亦悦乎’，再来又‘不亦乐乎’。‘悦’‘乐’二字，确立了我华夏民族的光明喜气，也成了中国文明最不共的特色。……这二字，是论语全书的关键词，更是孔学的‘正法眼藏’。”——此一句，便新意满满，不同凡响，读来又令人颇感欢喜和亲切，我当时只觉得心头一亮，整个人都为之振奋起来。这于心灵的瞬间契入告诉我，作者确实摸到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光明喜气”四个字，串接起华夏的历史与文明、民风与士风，它在《史记》的恢宏磅礴里，在诗文的回肠荡气里，在书法的挥洒自如里，在古琴的陶然自乐里，在渔樵的悠扬歌声里，也在山水的妩媚动人里。不是有些奇怪吗？《论语》的开篇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但为何对“悦”“乐”二字这么容易就忽略过去呢？后来人评论宋明理学，或者激烈地批判它把儒学败坏为吃人的礼教，或者客观地分析它是如何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或者还为它说说好话，认为在其严苛的面孔之下有极为崇高的精神。然而，却鲜有人能道出“喜”这个字，才是宋明理学真正的盲点，它遮蔽人们的耳目几近千年，乃至今天的我们再难以认识和亲近中国文化内在的活力。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为何宋明理学家们如何学也学不来，甚至还扭曲为苦行僧模样的“孔颜乐处”，到作者这里就变得轻松真切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作者自己活出了喜乐的境界。作者年轻时候也曾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学子，“对于周遭事物，动辄愤懑不平……常常竟日烦忧，每每悲愤难解”，他为此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又不知道不对劲在哪，于是索性断然抛弃抽象理论知识的求索之路，去台东池上过起了乡间生活。如此十七年，作者看似一事无成，却抖落一身郁结，再回来看《论语》，只觉书中句句新鲜，尽显生命气象。只有当作者也成为光明喜气的化身，他才成了孔子真正的知音，才发现“悦”“乐”二字直是中国文化的元气所在。于是作者描述的孔子，不再是迂腐教条的代言人，而是一个视野阔、格局大、生命旺、性情真、气魄雄的真人，“上与星辰近，下与世间亲”。他心怀礼乐治世的理想，却不对权贵作谄媚和迁就，“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没有郁郁不得志的颓落，时时能够兴味盎然，跌宕自喜。最动人的是作者写孔子的四次罹难。孔子每每处在危急的境况，从不怨天尤人，也不绝望丧志，仍能够对生命持有大信，气定神闲，这样的孔子我们难得一见，以这样宏伟的生命气象为参照，我们似乎也甩掉自己身上的一些唯唯诺诺、消极畏缩的做派，活得清朗大气起来。通观全书，我总结这悦乐者，乃修行功夫也。修行，用《论语》里的话说就是学道，所谓“士志于道”，这个“道”就是修行，即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朝气和元气，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清朗明丽的世界。以此反观后儒将孔学抽象化的做法，其弊病就尤为明显：善恶分明乃至堕入教条，一丝不苟乃至固步自封，标举崇高乃至知行失衡，严峻凛冽乃至与民不亲。而如今，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更是与己心相隔，与民间相隔，或因被迫量产无甚价值的论文而心力交瘁，或因日益被忧思愤懑折磨而苦不堪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任何情绪的郁结都是偏执和异化的显现；而真正的好学者、君子者、士者，都是修己与学问不二，与治世不二，所以才能浊气不沾身，生命时时可如新发于硎，散发着欣欣向荣的活泼喜气，充满着有如来自天地之始的饱满元气。这样的人，才是事理不隔、不失生命之亲的真人，才能安己安天下。悦乐者，又乃兴也，感也。如今，生活的物质化、知识的抽象化、心理学的技术化等现象，共同导致了心灵的普遍遗失和异化，而在我看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自然和生命无感，于是人们仍然陷落在以外物为寄托的惯性当中，因疲于生计而困顿心灵，为刺激（甚或只是维系）经济而过度生产。想想看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人类的智慧已足矣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却无法阻止消费品膨胀、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恶化。我们希望找到实用的对策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不跳出经济思维，看到对生命无感的真正原因，终归是自欺欺人，无济于事。正如作者说，所谓格物致知，即是感于物在前，达于知在后，否则知识于生命不亲，反成人类的枷锁和祸根。孔子有一次罹难，被匡人所围，对弟子言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就是说，“如果天意不存文王之礼乐文化，那我本不可能继承它；而既然是天意要保存它，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不知为什么，读《孔子随喜》这本书，我会想起这句话，并心有感动，也许这本书所道出的中国文化之喜乐精神、昂扬不息的生命状态，让我对未来生起了信心吧。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这么痛苦？

下午在西湖边采访台湾的读书人、评论家薛仁明先生，薛先生到大陆是来为他的新书《孔子随喜》的销售助力的，我们曾经说道在中国大陆自从几年前央视的“百家讲坛”之后带动了中国的一阵“国学热”风靡一时，中国人好像要从这种“运动式”的途径找回在上一个世纪中同样用运动式的方式告别的传统，呵呵，中国的传统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呢？不过撇开国内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同，向薛先生这样传统的读书人带给我们的依然是与这西湖边的雨后清风一样的慰藉！《孔子随喜》，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不甚厚重，不过这才随我的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随着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人开始反思上个世纪狂飙突进的运动的是非善恶而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前辈们曾经经历过红的令人错以为是鲜血的年代相比，似乎更有意接近于被他们抛弃的岁月，色调不需要那么的重，菜肴的味道也不需要多加绍酒调的重红！《孔子随喜》，最喜爱一个喜字，一个一见就让人想起新娘子的美丽字眼，古老传统的就像是刚刚穿过重重朱红大门走向蜜一般的时光的女孩子，楼外漫天的烟花与窗下喧嚣不竭的锣鼓这一晚都为你而鸣奏，不为别人，就是要羡煞一众往日共同玩笑刺绣学仪的闺秀与丽娃！薛先生的笑容至始至终都贯穿了整个过程，看得出虽然舟车劳顿，但是心情还是很好的！突然想起了薛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中国的读书人会把书读得那么痛苦呢？”想来还真是，即便是周围中国的学生们你走在街上一眼望去，大都是耷拉个脑袋，穿过狭窄却厚实的镜片往往看到的都是一双冷漠的眼夹着一道皱皱得鼻梁，假如发现你在观察他立马就射来一抹冷的咬人的目光，没准还在肚子里反复的掂量着你是不是有些什么不轨呢！就算我们把这些中国的学生的一脸严肃不解风情归结为这个人人皆可唾骂之的政治颟顸之下的教育的不作为，压力压皱了他们的表情！但是就算是放过了学生们，单挑那些中国的早就离开学生身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好像也不怎么的高兴，于这个世界的“先天的苦大仇深”似乎就成为了这个时代中国的读书人的一种默契的共识，把稍稍读过几本书的就当做了中国的读书人吧，他们表现的好像是一个商人，可等到和他们做正常的交易的话，又拿出了传统士大夫的臭架子！难道谁都欠你上辈子的纸钱？中国的读书人从目的上分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其实至少几百年年来都是这样分的，一类是所谓的“读书以求道”，讲究的是不求甚解的快意与暗有心得的窃喜，祖法颜渊风乎舞雩，另一类的就大讲经世济国，学以致用，千百年来孟、荀、安石、阳明辈无不可称千古大师！但是这种分法需要注意的是应当区分一个读书人自身的性情与作为担当的能力，也就是说有些读书人也许性情上本是不求甚解，晚风弄月的好手，一时迫于压力或者突然被谁的鼓动性极强的言语所迷，便执执于将精力投入到无边的概念与框架的搭建中去，也许希望治平天下，谁料除非因缘际会，否则大都落得个“志大才疏”、“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后果，不如学学乾嘉时代的风雅士子，玩一玩古玩的考据，犽一犽青楼的名妓，或许还能博得一个自得其乐的薄幸之名！也许有些读书人确是扛鼎执牛耳的能耐，但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惑于落魄文人故作风流强为潇洒的姿态，几本该读的书还没读完便为了青衣红袖在泼酒倒茶的风尘里强作愁容的写下几笔歪诗，所谓“生怕多情累美人”的，也许恰恰为这个世间蚀倒了几尊立地顶天的男儿汉！读书人为何要那么的痛苦呢？黄卷清茶明灭灯火难道不是一件美妙的事吗？也许和读得什么书有关！物质的年代什么都好，可以极致的创造这个世界上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完美的事物，但是就是缺了一点，那就是不能创造出幻想，这是一个将幻想付诸实现的年代，而付诸了实践之后的幻想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虚幻的魅力，你要是读得净是那些所谓成功者用来炫耀自我表现实力的书籍，那么它就将极大地缩小你的想象空间，进而缩小你在脑海中与现实中能够躲藏躯体，掩藏悲伤，埋葬痛苦的避风港，前不久有个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坠楼自杀，想来他读得那些名人用来自我标榜的书籍多少要担待这一条灵魂的愤怒的！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好习惯，叫做“达则兼济天下”，把天下兴亡挂在嘴边的常常不是握枪戍边的赳赳武夫，而是中国千年以来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可是近代以来多带有羞辱性的历史将我们可爱的读书人变得有着“过于强烈的使命感”，自我与大时代的捆绑也将本属于一个国家代号的名词的苦难当做了自己的苦难，时间越久，积累的痛苦就越深厚，中国读书人的眉，就这样越锁越紧了！快乐一点不好么？随喜一些不好么？辛卯 桃月 十四 钱塘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文/俞晓五月的北京夜晚，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一片润泽气息渗入窗棂，起步添一杯茶水，低头看看那拢暖黄灯光揽一红梅斜在封面上，跃入脑海的便是朱熹的这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人言朱熹这一首《春日》中，泗水暗指孔门，寻芳即是寻求圣人之道，而那万紫千红的春天实则比喻孔学的丰富多彩——不仅孔学啊，孔子亦是丰富多彩的形象，一花流光闪了上下千年。从封建社会的君王们将孔子奉为圣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再到近现代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波涛汹涌中孔子忽上忽下变换着角色和身份……这近千年的翻涌不休，夫子怕都晕了。但大略看看，孔子出现的时候，政治和教化的意味也若影子般随之而来挥之不去，他在历代的统治者手中化成木偶，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一个阶层的代表，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等所接触到的孔子只不过是个圣人，但他的言语论述奠定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东西，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君子守则还是没有落在纸面上的七十二学者几成人几幼孩，附在成长的尾巴尖上如影随形磨灭不去……他影响着我们，却又高高在上，仰视着看不见他模糊的表情。然而，这一本《孔子随喜》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孔子。他能够慢慢地从字里行间中浮现，长出鼻子眼睛耳朵倏的一下坐起身站起来，捋着一把大胡子，一会儿笑吟吟地说着“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一会儿被绝粮一脸狼狈悄悄抹一把汗低着头抬抬眼皮偷偷看着弟子们，一会儿又坐回蒲团上横着眉目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要去见南子呢还得向弟子们解释一番……哪里有这么可爱的孔子，明明是个老顽童嘛！不再是个冷冰冰的符号贴在书上墙上让人膜拜叩头，也不是再是个古板的教训弟子说箴言的老夫子扯在论文里综述数千字，孔子从木偶变化成人，一点点长出血肉化出容貌，他也有悲喜哀乐也有苦痛挣扎也会郁郁也会大笑也会呵斥弟子……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普通的是，他将“言”修成了“行”。《论语》，是其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从数千年孔子收弟子以来到朱熹到林语堂到鲁迅到今日的学生，几乎所有人都读过都背过都考过都分析过，但是有谁能若孔子一般，将他所说的所教给学生的箴言语录身体力行，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去了呢。孔子说出来了，记下来了，他相信他自己的所言，他也照着去做——或者说他所言的这些话或许已经化成他的思想他的习惯他的下意识——才能这么坚定地不怕千人阻万人挡地往前走，去传授给弟子周游列国去宣讲。有句禅语说，抬手方知香浸衣，觉得很适合放在这里。我所思，即我所做；我所做，即我所思。透过万丈红尘，方见心境明澈，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将所思所行完全统一，是另一般修行。这样看来，老顽童的另一面，又貌似有着几分一灯大师的模样呢。回笔谈谈作者薛仁明先生。读《孔子随喜》的时候，好似身前有另一位先生，坐在蒲团上，拈一颗葡萄塞在嘴里，闭着眼睛含糊道，“来，今天咱们来说说孔子啊——”一位先生娓娓道来另一位老先生的故事，学生东倒西歪靠在椅上漫不经心地听着，忽然坐直了身子，眼睛炯炯，“哦？这是孔子啊。”那个学生就是我，在这个五月重新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又认识了一位新先生。在这个初夏刚刚冒头春天走到尾巴尖的时候，想象孔子若今日在世，授课完毕，掸掸长长胡子，一指苦思冥想的朱熹，温言道，“正好时节，看看篱笆那头花盛放了没有，有花堪折直须折啊，再把落花扫一扫。”朱熹领言前去，见漫山灿烂花朵，春风化夏雨淅淅飒飒，想起先生温言教导，不由转头低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孔子呢，会不会瞪大了眼睛，左右看看无人，高兴得抖抖胡子，“说的好呀，老夫爱听呢。”

看见一种人格

看见一种人格一我是共产党员，每当遭遇要写思想汇报，都像晴天飘来乌云，好烦啊，扯淡还嫌字数难凑。不过，想想这两年几次写薛老师的书评，倒像是真的在写思想汇报，什么心得体会琐碎感慨都想往里面塞，也不管相干不相干。《孔子随喜》，之前是在网上每出一篇就看一下，当时并不觉得怎样惊动，直到拿到整理好的书稿，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只觉“天啊，写得太好了”，工作室里就我一个人，坐立难安，打个电话找朋友发泄。对孔子对论语，我的所知所识是很少的，唯高中国学热那会捧过一整子，想要攀一攀。可“有朋友从远方来很高兴”，到底不入，还是扔一边了。我想大部分年轻人也像我这样吧，对论语有种莫名其妙之感。谦虚的，把每一句都做圣义硬解；没耐心的，则略微有些讨厌。有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请傅佩荣做嘉宾，主持人窦文涛问：“这种人类大同如何美好或者我们都是正人君子，我总容易啊在心里好像半信半疑。要是别人都是骗子，我天天三省吾身，会不会很吃亏呢？”（问得好！）可接下来傅佩荣阐述了几条标准大道义之后却说：“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我当下听了一呆，这是什么鸟回答！也就是这样种种叫人无法信服的说法，使得我们对孔子总有种不实的印象，跟乐于助人的雷锋一样，好虽好，正虽正，却总觉得无法贴合现实人生，且就算他有一些话说得不错，那也实在不至于就成“圣贤”了。我们年轻人读论语，常苦于不知该信谁。只想着孔子既然是“很高很高的”，就必然不是世面上的一般说法，可那些一看就感觉很深奥有哲学味的论著，若真抱来一大本，也实在看不进去。于是孔子就被放进了“以后再说”的行列，多年不再碰他。而我，在几年之后偶然读到阿城的一段话，才觉得一直以来那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好似清晰了些，也算是为我后来的读《孔子随喜》，预先勾了个孔子轮廓：“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二中学那会儿，人还傻，所以元气满满的，读书和生活还是一个整体，思维与人格并未分家。那时候一想起来就是阳光与汗，各种不堪回首的傻。我连同身边的同学朋友，似乎从来不觉得读书为了知识或学问（当然也不知道啥是学问）。大家或隐或显，都是很矫情的，只要读到一点点有用的道理，或是有了一丝丝的改变，就觉得，“我的境界提升了！”那时连说“聪明”都是自谦吧，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就是“境界”。连那些不怎样自负的同学，不清不楚地也会佩服谁谁有境界，一样的夸张可笑。我的高中时光，先是与自称“知识分子摇滚乐爱好者”的刘污点玩得来，之后又与上下皆佩服人称“圣人”的杨圣人要好。我是先与前者一淘学他的好性情，随后又跟着后者得到思维的锻炼。到了高三毕业，我已从一个准文艺青年变成了一个爱说“逻辑”、作文也不会写了只会“因为所以”不停的思考少年。呵，思考少年？不再是从前热热的、朦朦的汗与光，思维和人格从此要分家，理性和情感挥手说再见，眼前的一切都要把来拆穿，搞它个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去杨圣人家玩，很负气地说，现在很讨厌还有人说“境界”，哪里真有什么境界，只有聪明不聪明罢了；那些活得好看的，云淡风轻圣贤状的，也不过是所处的条件使然，没那么多尴尬事上身罢了，整天说“境界”的全是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杨圣人看我理直气壮，笑着表示不甚认同，俩人东扯西扯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我去成都上大学，认识了一帮读哲学的朋友。他们常把黑格尔、康德等大名挂在嘴边，讨论的东西那叫个深奥，各种概念名词根本听不懂。我只觉得他们很有理性的刚气，又善逻辑的倒来绕去，好厉害！我便也试着去读那些沉甸甸的大部头，可真是考验意志力啊，太难读了，一翻开就崩溃。我暗暗怀疑起来：难道非要搞成这样子不可嘛？道理总应该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得清楚吧？但想到哲学毕竟是“很高很高的”，我只能检讨自己，怪自己没那个耐心吧！我和其中一个大我六七岁的女生关系甚好，因为她的思想理性有刚气，我们在一起几乎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哲学她厉害，我没耐心读书，就听她讲，我是满心佩服的。但慢慢的，我发现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简单而日常的小事上话不投机，不过是时下社会里的一些人与事的闲谈，根本不必出动庞大理论，却多次出乎意料的竟不合拍。有时还生起气来。我对此很是纳闷：她这么思维厉害的人，怎么会连这些小问题都不通气？（我这么想是不是太自信了）观点不合，友谊万岁。后来我们一起玩，便很少再提那些会引发冲突的话题。而我对哲学的那一套，也渐渐地兴趣淡了。境界与智慧，一个像东方故弄玄虚的神话，一个像西方不亲人意的高楼大厦，那时的我站在中间，两边都不喜欢，总之，怪怪的。要说困扰也不至于，唯有些混沌的疑，只觉世界好大自己太小，也没有什么可以依傍，读书变得像大海里的茫茫漂浮。漂啊漂，直到读了薛仁明的《天地之始》、《万象历然》、《孔子随喜》，我才逐渐明白了这当中的奥秘与虚实。而现在，如果有人要再问我，境界到底有没有？我会答：当然有。三有境界。境界是智慧与人格一体，不仅要有智，还要有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心之“不动”。（陈词滥调不用解释）都说孔夫子入世，入世既是“不动”照进现实，人着了色，有了性情。性情是境界在人世间的风光演绎。中国的好性情，是男有豁达女有静。男子的豁达，是一种爽然与豁脱，抖掉身上的尘土，带着乐呵，可以调侃可以幽默，完全没有小情小怨的纠结，刚健潇洒，金色的阳光下一身清朗。女子的安静，则是纯然没有冲动的柔和，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这美与平和里，有谦虚有慈悲，有着对人对事的好意与喜欢，故“善解人意”常用来说女子。有一句话，叫“智慧使人雌雄同体”，听起来怪味，微微有些刺激，但这话说得实在很好。男人与女人，阴与阳，最难全然无隔的两个生命状态，走至高处，竟都有一样的底，一样也不一样。在胡兰成的学问里，阳是奇数，阴是偶数。阳是反逆，阴是顺承。阳是力，阴是美。我常感慨胡兰成极柔和的一面，他晚年带领一帮年轻人，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他对年轻人有教有授，却从来没有一点本来倒也可以有的架子，他对他们，有煽动有鼓励有告白，是对小姑娘家也一样的谦虚平等，每每还要从她们身上检讨起自己。他的学生，在他的熏陶下均有一种对人对事的爱悦之心，故看待世界可以没有轻佻，个个写得好小说。这是格物的本领，也即是孔子说的仁爱了吧。除此之外，胡兰成还有其非常刚健的一面。他在汪政府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要见机行事，机智活泼，又有风有骨，绝不苟且。后来他的逃亡，也因着他的杀伐决断不拖泥带水而最终渡得难关。他这一生，若换做别人恐怕不是郁郁寡欢就是愤愤不平，而他却从来都是跌宕自喜有滋有味，这也真是若非光明健康的心性所不能矣。《今生今世》大陆版删掉一半，删的恰恰是胡兰成为人阳气刚毅的一面。内地读者只读到留下来的花花草草、男女之事，不能全面了解其人，只觉得胡“娘们气”，是个花言巧语风流轻薄的浪子。我一直对厌恶胡的读者，非常之理解，我也曾调侃、讽刺、否定这个人，因为他确实难知难懂，不能不招人怀疑！女性读者鄙视他，男性读者嫌弃他，这其中，向来也有因性别之见而带来的误解吧。跨度最大的学习乃在男女之间，取对方所长补生命一端之不足。这学习，必要报以足够的耐心与包容，不能像“找对象”似的上来就严格挑剔对方，除了对方身上本来就好看的优点与贵质之外，那些猛地看似缺点的，因相异而不解之处，才更有可能是学习的重点。女人喜欢男人的稳重有原则，却常常不能理解男人的无可无不可，认为是不正经，不尊重；男人喜欢女人的温柔似水，却常常不能理解女人的敏感与审美，全当成是女儿家的把戏与小家气。男女间倘若如此相隔，也就错过了那些如松散好玩的豁达心态与察微觉隐的灵慧美妙吧。四回过来说性情。《孔子随喜》里《无为小人儒》一则，对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薛仁明说：“儒者几乎都是正人，规矩有度，端端正正；但正人，未必就是君子。至少，‘君子坦荡荡’这关，后世的许多儒者，就通不过的。譬如子夏，他循规蹈矩，但执于规矩；他过度拘泥，心量不大，气度也不恢弘。人一窄隘，平日无事，犹可谦恭温良，貌似君子；然一旦遭逢变局，便常踉跄不堪。”小人儒，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想想我自己，曾经那些所谓的正义感，其本质其实也不过是在闹脾气，所争之理反倒更像是不自知的借口。一个人的性情如果不够开豁，他口中的道理、笔下的学问就难免夹杂个人的情仇，君子之大，岂能是这样有问题的？人之执着，除仇恨怨外，还有情与义，最使我们耽溺其中不知检讨。又另有艺术一事，极尽渲染，让人拜倒，若其中没有一个“道”字，一味地“表达”一味地“美”，也最终会起消极作用耽误人。所以孔子的入世，一生的成功失败，没有过分的执着，也只是尽自己的一份人事。不忘其忧，不改其乐。薛老师这两年写书、讲演、与我们内地一班年轻人交流，他向来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性情。性情一事，在西方凡事讲“客观”的抽象标准看来，是小事，但对于以具象为传统的中国文明之而言，兹事体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以载道，道艺一体。中国人的学问向来是以修身为基本的，学问必与修身紧密相连。人身既是限制，也是成全。我曾奇怪，当今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读书人教授名嘴那么多，而做人为学的道理就那么几条，大家都懂，却为何做出来的差别如此之大、其高低层次如此之多？追本溯源，这难道不是背后每个人的性情所致么？不难想象，一个莽撞好勇的人再怎样讲逻辑也不能摆脱思维的简陋；一个毫不柔和没有爱悦之心的人，再如何讲谦虚，也无法真正虚怀若谷；一个虚骄爱面子的人，即使“大气”常挂嘴边，也到底难不刻薄人的；一个婆婆妈妈的人，即使再怎样聪明，也常左顾右盼不能当机立断；一个严格刻板之人，即便常教人宽大开明，也总是对人对事过度认真毫无幽默之感；一个爱发脾气的人，不管宣扬的仁义道德多么伟大，也实在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善解人意……因此，不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性情是源点，决定所行道路的长短。当年初识好朋友刘污点，惊异于他的毫不掩饰，总把自己那些坏坏的小心思全都笑着讲出来，其直接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如此一来反而取消了其中的不洁与坏，使人觉得极阳光。如今我已大学毕业，回想起来，这些年最得益处的学习，还是高中那两年跟着这位阳光少年，一起听音乐看电影闲逛闲玩之间，对一个乐观好玩的性情，直接人对人面对面的领受。五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是个标准的小皇帝，腼腆内向的外表下一身的乖戾气。后来父母的单位纷纷衰落，家里的经济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父亲那边是大家子，经济条件都较富裕，母亲这边也是大家子，经济情况都较困难。我成长在富裕与贫困的鲜明与交融之间。另一方面，自小我就跟周遭的集体有种张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问题，说格格不入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是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还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因此，我极敏感，有很强的自卫心，生怕一不小心丢了面子，做人争胜要强，不甘低人一等，之所以读起书来，也不能不说是拜这份要强之心所赐。生命中的很多事是这样的，既让你感激，又给你限制。我的性情，自始自终离真正的豁达大气甚远矣。而我是由薛老师知道了自己的局限。薛老师介绍我与双流传统文化研习会的“大朋友”们认识，在邮件中写到四个字——“广结善缘”。我本是不喜这种“太过美好”的用词的，因是薛老师说出来，也觉得新鲜且喜欢。后来薛老师来成都与研习会众人欢聚一堂，我看着他们，再对比自己，这才受到启发。一直以来，典型的文艺青年作风，我最不喜社交、也怕社交，总觉得跟不熟悉的人客套显得做作，显得假。现对着眼前诸君其乐融融的景象，我才明白，不也正是这些善于交涉的和气之人，总是能让我们这些笨拙者缓解尴尬、觉得舒服么？可见角度一换，这客套，这假，也可以是放低了自己之后的温度与豁达啊。过去，我对身边的朋友，关系越近则越严格，对人情有洁癖，多次主动与人断交，老死不相往来之态。我又极爱纠结紧张，怕当众发言，怕上台表演，上大学后连与个别老师吃饭，都会胃口大减甚至拉肚子。我现在知道这些问题的是我性情上的不足处（兹事体大），便注意从生活的诸多细节下手，自警自觉自己的症结。既然怕上台，那就不管敢不敢先举手再说！绝交的朋友，不管面子不面子先短信了再说！硬着头皮逼自己。好朋友杨圣人知道了，笑说我真是会自虐。六不久前，我给薛老师写了一封邮件，信中说：“近来一直有困惑，几次欲向您请教，可是话到嘴边又每每还是算了。我困扰的是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这两年一直是这样）：无志，浮躁，无法专心做事，看书也没有耐心，就像虚无主义，这个也没意思，那个也没兴趣，即便再喜欢的东西，骨子里头也总有个“不过那么回事”的影子拽着。《孔子随喜》里面说“元气饱满”，我可真是个元气不足的人啊。”薛老师回信，建议我可针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写这篇文章。我想了想，还是不知道怎么写。两三天过去，一字没动。这天下午，我又翻起了《今生今世》，看的是《渔樵闲话》一章。起先是歪在床上，后来是蹲在地上，最后干脆坐在地上。台式电风扇在一旁吹，吹得T恤随风摆荡。我怀疑自己根本就是第一次看这一章！“云垂立海石破天惊”，好感慨！合上书满心的充实，有种喜悦之感。看完决定出门走走，戴着MP3。清清朗朗地走在街上，也不刻意选歌，因为不需要夸张，此时是连烂俗的流行歌，听起来也有着一番大气。之后几天，我在家读书写字画画，眼睛累了就出去玩，虽说依旧是平常生活，却真的有“日日是好日”的感觉。我知道，这篇文章，我会写了。人生要有破有立，人无信则不立。除魅殆尽会使人虚空，并不会使生活更好一点。现代智慧之逼视，一切意义把来拆穿取消，岂不是要人倒退回动物？人类的文明，即是天地不仁间的仁义礼智信。连爱情也要是文明里的诗情。仰望一种人格，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信实。我认为，薛仁明的三本书《天地之始——胡兰成》、《万象历然》、《孔子随喜》，讲的乃是同一个东西，即这样一种人格。《天地之始》写胡兰成从而集中探讨此一人格背后的中国学问理论；《万象历然》、《孔子随喜》是借孔子论语演绎此一人格在现世生活中的风光百魅，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全本）则是此一人格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丰沛人生实录。四本书互相渗透，互相说明。读了薛仁明，读胡兰成才不再让人摸不着头脑；读了胡兰成，读薛仁明也更加能够体会其中的道理与佳处来。他们的书写，使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人格：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给人以信实，刚柔并济，风光无限。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