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年谱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ISBN:9787201033549
作者:张菊香，张铁荣编著
页数:959页
书籍目录
1885年 1岁1888年 4岁1889年 5岁1893年 9岁1894年 10岁1895年 11岁1896年 12岁1897年 13岁1898年 14岁1899年 15岁1900年 16岁1901年 17岁1902年 18岁1903年 19岁1904年 20岁1905年 21岁1906年 22岁1907年 23岁……
作者简介
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已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
住在不闻鸡鸣犬吠的书斋，吃苦茶，读闲书，写幽默小品，生活是远离争吵的闲适。……这闲适的路，越走离人群越远，而世事及其评价，总是要由人群决定的，因而苦茶就很容易变为苦果。专就闲适这一点说，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由苦茶而苦果，应该说是苦雨斋的一个或大或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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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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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比一般的传记有益和有趣得多。本《年谱》可与《鲁迅年谱》等年谱对照着读。如能整合为一种年谱则更佳。 -
鲁迅研究月刊 2000年11期 读新版《周作人年谱》有感 ———兼说对周作人研究的非议 ● 姚锡佩 不久前读到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新版的《周作人年谱》,这是张菊香、张铁荣二位先生继十五年前首次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周作人年谱》后的一次很大的修改和增补。这本装帧精美、内容非常丰富的新年谱,除了收有初版时李何林先生作的短序,又有深谙周作人复杂文品、人品的张中行先生新作的长序。两个版本的年谱,反映了周作人研究中两个阶段的成果,又充分体现了我国拨乱反正以来,学术思想领域内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在不断反思中的开拓和进步。 想当年《周作人年谱》初版时,大多数读者都会有李何林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种感觉:“真是大开眼界;它所介绍的千篇上下(未准确统计)的作品,竟有十分之九是我未见过的,因而从《年谱》中我才对周作人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史家李何林先生尚作如是叹,一般年轻的学者的惊叹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因人废言”,正是经历了长期的“一棍打死”的文化专制后的觉醒。《周作人年谱》的出版是这一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 自《周作人年谱》初版以来,周作人研究领域内成果累累,不仅出版了不少颇有影响的研究周作人的论文、传记及周氏二兄弟的比较文章,而且在生平史料上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年谱》的两位编者也始终不渝地深入研究他们的谱主。张菊香先生不仅编选了周作人的散文选和代表作,还以她掌握的丰厚材料,成就了一部有着独特视角的《周作人传》(可惜这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尚未能获得机会出版)。年轻的张铁荣先生则在日本任教的五年间,以宽阔的视野,写出了一部被评为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的《周作人平议》,同时和陈子善先生合编了两本厚厚的《周作人集外集》。新版《周作人年谱》可以说是对这十五年来研究成果和新的认识的一次全面的总结。 我们翻读时一定会比何林先生更为惊叹,新版《年谱》比初版足足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无论在作品、生平史料诸方面都有令人吃惊的内容。令我感叹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无可置疑的思想家的地位 首先是新收的谱主作品,各个时期都有,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周作人其人,也为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思想史增加了新的视点。仅以周作人早期作品而言,《年谱》初版记录的周作人最初发表的作品是1904年8月始在《女子世界》连载的译文《侠女奴》(即《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新版则提供了同年5月在同刊以吴萍云名发表的两篇论文,一为《论生死》,一为《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前者批评国人自明清以来惧祸畏死,苟且偷生的心理,认为应“以血灌自由之苗”,这和乃兄鲁迅在1903年《自题小像》中写下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样,都表达了炎黄子孙为打破奴隶的枷锁甘愿献身的意志。新版《年谱》还增录了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在《绍兴公报》上发表的署名顽石和起孟的二十多篇时评,大大地改变了我对这一时期周作人的认识。得知周作人在日本组织小家庭后,并非只是埋头于学问,而是十分关心国内的政治斗争,积极发表见解,其中有不少极具启蒙意义。如写于1910年的《论领事裁判权非治外法权》、《论军人之尊贵》、《论平粜非救贫善策》、《选民释义》、《论国民宜具法律知识》、《盲从主义》、《文明之基础》等。有的则是直接针对故乡所发生的事,如《论新昌毁学案》、《论日人来绍售药事》、《论馀上新嵊毁学案》等;他回国后写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庆贺独立》等,也有力地修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可见绍兴独立时,他虽未与兄弟鲁迅、周建人一起走上街头宣传,但他并不冷漠,而是用笔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他庆贺:“今日之绍兴,已非昨日之绍兴。昨日之绍兴,人心惊悸,犹为奴隶之绍兴;今日之绍兴,熙熙攘攘,已为自由之绍兴。”综观他后来写的文章,且不说他在文学革命中首先提出的《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这两个发聋震聩的命题,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让人忘不了他和大哥鲁迅一起战斗的光荣历程,即使是在被认为消极时期写的文字(除了附敌那几年一反“知堂老人”常态的伪政论),不论是谈文学、谈思想、谈妇女、谈儿童、谈民俗,谈时政,乃至谈性灵和趣味,大都离不开争做“自由人”这一主题。所以钱理群先生评他为我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舒芜先生更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人。” 不少学者之所以把周作人视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乃因为在深入的研究和比较中,深感其文其思在中国极为难得,且在当今之中国仍有重要意义。平心而论,这些评价实不为过。从《年谱》中可见周作人的一生,确是一位富有成就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惯于钻营的政客。所以在近年的周作人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专论其思想和文学成就的论著,这本是正常的学术操作,破除了格式化的面面俱到,反映了学术界思想方法的进步和理论的勇气。然而有人却对此讽刺为“屎里觅道,臀上贴金”、“狂吹乱捧”、“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分寸感”、“把周作人从‘耻辱柱’上解放出来”。这显然不利于深入探讨周作人思想的价值及其继承。诚然,在我们的头脑中,思想家犹如圣人,大逆不道的叛国者,岂能得此美名?其实,思想家即如罗丹雕塑的凡人思想者,因其能思人所未能思,言人所未能言,并能以一家之说生出广泛积极的影响,故为后人郑重研究。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研究存在和发展。它和另一类详尽、深刻地分析周作人之所以失足落水的论著有着内在的互补性,更令人震颤地看到了有价值人生毁灭的悲剧。新版《年谱》较之初版,即更翔实地展示了谱主悲剧的一生。 徒作空言的思想家的悲剧 人们常常认为周作人的悲剧是和他那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牵连在一起的,并以为鲁迅与信子似乎也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年谱》新增的材料为澄清史实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如初版1908年4月8日只记录了留日的周氏兄弟“由‘中越馆’迁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与许寿裳等三友合住,故称该处为“伍舍”,新谱又根据周作人晚年日记的记载,强调:“在这里周作人结识了来作女佣的羽太信子。”这就有力地破除了所谓信子早先是鲁迅情人的谣传。 周作人与信子的结合时间,也根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木山英雄调查东京警方档案所提供的资料,明确指明在1909年3月18日,由恋爱至结婚,不到一年,可见感情的投入极为迅速。鲁迅也为了对弟弟婚后的经济“庶几有所资助”,不得已放弃留学德国的幻想而回国谋职。那末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新谱提供了八位知情者和旁闻者的不同说法,其中有六说都与经济问题有关,即如他们的母亲对俞芳说的:“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新谱所展示的周作人晚年生活,也可印证这一说法,六十年代周作人在日记中多处记载和信子的矛盾,原因之一,即在于经济紧缩,如1960年10月29日记有:“拟减少佣人,家内不能通过,只得任之,甚感不快。”同年7月31日又记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想至死才能结束。” 但是周作人似乎至死也不愿承认造成矛盾的经济原因,倒是在文章和书信中大谈兄弟的“多妻”之罪,甚至把此归为家庭不安,乃至他受家累而投敌的症结,还特地在1963年2月19日记上一笔:“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潮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其中倒反映出信子确有“多猜疑”、“几如狂易”的病态,尽管周作人晚年对此深有体会并深受其苦,却依然把罪责归于其兄弟,他对妻子的爱和痴亦由此可见一斑矣!正如1962年4月6日信子病危送医院急救时他在日记中写的:“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诚然,信子的病态亦可怜可叹,而这病态恶性发展的原因之一,与周作人长时期来无原则的一味顺从不无关系。世人曾推崇他为“明智”的思想家,如他本来和兄弟一样主张夫妇间的感情要不断更新,认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需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同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并以此嘲讽道学家们“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的。”(见《爱的创作》)然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利害,他却“心地糊涂”。为了维持自己的夫妻之爱和小家的安宁,安慰屡发癔病的妻子,他宁肯容纳她歇斯底里数落兄长对她失敬的谎言(诸如传说的窗下“听窗”、“窥浴”事)。其实信子和长期留日的周氏兄弟,素来对日本男女同浴的习俗,习以为常,本无什么“窥”的好奇与“失敬”的感觉。周作人理应有清醒的头脑来处理此说,但他却不愿揭开矛盾的真相,终其一生采取模糊事件的一面倒态度,使鲁迅长期处在这所谓“失敬”的谜团中。倒是那些了解当时八道湾周宅众多人丁聚居环境的人,都不相信此等奇事,当时曾亲耳听信子诬说的许寿裳、章川岛、张凤举、徐耀辰等友人,包括信子的亲弟妹重久和芳子,都不相信,依然与鲁迅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新版《年谱》以众多有力的根据澄清了“兄弟失和”的真相。 周作人的昏聩,也表现在对他兄弟重婚的责难上。周作人是一位对婚姻和性爱颇有研究的思想者,他曾作《离婚与结婚》一文呼吁:“离婚和结婚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干涉。”可是他后来明知他的两位兄弟是在几经挣扎后,才和相爱者同居,同时又维持那难以离婚的一方的生活,对此,他却多次作文指桑骂槐,责难他们娶“妾”,露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在鲁迅逝世后,作为一个关心妇女、儿童的思想家,他从未对兄长的爱妻弱儿有半点安慰之意,倒在半年后匆匆操纵一份八道湾11号房产“议约”,新版《年谱》记录了他在这一策划中排斥再婚兄弟妻儿的隐秘目的。诸如此类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称道的极不宽容、极为偏面的行事方式,显然来自他个人的婚姻状况及由此形成的难解的情结,使他恰恰在他最有兴趣,最有研究心得的性心理和家庭、社会伦理问题上,最早暴露了他人格和言行上的分裂。新《年谱》所记录的种种事实,不由人感叹他是一个徒作空言的思想家。 难以逃避的政治罪责 周作人附敌的丑行,更是与他一贯为“自由”呐喊的思想相悖谬。新版《年谱》以新的材料记录了他投敌的全过程,既有日伪的胁迫和劝进,也有1939年元旦天津爱国中学生组织“抗日锄奸团”(国民党军统的外围组织)行刺的反作用,更有像许宝这样的潜伏在敌伪组织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游说”———因得知敌伪在考虑“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这一高职时有周作人和极反动的缪斌两个人选,便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出发,“游说”一条腿已“落水”的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出任。而这一“游说”,也得到了不同党派人士的默许,既有当时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和他们的老师———民主人士张东荪,也有认为周作人出任这一伪职对他们有利的美国教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包括他的老友———在教会辅仁大学执教的地下国民党市委委员沈兼士,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委实令人深思,却又是周作人自己造成的后果,恰恰证明了一条不破的古训“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末,新版《年谱》是否是在为周作人的“落水”翻案呢?否。因为《年谱》也以他本人的作品和日记充分展示了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的思想和心态。 早在1986年出现所谓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是中共党派人“游说”的这一新奇说法时,我所在的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就委派我组织召开“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以正视听。为此,研讨会尽可能地邀请了对周作人有过不同接触和不同观点的人士参加,包括沦陷时期搞地下工作的民主人士许宝和曾得到周作人救助的中共地下党员高炎。在会上,几乎所有对周作人有所了解或研究的人都对那新奇的传言提出了质疑,连首先提出曾“游说”周作人的许宝先生也郑重声明传说有误,他的“游说”并非受中共派遗。老作家楼适夷先生和林辰先生则分别以《我所了解的周作人》和《沦陷期周作人的立场》,介绍了他们耳闻目睹周作人堕落的事实。更有研究者钱理群、张菊香、舒芜诸先生以他们所掌握的周作人作品、书信、日记等材料,各自分析了周作人走向深渊的后期思想;对共产党的态度并不友好,而出任伪职的态度却相当积极的;以及任伪职后生活的奢华和不平衡的求官心态;我也写了《周作人出任伪职考》,种种极为清楚的事实足以说明周作人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观的思想。曾著有《北京苦住庵记》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也认为周作人出任伪职,“与他长期的思想经历有着某种联系”,“其事实的政治责任是逃避不了的”。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及相关的资料全部刊登在《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即如鲁迅所谓的“立此存照”,并得到海内外的广泛报道,自此,这一“翻案”新说才偃旗息鼓。可见,有的人认为:这一新说是“很快就不攻自破,销声匿迹”的,显然不明白曾有的“揭破”,而最有力的,正是那些对周作人进行了艰苦、深入研究的学者们,而不是三言二语的辱骂。实事求是的研究证明,既不能忽视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同时又需十分严正地揭示周作人思想中的民族悲观情绪,及由此形成的超越气节的实利主义思想,这是他“落水”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这个重实利的社会中,周作人的悲剧诚为警世恒言,对他的研究尤显重要。 诚然,为周作人之类的投敌分子翻案的思想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用几句激烈的辱骂所能破除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即在提高国家的经济、科学实力的同时,亟需认真接受人类的优秀思想,其中也包括周作人有价值的观点。不惧怕学术界深入研究周作人的得失,不也是民族自信力的一种表现吗?我认为,《周作人年谱》的增订出版正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力。 -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初版本,早在十五年前就由挚友铁荣兄送给我了。我在研究工作中不时查阅,利用甚多。我一直认为它是近十多年来国内出版的民国人物年谱包括拙著《郑振铎年谱》中突出的优秀之作。数月前,我又喜获铁荣兄寄赠该年谱的修订本,不仅更厚了,质量也大有提高,真令我佩服不已。我曾想应该写一篇评述文章,可是因为忙乱,更因为懒惰,竟开了几次头也未能写出来。这也怪铁荣兄,他一次也没要我写,要不,凭咱俩的“交情”,我无论如何也会逼自己写一篇的。近日,读到2000年12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畏友陈子善对修订本的书评《成就与不足》,不仅大受启发,也终于觉得自己也非写一篇不可了。 如今熟人间写书评,很多充满了吹捧阿谀之词,也不管旁人看了肉麻。而子善兄此文,实事求是,还指出其“不足”,真是深得我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挚友,真正的书评。我想,读者和研究者是最欢迎这样的书评的,铁荣兄也一定喜欢的。对一部好书来说,书评不嫌其多,我愿意步子善兄后尘,再写一篇。 关于该年谱的《成就》,实在也不用多说,不仅内行人一看就知晓,即使是初学者,只要用过此谱也必能体会到编著者所下功夫之深。子善兄文章对它的成就也没有写得太多,我则只想补充两点看法。一是前些年有些人胡乱吹捧周作人,甚至用了登峰造极的语词,称其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还有人伪造“史料”来为其当汉奸一事翻案,在南京还出现了用其字号为招牌的“书吧”。老实说,对这类现象我实在有点“逆反心理”,极感鄙夷。然而,“逆反心理”并不影响我读周作人的书及有关史料,本年谱的著者是我十分佩服的,他们从事的是严谨的著述,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有文事必录,客观地反映了周氏的“全人”。不溢美,也不滥恶。即使你认为周氏是“坏人”,你也得承认此书是好书;即使你不同意著者在一些论说中的观点,你也可以用此书中的史料。二是多年来学术界有些人轻视年谱类著作,以为不算学术著作,非要那些高头讲章的“论文”才可拿去评职称。其实高水平的年谱是很难撰写的。昔日梁任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早已指出,一部佳谱“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作者即使“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我认为《周作人年谱》就当得起此语 关于此年谱的“不足”,我曾挑出一些,有不少却已被子善兄先写了;但还有一些他没写到的,正好作补充。我先按子善写的几个方面来再举例: 一、一些作品的最初出处失录。如《聊斋鼓词六种序》,原载1929年3月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的马立勋改编的《聊斋白话韵文》一文卷首;《英吉利谣俗序》,原载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江绍原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一书卷首;《谈笔记》原载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谈翻译》原载1944年《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等等,修订本均失记。 二、初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未能得到纠正。如记1920年11月12日周氏往北大参加文学研究会筹备会,会上推定由郑振铎起草会章。按此说无根据,周氏日记也未记。据《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当是11月29日开的会;但那天周氏也未去。又如记1935年5月1日发表《希腊的神·英雄·人》,其实应放在1月28日条内记载。再如,年谱在1937年7月记载了郑振铎在离开北平前找周作人谈话,其实郑振铎离开北平的时间应是1935年6月中旬。 三、周作人的某些文学活动反映不够。如1908年《河南》杂志上署名“令飞”发表的译文《裴彖飞诗论》,实际是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年谱失载。1923年春,日本少年米田刚作为爱罗先珂的“追星族”,追到北京,住在周氏家中,此事也失记。还有,1944年4月初,日本《大陆新报》报道汉奸文人的“中国文艺协会”将成立,周氏将任会长,此事年谱也失载。在周氏题词方面,可增补1936年8月出版的张次溪、赵羡渔编的《天桥一览》等。 四、周氏一些散佚作品未能著录。如1925年10月26日《语丝》上“卜效廉”《礼部额外文件》、1926年3月29日同刊“效廉”《在茅厕上》、1926年12月11日同刊“敦甲老人”《卜效廉先生鬻字鬻文润格》、“佟右拉”《问星处择日代润格》、1926年12月18日同刊“卜效廉”《贺鼻头文》、1926年12月25日同刊“敦甲老人”《拟古诗<上山采蘼芜>》、1927年1月8日同刊“敦甲老人”《五古呈宇文尚书》以上引号中周氏笔名为近年新考证发现者。1928年11月10日《开明》周作人《致雪村》。1936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中有周氏文题目待查。1941年敌伪机关“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曹钦源译的津田敬武《日本的孔子圣庙》,前有周氏的序等。 此外我还想到,对周氏为别人的一些书写的序文,应该注出这些书的出版年月。有的书很久才出版,而且书名也有所改动,更有注出的必要。如前面已提到的《聊斋白话韵文》、《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此外还有:1925年10月作《<歌谣与妇女>序》,此书192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6月作《<蒙古故事集>序》,此书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10月作《重刻<霓裳续谱>序》,此书1935年11月中央书店出版。1932年2月作《<潮州七贤故事集>序》,此书1936年7月天马书店出版。1935年3月作《<现代作家笔名录>序》,此书1936年3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书名《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同年11月作《谈土拨鼠——为尤君题<杨柳风>译本》,此书1936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1942年10月作《<伯川集>序》,此书1943年12月东京文求堂出版。1944年8月作《<文抄>序》,此书同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等等。 最后还可补充的是,1941年日本东京文求堂曾出版过《周作人随笔抄》,同年日伪“国际文化振兴会”曾出版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修订本年谱中均失载。 总之,《周作人年谱》是一本学术质量很高的书,能出修订版更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我希望拙著《郑振铎年谱》也有出版修订本的机会,届时我欢迎读者也能对我多提宝贵意见。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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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比一般的传记有益和有趣得多。本《年谱》可与《鲁迅年谱》《俞平伯年谱》等年谱对照着读。如能整合为一种年谱则更佳。 -
编得很好，虽有小疵但在当年也是极其难得了。这本大概是我读过最多遍的年谱了 -
2013.11- -
详细归详细（虽然也不是太详细），缺乏主心骨。材料的错误也不少。 -
年谱独此一家，价值自不待言。说一点瑕疵：材料疏漏之外，叙述中过强的倾向性令人遗憾，既然是史著，最好是客观平实，勿要加入道德或政治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