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

章节摘录

三、学理依据和哲学背景王晓路在《事实·学理·洞察力——对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的质疑》一文中，对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传记式研究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王晓路所谓之“传记式研究模式”，系指那种对西方现存材料进行中文转述和阐释的模式。王晓路认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事实性知识”，然而“事实”本身却不能决定理论的意义，因此这种模式不利于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一种中国视角。在该文中，王晓路将国内对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接受者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事该西方作家或作品研究的专业人士；一是对该作家或作品不甚了解的初入门者。①对前者而言，传记式研究模式的那种对西方现成资料进行简单地“翻译一解释一归纳”的程式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显得多余和浅薄，因为“有研究能力的学人会直接查阅、研读第一手原文材料，即作家本身的著述，以及第二手原文材料，即学界对该作家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往往比中文转述的材料要准确、全面、精要得多”。学界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其针对的潜在的读者对象显然并非初学者，而是学界内的研究同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西方文学研究不是简单地撰写普及性读物，而应是在汇通学理的基础上，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一种深度阐发。王晓路此文乃是针对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学文本阐释的模式。文章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会“导致原创性的麻木和缺失”，从而无法建构起中国学界关于某一特定西方作家和作品的理论想象和学术话语。然而我们看到，对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是一个具体应用文学理论的问题。阐释的原创性，某种程度上需要理论的原创性。但也必须看到，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力图与西方接轨的情势下，要求中国学界创造出某种全然不同于西方理论的学术话语，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刻。如此，中国学界之理论想象和创新便必然会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语境的一种重新整合和重新语境化。这也正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此处的王晓路）所倡导的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然而，不管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倡导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理论的本土化、现实化和中国化问题。杨增宪对那种善于倡导、乐于倡导、精于倡导的“宏论情结”提出过猛烈的批判①。杨增宪显然是洞悉了学界在自身理论建构中所面临的尴尬，并试图为此寻找原因，以期改观局面。但是，在笔者看来，杨增宪的批判，仅仅针对了“宏论情结”的功利主义这一人所共知的表象，而对其学理上的深层原因似乎还缺乏追根溯源的有力论证和考察。中国文论之现代转换，毫无疑问是必须借助于西学理论的。此处所谓“现代”云云，很大意义上即是指称的西方理论的背景和框架。这就必然有一个对西学理论的译介、阐释、移植和改写的再现过程。这个过程对我们的西学引介有着极大的制约和影响。它决定了学界以何种理论视角、何种文化立场、何种方法策略、何种经验契合来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在大卫？哈维的论述中，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造成了连续性的断裂和易变性与短暂性的盛行：“易变性（volatility）和短暂性（e—phemerality）使得持有任何一种关于连续性的坚实感觉都十分困难。过去的经验被压缩进了某种压倒性的现在之中。”②如此而来的后果，便是对加快产出时间的追求和对传统价值的勾销。此说或可从一个侧面解释当今功利主义得以流行的渊源。但若纯粹地以功利主义应对学界之“宏论情结”，似乎有些过分简单化。在这顶大帽子之下，也许会掩盖许多细微的和差异的特质。譬如，学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是否也与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相关呢？设若此，那么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在这种学术体制之下的学界人士，似乎就有点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建议不妨抛开颇为错综复杂的功利主义和其他已有的或可能有的种种主义的指控，从最基本的建构处思考之。首先，我们引介西学的目的并非是要取消中国传统文化之存在，并非是要充当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或传声筒，并将其命运系于西方，这一认识应为所有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构的同仁所共有；其次，无论是此前倡导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的现代转换也罢，抑或是近年来学界试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氛围中为中国文化定位的努力，在其审视的视野中和考虑的全盘局面上，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第三，既然西方理论乃是我们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极——另一极自然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立场，那么西学理论以何种样态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处所谓样态即为本章试图阐述的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这些构型表征了学界对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审视角度、认识深度和观照态度。如果对以上三点作逆向思考，也可以反过来说再现构型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和态度。虽然笔者并不接受结构主义者的那种认为形式能够绝对地决定内容的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再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内容的再现有着某种规定性的制约。鉴于理论知识的虚构性，理论的再现过程在特定条件下往往会具有相对于理论内容的优先性。众所周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今天，西方哲学的重心已经逐渐从追问意义本身移向了意义的生成机制，强调首先要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这样阐述道：“语言传达符合它的思想存在。这个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语言之中（in1anguage）而非通过语言（throughlanguage）传达自身。”①这里，他表达了意义与语言一体化的观点。而在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那里，语言更成为了存在的家园。此前的解构主义者们通过反复演示语言的苍白和文本的自我摧毁能力是如何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从而对人的认知做出了独具一格的哲学概括：真实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人们言说真实的策略和手段本身就不可靠。所以后来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Rotty）在其《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第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②这一后果乃是曾经被认为能统辖世界本质并从中识别自身的理性的萎缩所赐。而理性的萎缩，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形而上学先验同一性被消解——德里达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在这方面居功至伟——的必然后果。由此，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说道：“在世界上，自觉的或由主体建立起来的，以及在精神教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事物秩序再也不是合理的，只有我们按照正确方法接触现实时对问题的解决才是合理的。”由于理性萎缩而引发了对形式合理性的诉求，因此，内容合理性变成了结果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人们解决问题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

前言

记得2002年我刚从美国杜克大学回返不久，研究生院通知我说又有几名原专业是学英文的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在招收外国文学和文化方向的研究生时比较看重学生的语言和言语能力，认为先学英文的可以尽早接触原文文献，否则你如何进行研究呢？但英文背景的学生在其他方面总是有一些弱项，可能国内外文系过于强调语言层面的转换学习，而没有在课程设置上抵达文化精神的探索样式和致思的不同传统。赵淳君入学后，我亦指定了不少文献供他依据自己原有的积累和兴趣选读。可喜的是他在选课的同时，将这些文献大体上进行了通读，做了详尽的笔记，并偏重于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故学业进展得还比较顺利。我至今依稀记得，赵淳君在开题期间与我多次商讨，他本人一直想做偏重于思辨的课题，为此反复寻觅良久。一般说来，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选题涉及到一个研究生是否梳理了基本的文献、对某一学科的结构和问题是否清晰、是否看到了问题所在和潜在的可能性、是否拥有了把握课题的敏锐性以及深入此课题的相关能力。我自90年代起常到美国的一些高校，或作课题，或任教，其间也应邀参加过一些研究生的答辩。我去过的这些学校一般都要求学生进行具体的研究，开口大多比较小，因为过于宏观的题目在一篇论文中难以深入。其实博士研究生也是职业前，尤其是研究型职业前最重要的准备期。研究生论文的规范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外在技术性的规范，如引用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等，目的无疑是使学生拥有资源共享但近乎苛刻的规范。

后记

选择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作为本书的理论基点研究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引介，是枯燥而智性的。这样的课题要求笔者必须既要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同时还要对西方两千多年来之思想史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这对笔者本身的学识基础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挑战。不过，正因存在挑战，才使得枯燥的纯学术研究变得盎然有趣。当然，此说并非是要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变成某种智性游戏。这样的游戏在当下学界并不鲜见，但却从不为笔者所推崇。这绝非是出于对理论的惧怕，而是出于某种或许与当下语境不甚合拍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责任感。这也正是本课题得以展开的原始驱动力之一。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精改、推进而来。本书最初的构思开始于2004年5月，并于2006年6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07年4月成功申报重庆市教委社科项目。在此，要向我的导师王晓路教授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作序致以诚挚的谢意。能在王晓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这部学位论文，实为个人学术生涯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感谢曹顺庆教授、冯宪光教授、刘亚丁教授、阎嘉教授和朱徽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受益匪浅。还要在此对杨武能教授和贾顺先教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学业和生活上给予我的关心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重庆市教委、四川外语学院以及四川外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书籍目录

序（王晓路）前言第一章 目的、语境和范式1第一节 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第二节 考察的时间、空间和立场第三节 范围、旨趣和范式第二章 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第一节 话语实践与知识构型第二节 资源型再现第三节 追问型再现第四节 整理型再现第五节 对话型再现第六节 比较型再现第七节 论争型再现第三章 1993-2007：纵向考察第一节 1993-1997：迷失与质疑第二节 1998-2001：本土意识的觉醒第三节 2002-2004：问题意识第四节 2005-2007：建构与重构1第四章 横向考察：思潮、运动和流派1第一节 横向主题分类方案和原则1第二节 体制、拆解和求证1第三节 叙事学引介研究1第四节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引介研究1第五节 女性主义引介研究1第六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引介研究第五章 横向考察：西方学者引介研究21第一节 巴赫金引介研究21第二节 德里达引介研究第三节 詹姆逊引介研究第四节 赛义德引介研究第五节 理论译文考察：和语境的互动第六章 问题意识考察第一节 隐喻置换与能指滑动第二节 质疑：现象学与阐释学渊源，第三节 学术体制结构：形式合理性第四节 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结束语引用文献附录31后记

编辑推荐

《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作者简介

《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共分6个章节，旨在于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的互动场域中，主要通过中国五家外国文学核心期刊作为切入点，考察和研究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界在199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阐释性再现。具体内容包括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引介研究、詹姆逊引介研究、隐喻置换与能指滑动、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等。《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精改、推进而来。《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最初的构思开始于2004年5月，并于2006年6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07年4月成功申报重庆市教委社科项目。关注研究外国文学界在引介西方文论的话语实践和文化立场中如何将西方文论的知识原料重组和重购为西方文论的知识成品这样一个更为基础的理论生成过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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