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延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37-1942年的“鲁迅”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在整风运动以前的延安，鲁迅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身份就受到了尊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10月22日张闻天就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三份文件：《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书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这三份文件代表了共产党中央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张闻天较为重视鲁迅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他充分认识到了鲁迅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他在文件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说鲁迅的逝世，使得“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这也是鲁迅逝世后各进步报纸对鲁迅的基本评价。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创立时，发起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一致认为鲁迅是“中国最大的文豪”。从1937年至1940年，在延安尊崇鲁迅的氛围中，鲁迅的文学贡献被一致肯定，只是有关的言说与“研究”无关。而且这些言说有很多雷同之处，更像是在复制政治领导人对鲁迅的阐释并相互复制。这大概是由于这段时间延安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抗战救亡，那里常有战事，知识者无暇精心研究鲁迅的著作。陈伯达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文豪”。艾思奇称鲁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优秀的产儿”。萧三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创立者、鼻祖。萧三和周扬都谈到鲁迅从事文艺的动机在于改变民族和国人的精神——有关鲁迅的评论仅止于此。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时，成仿吾、周扬、艾思奇纷纷著文表达他们对鲁迅的认识与怀念。成仿吾在《纪念鲁迅》一文中认为鲁迅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悲哀，没有希望”，鲁迅“创造了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周扬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中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肯定鲁迅的作品，认为它们“是中国新文艺最初的也是最丰富的收获，是中国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艾思奇在《学习鲁迅主义》中认为“鲁迅的作品是热情的，然而不是浮泛空洞的叫嚣；他的作品是现实的，然而不是观照的，离开斗争立场的素描的写实。他坚决地摧毁了中国的一切陈旧的文学传统，然而并没有忘记仔细地在废墟里找出应该发扬的好东西”。至于鲁迅究竟摧毁的是哪些文学传统，发扬的又是哪些好的传统，艾思奇并没有说明。他为了强调鲁迅的“立场”，将“现实”即写实与“观照”对立了起来。在延安的战时氛围中，鲁迅作品的认识价值得到了重视。如萧三认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一切事变，人物与现象，在他（鲁迅）的丰富作品里都看得见，都得到正确的、不歪曲的反映，这是一部绝妙的历史文件。研究中国现代历史者非读鲁迅的杂感不可”。陈伯达认为通过鲁迅的著作可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和现代中国的各方面的面目”。在普遍的模式化的赞美中，荒煤阅读鲁迅作品的个人体验就显得较为特别了。荒煤，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1930年代，他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后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开始小说创作。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荒煤在文章中说“很偶然地我得到了一本《南腔北调集》，我又偶然地首先读到了那一篇纪念柔石及其他几个遇难的青年的文字，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记得在那天晚上，一个黑黝黝的夜里，我独自坐在咆哮的海的身边，心扉激动地开翕，我感到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嗅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腥气”。荒煤在文中说每次读完《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都会“觉得心是颤动的，沉重的，连呼吸都窒息起来”。荒煤的个人阅读不负担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认识的功能。用钱理群的话来说，是一个生命个体和鲁迅的个体生命的相遇或对撞。1939年延安“民族形式”论争中的“鲁迅”变得丰富起来。对“民族形式”的来源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普遍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民族形式的典范。认为旧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主要来源的艾思奇认为，“他（鲁迅）的作品所以成为‘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最高的成果，也正因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但是新的，而且也是民族的”。萧三在谈到诗歌的民族形式应该较多地利用旧形式时，用鲁迅创作旧体诗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你只要读一读他（鲁迅）的发表得不多的旧诗，你只要去读一读他伤悼柔石、殷夫几个青年作家惨死的诗，你会要大大地深深地感动，你会想到柳亚子先生评鲁迅先生的诗所说的‘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这句话及其正确。

前言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考虑到它处于延安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的交叉点上。对“延安与鲁迅”，两个方向上已有的研究均有所涉及，但都不甚深入，这就为我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鲁迅”在延安，这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存在方式。“延安的鲁迅”回应的不是鲁迅本身，而是延安的整个历史语境。论题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49年。这里的“延安”并不特指地域上的延安市，而是泛指整个陕甘宁边区。首先说明这一论题与延安文艺研究的关系。先来看整体的延安文艺研究。1980年代，延安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较大规模展开，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研究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双重制约，延安文艺研究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延安文学，研究者们或大褒或大贬，缺乏对历史情境的“呈现”与“还原”，和从历史文化角度的更开阔的开掘与审视。19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和研究者认识水平的提高，延安文艺研究才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中山大学吴敏的博士论文《“倾斜”与“缝隙”：试论延安文人40年代的思想转变》相当缜密严谨地呈现了延安1940年代文化语境的丰富性、复杂性，向我们剖析了延安文人转变的内因、外因；倪婷婷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延安文学”一编中，借助大量一手史料，对延安的文艺整风、延安文学的题材与形式以及延安文学的深层意义做了颇为完备和深湛的探讨；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以大量丰富的史料做基础展现了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状况，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这些关于延安文艺的研究，无论其论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丰富了笔者对延安历史文化的认识。对上述论文论著的阅读，有助于笔者在进入“鲁迅在延安”这一论题之前的知识储备。但只有极个别的延安文艺研究者注意到了延安的“鲁迅”，且有关的沦述未在更具体更丰富的细节上展开。南京大学付道磊的博士论文《文人的理想与新中国梦》里的一节：“在延安被树立为旗帜的高尔基和鲁迅”，只涉及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却没有展开更为详尽的史料的铺陈；朱鸿召的博士论文《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的目录中有“作为旗帜的鲁迅”一节，但这一节仅作为存目；近期有袁盛勇的《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一文，上篇阐述了鲁迅的小说(以《阿Q正传》为主)、杂文在延安的种种反响，下篇纵时地勾勒了整风以后鲁迅在延安被弱化、被意识形态疏离冷淡的过程。这一成果与该论题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已有的延安文艺研究相比，该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通过对“鲁迅在延安的'命运'”的分析与描述展现1937-1949年延安文化空气的变迁以及延安文化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在很多不同的具体“历史现场”，“鲁迅”这个词语所分别指代的不同涵义。论者关心的还包括，在延安特定的时空里，诸多对鲁迅的理解是如何彼此碰撞的？这种碰撞冲突又是如何参与了延安文化的形成的？本论题将试图说明，延安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来解读鲁迅，这些解读对鲁迅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和再建构；这些对鲁迅的解读反过来又参与到延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最后甚至演变成为延安文化的重要特征。第二，经由延安文人对鲁迅的阐释，梳理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奔赴延安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鲁迅生前都与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如周扬、成仿吾、萧军、萧三、丁玲、高长虹、徐懋庸、江丰、周文、胡一川、温涛等等。有的与鲁迅感情深厚，有的对鲁迅膜拜崇敬，有的得到过鲁迅的耐心指导，有的与鲁迅留下矛盾冲突。即使之前没有与鲁迅直接交往的，在延安“最尊崇鲁迅”的环境中也。受到了影响，多少留下了一些叙述鲁迅的文字。笔者关心的是，他们在叙述鲁迅的文字中是如何叙述自己的？在不同时间的纪念鲁迅的文字中，又是如何把“鲁迅”作为一个符号去回应当时急迫的现实政治或文化问题的？鲁迅思想中的多个侧面是如何被凸显、忽视或展开的？他们通过对鲁迅的再建构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鲁迅观的差异是什么？甚至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理解会是完全相同的吗？他们对鲁迅的不同理解是如何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之中、影响到他们在延安的文化实践和文学创作的？所谓“鲁迅精神”是如何参与塑造了他们的精神气质的？这样把“鲁迅”作为一个切口来透视延安的文化历史和延安文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与认识。其次要说明的是，该论题与鲁迅研究的关系。仅就我目力所及，鲁迅研究者在谈到延安时期的鲁迅研究时，大量提到的是毛泽东的鲁迅论、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1辑)、某些专著以及周扬、艾思奇、丁玲、萧军等重要人物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延安的其他与鲁迅有关的颇为丰富的现象和人物，研究者则很少关注。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ThePoliticalUseofLuxun一文与我的论题相关。此文重点描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作为工具在派系斗争中被运用的状况。虽然时段与我的论题的时段不同，但文中也颇有些真知灼见。作者的许多观点有助于我的思考，并丰富我对建国后鲁迅的接受状况的认识。该论题与鲁迅研究的区别在于：第一，选择材料的角度不同。鲁迅研究者选择材料的标准是这些材料对鲁迅研究所能提供的价值和意义。该论题的立意却更在于“鲁迅”作为一个话题在延安是如何展开的，鲁迅是如何被言说、被叙述的。“鲁迅”在延安的存在方式与其他存在方式(如在国统区)的复杂关系是什么？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之后，在延安所有与鲁迅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人物、事件、现象以及言语种种，无论巨细，都进入了研究视野；第二，是把鲁迅放置在延安这样一个由党政军领导人、延安各类型文人、新兴的读者群(工农干部、士兵、小学教师、爱好文艺但水平较低者等)等多重关系组成的接受网络中，来描述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也有着某种一致性阐释鲁迅的复杂体系。由于所涉及的关系的复杂性，那么对这种复杂形态的描述便具有了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第三，追溯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鲁迅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研究者也承认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是绕不过鲁迅的。在延安，鲁迅被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对延安的文化有相当的辐射能量。他思考和谈论过的许多问题在延安都得到了回应和发展(如文艺大众化、汉字拉丁化、木刻等)。延安是把鲁迅有关方面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看待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鲁迅观可以说基本上来自延安对鲁迅的阐释。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阐释被再强化和再固化罢了，它塑造了几代人对鲁迅的认识与理解。甚至有关的认识被凝固成一种常识和集体无意识。笔者对此有着深切的个人体验，以至鲁迅研究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担负起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的沉重任务”。通过“鲁迅文化”这一个案，我们也能够透视左翼文化、延安文化、当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我相信自己的论题对延安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都会有所裨益。对“延安”(延安的历史文化语境)和“鲁迅”(在延安阐释鲁迅的复杂体系及所涉及的鲁迅思想的不同侧面)复杂关系的研究，也有可能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在方法上，笔者受到历史研究的某种启发：以“个案研究”来反映“社会结构”。如《蒙塔尤》的作者勒华拉杜所说，“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该研究以延安关于鲁迅的阐释为个案，以鲁迅作为一个话题在延安的展开过程来呈现延安文化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鲁迅”又发挥了他的主体性，参与了延安文化的形成。笔者的兴趣更在上述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利用某些理论资源，不再把延安有关于鲁迅的文献视为对历史的记录，而是把文献本身作为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必须重新解释的对象。重点不在于文献怎么说，而在于探索这些文献为什么这样说？对于延安发生的一些有关于鲁迅的文化现象，历时性地考察它们的形成、流变，以及它们与延安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以“'鲁迅'在延安”作为标题，笔者担心自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夸大了鲁迅的影响力。基于这种担心，论文尽量“用史料说话”，不过甚其辞，不做惊人之语。在写作方式上，力求“呈现”复杂的历史语境。“呈现”也有“还原”的意味，无限地逼近“事实”本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史料的使用和选择上，尽量使用初次发表的版本。在寻而不得的情况下，才使用其他版本，并会作出具体说明。战争年代，延安的一些杂志和报纸都已遗失，有些杂志虽有保存，但页已经散落，期号也不完整，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之，史料的查找和阅读，就会占去很多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而且有限的史料也让视野受限，笔者只能尽力为之。还有一些书，确知已经出版，但已经寻不到原书了。这些都限制了论题的深人，因此该研究不免会是一孔之见。构成限制的，更有自己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和基础的薄弱。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延安的特定语境来考察鲁迅被叙述、被演说的历史，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鲁迅”在延安》在大量的文献梳理中，多角度地呈现了鲁迅接受史中复杂的一幕。其中一些文本的解析和细节的凝视，将鲁迅之于延安文化深切地展示出来。作者在众多史料的整理和论述里，表达了复杂的精神感受，文中的史学意识是健康的和实事求是的，勾勒出了鲁迅身后在复杂的文化群落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关于整风话语中的“鲁迅”，鲁迅作品模式化解读的形成，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是对鲁迅研究的一个丰富。　　——孙郁（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在延安》着重梳理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斛读鲁迅的独特方式，意在把握“鲁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延安是如何展开的，鲁迅是如何被叙述、被言说的，进而揭示当时延安精神空气的特点及其衍变，以及延安思想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复杂纠葛，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鲁迅”在延安》这一题目要求回到“历史现场”，这就需要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作者在这一一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而且还阅读并诠释了一些过去不大为人们所知的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地做到了“用史料说话”，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内容概要

潘磊，女，1978年3月出生，河南平顶山人。1995年至200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相继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于2005年7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在郑州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书籍目录

引论

上篇

第一章 1937-1942年的“鲁迅”

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

第二节 鲁迅战士形象的确立

第三节 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

第二章 1942-1949年的“鲁迅”

第一节 对鲁迅“党性”的开掘

第二节 整风话语中的“鲁迅”

第三节 鲁迅作品模式化解读的形成

第四节 1945-1949年的“鲁迅”

下篇

第三章 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

第一节 周年纪念大会

第二节 纪念鲁迅的社论

第四章 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在延安的实践

第一节 以周文和吴玉章为中心的延安大众化运动状况的描述

第二节 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与周文的大众化实践

第三节 鲁迅关于新文字的思想与吴玉章倡导下的新文字运动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鲁迅’在延安”年表

附录二 曾彦修先生谈“‘鲁迅’在延安”

附录三 张仃先生、灰娃女士访谈录

编辑推荐

《"鲁迅"在延安》：1937-1942年的“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鲁迅战士形象的确立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1942-1949年的“留迅”对鲁迅“党性”的开掘整风话语中的“鲁迅”鲁迅作品模式化解读的形成1945-1949年的“鲁迅”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周年纪念大会纪念鲁迅的社论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在延安的实践以周文和吴玉章为中心的延安大众化运动状况的描述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与周文的大众化实践鲁迅关于新文字的思想与吴玉章倡导下的新文字运动

作者简介

本书使用大量原始资料从“话题”入手对延安时期关于鲁迅精神遗产的接受、诠释和意义转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清晰、细致的辨析和梳理，深入分析了其时政治家与文人在政治场域、文学场域对鲁迅的诠释和认识，并进而揭示了这些诠释和认识如何影响和形塑了四十年代中后期乃至建国以后中国当代的文化性格和意识形态。

从延安的特定语境来考察鲁迅被叙述、被演说的历史，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本书在大量的文献梳理中，多角度地呈现了鲁迅接受史中复杂的一幕。其中一些文本的解析和细节的凝视，将鲁迅之于延安文化深切地展示出来。作者在众多史料的整理和论述里，表达了复杂的精神感受，文中的史学意识是健康的和实事求是的。论文的突出特点是，勾勒出了鲁迅身后在复杂的文化群落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关于整风话语中的“鲁迅”，鲁迅作品模式化解读的形成，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是对鲁迅研究的一个丰富。整个论文朴素扎实，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

——孙郁（鲁迅博物馆馆长）

本论题着重梳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解读鲁迅的独特方式，意在把握“鲁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延安是如何展开的，鲁迅是如何被叙述、被言说的，进而揭示当时延安精神空气的特点及其衍变，以及延安思想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复杂纠葛，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鲁迅”在延安》这一题目要求回到“历史现场”，这就需要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作者在这一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而且还阅读并诠释了一些过去不大为人们所知的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地做到了“用史料说话”，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引论

上篇

第一章　1937—1942年的“鲁迅”

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

第二节　鲁迅战士形象的确立

第三节　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

第二章　1942—1949年的“鲁迅”

第一节　对鲁迅“党性”的开掘

第二节　整风话语中的“鲁迅”

第三节　鲁迅作品模式化解读的形成

第四节　1945—1949年的“鲁迅”

下篇

第三章　延安的鲁迅纪念活动

第一节　周年纪念大会

第二节　纪念鲁迅的社论

第四章　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在延安的实践

第一节　以周文和吴玉章为中心的延安大众化运动状况的描述

第二节　周文的大众化实践与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关系

第三节　鲁迅关于新文字的思想与吴玉章倡导下的新文字运动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鲁迅’在延安”年表

附录二　曾彦修先生谈“‘鲁迅’在延安”

附录三　张仃先生、灰娃女士访谈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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