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如何“拿来”》书评

在鲁迅的暗区里

书摘：孙郁《在鲁迅的暗区里》(2009-06-22 16:18:43)标签：书摘 抄录 分类：读书 在鲁迅的暗区里孙郁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对于他（高远东）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高远东写道：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高远东进入了那个扑朔迷离的对象世界。许多难以深入的话题在他那里悄然冰释。我多年前读到这段话时，曾为之击节不已，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感受。于是想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对主奴关系的颠覆。我们由此想到他对《新青年》同仁的批评态度、他在“左联”中的紧张感，都有选择中的抵抗吧。鲁迅憎恶奴隶看待世界的奴隶主式的眼光。周作人当年说中国的有产者与无产者都是一个思想，就是升官发财。周作人看到了这个现实，却没有颠覆这个存在。而鲁迅则以生命的躯体直面着奴隶之邦，寻找另一条路。他其实已经从左右翼的简化思维里出离，从奴隶与奴隶主的循环里出离，将一个密封的精神洞穴打开了。以鲁迅为参照，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挑战，高远东比那些把“五四”经典象牙塔化的学人更具有张力。也由于这一概念的发现，鲁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现象都找到了一种解释的入口。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吞并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自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使别人不自由。正如他（鲁迅）所说，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这些潜在的观点过去阐释的不多，鲁迅的文本的丰富化与阐释的单一化，或许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巨大的潜在意识所致。鲁迅研究必须探到暗语言与暗功夫中。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区里。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传统的关系究竟如何，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因为鲁迅在文本里对其表述是明暗变幻不已的。在我看来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神的暗区。只有深入底部，才可瞭望一二。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同样吸引了高远东。八十年代末他有机会看到鲁迅的藏书，对其知识结构兴趣浓厚。鲁迅藏品中的各类野史与乡邦文献，似乎都在注解着其对儒道释的态度。但那逻辑过程究竟怎样，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则需要花费大的力气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鲁迅，不能不回答这个难点。像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一样，高远东从分析《故事新编》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与鲁迅的联系，找到一个令其会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仅是审美的穿越，也是一种哲学的关照。把文本引进哲学语境来讨论，是大难之事。但历史故事背后那个精神隐喻对作者才是重要的。……高远东在清理鲁迅与遗产关系中所形成的思路，把鲁迅研究从一般中文学科引向了思想史的高地。……鲁迅研究史曾经是不断简化研究对象的历史。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很是复杂，大致说来是历史语境的隔膜和时代话语的干预。人们难免以己身的经验看对象世界，但鲁迅文本提供的却是多维的时空。鲁迅同代人的作品有许多不能引人兴趣了，为什么唯有他的文字常读常新？高远东的写作充分考虑到了对象的复杂性。而他自身的回旋式的思考，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早期可能受到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的影响，但后来更主要与日本、欧美的思想者有着诸多的共鸣，借鉴了一些重要的思路。认识鲁迅显然不能从民族的立场单一考虑问题，只要看看他一生与上百个域外作家的精神交流，就能发现思想的丰富性。但放弃民族意识显然又无法走进鲁迅。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能够瞭望到中国“被现代”的苦运。这个认知的对应过程，也是走近鲁迅的过程。……最初对鲁迅的精神暗区进行深切探讨的是日本学人。……鲁迅的出现不是民族性的单一化现象，乃是“被现代”里的反抗与融合的涅槃，毁灭与新生，断裂与衔接，极为矛盾又极为开阔等因素夹杂其间。许多现象背后的东西，牵连的已经不仅仅是文学、哲学的问题。这种研究，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才有可能。……我在高远东的实践里看到了他从域外学术大胆拿来的勇气。……他（高远东）的认知方式更接近伊藤的委婉，在细腻的探究与繁复跌宕之中，昭示着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隐喻。在互为参照里，久思远想，遂成规模，有的地方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的观点。这与其说是高远东成熟的标志，不如说是鲁迅研究深化的象征。鲁迅遗产可审视的空间，还没有到尽头。从形象可感的鲁迅走向暗区的鲁迅，从暗区的鲁迅再回到有血有肉的鲁迅，研究者的发现远不止是这些。人们有理由对这个领域有更新的期待。

什么叫“拿来主义”呢? 为什么对文化遗产必须采取“拿来”的态度呢?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