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发展讲话

章节摘录

楚辞：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南部的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叫做楚辞。它的创始人就是屈原。自从屈原奠定了这种体制以后，模拟的人日见增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宋玉。汉朝刘向将屈原、宋玉以及他们的模拟者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又给作了注，叫《楚辞章句》，是历来最流行的一种注本。所以楚辞这一名词包括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是以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战国时代在楚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体；一方面是包括屈原等好些作者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的书名。但无论就哪种意义讲，楚辞中最主要的作者就是屈原；不只因为他是楚辞这一文体的开创者，他的作品最有价值，而且在《楚辞》这部书中也是他的作品最多。楚辞这种文体是有它的特色的，相传楚辞的作品都是“书（写）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说）楚物”的，地方色彩异常浓厚。作品中像沅、湘、江、澧这些楚国的地名，兰、芷、荃、蘅这些楚国的植物，都是很显见的。至于楚语，除了像句中的“兮”、“些”等字外，据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里说的，仅屈原作品中所使用的显然是属于楚国方言的辞，就有二十四例；而屈原的代表作《离骚》的题名“离骚”二字，也是楚国当时的方言。在这些特征当中，楚声是更其重要的；因为楚辞这种文体本来就是根据楚国方音而产生的一种歌唱形式，声调的因素在当时非常重要。汉高祖围攻项羽时，曾用“四面楚歌”的方法来动摇项羽的军心，可见“楚歌”对于楚地人民的吸引力量。楚国是战国时代的大国，居于江淮流域，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生活在这种富饶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歌舞，这就给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逸《九歌章句序》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祭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中的《九歌》就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神的乐歌而加工改写的作品，其中有灵（巫）来扮演角色，载歌载舞；王国维认为这已经可说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曾改写《九歌》为歌舞剧，都可以说明这种文体的特色。在楚辞中神话传说的运用，想像力的瑰奇丰富，都是很突出的。楚国的地方色彩，构成了楚辞这一文体的独特性。拿《楚辞》来和《诗经》比较，那进展是非常显然的。《诗经》中的诗多以四字为定格，各章之间多复沓，篇章比较简短，风格比较朴素；但《楚辞》就不同了，《离骚》和《九章》基本上是六字句，《九歌》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句，形式上的变化很多，诗的篇章放大了，也很少用复沓的手法，而想像力的丰富、情感的浓烈、内容的复杂、风格的绚烂，都与《诗经》中的作品有很显著的不同。一般地说，《诗经》还只是一种群众性的创作，民歌的色彩很浓厚；而《楚辞》中的主要作品则都已通过了诗人的艺术的集中与加工，是诗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而用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来创作的成果。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这一名词永远是和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离骚》是楚辞中的最重要的作品，因此后来也把楚辞称作“骚体”。我们现在讲的楚辞的一切特点，都是由屈原作品中找出来的。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诗人，楚辞这一文体是由他所创造的一种可以扩大诗歌表现力的新的艺术形式；他运用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写了许多篇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美丽的诗歌，一直到现在我们读了这些作品都还感到一种强烈的艺术力量。两千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为人所传诵，他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也一直鼓舞着前进中的人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生于纪元前三四。年，死于纪元前二七八年，活了六十二岁。他是楚国的同姓贵族，但到屈原时，事实上已经和平民一样了，因此他说自己是“贱贫”。他名平，字原；《离骚》上说“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则”和“灵均”就是由“平”、“原”二字引申出来的别名。他曾作过楚怀王的左徒（仅次于宰相“令尹”的官职），地位很重要。《史记》上说他“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这是因为他很有学识的缘故。《史记》上说他“博闻强志（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擅长说话）”，因此才会得到楚怀王的信任。但当时的楚国统治集团中却有一些人非常妒忌他的地位与才能，想法排挤他；楚怀王听了这些“党人”（反动贵族）的中伤，就把他免职了。屈原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他热爱楚国，想要改革政治，力图帮助楚国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国王是非不明，使他再也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自从他离职以后，楚怀王被那些党人所包围，政治便一天天地混乱下去了。战国时虽然号称七雄并峙，但韩、赵、魏三国国小力弱；燕国远居东北，与纷争的局面关系较远；而西北部的秦国兵力强盛，正积极实行对外扩张的政策；齐、楚都是春秋以来的旧强，楚国疆域最大，齐国最富。在这种实际上是秦楚争霸的局面中，就楚国的利益说，联齐抗秦是最好的办法。屈原热爱楚国，因此他竭力主张改良政治，联齐抗秦。但他的正直的主张遭到反动贵族们的反对，因此在楚国的败亡过程中便形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当时秦国为了便于并吞别国，自然要竭力设法拆散齐楚的联合，而楚国的统治集团竟一再受秦国的欺骗，终于连楚怀王自己也被秦国诱去做了俘虏，最后囚死在秦国。（秦王约楚怀王到秦国去相会，怀王去了，秦王要他割地给秦国。怀王不答应，便被囚禁起来了。）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即位以后，比他父亲尤其昏庸，仍继续执行亲秦政策，以致屈原进一步遭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湖南的汨罗江边。结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二七八年），秦派大兵击破楚国的京城郢都，烧平了历代楚王的陵墓。楚国的君臣仓皇逃走，从此即不能再振。这时的屈原已经六十二岁，他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到这样的境遇，悲愤的心情再也不能抑制，便写了一篇《哀郢》，临死前又写了一篇《怀沙》，就在这年的五月初五日那一天，投在汨罗江里自沉。那时离开郢都陷落还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实在是为国殉难。传说当时楚国人民痛惜这位伟大诗人的死亡，曾纷纷划船去救他，这就是后来端午节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风俗的来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民对他是多么的同情和崇敬。他在长期的失意和放逐中，眼看着国家政治的昏暗与前途的隐忧，人民的痛苦与不幸的遭遇，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愤感情，因此前前后后写了好些辉煌的诗篇；这些诗篇大部分都是对当时政治的控诉与抗争，其中深切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也是当时楚国人民的热烈的爱国情绪。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共有二十五篇，现在大部都流传下来了。其中主要的是《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和《九章》中的一部分。《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共三百七十多句，二千四百六十多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伟大长篇抒情诗。据近人考证，《离骚》的题意就是牢骚；内容主要是抒写内心的悲愤，作于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以后的晚年。《离骚》由他的出身、世系叙起，历述自己的品德才能、思想抱负、受迫害的遭遇，以及想死的感情；又叙到想要逃遁远方，想像着到南方去见重华（虞舜），又想像着上天、求女，结果都不能如愿；他两次向灵巫求卜，都说远行大吉，于是决定要走，直往昆仑西海；正步步升向天堂，忽然向下望见楚国，于是仆夫流涕，马也悲鸣，他不忍离去了。最后的结语说（下附郭沫若先生译文）：已矣哉！算了罢！国无人，莫我知兮，国里没有人，没有人把我理解，又何怀乎故都？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着乡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理想的政治既没有人可以协商，吾将从彭成之所居。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成。到最后，他下定决心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离骚》中常常用回环反复的诗意来歌咏，前后的诗句间好像有重复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他的感情根本是有矛盾的。他想远走，又舍不得离开楚国，而留在楚国又无所作为，于是只能一死了之。因此《离骚》一篇中充满了诗人的矛盾心情和悲剧情调。战国时代的学者常常有到别国求仕的情形，如孟子的求仕于齐梁；所谓“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等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因此照当时的情势说，屈原是可以离开楚国的，像齐国就一定会欢迎他；但他是有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他对理想的坚持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都不容许他随便离开，因此最后只能以身殉国了。他的这种伟大精神就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培育了一种深邃的爱国主义的道德力量，也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后人读他的作品时就自然会对祖国发生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列宁说：“爱国主义——是经过了许多世纪和几千年而巩固起来的一种深刻的感情。”屈原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中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这种感情与人民有深刻的联系，那是由于他热爱人民，又在长期的流放中接近了人民的生活，因此他对人民的遭遇非常关心。《离骚》上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的政治理想和关于外交的主张，也都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以及由他所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都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是构成屈原诗篇的基本精神。《九歌》本来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歌曲的名称，屈原借用旧题，又吸取了民间乐歌的精华，一共写了十一篇诗，总题为《九歌》。因为这是根据民间祭祀乐曲来集中和加工写成的，富有神话的色彩和优美的想像，因此内容与《离骚》等篇的抒写悲愤忧思的篇章不同，风格清新典丽，写得异常生动和精练。十一篇中首尾两篇《东皇太一》、《礼魂》是祭祀时的迎神曲和送神曲，内容是铺叙祭礼的仪式和过程的，写得庄严肃穆。其余九篇中各有专祀，“湘君”、“湘夫人”、“河伯”都是水神，“山鬼”是山神，“大司命”、“少司命”是星神，“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除《国殇》一篇外，这些祭祀自然神的篇章大致都用抒情的笔调或对话的形式，来写一种爱恋、思慕以及悲欢离合的情绪。这些神都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其中常常写到人神之间的恋情，这大概是受到民间情歌的影响。《国殇》一篇是祭祀战死的无名英雄，内容叙述战争的壮烈和歌颂死者的英勇，写得非常悲壮慷慨。《九歌》的文字风格很优美，可以说是一种清新美丽的抒情诗。像“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类名句，向来是为人所传诵爱好的。《九歌》的内容、风格虽然和屈原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但在遣辞用意上仍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例如爱写美人、香草等等，因此《九歌》也是屈原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篇，形式用的是像《诗经》一样的四言句，内容全是问语的口气，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其中有对天体构造、古代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生观念等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表现出了诗人想像力的丰富、对自然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关心，以及对传统信仰的怀疑精神。由于古史和古代神话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不够多，这一篇诗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其中包括的史料有些已经得到了地下资料的印证，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招魂》是屈原为追悼楚怀王而作。人死后，用一定的仪式来举行招魂，是楚国当时的一种风俗习惯。在《招魂》一篇中，自引言以后，即分上下东西南北六方面来叙述楚国以外各处的危险，让灵魂不要乱走；铺叙得富丽而神奇，颇有神话意味。然后又叙述楚境以内的各种快乐，包括宫室居处的壮丽，饮食服御的精致，歌舞游戏的丰盛等，让灵魂愿返故居；最后对魂魄发出了“魂兮归来”的召唤的声音。在《招魂》中，他将人间与非人间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除现实生活以外，连天堂都写得十分险恶，表现出了作者的强烈的现实感。这篇文字以铺叙描写为特点，与屈原其他作品之以抒情为主者不同，对于后来辞赋的写法影响颇大。《九章》中的九篇是汉朝人把屈原的单篇遗著辑合而成的，不是一时所作。《九章》的总题也是后人加的。其中《橘颂》一篇借橘的性质颂扬了人的高洁刚强的品质，这在《九章》各篇中比较特殊，大概是早年所作。其余各篇都是抒写一种失意以后的悲愤感情，可与《离骚》并读。其中《哀郢》与《怀沙》两篇，都写于屈原自沉之前不久。《哀郢》是哀悼楚国的郢都为秦人所破，所叙沉痛悲郁，全是国破家亡之感。开始就说（下附郭沫若先生译文）：皇天之不纯命兮，啊，老天爷真真是不守轨范，何百姓之震愆？为什么把老百姓拚命摧残？民离散而相失兮，大家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方仲春而东迁。在这仲春二月向着东方逃难。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地关念着在乱离中的人民！《怀沙》是屈原自沉前的最后作品，《史记》中说他“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乃自投汨罗以死”。屈原被放逐了许多年，一直没有自杀，但到六十二岁的高年，竞用投水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悲剧性的顶点的情绪，在《哀郢》与《怀沙》中表现得最为显明。《怀沙》的最后说：“知死不可让（辞），愿勿爱兮！明告君十，吾将以为类兮！”（郭沫若先生译文：“死就死吧，不可回避，我不想爱惜身体。光明磊落的先贤啊，你们是我的楷式！”）他实在是看到了国事的无可挽救，才镇静从容地以身殉难的。从以上所述的这些屈原的主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显明地看出，屈原是一位关心人民、热爱祖国、抱有正直的政治理想的诗人。这种理想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但因为它不为楚国的统治集团所容，只得以生命来殉他的理想和他所热爱的祖国。这样一位正直的有天才的伟大诗人竟得到了如此悲惨的结局，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就不能不引起对他的同情和崇敬。通过诗篇的艺术力量，他的这种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悲愤沉痛的心情就更加强烈地感染了读者：从他一生的悲剧中看到不合理社会的残酷性，同时为他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这种源于当时现实，并鼓舞人们去反抗不合理事物的精神，当然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虽然从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作品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艺术特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想像力的丰富、个性的鲜明、感情的诚挚、形式的多样、语言风格的绚烂、神话传说的运用——这些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的特色，都是使他的作品发生强烈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都是与他所要表现的思想情绪相一致的。这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征，正是屈原作品的伟大光彩的所在。

书籍目录

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前记诗经楚辞乐府诗魏晋五言诗唐诗（上）唐诗（下）词宋诗散曲晚清新派诗新诗（上）新诗（下）附：李白人民热爱的诗人蜀中生活仗剑远游长安三年李杜交谊十载漫游从璘与释归凄凉的暮年诗歌的艺术成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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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发展讲话》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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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发展讲话》是“北斗丛书”之一，该书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了介绍，包括诗经、楚辞、乐府诗、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诗、散曲等。另外，《中国诗歌发展讲话》还对李白的蜀中生活、李杜交谊、凄凉的暮年等方面作了相关的介绍。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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