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乌托邦赛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
ISBN:9787532735662
作者:格拉斯
页数:408页
内容概要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试验起义》（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和《母鼠》（1986）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蜗牛日记》（1972）则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书籍目录
解读《与乌托邦赛跑》1． 关于写诗（1958年）2． 我们在联邦共和国写作（1960年）3． 即兴诗人的自白（1960年）4． 六十年代的风格（1966年）5． 写作的宫廷小丑（1966年）6． 如果诗歌成为全民股票（1966年）7． 请给思想以自由！（1967年）8． 道歉（1967年）9． 越南也与我们有关（1968年）10． 场公开的讨论（1968年）11． 我们的民主尚不成熟（1968年）12． 非洲的奥斯威辛与特布林卡（1968年）13． 瓦格纳的禀性（1968年）14． 不止是个人的事情（1968年）15． 冲突（1969年）16． 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1969年）17． 关于《局部麻醉》（1969年）18． 文学与革命，或田园诗人爱谈的话题（1969年）19． 文学与政治（1970年）20． 论成年人与畸形人（1970年）21． 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威辛时遇到的困难（1970年）22． 遇见马贩子库尔哈斯（1971年）23． 反对适应（1972年）24． 身为公民的作家——七年总结（1973年）25． 我们社会艺术家的言论自由（1973年）26． 图画改良不了世界（1973年）27． 回眸《铁皮鼓》（1973年）28． 阅读的工人（1974年）29． 根据粗略估计（1975年）30． 与乌托邦赛跑（1978年）31． 卡夫卡和他的实施者（1978年）32． 我是一位作家还是画家（1979年）33． 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1979年）34． 德国的文学（1979年）35． 奥威尔的十年（一）（1980年）36． 文学与神话（1981年）37． 理性的背弃（1981年）38． 没有保障的未来（1982年）39． 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1982年）40． 抵抗的权利（1983年）41． 奥威尔的十年（二）（1983年）42． 报名上册，或国家把公民看得多么愚蠢？（1983年）43． 魔术师的徒弟们（1983年）44． 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1983年）45． 理性之梦（1984年）46． 从地狱里发出的笑声（1986年）47． 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1989年）48． 例如加尔各答（1989年）49． 羞愧与耻辱（1989年）50． 没写儿童读物（1989年）51． 奥斯威辛后的写作（1990年）52． 致萨尔曼·拉什迪的公开信（1992年）53． 论越过边界（1993年）54． 方向标（1994年）55． 论异教徒的生存能力（1996年）56． 柏林的呼吁（1997年）格拉斯：后奥斯威辛写作附录：格拉斯生平和创作年表
作者简介
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撼世之作《铁皮鼓》被译成数十种文字，销售了近500册；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创作的《狗年月》、《猫与鼠》、《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蟹行》等小说，脍炙人口，享誉世界；他获得的桂冠如落英缤纷，除最耀眼的诺贝尔文学奖外，还有四七社奖、不来梅奖、汉堡自由艺术科学院奖章、巴伐利亚艺术科学文学大奖、毕希纳奖、冯塔纳奖、托马斯·曼奖、德国图书和平奖、法国最佳图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波兰亚历山大—马亚可夫斯基金质奖章、罗马国际安东尼奥—费特利内里小说奖、西班牙希达尔戈奖、捷克卡雷尔—卡佩克奖、丹麦索宁奖等数十种德国和国际有影响的奖项；格拉斯多才多艺，他不仅写小说，还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剧本；他还是一个雕塑家和版画家。鉴于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做出的贡献，德国授予他柏林科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波兰等许多国家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和荣誉教授的称号。
格拉斯获得如此多的殊荣，除其作品外，其人品也是主要因素。他为普通人立言，他的行为举止也一如普通人，他的人格魅力在于光明磊落，敢于直言，他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有机会都要仗义执言，口诛笔伐。为此，我们在出版了他的九部长篇小说的基础上，再从他三大卷浩瀚的《言论随笔集》中选出作者40年来最为精彩的56篇演讲和随笔。这些文章表露了作者对当今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可以说，它们是格拉斯这位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的思想精髓，相信它们也能对我们了解和探索格拉斯独特的艺术创作思想轨迹及其脉络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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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诗中，我试图借助过分敏锐的现实主义，使可把握的对象从一切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将它们拆开，再组合起来，放到某种情境里，在这种情境里，要收藏面孔是令人感到困难的，庄严的事情必须笑，因为，那些抬尸体的人往往做出过分严肃的表情，以致人们无法相信他们实际上是无动于衷的。我的另一种职业常常朝我迎面走来，允许我从各个方面将对象画下来，然后，再写诗。在我看来，诗人的任务是阐明，而不是遮掩；当然，有时也必须将灯熄灭，以便能看得清灯泡。——《关于写诗》（1958年）实验室诗人可以连篇累牍地描述自己的写作方法，通常，随笔家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而即兴诗人却很难严肃地解释自己的方法。我作为矢志不渝的即兴诗人，曾经说过：一旦我感觉到空气中又有了一首诗，我就严格避免吃有荚果实，并且常常毫无意义而又充满意义地乘坐出租车，尽管这要花费我很多钱，目的是让空气中的那首诗脱落。实验室诗人也许会讥讽地提起眉毛，说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神秘主义者，相信有荚果实和乘出租车的影响，同时相信个性至上，而这一点，实验室诗人很久以来并且之前就已经借助彻底的小写和消灭所有名词——他的同事则只消灭介词——加以克服了。——《即兴诗人的自白》（1960年）五十年代末，在“四七社”里要求发言的一代作家在战争结束时还太年轻，既不是纳粹分子，也没有受纳粹迫害。但是，他们的年纪已经足以使他们从年轻的、保持距离的见证人的视角出发进行报道。这种纯粹由于年份造成的有利的距离，这种既无功劳也无过失的一代人的冷静，头一次在“四七社”内使风格问题的讨论活跃起来。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分析，或者将它们对立起来，而是要求内容同时具备形式：花瓶应当具有容量。我把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赫尔姆特·海森比特尔，克劳斯·罗勒尔，彼得·吕姆科夫。。还有我自己，都算入这一代。风格在当时不是姿态，不是美丽的附加物，风格是冷静地把握素材的工具。——《六十年代的风格》（1966年）也许，这种矫揉造作和谦卑，部分地是对19世纪天才崇拜的一种反应，在德国，这种天才崇拜使其严格散发气味的温室植物繁茂地生长人表现主义。有谁会愿意当施特凡格，带着他的狂热的追随者四处跑？有谁会把医生的耳边风，像兰波那样埋头苦干，没有生活保障地过日谁会每天早上不辞辛劳攀登通往奥林匹克山峰的阶哈德·豪普特曼屈从于这种锻炼，甚至托马斯·曼——且算是为了嘲弄他罢——直到头发斑白的年纪也在费力的事情。——《写作的宫廷小丑》（1966年）捷克的艺术家们在短短几年内就以他们的创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当然，不是从一言堂的党代会获取信息，这些大会只会让人变得浑浑噩噩。我指的也不是您的国家那些外交官，而是捷克的诗歌，捷克的电影，还有年轻的捷克戏剧，是它们影响了我们，感动了我们，甚至改变了我们。您想放弃这样的瑰宝吗？仅仅由于对言论自由的担忧您就要为您的国家，为我们，为世界造成这样的损失吗？——《请给思想以自由！》（1967年）身为德国人，我必须学会不轻率地使用“种族屠杀”这一字眼。我们国家的历史正是因为这种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被永远地打上了烙印。德国人在经历了几代之后还不得不一直承担着因为对犹太民族实施种族屠杀而造成的罪恶后果以及精神创伤。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这种状况还看不到结束之时。——《非洲的奥斯威辛与特布林卡》（1968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歌德的《浮士德》就只剩下瓦格纳的禀性，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是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他们在那里站着，坐着，在抗议，在要求，在操纵，在改变功能：瓦格纳的一代，他们希望在白纸上写黑字，可以放心带回家里。谁培育了如此多的勤奋精神，那么，倘若昨天的勤奋者变成明天的刽子手，他就不该感到诧异。——《瓦格纳的禀性》（1968年）如果我们想用与文学没有关联的范畴来衡量世界文学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抛弃让保尔的《齐本克思》，因为，在这部伟大的德语长篇小说中，“死去的基督从世界的大楼上说，上帝并不存在”，按照吹毛求疵者的评价，这是亵渎神明。如果我们容忍正在审理的案件中那种对作家的诽谤，那么，中国明朝的社会批判小说《金瓶梅》，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卡冈都亚和海鬼庞大固埃》，甚至欧洲小说的拉丁先驱，伟大的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全都必须删除掉。——《不止是个人的事情》（1968年）我们“祖国”的主要弊病，即古斯塔夫·海涅曼所说的严重弊病，在我看来，那就是：任何东西也中断不了延续着的德国式的理想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像以往那样都打上了这种德国式的理想主义的烙印，并且因为它才达到非凡的程度。不管右派是否致力于按照等级制国家的原则建立一个完好世界(为此目的希望尽可能砸碎一切)，也不管左派是否渴望实现马尔库塞提出的“安定的此在”(其预备阶段也许意味着好几个越南)，总会分别遇上理想主义的困难，使拯救世界的信徒们不能忍受现实的矛盾，并且继续面对他们自己的无能。——《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1969年）我的孩子们常常问我，我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纠缠不休地提问，我为难而笨拙地回答。在这里，为了简短起见，我竭力把本来是无穷无尽的问答游戏归纳为十点：一、如果我试图向我的孩子们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区别，那么我就说：当我在家里的时候，通常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一旦我出了家门，那么就涉及政治。坐着写作，站着演讲。为了反驳自己，最近，我也站在讲台旁写作。二、如果我的孩子们不停地问，那么我就说：当前文学靠过去生存；而政治意在未来，但如今往往因过去而失败。三、我的孩子们问个不停，我便声称：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获得自己知道的东西；文学想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文学与政治》（1970年）成年世界所提供的东西似乎并不吸引人，相反，它令人感到可怕。青年的恐惧体现在他们的愿望中：不想跟成年人那样，如此确定，如此适应，如此负责，如此被收购，如此狭隘，如此怏怏不乐，得不到满足，如此结婚，如此长大。这种预感到的恐惧延续到后来，在正式成年之后，表现为永久的不快以及遁入青年甚至儿童行为的潜在决心。我们运用的语言打上了决心逃遁和恐惧成年的烙印。“别老是像半吊子那样。”——“说吧，你什么时候才长大？”此外，还出现一种时尚，它在产品广告的帮助下逐渐地上升为青春崇拜。青春是一种自在的价值，是资本，是人们想获得，绝不想减少，甚至荒唐地想增加的东西。……他们死死地咬住对方不放，直到精疲力竭，孩子般地迷惘，死亡的边缘。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时，只听到他们一动不动地喃喃自语：一定要相信积极的东西。我们不能让最后一点理想破灭。罪过不在我们；罪过在于各种关系。……人们难道不是年复一年地围拢在燃烧稻草的理想主义篝火四周吗？这篝火本应照亮世界，但是最后由于熄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连很快清醒过来的人也得不到温暖。大学生的抗议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多的理想主义狂热，太少的怀疑精神，此外还抱着一个陈旧的信仰，最后陷入争论不休和垂死挣扎的结局吗？——《论成年人与畸形人》（1970年）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却厌倦了历史。我有意识把和平时代的宠儿统统说成厌倦历史，这是根据我与他们交往的经验中得出的，我还要将我的观点升级：他们对历史感到恶心，因为，课堂上按照德国唯心主义逻辑，以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飞跑方式教给他们的历史知识，愈来愈使人荒谬地认为：从历史中——据说——没有东西可学。令人担心的是，我在此提到的这种对历史的逃避，可能会导致愈来愈拒绝具有启蒙意义的理性。我们每天都看到，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如何凭借道德上的高要求为自己创造一种语言气氛，其措辞虽然仍有启蒙色彩，可是，一旦我们再三提问，就会暴露出：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正威胁着未来。——《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威辛时遇到的困难》（1970年）我也不想循人比喻中，不想用历史来装扮自己。因此，我将不谈荷尔德林和青年式的希腊热忱，不谈论洛尔特·拜伦，不试图寻找有理智的希腊人的国家。我只想说，希腊人和德国人与民主的关系充满了痛苦，它一再断裂，甚至遭遇不幸，不像在英国那样持续不断地发展。因此，让一个德国人给你们上民主课是不适合的，尤其是民主这一至今令人振奋的思想发源于希腊。在这儿，她形成为概念。在这儿，她走向衰亡，被埋葬。在这儿，人们明白了哪种力量来自于民主。在这儿，人们看清了，整个国家权力在剥夺了人民的行为能力和民主权利之后如何矫揉造作地登场。希腊就是欧洲。一旦自由在希腊枯萎了，欧洲也就变得很可怜。因为你们被剥夺了民主权利，我们的民主权利也受到了威胁。民主不是在她的发源地，而是在其他地方成为学习榜样。现在，她的充满感激之情的学生空着双手来，因为要发言而感到为难。——《反对适应》（1972年）艺术的自由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当乔治·奥威尔失望地从西班牙内战返回英国时，许多作家及其出版商都不理睬他，与他断绝经济来往。苏联作家无耻地攻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民主德国，机会主义的文学界的大人物——无论他叫康德还是叫哈克斯——像躲避瘟疫一样对待抒情诗人兼歌唱家沃尔夫·比尔曼。戈特弗里德·贝恩在他的《新国家与知识分子》中无可辩驳地证明，法西斯主义也能找到知识分子的表达；甚至约瑟夫·戈培尔在文章中写下他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仇视时，也不否认知识分子的能力。……宽容并不意味着允许玩世不恭，意识形态的集团不能从眼前利益出发，像俗话说的那样，“乌鸦不啄另一只乌鸦的眼睛”，容忍另一方的不公正，而且把这种同谋般的容忍当作缓和政策的成果加以庆贺。西欧民主体制不能把东方集团国家里的不公正和不自由作为放任希腊军事专制的理由。——《我们社会艺术家的言论自由》（1973年）非物体的东西，我是从来不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装饰设计员。我没有多少色彩感，对于我来说，从黑到白的颜色已经足够了。一旦我过分自信的时候，我就变换材料，从墨水到铅笔或炭条；我也会一再地完全重新观察大自然的物体，直到我熟悉它们的有机体和形象的特征。因为我必须深入进去看，所以我不会滚瓜烂熟地画--但是，幻想是无论如何都会有的。——《图画改良不了世界》（1973年）“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开篇的这个句子使障碍清除了，语言如泉涌，我放长了绳子，让回忆和想象的能力，游戏的乐趣和对细节的感受奔驰起来，一章接着一章地写下去，当洞穴拦住了叙述的长河时，我便跳过去，带有地方事件的历史迎我而来，罐子崩裂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散发出来，我给自己添置了一个蔓生的家庭，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及其追随者争论有轨电车及其线路，争论同时发生的事件和编年史的荒谬限制，争论奥斯卡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报道的资格，争论他想生一个儿子的要求，争论他真实的过失和冒认的罪过。……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工作室比写作过程清楚得多：一个潮湿的洞穴朝着平坦的地面，我就把它当作雕塑工作室，自从下笔写《铁皮鼓》以来，我在那儿敲敲打打，从事早已开始干的雕刻活儿。一套小小的两居室住房，地下室安放供暖设备，同时也就是我的写作室。我一边写作，一边当司炉。一旦写作思路中断，我就提着两个桶，到前屋地窖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里取焦炭。在我的工作室里，散发着墙壁发霉的气味和舒适的煤气味。淌着水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川流不息。房间的潮湿可能促成了奥斯卡·马策拉特的笑话。——《回眸<铁皮鼓>》（1973年）尽管所有大的宗教意识都是和平的福音。印度教和佛教教导人们宽容。基督的朝圣者要求博爱。世俗化的宗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自己是欧洲启蒙之子：他们想造福于人类，使自由普遍化。但是，并没有任何结果。宽容转变成不宽容。博爱堕落成虚伪的虔诚。资本在滥用权力中获利。到处是笃信的、受欺骗的人们的痛苦。无名无姓，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没有权利，恐惧，饥饿，如果没有宗教迷信就陷入绝望之中，他们不理解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太相似了，以至于无法悲剧性地以个人的角色表现出来。他们不能参与决定，只有受折磨的份儿。……但是，越来越大的痛苦在比较中被忽略了，玩世不恭将希望寄托在强者的生存上，宿命论的忍耐对增大的灾难视而不见，许多国家和民族像失误的计划那样被注销，未来展现在人们面前，与之相比，奥威尔的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给人一种田园诗的感觉。我以作家为职业。我试图针对消逝的时间进行写作，以免过去了的东西不再被人们提及。目前，我正在写一篇稿子，用的词汇追溯到中世纪、远古时代，涉及吃、煮和挨饿的人们，想叙述的是食物和养活的故事。过去了的饥饿和饥荒寻找它们的表达。但是未来已经追上我们。最终--我们成功了。时代的划分似乎被取消了：过去的野蛮反方向迎面而来，我们认为是朝后看，而回忆起的却是已知的未来。进步仿佛已经抛弃在我们的后面。——《根据粗略估计》（1975年）一个这样划分阶层的社会，连同已经存在的假议会，我们也许比德布林预想的更快见到，它会不断地想出新的、从未想到过的事物，那是不足为奇的。它所想象的东西变得很真实：跨洲的大帝国，西方的，亚洲的；他们之间咆哮的控制这些成员的乌拉尔战争；在城市暂时消失后，吞噬男人的大型的妇女同盟；冰块消融，格陵兰岛，以及各种离奇古怪的恐怖，或这样描写或那样描写，所有这一切分别按照偶然性变化，并且由于特大的人脑有其发展前景--直到我手头上的《山，海与巨人》版本的511页，在巨人们也被战胜后，脑袋最后的破坏性的疯狂上升至母性的原始力量：“漆黑的苍穹，连同小小的太阳，炉渣似闪烁发光的群星，压在他们上空。黑暗与人类胸脯挨胸脯地躺着；从他们那儿发出微光。”这本以人类空前的异想天开为题材的虚幻小说，我带在身边，在不久前的一次穿越亚洲和非洲的旅行中，一边阅读一边对照，在那儿，一切都出现在眼前：昔日的乌托邦，扭转方向的乌托邦，已经赶上的乌托邦，错过了的乌托邦，以及其他尚未纳入日程安排的乌托邦。——《与乌托邦赛跑》（1978年）即使在低等的接待室里，官僚的本质也是可作多种解释的：靠近城堡，意味着城堡的轮廓从眼里消失。……尽管意识形态的更换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遥远的奥匈帝国时代直至目前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同名小说的城堡作为比喻仍然能够保持其多义性，将数以千计的土地测量员和真理的寻求者拒之门外，使他们筋疲力尽。它甚至延伸人所有的维度。这座城堡比过去更高，更大，有更多层的地下室，如今终于沉重地压在意识形态的根基上。……波兰哲学家罗曼·卡尔斯特对此的回答是：“……人们怪罪资产阶级评论，说它歪曲卡夫卡作品的意义，人们甚至主张捍卫卡夫卡，抵御资产阶级的评论，但是，人们恰恰忘记了，我们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年里对卡夫卡只字不提，对他避而不谈。某些人告诫我们，应当理性地阅读卡夫卡--可是，人们到底有没有可能理性地去阅读一位作家呢？我认为，人们应当阅读他，首先要印刷出版他的作品。”——《卡夫卡和他的实施者》（1978年）不久前，我创作一部小说，描写三十年战争末期二三十个巴罗克作家聚会，互相朗读自己的手稿，我试图表达他们绝望的处境，起初，我在画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在一片瓦砾当中竖起一只紧握鹅毛笔写作的手--，后来，我用文字来表达，加进小说当中。并且用这幅铜版画作书的封面。在叙事文本中，顺便又用了这个书写的比喻。我试图用两种方式来继承巴罗克时期的寓意画的传统。如果先有画家的创意，写作的过程就会引出画家的变体。两门学科如同雌雄同体互相滋润。绘画与写作之间的对立，在塑造形象过程中消失了，形象变成文字，发挥出图画的作用，形象作为图画，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我是一位作家还是画家》（1979年）当最大的两个儿子问及抽象的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原因时，当父母的在解释时不得不陷入复杂的，可以在历史、社会、宗教等方面找出原因的历史进程中。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联系，其因果关系显得十分荒诞。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金仓鼠，电视节目以及即将到来的假期。只有当我讲述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逃亡——留在这儿将是死亡，那儿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孩子们才竖起耳朵听，但是，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把这当作了冒险故事。……——《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1979年）在私人住宅里安装的窃听器很可能为国家安全机构提供了相当多充满热情的文学谈话的录音带。这些谈话没有涉及国家政变和反革命，而是涉及富有节奏性的、可以追溯到古典形式的抒情诗在“民主德国的发展趋势”，自由节奏的、不拘一格的诗歌在“联邦德国的发展趋势”，产生这种和那种区别的原因。挖苦式地论证国家压制和书刊检查制度下写作的好处。与此相反，在西部，显示出遏止不住的发表欲望，而在东部，抽屉里则堆满未的书稿。我们喝酒，抽烟，争论，吃凉拌土豆。有笑有哭。谈论两个德国，谈论西部的民主由于自由权利日益被剥夺而削弱，谈论共产主义在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国家里变得难以辨认。历来信息灵通的国家安全机构可能对文学一无所知，而只是获得日常的“密探情报”。这些聚会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干预，文学不能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文学是超越边界的。不光是我们坐在那儿头脑发热地议论，我们的同行也出席了聚会。人们引用毕希纳和克莱斯特的言论，谈及莱辛和海涅。我们的文学先辈是不按照东南西北划分的。具有各自意识形态要求的东部和西部并没有提供美学的尺度。对于我们来说，德国突然变成了文学的概念。——《德国的文学》（1979年）使徒约翰在拔摩岛写下的东西--无论是在狂热的情不自禁的情况下，或者是凭着一个精益求精，力求用贴切的方式表达意思的作家的认真态度——，这些多义的，充满奥秘的，并且怀着极大兴趣玩“七”字游戏的文学作品：七灯台，七天使，七枝号，一再引起人们--撇开那些神学上的无谓争论不谈--创造性地对它进行新的阐释。这使我想起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木刻画系列，在这些画里，世界末日的启示一字不差地用形象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些文学上光明与黑暗的杰出作品，这些封上七印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神话，今天有望得到完全的澄明。这第七个印封着的书上写的是什么呀？上面写的是：人类，也就是技术，使它成为可能。我们拆开所有的印封。再没有什么东西是秘密。我们容忍不了信息缺口。……我们在童话中重新认出了自我，看见了自有人类思想以来在神话中被废除了的我们。我们是回声和纳尔齐斯。三个愿望可供我们自由选择。面包和葡萄酒的含义远不只是吃和喝。我们在寻找电视广告向我们许诺的返老还童泉。每个歌利亚都肯定有他的大卫。耶德曼的梦想：终于抓到对我们讲话的鱼。……人类不仅仅具有儿童才有的愿望，例如，能飞，不长大，隐身，纯粹通过心愿就能对远处产生影响，声音具有行善和破坏的力量，比如用声音唱碎玻璃，当然，还有消除时间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可经历所谓的过去和所谓的未来，这些令人感到不现实的渴望其实并非不现实，它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之外，而是决定着我们日间和夜晚的梦幻中的现实．以及日常的、往往是没有思想的语言应用。从阿基利的足踵到俄狄浦斯情结，从懒人国到人间的天堂，从三圣一体到悍妇犀奔，这些图像世界，符号和意义世界的遗产，我们应当继承，而不应贬之为非理性。——《文学与神话》（1981年）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多地将有保障的前沿阵地，即未来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前提。她生存的时间超过了专制的统治者，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信条，一个接一个的独裁。书报检查制度废除了，言论重开自由。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完全可以相信她的同盟者，无论其处境多么糟糕，未来总是站在她一边，西洛尼与莫拉维亚，布莱希特与德布林，他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持久，正如伊萨克-巴贝尔和奥西普·曼德斯塔姆比斯大林主义活得更长久一样——尽管他们死于后者的迫害。……迄今我写成书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它发生过的摩擦。作为当代人，我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历史要求我用它挡住现在的去路，使现在摔倒。在我看来，未来只能通过回忆过去而变得清晰。首先，我发现自己被套在德国的时间里，通常只有横穿过时代才能在舒适的编年史旁边找到自己的路。史诗般的碎石堆必须铲除，现实总是需要剥去表皮。这没有结束。有那么多的丧生者。巨人的罪行把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投向所有地方，包括投向生活能够带来欢乐、人们希望尽情享受愉悦的地方。——《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1982年）当西西弗把石头推到山上，石头马上又滚下山去，他怎么说呢?他喊道：别害怕，石头!我马上再下去。你是属于我的。我们很快还会再上来的!任何一种旨在缩小不公正，确保和平，维护与促进自由，以及保护自然、避免人类毁灭性的非分要求的政治努力，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这样的努力，都是西西弗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石头永远不会停在山上。因为这种让人感到徒劳的推石头是属于人类的。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奥威尔的十年（二）》（1983年）在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彼此争论，阔步走过一个时代(我们是其迷惘的后代)之前，应当介绍二幅其象征意义允许有多种猜测的版画。哥雅给这幅铜版画题名为《理性之梦产生怪物》，画的是一位伏在写作工具上睡觉的男子，身后是些夜间动物，猫头鹰和蝙蝠展翅飞舞，还有一头猛兽卧着，好像是猞猁，还有猫。因为梦在西班牙语里也意味着睡眠，所以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的标题也可以称为《理性的睡眠产生陉物》。至此，争端已经挑起，启蒙的贫困也显山露水，我们已切入正题。有一种说法：该画形象生动地将两种不同的东西置于理性的支配之下，理性以做梦的方式产生怪物，它的梦就是怪物。——另一种说法：由于理性在睡觉，给夜晚的怪物提供了自由的天地，非理性便蔓延开来，使启蒙运动的艰难事业蒙上阴影，在黑暗笼罩下破灭。——《理性之梦》（1984）于是从泛蓝色的内心世界里出来。去掉辞藻华丽的第二格隐喻，放弃模仿里尔克的某种情绪以及讲究的文学上的标准音。禁欲，就是说不相信所有清脆悦耳的音响，不相信自然神秘主义者抒情的永恒性，他们在五十年代耕种自己的小花园--用压韵和不压韵的方式--使学生读物具有中性价值的意义。但是禁欲也意味着确定立场。在萨特与加缪之间发生有害的争论期间，作为旗帜鲜明的表态，我决定赞成西西弗，这位幸福的推石人。……这种在文学及其活动上的最初经验让我又回到过去。我又回到了17岁的时候。战争结束。无条件投降。在地洞中被俘获。照片里拍摄下的成堆的眼镜、鞋子和尸骨。抵触和不愿相信。再往回数：15，14，13岁。营地篝火，升旗仪式，步枪射击。学校的各种活动由于放假而中断，真实的事情成了专门报道的内容。毫无疑问：学生的淘气。希特勒青年团值勤时的无聊。关于党魁的笑话，他们逃避不到前线执勤，被人们蔑视地称为“野金鸡”。--而反抗呢?没有迹象，没有征兆，哪怕只是思想的碎片。更多地是对战地英雄的钦佩，以及持续的、含糊的、没有东西能够动摇的、至今仍令人感到羞愧的信仰。……我认为，任何一位作家，在没有受到鼓励，没有受到激发，没有被外部望不到尽头的瓦砾乱石吸引的情况下，是没有胆量完全从自身出发提出一个史诗般的构思的。在科隆，在旅途上，保罗·沙吕克鼓励我写散文；当年盛行的纳粹时代官方的妖魔化激发了我——我想把这种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照得通明——；促使我在倒退后继续进行写作的，是一位难对付的、几乎无法接近的朋友：保罗·策兰，他比我更早懂得，这第一本小说和疾书而就的730页是不够的，这个世俗的叙事诗般的洋葱必须一层一层剥皮，我不能中断这一大胆的行动，停下来休假。……当孩子们问及我的职业定义时，我的回答是：“孩子们，作家是那种针对流逝的时间而写作的人。”这种被认可的写作态度的前提是，作者不是将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或者处于永恒之中，而是看作同时代人，不仅如此，他要将自己置于流逝时间的风云变幻中，干预这些事件，表明自已的态度。这种干预和表态的危险性是众所周知的：按照作家身份应当保持的距离有消失的危险；他的语言看上去在试图勉强糊口；各种当前狭隘的关系都可能束缚他以及他为自由驰骋而训练出的想象力，他将面临陷入呼吸急促的危险。——《奥斯威辛后的写作》（1990年）图书不是由虚无产生的。它们已有了生活的榜样。而且其形成的历史远比写成文字的时间长。主观认为是令人激动的、能引起叙事流的念头出现了，它常常会自动地消除，遭到遗忘，披着别的外衣再一次扣门，在经过第一次检验后证明虽然美丽，但并非有承载力的猜想，突然之间，因为发生了些事情，因为现实性已发生了变化，过了多年后再次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从前的念头不再美妙地悬浮在半空当中，而是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时问、地点、政治气氛。正如我最近的主人公冯蒂与霍夫塔勒，十年前远在加尔各答，作为模糊想法出现在脑海里，突然，柏林墙几乎还没有倒塌，他们就一步·步变得清晰可见了，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开始写作上愉快的辛劳。——《论异教徒的生存能力》（1996年）【后记】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摩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对于德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治愈的创伤，以及引起这一无比罪恶的事件的责任问题，格拉斯确实倾向于人人有份的观点。在这里，这一观点不可能被理解为替杀人者开脱。他不能容忍作为德国人可以指责别人不忏悔而自己竞置身局外，无动于衷；说到忏悔也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良心问题。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讲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议会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吁和真理的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抗争．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他认为，希特勒政权所以得以巩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对手的软弱，缺少反抗的决心。……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在一个监控国家里，任何异样的、不满的、反叛的思想，都会在一张透明的组织网络中暴露出来，在没有形成行动之前，即行遭到清除。更可怕的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不是自己的头脑，通过灌输和清洗，思想已统一为“老大哥”的思想。整个国家体现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的特征，没有个人空间，因此也就没有自由冲突的可能性。——《格拉斯：后奥斯威辛写作》
精彩短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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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过良心二字 -
林笳老师赠书，陈巍 -
使我更清醒地探触到这个世界。①如果歌德的《浮士德》就只剩下瓦格纳的禀性，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是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②任何东西也中断不了延续着的德国式的理想主义。③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正威胁着未来。④宽容并不意味着允许玩世不恭。⑤我试图针对消逝的时间进行写作，以免过去了的东西不再被人们提及。⑥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 -
作者太爱政治了 -
君特·格拉斯。 -
真的不觉得有趣怎么办 -
超爱 -
128页，mark下，书先去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