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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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9
ISBN:9787544715690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页数:272页

说说卡佛,说说这本书

新出的这两本,《火》和《需要时,就给我电话》,我都网购了,前者读完了,后者只是翻了翻。我知道这两本书由不同的译者分别翻自不同的集子,两个集子本来就有重复,可还是有点儿郁闷,译林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两本有好几篇重复文章的书,却完全没有做什么来避免读者白花钱。另外,译林出的卡佛著作翻译质量其实都不怎么样。前有小二翻译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质量很差,译者的汉语似乎处于高中水平。《大教堂》据说也不怎么样,但我没看过,不敢说。这次这两本,《火》的翻译还算可以,但是译者的汉语水平基本上是译散文不错,译小说凑合,译诗则挺差。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是我看到过的汉译卡佛中最好的一种了。至于《需要时,就给我电话》,我只看了其中两篇,但主要译者于晓丹的博客(其中有不少卡佛小说的译文)一直关注,我觉得她的翻译水平非常一般,有些地方极不通顺。但我不是来批判译者的,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译者的努力,许多不懂英文的人才得以阅读卡佛,像我这种英文水平挺差的人才得以快些地阅读卡佛。下面说这本书的内容本身。《火》这本书虽然翻译得不算十全十美,但我仍然要给四星,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卡佛的那几篇散文,以及其中一篇小说。卡佛的诗我本就不怎么喜欢,译过来之后更不想看了。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说过,读卡佛从不会厌倦,现在想想,多少有些夸张。之所以感觉不会厌倦,或很难厌倦,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他写的是短篇,而且每一篇的水平都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集中阅读。我曾经集中阅读过卡夫卡,结果全集看到一半就基本上要吐了……无疑,卡佛小说有一种力量(刺痛人心?或是让人兴奋?都有吧),有人说那是作品中人物的无奈和挣扎带来的力量,也有人说,这种力量来自形式,极简主义什么的(话说我一直不太明白所谓极简主义指的是什么,是说语言简单,还是语言书写的那个世界简单?)。个人的体会,卡佛小说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来自于那欲言又止的感觉。这有点儿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我觉得相比之下,海明威其实说得够多了,海明威只是不断地一点点儿地省略,而卡佛有时是只给一个提示,然后大块地缺失,正是那缺失的东西让人觉得是一切的关键,可以解释许多东西,它特别巨大,沉重,难以言表,心领神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中的《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那个奇怪的男人到底遭遇了什么,这简直是对一篇小说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并没有被说出来,正是因为它没有被说出来,那种悲伤和绝望显得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危机感,又似乎有着什么更深的涵义。另外,还有本书中的第一篇小说《距离》,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篇。一开始出现的只是一个“她”,她来到米兰,怀着对自己童年的好奇,见她的父亲,要求父亲讲一讲自己儿时的事情。此时,她是一个“身材苗条,长相漂亮的酷女孩儿”,而父亲大概已经是白发苍苍。对于往事,他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但她坚持要他说。于是,他不情愿地说起男孩和女孩的故事。男孩和女孩的故事没有什么出奇,如果单独拿出来作为一篇小说,大概不及卡佛小说的平均水平。我在读的过程中几乎已经忘了这是个老男人在讲自己过去的经历,所以没觉得有什么触电或者后脊背发凉的感觉(像纳博科夫要求的那样)。男孩和女孩很年轻时便结婚,有了孩子,成了夫妻。他们过得挺清苦,孩子有时候很吵闹,但他们感情很好,会亲吻,会拥抱,会山盟海誓。他们睡前还在表达爱意,可夜里孩子不停的哭闹却让他们烦躁起来。男孩本来跟别人约好去钓鱼,即使孩子看起来不舒服,但他还想按计划出发,把妻子和孩子扔在家里。女孩对此很不满,他们互相说了几句狠话,男孩出发了。他来到卡尔家里,但没有去钓鱼,而是通知卡尔他不能去了,然后转身回了家。不过,孩子并没有生病,此刻已经入睡,女孩感激又内疚地道歉,然后他们重归于好,还吻了对方。我讲的这个梗概当然没意思多了,但即使是卡佛以他的那种巧妙的方式讲,这也不算是个特别好的小说。它很含蓄,但显得单薄。就连故事里的男孩也说,这个故事一般般。可是,到了最后,卡佛让我们想起了这是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女儿的回忆,回忆多年前一段微不足道的风波,这个风波几乎对他和他妻子的感情没有什么影响。故事讲完了,开始的那位酷女孩追问,后来怎样了呢?后来就是缺失,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说,后来,事情改变了。事情怎样改变了,也许所有人都不能说清,但他知道,她也知道,于是她不再追问,而是岔开话题,要到城里去逛一逛。“可是他依然呆在窗前,想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欢笑过,他们依偎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别的一切——寒冷,以及他将会步入其中的地方——都在外面,反正得有一阵子。”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一直不知道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正是后来让之前变得神秘、伤感而令人哀叹,而这个小故事从最近讲起,讲到很久之前,以及对于很久之前来说的后来,对于如今的过去,他似乎告诉了我们关于爱情或者生活的什么,但我们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们只感受到那种卡佛的力量,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其他的几篇小说,各有各的好处,其中最后一篇,我首先看的电影(《银色 性 男女》,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读的时候,感觉后面有点儿过于拖沓了。再说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散文,熟悉卡佛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我也特别喜欢。尤其是其中《我父亲的一生》以及《火》。前者是关于亲人的回忆,后者是关于写作的言说。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大概也是因为内容触动了我自己的生活感受。卡佛长期在底层打拼,混了许多年才混成中产阶级,只过了十年左右的好日子就死了。人们说起卡佛,总是要说他的经历是典型的美国梦实现的过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但其中甘苦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很惭愧,我没有干过卡佛所干过的那么多职业,说实话,也没有受过什么太值得一提的苦。不过,所幸的是,家庭和人生三十年的经历能让我知道一点儿什么是底层生活,长期以来的痴心妄想也让我能体会一点儿什么是作家梦。对卡佛在这两篇文章里说的一切,多少都能有点儿切身的理解。卡佛说起他的父亲,一开始就提到自己和父亲同名,小时候经常被叫做“小雷蒙德”。这提示我们,卡佛也许想通过这篇文章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但他同样是在用父亲来写那个可能的自己。如果没有最后十年,卡佛的生活就是父亲那样的生活,过着一种苦逼的,在卡佛看来也许不值得过的生活。所以他专门说到,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打给他妻子,说“雷蒙德去世了”,他妻子还以为是他去世了。后来还提到,他的父亲根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当作家,以及他写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写写他们一起去钓鱼的事情。他自己是很可能作为一个默默无闻者,而不是诗人和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而死掉的,这大概让他很后怕吧。所以我想,他对自己父亲的感觉应该挺复杂,一方面是父亲,另一方面又是不想面对的可能的自己。除此之外,单说他怎么写自己的父亲吧。我们这样的人,写自己的父亲大概多少都会为尊者讳吧,但我看到过许多西方作家,他们写自己的父亲时并不怎么避讳,写父亲是个酒鬼,是个跟各种各样女人纠缠不清的家伙,或者是个挺无能的人。我想,就写写自己的父亲这种事儿来说,哪种写法都没什么不好。但那种毫不避讳的做法有时候确实能让父亲从一个死板生硬的形象力解脱出来,看起来更有趣,更像我们生活里遇到的那种人。当然,不同的写法可能确实跟父亲彼此不同有关,有地方有的人的父亲确实是个忠厚长者嘛。而且,我说这些不是要堂而皇之地对比中西文化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卡佛对自己父亲的书写让我能够借助它想了一些以前没怎么想过的事情。卡佛毫不避讳地说起父亲跟别的女人之间的瓜葛,以及母亲有多么气愤,以及父亲在生病时有多么无能,甚至连他母亲对他妻子说得悄悄话都提到了。他母亲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从头到尾【话说我认为翻译这么断句很不明智】,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没干那事。有几次他想,可是根本不行。我当时没什么遗憾,不过我觉得他想,你要知道。”我想,卡佛不是拿来当趣事儿说说。既然父亲就像是一个可能的自己,我想,在这样的文字中,卡佛显示了自己同情能力。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父亲(甚至随便什么人)在他的一生中受尽痛苦和劳累,晚年为病痛纠缠,而且就像卡佛自己说的,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梦想”,如果他曾经酗酒,如果他喜欢玩女人,对于一个许多年看着这一切的儿子来说,也许那不仅仅是无奈而可以原谅的,而且也是在悲哀之中显得特别可怜特别让人心疼的。在他的眼里,那或许并非全然的恶习和劣行,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幸。这是一种悲悯的能力。父亲没有过多少梦想,但儿子不同,但在长期的生活里,这种梦想显得那么荒诞而不可能,现实的生活对于有着超越常人的心智和虚幻梦想的人来说是沉重的,有时候光是想想自己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会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想,我能理解卡佛那种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泥泞和平庸的感觉,那种恐惧和那种厌倦。卡佛在《火》和其他谈写作的文章中说到影响,没有多谈作家,而更多地提到生活中遇到的人,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孩子,以及老师和编辑等等。这些我都没有,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生活。活到三十多岁的年龄,仍然不想对生活屈服,而生活却如黑云正在涌上来,这种感觉可不好。卡佛对自己有了孩子感觉并不好,儿子几乎成了生活重担、责任的象征。卡佛说:“可我就是那样才明白的,就像一阵疾风吹来,窗户啪地打开了。在那之前,我一辈子都在想着——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事情都会解决,我生活中希望拥有或者想去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可是当时在自助洗衣店,我意识到完全不是那样。我意识到——我以前都是怎么想的?——主要说来,我的生活庸庸碌碌,乱七八糟,没有多少光线照进来。当时我感觉——我知道——我所过的生活,跟我最崇拜的作家的生活差别极大,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自助洗衣店里,不会在醒着的时时刻刻,都要受制于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没错,没错,有很多作家曾面临影响写作的更严重的障碍,包括坐监、失明和受到以这样那样方式折磨至死的威胁。那时——我发誓都发生在那间自助洗衣店——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事情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永远不会真正好转。我明白这一点,可是我能够就这样生活吗?当时,我看出来一定要做些调整。得把目标调低一点。我后来意识到,我已经有了洞察力,但是那又怎么样?洞察力算什么?洞察力又不能当饭吃,只会让事情更难办。”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连续看了三遍,我想我明白这种感觉,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明白。如果你有了这种感觉,也许你可以告诉身边的人,他们也许并不理解,也许会转而变得愤怒。因为这样的一席话多少都有点儿显得自私,而且这样一种态度显然会对身边他人的生活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它主要并非关乎责任,责任像孩子一样只是一种象征或者偶然之物,它主要关于困惑,困惑于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值得过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对于某些人(也许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家伙),它挺重要,非常重要,以至于生活会被这个东西搞得更加烦躁无趣,难以忍受。劳动,承担责任,活着,然后死去,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时值得过的?对于深深地陷入这个问题又无力让生活改观的人来说,他要自救,就要调低目标,可是,他已经有了“洞察力”,这让事情变得难办起来。我想,也许世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经历过帕斯卡尔那种“火之夜”,但是,一定有多出许多倍的人经历过卡佛这种洗衣店的瞬间,卡佛小说那种无奈和挣扎的感觉大概来源于此,而喜欢读卡佛的人,除了小清新,大概都有过类似的感触。这绝对是一种基督徒所说的,感觉不到上帝,排斥上帝,只看到生活的暴君的感觉。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感谢卡佛,感谢译者(对于他们,虽然我说得苛刻,但请他们能有点儿卡佛式的理解,毕竟我是个花钱买书看的人啊)。

“艰难跋涉”

卡佛在证明自己可以做一个三流诗人。但几篇随笔仍然真诚可读,“艰难跋涉”得令人感慨。小说《小木屋》《一片大水》,保持了其擅长制造的诗意空间,“诗意”远胜同集内的诗作;其余都很造作。在诗与小说、尤其是诗的翻译上,孙仲旭对诗的语言控制有些弱,多数诗作的处理仿佛是面对一条河,憋着一口气,想不换气就可以从此岸游至彼岸。这无形中“制造”了翻译文本在用词与语速上的加速度,与卡佛节制、简约的风格有很大差异。简约的前提是“节制”,而“节制”的重点主要是内心的结构控制力。另外,书的内文版式、字体也很糟糕。所有的细节都充满了矫揉造作的痕迹。2012.12.23

卡佛的诗

卡佛的诗应该是很有看头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读出味道来。英文翻译过来,没有诗歌的美感了。翻译的一大失误。还有就是思想。没有过相同经历感受,很难对诗歌产生共鸣。我反倒觉得小二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得更贴合作者的原意和作品的风格。

《火》,不止一把

摘自《天涯》 作者:一 石  嗨,雷蒙德.卡佛,好日子刚开始你怎么就死了?酗酒半生,酒鬼父亲基因里的遗传,还有日常生活里的耳闻目眼,你也成个酒鬼了。酒鬼和作家是多么不搭界!而你搭上界,并且为此做新阐释——虽然是苦涩的。酗酒不是好事情,在酒里,你的生活一团糟,糟到婚姻破裂,妻离子散,你成了孤家寡人。1988年,戒酒终于成功,洋洋自得,可喜可贺啊!你,你的孩子,你的伴侣,都为此高兴。你已经是个巨人,没人怀疑。8月,抽烟却抽死了你。肺癌啊,你必有一死,你的小说有黑色幽默的质地吗?那些断崖残壁的结尾,把读者的心引向多么难以言说!  一个小说家,几十年不曾间断地探索,到50岁,尽然攀上这门艺术的巅峰。这样的山顶,多少人努力一生,翘首企盼,头发累断,心血耗尽,也未能企及。“短篇小说大师”,“美国的契诃夫”,人们刚开始这样称呼你,卡佛,刚开始,这些贴金的名字还没有在名利的被窝里捂热呢!你怎么就死了?不觉得这一切像个玩笑?  读《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打电话的地方》、《大教堂》、《火》,在地铁里。周围人影晃动。你的小说,摊开,又合上,那是一种呼吸。抬头看四周,看到一条漂浮着灵魂的河流,很深的幽暗,种种不适,活着如同一场和某个看不见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角力。你的小说适合在路上的这种漂浮感,适合混合一些光影的交错,有点微辣的孤寂,微熏的虚无,难言的宁静,一阵接着一阵“咔嗒”声催逼过来。地铁里就是这样,雷蒙德.卡佛,你的小说,你的生命,在这样的时刻发挥出复活的效果,仿佛人活着这座恒久以来不曾揭示的远古废墟上,有个勇士顶破了碎石和残垣正要爬出来。你的小说里描述的那些废墟,生活内部的废墟,心灵深处的废墟,你从不在小说里明言的深埋起来的对生命的那股热力,正在起着这样的效果。这咔嗒声,细微,紧凑,仿佛要捏碎什么,卡佛,你写出山响的感觉,有什么目的吗?这种感觉里弥漫着一股生命沉重的醉意,伸手可见的世界让人有些估摸不着。我必须穿透你在写作的表层制造的坚冰,抵达深渊内部熔岩滚动的部分,才能这么理解你,理解你极少去解读的对生命的那种几近于严肃冷酷的爱,懂得你写作的“火之源”来自哪里?  生命的旅程是艰难的。生活之路上何处不是落满尘埃?穿越人世的每一颗灵魂,终归是要破碎的,被玷污的,因此是沉重的。世人中哪怕最轻盈最幸福的微笑里,都在展示这些。活着是严肃的,但这样说多无趣。你的小说散发着沉迷的力量,这样的文字和你常喝的劣质威士忌大概类似——滚过舌尖和喉咙时是粗粝的,进入胃肠,融入血液后,热辣辣的暖流在周身循环起来。你给读者保留了一声叹息的权利。从你笔下遥远的美国生活,到此刻,我生活的东方,这种叹息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因地域阻隔生成的杂七杂八的生活外壳是不算什么的,不是吗?我刚刚在凝视你,你的眉毛弯刀一样,头发粗硬,眼神像平端着上了膛的机关枪。  生命是羽毛一般的——这种箴言一般的话,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一个作家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笔下就渗透不出几近残酷的沉重,就无法表达生命和生命角着起来的网格里填充的满满当当的压迫感。无力改变现状的窘迫,总在期望和失望之间摇摆。生命的过山车,你要给你忠实的读者坐的就是这种玩意吗?在你的小说里读到这些,不仅读到,而且感觉到了那种混乱、驳杂和虚无。你用文字精确地勾勒出了这种眩晕感,勾勒出了人活着找寻不到的那些出口和入口。  读过你的小说,即使在人群拥挤的地铁里,长出一口气,也会让人把身子坐直了。这种感觉多么美妙。卡佛,这一点我猜,在小说之外,你是没有意识到的。这也是你的读者真正爱你的作品的原因。你的文字里锋利的锐度,你的关于写作态度几近于灰色的诚恳。  现代生活总好像存在着一个悬空的世界,人们想要落到地上,实实在在生活,却不能够。感觉自己总是走在虚空里,无力的要去证明“我想的和做的没错”。生活却总是做出反证,然后告诉你人活着那充满了幽默滑稽的残酷成分。雷蒙德.卡佛,你小说里这些连绵不绝的矿脉,都是由你所经历的生活本身被你挖掘出来的。懂得这些,我的心里突然“腾”的窜出一股微火来。  在地铁里,读卡佛的小说,美国的小说。这是在太平洋的东海岸,不在你的俄勒冈,不在你的怀俄明,不在你做清洁工的加油站。这是在北京,在三环,在大望路,在SOHO商城地下飞驰而过的地铁里。你的呼吸,你记录在卡片上关于写作的呼吸,频率如此清晰,“只要你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有关系。”短促的精准的语言节奏的呼吸,曾经是海明威的,之后是你的,现在也成了我的。  个头高大,身材粗壮,相貌粗放,眼神凶巴巴的,像个西部牛仔,也像个开着收割机的农夫。这是卡佛的肖像。在《关于写作》中,卡佛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要去应聘收账的”,看上去也合适。一个“遭生活流放的”全方位的失败者,一头被生活逼得慌不择路的荒野苍狼。十八岁时,和“爱得要死”小他一岁的梦中女孩结婚,懵懵懂懂,对生活和人生几乎没有任何体验,就生下了一儿半女。“二十岁以前,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勉强能够度过温饱”的铁皮屋下,卡佛,开始疲于奔命,躲着生活枪口的追击。但写作,从未停止。  很奇怪,父亲是锯木工兼酒鬼,母亲是饭店招待兼推销员,谁把“写作”这个冤魂灌进了卡佛的脑海?“我要写作”这个执念产生于何时?并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肺癌像开玩笑一样让他停下了笔?“是火,火,是感性,是激情”,卡佛在他的随笔《火》里这样说。  如此写实,如此冷静,卡佛,你的火是什么样的火?读者不去点燃,它就不会自己燃烧。这火,像是埋伏在草丛深处垫着脚尖正要扑向猎物的猎豹,在“突”的一声窜出火苗来之前,那种爆发性的盛装舞步是隐藏起来的。火,“是感性的”,来自生活种种,“是激情的”,来自内心种种。火,骨子里的那份冷静是理性的。你的那些真正的读者,一旦开始读,接触到你要心里一簇簇幽暗的蓝火,“接触的越深,它的热度就会越高”,豆瓣上痴迷你的粉丝这么说你。一度我曾为这句话迷糊,现在确实释然了,懂得了。  在地铁里,卡佛,你的小说,翻开,合上,看周遭,在生活嘈杂的混流下面,在幽曲百折的生命潜流中,我看到蓝火的火苗在不同的人身上窜出来。多么壮观的沉寂的生命的火山,在这个人世上,在地铁里,在此刻。关于《火》,卡佛,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把,这种感受是奇妙的,无法把这种感受向任何人诉说。没有任何人愿意听这样的梦话。  地铁在奔驰,一个个站台上,人们像渔夫一样上上下下。

慢慢烧

《火》是我读的雷蒙德•卡佛的第一本书,之前买过别的还没看呢。翻开书之后看到这是一个合集,里面有卡佛的随笔,诗歌,以及短篇小说。我不太赞成这种杂烩,但是只要内容可以,也没关系。先看了《火》这一篇。以前看过对fire的解释,指“才华”、“激情”等意思。他说他的老师约翰•加德纳认为他们中间谁都不具备成为真正作家的素质。在他看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拥有所需的火。火,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对雷蒙德•卡佛来说,似乎是慢慢烧着的。觉得在对待短篇小说这件事情上我和卡佛很有同感。不过他说的是写小说,我说的是阅读。这也不是没有可比性嘛。世界需要好的作者,同样也要好的读者呀!卡佛说他无法在任何事情上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写长篇会很艰难。还说回头一看,觉得在心怀渴望的那几年里,他在因为受挫而慢慢疯掉。正是这些情形,决定了他的作品形式。我喜欢他说短篇小说中有某种威胁感或者危险感。感觉什么在迫近,在不断逼来。不同的是,我感到的那种危险感不是有什么在逼近,而是有什么就要离去了。以前我很少看短篇小说,觉得没意思。总是看长篇,喜欢看比较厚的书。大概因为害怕孤单,每一本书快读完的时候,都会惶恐,很不安,觉得就要失去了。事实上,生活总总是在不断告别,不断失去一些珍惜的东西,没有什么一直陪伴。去年,看到那些“短经典”系列,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开始买来看。觉得还不错,在无法集中精力阅读的时候,要求自己阅读短经典中那些故事。就像卡佛只能写短篇,那段时间我只能看短篇,并且就是短篇也看得非常缓慢。每读完一个故事,都觉得有了成就感,读完一本书更是很有成就感。后来终于克服了阅读障碍。这本书中,他只用了短短12页就写完了他父亲的一生。还好他是怀念他的。一个人一生值得书写的人生有多少呢?很多人不值得一写,或者没有人来写他们。大多数人的几十年也只是压缩在一篇祭文里,一两分钟就被念完了。人们的眼泪也很快飘散在风中。如果再没有人怀念,真的很可悲,似乎没来过这个世界。那几篇小说我最喜欢《小木屋》。那里面的冷寂,孤独,以及对温暖的渴盼都很好。另外几篇里面里的冲突写得也很好。让我想到了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了。潜在的冲突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爆发的。迟早的事。就看你能忍耐到何种程度。大概是因为距离感吧,他们写的现实,有时候让人绝望,却并不厌倦。我很喜欢这样的随笔和小说,语言简练没废话。很无情,不纠缠。这本书,更大篇幅的是诗歌。以前在这本书的翻译孙仲旭先生的微博上看到好多他的诗。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玩。但总觉得卡佛的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虽然他很在意诗,但更适合写随笔和小说。他的诗,并不是很富诗意的语言写成的,更像是把叙事的句子分行写下来。但却并且不枯燥,让人想看一下。那些诗和他的小说不同,里面有一种明朗的况味。他的诗诗意不在语言,而在于他描述的那种场景。不过那也是他语言构造的。总之即使不够诗意,但他捕捉的那种情景,那些事情,让人觉得是很有诗意的。我一直都觉得一本诗集,不是用来一下子读完的。而是在有情绪读诗的时候才读。一本诗集,或许要很久才能全部读完,而其中有的诗,大概会反复度过很多遍。这本书里的诗,我并没读完就结束了阅读,以后再读吧。比较喜欢的一首是《从奇科开始的99号公路东段》。在微博上捡到过好几次,每一次读,都让我忍不住心情很好。那首诗的最后几句是:稻田在月光下浮动。就连湿漉漉的枫树叶也来贴着我的挡风玻璃。我跟你说玛丽安我心情愉快。

火在烧

“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肺癌”这些关键词和“文学、写作”交汇,你会想到一个人——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火》这本书由随笔、诗和短篇小说三个部分组成,内容颇多。我想浅谈一下读《火》的感受。《野鸡》是引起我共鸣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半夜从好莱坞开车去女士的别墅,路上撞了野鸡,之后发生冲突两人分开的过程。他凭借一时冲动有意去撞那只野鸡。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卡佛的描述中的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他为有事可做而感到高兴。”我曾经如同故事中的男人一样冲动,不过我不去破坏其他,而是自己。当然不是自虐。那是我高中毕业等待高考成绩的那段日子,我跟随一个姐姐学做工程资料。听说那个姐姐过去开始学习时打了几个月的杂,不知是不是要我感同身受,那些日子以来我所做的工作只是不断抄写资料数据,然后是帮助管理小组验收房屋。快一个月的时间,我厌倦,感觉自己既不喜欢这个工作,也无法学到什么真本事(资料数据依靠造假,验收全部合格,同事实相悖)。有一天早上去学习时,我在下坡道的时候原本可以转弯,但自己却一时冲动不想转,径直冲到了田里,自行车的刹车弹起来将我的头打破,之后养伤,填报志愿,却再也没有去学过了,但头却一直疼了近半年时间。这种冲动是为了释放心中的郁积,有的人会发泄到其他人或动物身上,有的人发泄在自己身体上。故事最后男人意识到自己需要理顺生活。而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意识到任何伤害在时间面前都微不足道。《家门前就有这么一大片水》引起了我的思考,它讲述了丈夫同友人外出发现尸体,妻子怀疑丈夫是凶手的一个悬疑故事。点睛之笔是妻子在丈夫带他到发现尸体的地方时“一切都完全不会变,我们还会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就连现在我们也是在过下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和故事结尾“我感到瞌睡。接着我清醒过来,说:‘岂有此理,斯图尔特,她还只是个孩子。”在妻子心中,丈夫是杀人凶手,但她除了亲自去参加死者的葬礼以外,不会再做任何事,而是一家人就这样过下去。这种心态常见于家暴频繁的家庭和犯罪包庇行为。为了保有完整的家庭形式,家暴的受害方会忍耐。为了不破坏同犯罪者的关系,知情者会忽视受害者的苦难,选择包庇犯罪者。这两种情况都会滋生更多的犯罪事实。与书同名的《火》是其中的一篇随笔,那“火”就是写作的欲望。即使遭受了很多苦难,忍受着贫穷,卡佛仍然学习写作、练习写作,他的一生,似乎除了“文学、写作”不再有其他,也幸好他遇见了“文学、写作”。如今,这团火仍旧在烧,在每一本卡佛的书里,在每一个卡佛的读者身上,在每一个卡佛迷的心里。

谁更像雷蒙德·卡佛?(李敬泽)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布可夫斯基说我五十一岁了看看我我爱着一个小娘儿们我发过脾气不过她也挂断过我电话所以没关系的老兄就应该是这样我进入她们的血液她们没法把我弄出来她们千方百计想离开我可是最后她们全都会回来她们全都回到我身边,除了我甩掉的那个我为那个哭过可是当时我动不动就哭别让我喝烈酒老兄我会变得招人厌跟你们这些嬉皮士我可以整夜坐在这里喝啤酒这种啤酒我可以喝 十夸脱一点事没有它跟水一样可是让我喝上烈酒嘛我就会开始把人扔出窗户谁我都会扔出窗户我干过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爱过就那么简单……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在深夜,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或东直门外某个肮脏的酒馆,大家都醉了或者醉去醒过来,反正每个人都目光涣散,这时会有一个老家伙,他长着络腮胡子——似乎全世界的老流氓都长着络腮胡子,他攥着啤酒瓶子向刚出道的雏儿们宣讲他的业绩或他的罪孽,如果你坐在他旁边,他会一边讲一边死命拍打你的肩膀或后背,好像这个疯子要把一根钉子拍进你的身体……如果我把他的话记录下来,那么,大概就是上边那些,当然,你知道,全世界的老流氓都是一样的。多年以后,我读到卡佛的这首诗:《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听查尔斯·布可夫斯基一夕谈》,仿佛旧日重来,我看到那一张张老脸——对不起,我甚至想起李白,千年以前,他在长安的酒肆里肯定也是这么干的。而且我恰巧知道这位布可夫斯基——在港台,他叫布考夫斯基,甭管是可夫还是考夫,反正就是他,大约七年前,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港台版的布考夫斯基的书,短篇集,里边充满了酒、女人、破败的公寓、黑暗的街道,和一个胡子拉茬的、脏的、愤怒的家伙。那本书后来下落不明,连书名我都忘了,但是那种乌烟瘴气阴郁狂暴的劲头忘不了。现在,读卡佛的《火》,翻到中间,赫然看见了他:啊是他是这个老家伙。可惜这诗在集子中没有纪年,我不知它写于哪一年,但肯定是卡佛出了名以后,作为“年青新锐作家”和这老家伙共度了一个晚上,那肯定是充满了酒和烟的喧闹的夜晚,老布盯上了可怜的小卡,没完没了地唠叨,卡佛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成了诗,而且是卡佛一生中最长的诗。布可夫斯基盯上卡佛不是没理由的,你知道,这些坏脾气的老流氓从不掩饰他们对人的好恶,青眼白眼,泾渭分明。但是这个晚上,他盯上了这个年轻人。他们之间确实是有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西装革履的作家,都毕生嗜酒,他们都在社会的底层长期生活,他们都长期毫无理由地坚持写作。卡佛第二天宿醉方醒,把老布的话一行行记下来,我真想知道他的感想。卡佛出道后就被人和海明威相比,我相信卡佛一定为此深感苦恼,人们满怀善意地夸你,说你像海明威——另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家伙,可是天知道我怎么像他我为什么像他,似乎像他倒成了我的荣耀,好像我是旭日阳刚,我要不像就不识抬举就不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极简主义”,现在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主义”,那与其说是卡佛的创造不如说是编辑的创造,卡佛实在无法拒绝编辑老爷好意——顺便说一句,有一天,徐则臣对我说,他觉得编辑删过的卡佛其实好过后来编辑不敢删的卡佛,我同意,这本《火》里,诸如《人都去哪儿了?》,我估计编辑没删过,那就是一片狼藉。编辑的删卡佛是情愿的,挂上“极简”的标签,他也是情愿的,但穿一身电报局的绿制服扮海明威,卡佛可能不大情愿现在,在“创作谈”中,新锐卡佛正诚惶诚恐地交待自己所受的影响:我没有办法谈一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我一样并非实情。好吧,我们都看到卡佛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在字斟句酌地兜圈子,这可根本不像布考夫斯基,但转了一圈之后,他知道他还是不得不面对那个该死的问题:海明威。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好吧,我承认,可是,还有达雷尔! 当然,我写的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可怜的小卡啊,他真是小心翼翼,为了把海明威请走,他特意垫上一个达雷尔。我根本不知道达雷尔是谁,我知道卡佛的意思是,我其实更喜欢达雷尔,他比海明威更“右”,但达雷尔不曾影响我,所以,真的,很抱歉:海明威也没影响我。在这篇题为《火》的长文中,卡佛接着对个人生活与写作做了漫长的回顾,总结一下就是:文学上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是的那两个可怕的小鬼,他们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拥挤嘈杂的噩梦,我只是在这噩梦中拼命设法伸出头来,抓紧时间写一点东西,我根本没工夫不“简”。他没有再提到海明威,但是,我认为他的忆苦思甜其实是在强调与海明威的区别,比所谓“电报体”更具本质性的区别。是的,海明威不会理解卡佛的压力和承受,那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不是山姆大叔的冒险,那只是过日子,无意义的、战战兢兢看不到尽头的日子,按卡佛的说法是,随时担心有人从屁股底下把椅子抽走,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勇气,那不是勇气问题,那是忍耐、挺住,慢慢疯掉。这种区别如此明显,人们竟然视而不见,卡佛显然对此感到郁闷。海明威在一个尺度大得多的世界里活动和想象,而卡佛,他在缝隙里,他的空间几乎从未超出最小的、最起码的生活尺度,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关于丈夫、老婆、父母、孩子、酒友,没有别人了。是的,这就是有些人的整个世界,他们一生都走不出去。卡佛是一个美国农民工的儿子,“农民工”在此不是比喻,这是事实。据卡佛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回忆,一九三四年,他父亲从阿肯色州的农村出来谋生,“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然后,“回到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比喻。”他娶了个女农民,把亲戚朋友一大帮人陆续带到西部一个叫雅基马的小城,凭着磨砺伐木锯的锯齿养活一家子人,酗酒,渐渐地老下去、垮下去,死掉。最令人心痛的是,他爸爸身体垮掉之后的沉默和茫然:“回雅基马的整个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手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无所谓。”“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当然,弄不清楚。他爸爸叫雷蒙德,卡佛也叫雷蒙德,所以,有一天,妈妈打电话给儿媳,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儿媳妇吓了一跳,还以为她说的是我们的作家。卡佛小说中的人,差不多都是雷蒙德。他们茫然无措地经受着生活的沉重和无常,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一个沉默的坚果,在钳子下渐渐碎裂。这是生命内部的无言,是卡佛所有小说的基本特征,沉默的小说。沉默不是不想说,而是,无从说起,没有现成的语言,没有概念、观念,没有自我表意的系统和习惯,既不能自我诉说也不能自我倾听。只有酒、怒气,含混不清的低语和茫然的眼睛和哭泣。卡佛的父亲如此,卡佛自己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深陷于此,仅仅凭着不可思议的天赋和坚韧,他才能自沉默之海中挣扎出来,做出述说。卡佛当然不像海明威,他当然没有海明威那种英雄气和壮汉气,更重要的是,海明威的人物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或被强劲的作者阐释所包裹,当海明威的人物孤独时,他自己知道那是孤独,他由此获得存在感;即使他不明确地知道,海明威也知道:看,这是孤独。但是卡佛笔下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只是茫然地觉得不对劲,并为此慌乱,仅此而已。卡佛之简,是出于天性,出于两个闹翻天的小鬼,出于他的老师约翰·加德纳的教导,出于他的编辑戈登·利什的强化,但最终,经过顽强、持久的磨砺,他达到了关于人、关于他的世界的洞见:必须简,因为这里没有比喻和升华的余地,这是一种“前存在”的状态,人如同婴儿,受苦的婴儿;能做的,唯有用文字捕捉和确定事实——当福楼拜如此这般地为现代小说家确立工作基准时,他也有力地界定了现代生活的基本状态:拒绝阐释、无可阐释,没有上帝、没有邻里、没有参照的无数孤岛上,生活着不识字的鲁滨逊,书写的唯一可能就在于陈述事实、照亮沉默,让前存在的疼痛和呻吟成为对存在的召唤。福楼拜的《简单的心》或许是卡佛的先声。在小说《人都去哪儿了?》中,那个倒霉蛋想起了父亲:我爸爸是在睡觉中去世的,八年前,那是个星期五晚上,他死时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厂下班回来,从冰箱取出几根香肠当第二天的早餐,然后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在那里打开了一瓶一夸脱装四玫瑰牌威士忌。那段时间他心情很不错,很高兴能重新工作,那是在他先是因为败血症,然后因为什么事导致接受电击疗法而离开工作三四年之后。(我当时结了婚,那段时间住在另一个城市。我有了孩子,还在上班,自顾不暇,所以对他的情况没办法跟得很紧。)……——和《我父亲的一生》相对照,谁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卡佛的爸爸。卡佛把他爸爸提炼成了一种生命规律:像他这样的人,一生注定失败,这“注定”不是命定,没有任何超验因素,他的生活中并无上帝或上苍,这是一种自然惯性,如同草木凋零。所以,关于这种惯性的社会历史结构,卡佛从来没表现出什么兴趣。卡佛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对这种自然惯性的力学分析:人们如何挣扎,如何今儿真高兴以为柳暗花明,但转眼又被裹挟而去。这是对自由意志的嘲讽。我确信,卡佛真的没想得罪什么人,但他可能真的得罪人了,“爱国者们”将会暴跳如雷。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和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作家,卡佛把美国的无意识变成了美国的某种自我意识,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国镜像:失败者的美国、无梦的美国。在《家门口就有那么一大片水》中,斯图尔特和几个朋友去野营钓鱼,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后来我们得知这是一桩惨案,那女子被强奸杀害。但问题是,斯图尔特和他的朋友们不打算让这件事毁了这个周末,他们照样钓鱼、打牌、睡觉,这个过程中,为了不让女尸漂走,很可能是斯图尔特居然用绳子把她拴住;最后,玩完了,散伙回家了,他们才想起来报警。可想而知,舆论哗然,令公众震惊的不仅是惨案,还有这些守法公民、这些好丈夫和好父亲的麻木。斯图尔特的太太克莱尔,由于某种始终不曾明说的原因,更不能接受丈夫的行径,这个家庭竟因此濒临崩溃。斯图尔特慌了,他极为苦恼,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他的慌不是因为良心谴责,而是因为他真的不明白,周围的世界仅仅因为他没做什么就开始坍塌。整个小说最打动我的,就是该老兄的气急败坏、无以言表,他是如此地弱、如此无助。上帝在哪儿?知识分子在哪儿?来个心理医生也好啊,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给斯图尔特一套说法,让斯图尔特或者安心或者上吊,但是他们在哪儿呢?在卡佛的世界里没有为他们留下位置。我知道他写过《大教堂》,也据说,这表明卡佛的后期终于领会了人间温情,终于明白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都那么成功了,再不明白这个就对不起大伙儿了,但是,读小说不能那么老实,不能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把《大教堂》反过来看,也许就能看出要害所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外人,来自远方,你知道,卡佛的世界里是很少来外人的;此人是个盲人,这意味着,他与表象的世界绝缘,当然,他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他甚至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拿手的事就是听和说:倾听和诉说;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家伙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和我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播出了大教堂,他就和我谈起了大教堂,他当然看不见,他要我描绘给他听,“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就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座大教堂,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结果,如你所料,我困难地向他描述着,这个疯子不断地加油叫好,然后,他忽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让我闭上眼,画出一座大教堂。闭上眼了,他的手骑在我的手指上,我画着。渐渐地——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我说:“真不错。”(1)是啊,真不错。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盲人,他把一种自我倾听和自我表达的能力给了我,他让我这个不信教的人在今天晚上发现了心里原来有一座教堂。但是,你我都知道,卡佛也知道,这件事的前提是他的手骑在我的手上,是有一盏灯,照亮那个沉默,“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展开自我的过程。”(2)也就是说,卡佛在写《大教堂》时,自我冷不丁展开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不仅是“我”,还是那个盲人。某种程度上,卡佛是对的,作为写作者,他处于一个悖论之中,他写的是沉默,是对无以言表的言表;但这件事的另一方面卡佛似乎没有想到:如果这个饶舌的盲人一开始就在的话,卡佛的绝大部分小说都将无法成立。当然他也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对卡佛的世界来说,他终究是个过客、是个不相干的借宿者。卡佛也许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美国作家之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作家都不加掩饰地承认卡佛的影响或至少是对卡佛的喜爱。从卡佛哪里,他们究竟领受了什么?此事值得深思,这不仅涉及到一个作家如何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阴差阳错这样有趣的问题;还涉及到,这种影响中一定反映着作家们如何借助某种启迪,照亮自身的境遇。谈论这个问题需要另一篇文章,但当我在上面如此这般地谈论卡佛时,其实是力图表明他的影响所在:一种上帝、知识分子、道德家和阐释狂都不在场、都无能为力的叙事,一种对沉默的意识。只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卡佛似乎是在殚精竭虑地说着自己的事,没想跟谁过不去,而在这一边,他变成了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断裂”的企图。卡佛的眼光和调子仍在,但故事的主角换了。你要是以为中国的作家们会用卡佛那样的眼光去写农民工或写底层,你可就完全错了。卡佛以及他的老婆、孩子、爸爸、酒友,这些人在十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曾经大规模出现,但是,中国的作家似乎对这些人更有把握,比卡佛有把握得多,我们可不会听任他们沉默,我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没想到这些人沉默着,相反地,话很多。我们一定要替他们说出来,谁不听是不对的,谁质疑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替他们说话。我不知道卡佛对此做何感想,他是个没觉悟的,从未认为自己倒霉的生活有任何道德优越性,也许他会受到中国同行的启发而豁然开朗,但另一种可能是,他会把这些当作扯淡,回去继续抱着他的酒瓶子,继续担心屁股底下的椅子被谁抽走,他知道,那些为他说话的人没想到他的椅子。与此同时,在受着卡佛的眼光和语调影响的作家们那里,故事的人物换成了另一批人,这批人在生活中其实不像卡佛,而是像布考夫斯基。现在,我们又谈到了布考夫斯基,卡佛和这老流氓混了一晚上,然后回忆他的醉话,苦苦思考自己和他是怎么回事,思考的结果,卡佛没告诉我们,但是,你就是用后脑勺也能想得出来:我和他,不是一路人。虽然我七年前就认识布考夫斯基和喜欢布考夫斯基,但是我做梦也没打算和他做哥们儿,他迟早一定会把我扔到窗子外面去。尽管卡佛和布考夫斯基身上有相同的味道:酒味、馊味,但布考夫斯基属于另一个物种:所谓“恶汉作家”的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桀骜不驯的传统。卡佛的小说在美国也冒犯了不少人、那些相信美国梦的先生们,“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干过任何蓝领工作”(3)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卡佛写这些小说绝不是为了冒犯他们,绝不是为了让他们不高兴,他们高兴不高兴也不关卡佛什么事,卡佛只是老实地、卑微地写出他的所知,所以卡佛是冤枉的,而类似的话用来指责布考夫斯基那可一点不冤枉,老布就是要让你们不爽,就是给你们添恶心的,他或许一生失败,那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们的狗屁“成功”,他也不是什么劳动人民,他是诗人——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位诗人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位诗人也许今天晚上这个国家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那就是我好吧好吧,就是你。那天晚上,小卡仰望着老布,一定觉得高山仰止止都止不住,但是他也一定觉得这位老哥无限遥远,比中国还远。总之,别开玩笑了,卡佛当然不像海明威,也不像布考夫斯基。那么,他总得像个谁吧?现在,端详着他的照片,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像某个时期的契诃夫。是的,写《樱桃园》时的契诃夫。关于契诃夫,我想起一件事。一九四五年,伯林在列宁格勒见到了阿赫玛托娃,两人聊了一夜,此事伯林四处跟人说,几乎成了世纪八卦。在那个著名的晚上,据伯林说,他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欧洲和俄罗斯的伟大文化传统,阿赫玛托娃提到了契诃夫: 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的、灰色的,一片污浊,“没有刀光剑影”。(4) 后来,柏林在莫斯科见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他告诉后者:阿赫玛托娃曾经对我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他的世界完全是灰暗的,从未闪耀过阳光,没有刀光剑影,一切都被可怕的灰雾所笼罩,契诃夫的世界就是一潭泥沼,悲惨的人物深陷其中,无依无靠。(5)尽管很尊重阿赫玛托娃,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她在这里对契诃夫的评论与《新规范》先生对卡佛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难怪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就急了:阿赫玛托娃大错特错,“你见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们无法像你一样能随意到列宁格勒去——是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对她说的,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连屠格涅夫都告诉我们说时间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可以治愈伤痛的药物;契诃夫却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6)——现在,当我翻出书,找出折页的地方,抄下这句话时,我才注意到,帕斯捷尔纳克把契诃夫和福楼拜相比,这给了我把卡佛与契诃夫相比的信心,因为,如你所知,我在刚才提到了卡佛与福楼拜的某种共同之处。而且,作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补充,卡佛说道: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7)比起契诃夫、福楼拜,卡佛是个小作家,很小,他只是单调而有力地写出了他非常有限的洞见。他的力量就在这种有限和对这种有限的忠诚。但是,在他奋力抵达这种洞见时,我看到了契诃夫和福楼拜的影子。(1)《大教堂》,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230页。(2)《卡佛自话》,《大教堂》,第236页。(3)同上,《大教堂》,第235-236页。(4)《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77页。(5)《苏联的心灵》,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第68页。(6)同上,第68页。(7)《卡佛自话》,《大教堂》,第238页。本文其他引文均出自译林出版社《火》,译者孙仲旭。

谈谈卡佛和《火》等三部作品

无意中找来雷蒙德.卡佛的三部作品集,不想阅读的顺序竟暗合了他原有的写作顺序,看来一切皆由天意。先说《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这书名依我看,不是有些拗口,而是非常拗口。也正因为此才提起了我的兴趣,然后英文版和中文版一起都买了回来,我看英文,中文版给了儿子。儿子很快看完了。问他感受如何,儿子说还好,写得很简练,但看不太懂。其实这真不能怪孩子,因为我这边两篇已读完,自己也还在云雾之中。其实卡佛的英文写得很简练,以我这羞于见人的水平读来也没感到什么压力,但就是看不懂。明明几个人在那里你来我往,周围环境也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就是不明白作品究竟在表达什么,不明白卡佛到底想说什么。是自己英文不好的缘故吗?我几次想换成中文版来搞搞清楚,但不甘之下,复又咬牙坚持,重拾起英文版兀自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不想竟越读越有趣,越读越有感觉,眼中所见已不再是文字,而变成了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及故事发展的各种猜想和可能性,什么找中文版再查个究竟的念头也没了踪影,连书名也越念越顺,对当初的拗口很是不解了。接着便是《大教堂》。这是公认的体现了卡佛最高水准之作。可能是生活境遇改善之故吧,虽然《大教堂》收录了《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中的几个短篇,但就整体而言,《大教堂》比《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少了些许乖戾,多了几分温情,甚至令人惊讶地出现了前作中未曾有过的幽默和诙谐,几次让我禁不住笑出声来。前作中那种令人不快的厌恶之感逐渐隐去,我发现自己有点开始喜欢卡佛这个冷怪老头了。现在,让我谈谈《火》。英文版原名是“Fire”,中文版译作“火”,我认为有些不妥,还是译作“才情”更为恰当。从《火》全集来看,前部分为成名之后的卡佛讲述自己曾经的成长背景及历程,其次为卡佛自选的几首诗;最后部分收录的是几个已不能称之为短篇的短中篇。说实话,虽已有前两部卡佛作品的感知铺垫,但《火》的第一篇仍让我非常意外。由于雷蒙德.卡佛本人一生嗜酒狂饮,早期生活困厄,五十多岁便离开人世,所以当他在作品中讲述“雷蒙德”颠沛流离、饮酒伤身直至中年便离开人世的故事时,我竟恍惚以为这篇是他儿子为纪念他而作的序。直至该篇收尾才明白原来是卡佛在讲述其父“老雷蒙德”的一生。若说这是虚惊一场,那接下来卡佛讲述自己写作之路的故事就简直让我彻底震惊了,因为他在《火》中坦诚地告诉读者他不是神,他写作时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提纲或者所谓早已完整的腹稿,而是写到哪里是哪里,一会儿想这样写,一会儿又推倒重来再那样写,不停修改,删了又删,减了再减,只是一路不停地写下去,直至作品完结方才作罢。试想如此写就的作品,我和儿子却非要按老套路表面上给卡佛,实际上却是在给自己理出个所谓的头绪来,真是搞不明白属于正常,搞明白了反倒不正常了。这让我不禁想起若干年前第一次读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罗伯特·M. 波西格)时的情景。当时,作者借斐德洛之口道出了绝大多数作者在写就作品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想着要运用诸多高深莫测的手法,也不会刻意要采用正序、倒序或插叙的结构。他们根本就是想拿起笔来写,然后怎么顺怎么写,根本不考虑什么“思想”、“主题“、“构思”,只是不停地将心里想写的东西写下来,然后或改或不改,最后在他们认为应该结束时收尾,就是这样简单,如此而已。我记得当初读到此处时自己的震撼,如今从《火》中再次读到卡佛同样的表述,震撼依旧。至于《火》中第二部分的那些诗,我真的无法评价。不知是译者之故或者卡佛本人就是如此,总之译成中文的这些诗实在比不上卡佛的那些短篇小说。第三部分的几个短中篇再次证明了卡佛是个诚实的人,因为他说自己“曾尝试写长篇“,但”由于担心屁股底下的凳子随时可能被撤掉,所以只能写些短篇”,而且他承认“我发现自己更适合写短篇”,从《火》中最后的这几个短中篇来看确实如此。卡佛的作品就写到这里,最后想谈谈卡佛的写作风格。卡佛作品被标以“极简主义”标签,其语言简练,结构精干,与我们通常意义上读到的小说相比,貌似不完整,甚至该有的没有,该留的没留,凭空开始,结束突然,就好像是从一个完整故事中随意抽取几段内容然后随机组合在一起似的。没有统一主题,婚姻、家庭、工作都有。人称使用不固定,有的用第一人,有的用第二、三人称。并非以男性口吻叙事,女性口吻之“我”也很多。角色年龄从儿童、青年至老年都有。有办公室白领,也有图书推销员、商人、学生各色人等,简直就是没有固定套路似的,但仔细读来,有几个共同特质却几乎贯穿其所有作品:冲突、酒、狩猎、社会中下层男人和女人。至于卡佛作品中的这些共同特点代表什么我不想深究,因为卡佛已经告诉过我们,他是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这些庞杂的生活和角色多数与卡佛本人的经历非常重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卡佛并不是在创作小说,而是在记述自己的生活。

卡佛的大杂烩

(以前读完原版后写的,在这里再贴一次。)《Fires》,卡佛的一本书,有散文、诗和短篇,这方面,跟怀特的《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差不多。我比较喜欢这种大杂烩,文字上摇曳多姿,可以欣赏作者在各种文体上的表现。    我得说,和他经过编辑加工而在语言上有时多少有点寡淡的短篇相比,他的散文写得文字较丰满一些,读来更亲切。   他的短篇有的语言极其简练。而各个短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贯彻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留下大量空白让读者去填充,这种参与感,让人读得很舒服。    卡佛写小说是半路出家,一定程度上说,他也是美国写作学校的产物,随便夸人天才是不对的,况且卡佛的散文中,也写到了早期投稿处处碰壁的情况。他幸运的是遇到了好老师(例如John Gardner),好编辑(如Gordon Lish),又有自己经常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有人说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二十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就够了,卡佛则明确地说:“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都是在我二十岁以后发生的。”    卡佛写诗也是半路出家,但是对诗非常上心,甚至离开发妻找了个诗人后妻。在卡佛的墓碑上,写着“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排在前面,据说还是卡佛的意见。在世时,卡佛就出版过几本诗集。去世后,其妻为他编了诗全集《All of Us》。卡佛的诗都是自由诗,表面上不讲究技巧,几行诗句连在一就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是捕捉了诗人生活中一些独特、隐秘的时刻及心情。读这些诗,语言方面是最不需要关注的,可贵的是读者跟作者做了一次次交流。我甚至会感激卡佛的这种分享。    诗中最喜欢的当数这篇(未收入这本书中):      Rain      Woke up this morning with   a terrific urge to lie in bed all day   and read. Fought against it for a minute.        Then looked out the window at the rain.   And gave over. Put myself entirely   in the keep of this rainy morning.       Would I live my life over again?   Make the same unforgivable mistakes?   Yes, given half a chance. Yes.    尤其是最后一段,三句话真是蕴含无限人生况味。    从作品及诗作中看,卡佛跟自己的一儿一女关系很一般,短篇《Where is Everyone?》对卡佛某段时期的家庭生活作了逼真的描绘(虽然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武断),其中有这么有趣的一段:       Right now, thinking about it even from this distance, it makes me set my heart against them. I remember years before, before I turned to drinking full time, reading an extraordinary scene in a novel by an Italian named Italo Svevo. The narrator's father was dying and the family had gathered around the bed,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old man to expire, when he opended his eyes to look at each of them for a last time. When his gaze fell on the narrator he suddenly stirred and something came into his eyes; and with his last burst of strength he raised up, flung himself across the bed, and slapped the face of his son as hard as he could. Then he fell back onto the bed and died. I often imagined my own deathbed scene in those days, and I saw myself doing the same thing – only I would hope to have the strength to slap each of my kids and my last words for them would be what only a dying man w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utter.    (试译:现在,甚至过了这么久,想起这件事,还是让我恨起他们来。我记得几年前,在我开始一天到晚喝酒以前,读过一个名叫伊塔洛•斯维沃的意大利人所写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幕。叙述者的父亲快死了,全家人都聚到床边,在哭着,也在等待老人咽气。这时,他睁开眼睛,最后一次看了每个人一眼。他的目光落到叙述者身上时,突然动了一下,眼神有了点变化;他猛地攒起最后一丝力气坐起身,扑到床那边,用尽力气打了他儿子一个耳光,打完就倒在床上死了。当时我经常想象自己临终前的一幕,我看到自己在做同样的事——只是我希望有力气能给我的两个孩子每人赏一个耳光,我最后说给他们听的话,会是一个垂死之人才敢于说出来的。)

也许只有短篇小说才是卡佛

没看过英文原版,估计也看不懂,只看过中文前几十页。也许只有短篇小说才是卡佛。另:不太喜欢他的干巴。没看过英文原版,估计也看不懂,只看过中文前几十页。也许只有短篇小说才是卡佛。另:不太喜欢他的干巴。够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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