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书评

合格的观测者早就在场了

曾园□作家，广州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话通常不是指作家在夜里更容易出现灵感，而是说要等到事情结束之后(有时也许要结束之后很久)，人的智慧才能够认识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内在逻辑。今年出版的《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选取1978年作为一个观测点，回顾过去，测度未来。那个耐人寻味的年头距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从表面看，那时的人们无法预测到今天的情形，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选择形塑了他们自己今天的样式———如果说没有参加那一年“决定命运的高考”，好些私人记忆的写作者们，未必有今天的眼光、气度与格局。历史学者朱正在序中说得很好，改革还给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条件。从这个角度去看，韩福东、雷明写的小岗村的故事就不仅仅是歌颂这些先行者的勇敢，作者还在努力还原更多的“真实”。那些因为普通记者不够敏感而疏忽的细节，或者编辑过分敏感而删去的细节，都在此文中有所呈现。掩卷沉思，仿佛那些细节仍在书页深处发热发光。然而，无论是参加高考的“选择”，还是先行者的“勇敢”，其实都只是决定1978年观测者自身喜怒哀乐的因素，它们未必能提高观测的质量(解像度)从而满足今天读者想看大屏幕的高要求。而且，回顾过去，我们会无情地注意到观测者们会忘掉自身观测的责任，动辄声称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当时的口号是“与时间赛跑”———舒新宇在《1978：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的作家们》一文中提供了一个追赶者惨痛的例子：当时的著名作家、姚依林的妹夫李克异写出了100万字的长篇小说《不朽的人民》，书稿寄给了北京的某大出版社，出版社以作者尚未平反为由暂不出版，而中国青年出版社则明确表态愿意出版，李克异三次到某出版社索要手稿被拒。愤怒的李克异决定重写这本书。他每天写到凌晨，几个月后，突发脑溢血猝死于改稿的客房。未完的手稿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历史的回声》为书名出版。无论是书名中的“不朽”还是“历史”，都传达出作者与编辑热切观测时代的渴望。舒新宇的这篇文章透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的作家们享受看内部电影的资格，在银幕上看到于连和市长夫人接吻，“全场鸦雀无声”。《刘三姐》解禁了，作者连看四场。印度的《流浪者》被评价为“震撼人心”，“催人泪下”，作家们要求这部电影“解禁”。每天不断有新消息传来，然后作家们讨论、传播出去。他们的重重心事无处安放。“一个作家回京，一部电影开禁，一首老歌重唱，都使我们兴奋不已”。这种兴奋似乎总是以压抑的形象出现。但有时阴沉的压抑者也会以令人惊惧的方式现身：作家柳青的追悼大会上，“情景十分感人”，“会场庄严肃穆，原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缓缓地念道：‘敬爱的江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吴思的《我的极左经历》完整地展示了一个真诚的极左人物的经历与想法，当极左政策无法贯彻下去，自己的命运晦暗不明之际，他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得知自己可以上大学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很高兴，并为自己的大喜而羞耻，此刻他不得不得出一个客观结论：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哀叹1978年是一个合格观测者缺席的时代(因为执笔者总是认为有些东西记录下来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他总是被一种错误的预感吸引：现在发生的事实将来不会发生，所以没有记录价值)。但是，李锐之女李南央在《找回父亲，找回自己》中提到的自己未来的公公对自己的“出身”问题、父亲李锐“庐山会议反党分子”的定性不以为然，并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李南央因此认识到“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这段极为珍贵的记录表明，合格的观测者早就在场了。如果执意要草率地去写宏大叙事，他们当然无足轻重；相反，任何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都必定会追踪、寻觅、放大这些少数人的观感与印象。观测会在后世的阅读发生蝶变———观测者变成了解释者。李南央的未来公公只在本书中出现一次，但他仿佛哲人伽达默尔一样，明白我们想做什么、应做什么在历史洪流中其实不值一提，总有什么超越了我们的意志与责任，跟我们一起就这么发生了，活生生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想软弱地看着事件逝去，就必须想出办法来激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