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少年》书评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王鼎钧《怒目少年》读后小记《怒目少年》是王鼎钧先生继《故乡的云》之后第二部个人回忆录，此书以个人视角讲述了1942年至1945年之间作者所在的国立二十二中因抗战西迁的故事，折射了抗战背景下人人生存之艰难的历史。作者在二十二中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却是作者整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三年。这三年的经历，让作者逐渐成熟，让作者对时局、社会、人生的认识都有所深化和提升。学习知识，得遇良师。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的三大快乐之一，我一直认为，对普通人而言，此话反过来讲“得天下良师而学习之”，也莫不如是。一个人在青年读书时代，能遇到几位好的老师，得到好的教育，这绝对是受益终生的幸福之事。作者有幸在那个年代遇到几位好老师，好老师不仅是有学问，更是有关爱学生视如己出的无私情怀，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教师的人格魅力更显珍贵。学校条件虽简陋，学生的读书热情不减，大部分同学都能刻苦用功，在田野里迎着朝阳读书，朗朗读书声传遍四方，真是是一幅无比美好的图景。“最难磨灭的印象，还是某几位同学在腾腾杀气中守着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我不由感叹，在日军大肆侵略中国之际，听着隆隆炮声，仍旧能保持一颗读书之心，实属不易。经历苦难，备尝艰辛。学校因抗战而被迫西迁，西迁路上，师生们经历诸多苦难，甚至死亡。先是疥癣之疾，艰苦的生活环境必然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疥虫横行，致使大部分人都生过疥疮，这个病对人最大的折磨就是奇痒难耐，“虽然你十分明白后果，你还是把那些透明凸起的、粟粒一样的小泡抓破了，黏液流出来，溃烂开始”让人控制不住的想去抓，毅力抵不过身体的痒，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尽管疥疮药能起一点作用，但卫生水准不能提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疥是抗战病，治疥则寓有抗战精神。”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到磨难，尚有天上的各路神仙帮忙降妖伏魔，而作者所在学校的师生一路西迁，遇到艰难困苦，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自己解决，最艰难的时候，师生一起上山背柴换取粮食以求生存，此情此景，今日之教师与学生不可想象。认识社会，丰富人生。那个年代，学生的生活不是完全封闭的，与今天很多封闭式中学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学生们可以极大限度地接触外面的世界。读书之余和西迁路上，学生们也事事关心，既有日本军队的凌厉攻势、普通百姓的生存之艰，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涣散、共产党人的军纪严明。全校“休整”之时，“虽说照常上课，实际上非常散漫，我们这些逃课的学生，喜欢去听父老聊天”，课外的知识更为有趣生动，也更能增进学生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至于争夺伙食权、签名从军、痛殴腐败军官、解救壮丁、大闹学潮，则是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开始走向成熟并有自己的主张。“往事如烟，烟已成风景；往事如云，云已化甘霖；往事如水，水利生万物；往事如风，风制造气候。”很欣赏作者在后记中的这两行文字，这是历尽沧桑后的旷达洒脱，也是洞明世事后的率性本真。诗化语言，清丽文风。文字古雅，虽为散文，却如古诗词一般的典雅，简洁明朗，没有一个字是多余，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句话一句话的品。透过文字，可以想象作者仙风道骨般的宿儒形象。文风清丽，如小溪流水般清澈而明净，以至于让你读的时候不自觉地静下心来慢慢品味，快不起来，越不过去，耐心咀嚼才能品味甘甜。读罢此书，方才感知，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味。作者大量使用成语，引用典故，对读者的知识积累是一种检验，也是难得的营养补充。个人回忆录写作以个人回忆为基础，结合同代人口述、地方史志资料，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故事形象而具体，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历史变得活泼起来，有可触之感。

山河破碎风飘絮，少年怒目谁人知？

这是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中的第二部，即《怒目少年》。翻开此书，文中有句话这样写道：“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十七岁的少年可能在干什么呢？他可能不需要为衣食所忧，可以在课堂上好好学习，不用担忧其他的事情。然后那年却是1942年，是处于战乱中的年头，一个17岁的少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942年，作者离开家乡，到达阜阳，于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就读，然而战乱不断，作者不断辗转于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这四年的时间，作者经历了很多很多，有战争的残酷，亦有敬爱的师长与可爱的同学。但这其中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又有谁知道呢？这四年间，作者以一个少年的视角为我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下无数个普通人的命运。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历史的舞台，似乎是属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的；被历史所铭记的，似乎也是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曾注意到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命运呢？似乎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可是，不正是那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认识了战争，知道了它的残酷吗？少年颠沛流离，见证了亲友分离，见证了家破人亡，见证了战争残酷。于悲愤中张开了他的怒目，可是，有谁曾知道他吗？那千千万万个同他一样的普通人，有谁被历史所铭记吗？我不得而知。当我们在敬佩那些历史英雄时，不妨也注意一下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所张开的怒目，或许正是他们的命运，让我们得以知道那战争的残酷与沉重。让我们得以知道在那逝去的时光里不仅有历史英雄，也有无数个普通人共同构筑了我们的历史。山河破碎风飘絮，少年怒目谁人知？谁人知呢?

鼎公如碑

国G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关山夺路》我用一年时间读了三位“古董级”作家的书，分别是余光中、木心、王鼎钧。余光中璀璨如琉璃，木心精致如美玉，王鼎钧质朴如石碑。余光中写的很高，诗人情怀，声声九霄；木心很深，总在黑处探寻，只有深度思考，才能体现老先生的智慧。王鼎钧，不高，不深，却致远广阔。这三位老先生的文字我都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王鼎钧，因为他的文字我能懂，而且离我很近。读懂木心，需在书海中浸泡30年，还不能变成书呆子，必须保持智力上的锋芒；理解余光中，则需要诗人情怀，思维必需从东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东方，来回走上几遭，才能理解这位“乡愁诗人”。而读王鼎钧，不必那么费力，只要你在这世上生活过，在大地上行走过，无论你是书生鸿儒，还是贩夫走卒，都能从他那如“碑文”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倘若在十年前，我定不会阅读鼎公的文字，因为那时我理解的文学一定要有改造社会的功能。而鼎公的文字，少有观点，鲜有主张，更没有主义和立场。这样的文字意义何在？在文学中寻找意义，是我们这代人语文教育的烙印，一篇文字，必须要有中心思想，而且明确赞扬什么精神，鞭挞了什么现象。我们还多多少少停留在“文学革命”的余温中。如今我明白，文学不能改变任何现状，社会功能微乎其微。就算利笔如刀的鲁迅先生又当如何？一百年前的“看客”，今天还在，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文学的功能在于浸润心灵，不在于规范社会，在于感知宿命，不在于发动革命。鼎公自认所受的文学熏陶是“不革命”的，这与大陆的部分文学观截然相反。大陆的写作者，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当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甚微时，就开始气急败坏，觉得社会轻视了文学，于是，字里行间隐藏着愤世嫉俗的怒气。鼎公的文学作品，让我明白文学应有无数种可能性。可以不必有立场，摈弃偏颇的观点，放下主义的包袱，完全是个人的自由表达。这样的自由，来自于作者历经人世沧桑后的通达。王鼎钧亲身经历了内战，在大陆时，受到ZG的审查，在台湾时，受到国民D的排挤。对于这段记忆，他在《怒目少年》中对国共之争有这样的看法：“平心而论，我当初入22中读书，并没有错；像我这样的人，ZG要计较阶级成分，他也没错；台湾操危虑深，处处防范于未然，更没有错。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这一场大悲剧，竟以‘谁都没错’酿成，真是诡异极了。”这番总结，实在高明。国共之间，谁对谁错呢？答案是谁都没错，谁都有理，是“我”错了，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错了。“谁都没错”四个字，道尽了普通人在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辛酸。除了作品外，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鼎钧的文学寿命。读大学时，我崇拜海子、顾城、叶赛宁、海明威等人，他们是精神的殉道者，是文学烈士。或许是因为从小受到“敢于牺牲”的教育，对作家之死有着无限崇拜。王鼎钧并非“文学烈士”，但呈现出比“烈士”更精彩的文学生涯。鼎公不会殉道，不求涅盘，只愿平平实实地写下去。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理论在鼎公这里立不住脚。文学写作是一次马拉松长跑，并不取决于一两次出名。在我所知的作家中，最好的作品往往出现在中年时期，过了巅峰，就开始衰败，王鼎钧却是个例外。“人生三书”在台湾行销极广，读者众多，但我认为那只是鼎公信手拈来之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现代人阅读习惯而已。在步入老年后，所创作的《左心房漩涡》、《风雨阴晴》等作品才是发力之作。这是王鼎钧特有的自信，他不相信才华会随着年龄而消失，也不相信写的文字多了会江郎才尽。文学不是技能，不是事业，而是人生。直到古稀之年，鼎公才进入文学创作的“冲刺”阶段，四部自传回忆录横空出世，《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四本书，是作者一生的集大成者——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让我如痴如醉。鼎公暮年的文学水平又上一层，堪称奇迹。王鼎钧的一生，不激进、不革命、不牺牲，如何活下去是他一生的使命。挡住日本人的屠刀，逃过GD的专政，忍住国民D的独裁，坚决不死。正是因为“不死精神”，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的“文学种子”，受到一个世纪风雨阴晴的滋养，让那颗种子结出了丰硕的文学果实。王鼎钧的作品在海外风靡半个世纪，但对大陆读者来说却了解甚少。有人分析是媒介原因，少有人介绍鼎公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这是读者习惯和作者风格的错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大陆社会波动骤烈，人民思维如同“过山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逐渐习惯这种刺激。读书亦是如此，同样需要刺激，莫言的血淋淋，余华的惨兮兮，王朔的痞劲儿，余秋雨的悲悯，王小波的荒诞等等。总之，一定要有刺激，才能抓住眼球，触动神经。王鼎钧的文字恰恰相反。波澜不惊，平实质朴，这样的风格不适合大陆读者阅读。例如，在台湾畅销的励志读物“人生三书”，也是平实的作品，书中所励的，并非成功之志，而是做人之智。在大陆，“成功”比“做人”更重要。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读者适应作者，也不能要求作者迎合读者。最近几年，大陆浮躁的人心，有所改善，人们的心态开始走向平和，于是，王鼎钧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文化界，其读者也不断增多。鼎公断然不会突然大红大紫，但走进读者内心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质朴如碑的文字，总会禁得住时间考量，优质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看鼎公一生，中庸之道贯穿始终，在所有的作品中中，我没有看到一个让他讨厌的人，一件让他厌恶的事，这就是通达后的包容。世事沧桑，风雨变幻，人生如梦，鼎公如碑。

《怒目少年》——战乱年岁里的一双眼

这本书是王鼎钧老先生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二部，记录了1942年夏天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半个世纪前的艰难困苦与颠沛流离，印刷在洁白如玉的纸上，那些骇人的历史，显得真实又魔幻。王先生的文字真是好，遍地朱玉，常有惊人语；寥寥几字，摄人难翻页。他读战史、方志和名人回忆录，说在那里“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于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p3）”多么令人惊醒的话，“有天下，没苍生。”战后出生的国人，对战争多具有浪漫主义的想象。与爱人在白桦林边惜别，任由她温柔的目光拍打自己的脊背。抗上枪去建立功业，硝烟和战火是热烈的舞台，英勇的自己是舞台的主角。“嘣”，一个邪恶的敌人就此倒下，“嘣”，壮烈的自己也不幸倒下。血染胸口，壮怀激烈，怀着对家乡白桦林的思念，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少年战士不甘得闭上了双眼。战后出生的无数青年，反复在这种殉道者自我感动的幻想中，嚼食着战争的瑰丽，期盼着有一场能实现他们梦想的舞台。可他们哪里想到，真实的战争中远比想象残酷，他们不过是战报里的一行数字，战场上的一个小点，茫茫天下里微不足道的一个苍生。他说“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p5）”多么深刻的一席话。想起前不久带着一身永恒的宫中秘密去世的汪东兴，想起老一代人对过往的讳莫如深，仿佛能听到他们沉默如迷的呼吸，就在耳旁微响，在历史幽暗的广场。他还有无数诸如此类的句子，初看并不起眼，越读越有深味。如“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p21）”，“那时候，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报应，大半要靠恶人与恶人之间自相残害，所以恶人必须辈出不穷，并且维持相当的数目。（p120）”，“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p130）”，“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p200）”。王先生回忆中的历史更佳。他不谈理论和主义，只写所看与所感。中人之姿，凡人之思，观陆离时局，更添亲切真实。而他更是海峡那一岸的文人，他在学生时代也没有卷入到左翼运动中去，因此他的视角，就更为新奇珍贵了。他谈及汪精卫，说到当时许多伪政权下的警察认为汪是假汉奸，以使自己做了汉奸依然保留一丝道德立场，对人对己，有个交代（p9）。而战后区的人则认为汪精卫太糊涂太不自量力，很难漂白。“人生在世，什么都可以做，汉奸万万不能做。做土匪强盗还可以落一部《水浒传》，做汉奸只有骂名，哪管你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p133）”一腔爱国血最后却身败名裂的汪精卫，地下长眠，该睡不着吧。他谈及了他敬爱的校长，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将军。李曾经以师长身份参与歼灭日军三万，无比壮烈的忻口之战。当沦陷区的青年冒险逃出沦陷区，投奔他处，他指示军部暂时收容，管吃管住，而不是让他们做学生队当炮灰上战场。当更多的学生闻风而来，他最后办了二十二中，以收容沦陷区的青年（p26）。李不烟不酒，不嫖不赌，处事开明公正（p31）。在学校让学生叫他校长，不叫总司令（p29）。身为一方大将，李并不摆架子，而是诚诚恳恳的希望办一所战时中学，“带好你们几千个娃娃（p32）”。战时物力维艰，办学处处困难。他对地方绅士谦逊，对老师礼遇，对闹事的学生忍耐宽容。当阜阳即将沦陷，学校要千里奔袭西迁到陕西汉阴，他制定西迁路线，打点沿途各帮势力，还亲自带着参谋，坐着汽车，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遭（p100）。他诚然不是胡适之、张伯苓这样的教育家，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岁里，能有这样一位军人校长，也是一种幸运。虽然他一手创办的二十二中，并没有善终。他谈到了国民政府教育的失败。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确然具有令人敬畏的道德勇气。战时的国民政府，救济沦陷区的青年上学，管吃管住，“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p28）”但是国民政府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p71）”，以至于使少年王鼎钧朦胧中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这一点与强调军民鱼水情的共军而言，相去甚远。王鼎钧在阜阳读书的时候，遇到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p71）”当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p71）”阜阳百姓为这些外省流亡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粮食，苛捐杂税，沉重的摊牌压得寻常百姓抬不起头来。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教育他们善待当地百姓的付出。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温顺的羔羊也有忍耐的限度。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日后内战的人心背向，多少在这里便埋下伏笔。国民政府的失败教育，不仅没能教育好学生善待百姓，甚至让学生站出来反对自己。二十二中的学生，曾经因为没吃到春节的晚饭，集合了浩浩荡荡的数百人去找分校主任兴师问罪（pp83-88）。而中学的管理层，也不是人人都如李仙洲校长一样亲民尽责，何况他后来也离任了。当学校西迁到汉阴后，王鼎钧的一位同学生了重病，日渐憔悴。同学去找分校主任要求想办法治病，那位冷淡的主任并不搭理，反复推脱，最后那位可怜的同学就这样病死了。这样病亡的学生，西迁一年后就有四位，而分校主任没有到病床旁边站一分钟，也没在丧事前后叹一口气，这便不是“物力艰难”所能掩盖的了。（p204）后来二十二中爆发了学潮，学生集队大闹校园。“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照样有学潮，学潮由国民党自己制造。（p206）”他谈及他最好的哲学老师：冷和饿。“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有人爱他吗？大概没有。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还能爱别人吗？大概不能。（p145）”在汉阴一年，他们西迁而来没带冬衣，在冬天被冻得脚趾生冻疮，肿得像紫萝卜（p145）。“咬着牙握着拳挺着胸生活，等到天晴了，温暖的太阳出来了，肌肉一放松，牙床、指关节、脊柱开始酸痛，手背脚踵的冻疮也钻心的痒。（p145）”还有饿，饿得“恍恍惚惚神不守舍，老师的话记不住，只记得午夜梦回，可见蒲溪街上做包子的师傅用擀面的短棍敲案板，抑扬顿挫，好像有个乐谱。（p147）”他们怀疑学校的伙食委员贪污，要求接管每天的食米和菜金。结果学生上台之后，上台的学生反而中饱私囊。他们又选出监委，发现监委和之前的学生一起贪污私肥。“我们的智慧不足以产生‘监委的监委’。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开始安排出马担任下一届伙委或监委，去接管那一盆红烧肉。（p148）”在物质贫乏以至于威胁到生计的时候，人大概也就失去了被爱的资格和爱人的能力。冷和饿让这群学生从文明回到丛林，直面赤裸的欲望斗阵。不过在物资尚未那么困难的阜阳时期，学校里还是有着脉脉温情的。当时修女生房舍，人手不够，男生帮忙。“有位同学在湿胚中心印下自己的手印，祝祷砌墙以后，他的手印正好挨着某一个女生的书桌或是枕头。（p78）”何等的温情与浪漫！战争无论多么残酷，终究难以抹煞掉人性里的爱。他谈及国民党在战时极度推崇集体主义，对希特勒评价很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这是他小学时候期末考试的题目。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用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p25）” 救亡压倒启蒙到了推崇专制的程度，古老的中国刚刚萌生的个体意识就这么被掐灭在风雨摇曳的乱世里，多少叹息。“在大海沉船中救出自己！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我仿佛听到胡适之的呐喊在炮火的轰鸣中愈传愈淡，消散在操场上整齐的号令声中。在日本人绝对的武力优势下，在国破家亡的存亡之秋，渺渺苍生的个体权利实在是太无足轻重的存在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这是他的教官对他们的训话。“他们要你跪着念，你就要跪着念。”这是他同学的父亲对他同学的嘱咐。在这种教育中，他们确然以螺丝钉（装配机器）和泡沫（凝聚海浪）自豪。当他们两千人在校长前走方阵时，浩大的阵势裹挟了懵懂的少年，他们觉得兴奋，充满荣誉，怀着“既自卑又自负，既伟大又渺小（p33）”的情怀，热切地盼望自己成为世界战场上的一粒沙，飞起来也眯人眼，落下去也孕一颗珠。而当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推崇的德国彻底失败，他们鄙夷的私心很重，贪图安逸的反面教材美国人，却打败了日本和德国。“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p199）”在回忆录的最后，王鼎钧用高桥和己的一篇小说结尾。那篇小说讲得是一群候鸟，当季风吹起，便从西伯利亚的高原起飞。飞过荒野，有些鸟受了伤，掉下去。飞过森林草原，多少鸟做了苍鹰的食物。飞到海上，遇到暴风雨，多少鸟成了波浪上的浮尸。还有多少鸟，一批又一批奔向光明，却撞在灯塔的玻璃窗上，立刻气绝身亡。当剩下的鸟终于飞到他们的家园时，捕鸟人早已经不下天罗地网，铺盖着极大的捕网，整个网用极细的绢丝织成，绢丝反光，完全不漏形迹。而乌云似的鸟群，对着家园发出鸣声，欢呼雀跃的冲进网中。候鸟为什么要飞？当季风吹到它们身上，它们身体里便分泌出激素，受到这种激素刺激，它们就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死。经验是学不完的，结局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代又一代，谜是要猜的，钢索是要走的，飞是必须的。（p220）候鸟身不由己，候鸟不知前途怎样险恶，候鸟只是在飞，在受着自己激素的刺激，在顺着风的意思飞，他们没命的飞啊，飞啊，以为飞过了沧海便是温暖的故乡，以为躲过了苍鹰便是安详的家园。最后欢呼雀跃着，投入捕鸟人的天罗地网。中学生王鼎钧是这样一只候鸟，大汉奸汪精卫是这样一只候鸟，老校长李仙洲也是这样一只候鸟。你我，不过也是这样一只候鸟。余从之 2015年8月29日 于深圳南山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前看西南联大诸公的回忆录，甚至有点心生羡慕，那样的一个离乱年代，却有着那样充沛的青春。再看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真的自忖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被历史裹挟着，一路走来。王先生是幸运的，在他的晚年还能用他的笔墨为后人记下这段历史。但更多的人，就像他一直寻找的同学李孔思，早已经不知所终于何处。悲欢离合，在作者的笔下是那样的淡，想是已经阅尽了这世间吧。很有意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及他的五叔，在国军滇缅作战中九死一生，却在八十年代与作者通信后，给作者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的遗言，个中情味，尽在画外了。

留史为黔黎

by尹敏志1944年年底时，王鼎钧这些流亡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竟然会是羸弱不堪的中国。在那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稍一发力，便连下河南、湖南、广西等省，打通了大陆交通线，陪都重庆岌岌可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计划日军若一旦入川，便迁往更偏远的西康地区做最后一搏——种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政府要效崖山、肇庆之后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争相参加青年军。出征前夕，自忖必将“成仁”的中学生们酗酒闹事，肆意殴打老师和政府职员，敲碎教室玻璃，“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半个多世纪后，王鼎钧却这么写道：“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所以“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一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作为当年愤怒青年的一员，王鼎钧将回忆录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为《怒目少年》。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但以往的回忆录，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国立大学的学生之手，他们更津津乐道于当时校园里的名教授、名校友的奇闻轶事，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那摇曳不灭的学术之光。但二十二中没有什么名师，学生的资质也很普通，所以作者更关注于校园之外的人与事，其视角也显得更为草根和粗砺。王鼎钧写道：“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种死角。”二十二中由鲁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在驻军安徽阜阳时创办，其初衷是收容山东的流亡学生，保证其基本生活，“管吃管住”。后来考虑到这些青年都在适学年龄，便给他们配备老师，于1942年就地创办私立成城中学。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同年，李仙洲将军计划“入鲁”，将这些学生带回山东。但此时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九十二军腹背受敌，除了要对付日军出动的空军和装甲车外，还要留意背后共军的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最终计划失败，1944年夏，二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在抗战中后期，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状态。各股政治势力此时都在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边抗战，一边抢地盘：“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民党政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义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后来的内战，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论国军共军，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别说是国军、共军了，就连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带的农民都结成了“民团”自保，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组织。民团基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乡土观念，所以无论是对国军、共军、日军还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都充满了敌意。豫湘桂战役中，败于日军的汤恩伯部队就是在撤退途中，在河南境内又被民团袭击一次，伤亡惨重。如此阋墙内耗，遑论反攻？1945年上半年，王鼎钧和同学们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无论国共两党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再打几年。这样的话，国民党政府便会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系统地接收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而装备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最多能恢复到二三十年代的“红色武装割据”状态，并稍加扩展罢了。但是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天时、地利因素都向中共一方倾斜，中国历史开始大急转。北方的广阔沦陷区里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基本上处于一种“先到先得”的状态。此时中共的军队虽少（已从刚到延安时的2万发展为120万），装备虽差，但其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却困于西南一隅，被长江、黄河、秦岭等天险阻断，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军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占领交通要道，接受日军投降，迅速把沦陷区变为解放区。东北的得失对于局势更有着关键性影响。从地理上来说，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与东北仅隔着平坦的华北平原，解放军即使跑步前进，2个月内也能赶到东北。至于国民党呢，王鼎钧写道：“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1945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当劳师远征的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于1946年年初终于在东北的各港口登陆时，遇到的却是以逸待劳的解放军，后者早已是今非昔比：装备了由日本兵工厂生产或苏联提供的优良武器，背后肥沃的东北平原予取予求。国民党军队则士气低落，兵员严重不足，补给线更是漫长。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关键的东北一役中，国军一败涂地，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毛泽东曾说过：“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因为在三十年代，中共虽也有自己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但都散布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相互间难以照应，极易被“围剿”。但东北则由日本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还背靠苏联老大哥。得到东北后，共产党政权才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原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流寇”性质，真正具有了独立国家性质。它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不再是以前的“匪”与“官”，而是两个完全平起平坐的政权了。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虽领导全国取得抗战胜利，声望达到顶点；但没意识到，人民对其忍耐力，也已到达极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以及陈寅恪、胡适等知识分子）自知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单独战胜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的。所以只能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尽量拖延时间，待欧洲战事结束，美苏盟军移兵远东后，才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除了“以空间换时间”外，国民党还不得不“以党运换国运”，采取一些杀鸡取卵性质的政策，包括扩大田赋征实、滥发纸币、强征壮丁等。王鼎钧就曾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国民党认为，自己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他们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八年抗战“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直到被政府亏欠的那一代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才能再举干戈。所以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失去东北和华北后，可行的办法其实不是立即收复失地，而是像东晋或南宋一样，先“修养生息，与民更始”，待站稳脚跟后，再徐图后计。但蒋中正偏偏是那种坚信“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领袖，不愿意当晋元帝、宋高宗；毛润之更是雄才伟略，一眼便看出国民党表面虽强大，但致命弱点却在政权合法性透支，是一只跟脚未稳的“纸老虎”，便不顾苏联和党内的反对声音“继续革命”。王鼎钧总结道，不管哪个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至破产。”最终如推翻多米诺骨牌般一败再败，遂失去整个大陆，仓皇逃至台湾。最初，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十二中时，流亡学生们砍下竹竿，灌上桐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一个乡绅站在戏台上高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大战过后，黔黎们只想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和同学们一样，王鼎钧此时也是归乡心切，但一个传教士却从家乡带回了他父亲的口信，一个噩耗：山东老家已成为内战危险的战场，“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在转徙四省后，王鼎钧发现自己仍注定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江河湍湃，奔流绝谷，他这枚孤零零的棋子，不知道还会被卷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