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书评

异议和感想

一 作者对第一届中研院郭沫若为何被选入作出的判断是胡适、傅斯年等主持人由于政治原因将其选入，即若不选郭沫若，中研院院士名单只是国民党或国民党亲近中人，那么本名单若公布必是大受质疑。作者将认为郭沫若的入选是“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称为丝竹之辈，言语之中甚是有一种众人皆醉唯本人看透之感。我以为郭沫若的入选确为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风，不论是夏鼐为郭说话还是郭的最后入选，我以为确为作者所看不起的提法，即“科学民主与学术自由的胜利”或是“自由知识分子传统”二 全书都绕不开一个人物即傅斯年，此人确实是个学霸，也是史语所的教父类型的人物。其打压吴金鼎、游寿固然让人愤慨。但是史语所的成绩与其个人的独断乃至专断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硬币的两个面吧。三 胡适在听到中共广播对其的许诺后，异常平静并且微笑着的一句： “他们要我吗。”以及当吴晗劝其不要离开大陆时的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每念及此，我只有对胡适清醒头脑之敬佩，对其慨然风度之敬仰。当然，更为其庆幸，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楷模以及领军人物的胡适如果留在了大陆，试问其或是失晚节苟且偷生或是不堪受辱自尽。恐怕今天再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是另一番模样了吧。四 看的出作者收集材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是从考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纠葛可以看的出来。我以为本书好在打破了以前一种对于中研院的过度美化感，真正的中研院还有中研院的那些大师都不会再有了。对其无论多少的遗憾和追念都可以理解，但大可不必少谈或不谈其中的人事纠葛、门户之见、利益之争。讲了只会让我们对中研院的人和事有更多的立体感和时代感，而不是凡谈大师，必是高大全、人品才德俱佳的形象。让我们接近大师真实的一面只会让我们对其更增敬佩而不是其他。五 书的正面看的挺有感觉的，拿回去一反过来看，感觉很山寨。弄那么多推荐何必呢。我看见中研院和胡适就买了。真没兴趣的多少推荐也没用。另作者的某些用词我觉得很不妥当。幽默感没有，不严肃感倒是来了。还有一些判断也不是合理的。六 胡适是个极值得研究的人物。七 老蒋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尊重的，即使他不认同自由主义那一套。在1948年如此时刻还是亲自出席中研院成立20周年讲话此举与毛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什么的还是高下立见

有好几点不尽如意的地方，但仍想给四星

1、这个题目似乎起得不是很合适，胡适既然是“既开风气又为师”，不该是“到”后面的终点，事实上书上所描述的也不是以他为某种程度的终点来讲。2、其实这本书和我07、08年前后看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比较，真的没什么进步，许多内容还有重复，我相信我还没看到的《南渡北归》等系列也想必如此。这大概是因为商业因素，所以内容不停地重复，却不停地换着名称来出版新书，唏嘘。3、和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一样，不知作者是否可以为了增加“可读性”“生动性”，硬是把武侠用语和水浒用语穿插其中，显得不伦不类！其实个人认为，像学术性和这种纪实性文字，就应该是比较严肃正统的用语，以烘托文字所表达的历史感，不必太花俏。像其中所讲到的知识分子的音容笑貌，其实仅仅如实描写，已是非常生动，比如傅斯年、叶企孙、陈寅恪等。4、豆瓣上还有不少把岳南骂得一文不值的人，我觉得太过了，仅作为专注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角度来看，其人其作的意义都非常重大。谢泳、智效民等人也有相关的研究著作，但他们的书没有登上畅销榜，这在普及的意义上来说，高下自分，虽然研究实质是另一回事。5、书中最让我动容的是叶企孙的命运。也许对于那一代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死都好过像叶企孙那样的命运，发疯发癫，那么有才华的人！叶企孙也岂止一个？唐德刚说去台知识分子是自己捧自己，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自己骂自己，在我看来，怎么都好，前者要好过后者啊……

天生一个中研院，无限风光在自由

发表于东莞时报2010年4月26日第C05版文化·读工场 满清末造，民国初年，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余威席卷全球，每个古老的文明都在风雨飘摇中，中华大地更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为救亡图存，各界精英风起云涌，殚精竭虑。方其时也，清末翰林蔡元培受北洋政府邀请回国主持北大，审时度势而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等振聋发聩的办学理念甫一确立，中国近现代学术科研教学蹭蹬不前问题丛生的混沌局面即刻开始澄清改观。此后，蔡元培改任中研院院长，将这一理念贯穿于建院始终。虽然元培先生因过度操劳不幸遽然逝去，但他所培育的学术幼苗-----中研院，却延着所奠定的基础奋力成长，在自由独立的氛围中，撑起一片人文绿荫，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长征路上刻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印痕。 蹒跚发轫 1927年6月13日，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立志改革教育体制的蔡元培，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案。根据《大学院组织法》，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当时的有识之士吴稚晖等辈与蔡元培保持了一致的观点，希望中国有几十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等一二十年之后，逐渐形成社会的重心，以转移社会学风，政府与学术机构因势利导，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适时成立，为实现这一理想打下了第一块基石。1927年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改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但鉴于财力、人力和各方面条件限制，最初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4个研究所，其他研究所后来才陆续成立。从1928年到1937年9年间，经过蔡元培与同仁共同努力，中研院不断发展壮大，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在内的10个研究所。 被迫西迁 正当蔡元培踌躇满志，欲一鼓作气把预定计划中的14个研究所全部建立起来时，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淞沪抗战失利，南京危急，中研院下属各所不得不打点行装，踏上关山阻隔、前途黯淡的流亡之路。未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拉开了高潮大幕。危难关头，蔡元培边极富远见地派人赶赴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洽，希望把中研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边亲自指挥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撤退。之后，撤退至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划组织，于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研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显现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颇为欣慰，精神为之大振。此次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对未来作了前瞻性筹划，与会同仁莫不深受鼓舞。正当此关键时刻，作为中研院灵魂和中流砥柱的蔡元培强撑已久的病体不幸倒下...举行完蔡先生的葬礼后，他的同仁和学生们强忍悲痛，经过一番折冲樽俎激烈争夺，选举出了中研院第二任院长，继续其未尽的事业。此时，中研院、西南联大、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科研院所全部向四川转移。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也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西方有敦刻尔克大撤退，东方就有举国西迁。先“潜龙勿用”，再“飞龙在天”。前面的战略大转移正是为了后面的战略大反攻做准备。中研院先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之后更是把目标定在了“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1月，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频出成果 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颠沛磨难，中研院的学者们却从没因此而荒废研究，很多极其重要的学术之花都结出累累硕果来。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并由此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给日本指鹿为马的侵略者当头一棒，心虚得只好另找侵略原因，而不再说“东北历来就不是中国领土”这样的瞎话。梁思永整理发现的“昂昂溪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这是第一处由中国考古学者自己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它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瑞典学者安特生等洋专家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判定，让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的安特生在诸多硬证据面前哑口无言。 李庄岁月 在外面硝烟炮火的洗礼衬托下，川南小镇李庄相对成为一处静谧之地。骤然涌来的师生们让小镇顿时拥挤不已，经过一番调整，逐渐充满了学术气氛，暂时安顿下了一张张惊惶流离的书桌。梁思永曾因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身体遂弱，别人都登五百多级石阶进入史语所李庄驻地，他只好在山下呆着。梁思永哥哥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长期感染肺病，不能多动弹。傅斯年见状，展现出山东人的侠义，数次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平日霸气的傅斯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侠骨热肠的汉子。信件言辞恳切，打动了朱家骅的心，于是特批款子以襄助其义举。动荡岁月，困难不止一人有，能得此款项，如雪中送炭，弥足珍贵，及时抚慰了困境中的梁家兄弟，使他们感激之至，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研究。但最终，梁思永过于严重的病情让傅斯年倾尽了史语所的医疗预算，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这让其他同仁对于傅斯年颇有微词，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退守孤岛 抗战胜利，重见曙光。学人们本想大干一番，却未曾料到命运之巨手又重新挑燃了熊熊战火。国民党开展学人抢救计划，派遣飞机与中共争夺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同时，出于对诸多文物的保护和政治上的考虑，史语所把发掘收藏所得的最珍贵文物运到台湾去了。因为傅斯年本人的感召力，史语所基本完整迁至台湾，而中研院其他大部分院所则留在了大陆。台湾孤悬海外，胡适等学人心里也极不安定，毕竟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培育文化种子。好在这群学术遗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抱着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坚毅开始重新播种。虽然蒋介石对于胡适继续委以大任，但对其在小岛上依旧提倡自由主义和学术独立，仍持警惕。胡适不为所动，始终固执己见，他心中所怀抱的是蔡元培所点燃的自由独立火种，不管流落到哪，他和他的学生，他和他的中研院全体同仁都以护佑之为终生使命，即便付出再大代价亦在所不惜。 至此，岳南叙说的中研院故事暂告一段落。岳先生本身就是考古纪实文学作家出身，所经历的事和所采访的人，大都浸淫于考古界；抗战胜利后中研院选举院士，人文组基本上都是史语所的人；再加上中国文化里，存在着以历史为信仰和神明的传统，所以本书对史语所着墨尤多，也符合逻辑。岳先生以后可把视野扩展更广，将中研院科学界那些悲壮动人的故事也讲给大家听，让充满着自由光辉和独立传统的中研院精神不断薪尽火传。 发表于：东莞时报2010年4月26日第C05版文化·读工场http://dgtime.timedg.com/html/2010-04/26/content_431010.htm

才女游寿

民国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胡适等，已经读得很多了，读此书最大收获是获得了曾昭燏、游寿的资料。在大陆史语所，傅斯年和两个人非常过不去，一个吴金鼎，一个游寿，两人都很有才，都是山东人。也是i傅斯年改变了两人的命运。罪过。

知识者未被引爆的命运

看过老电影《地雷战》的朋友，有多少人怀疑过，那些花样百出的地雷炸弹的发明者，真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农民？这些知识真的是凭空从那些农民的脑子里产生的吗？我们当然很少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都已经习惯性的认为，抗日战争就是那样打下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可以发明一切，更遑论一颗小小的地雷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抗日战争另有一副面容，但对于“地雷”来说，这仍然只是宏观历史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技术问题。不过，恰恰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却饱含了对知识分子的巨大遮蔽。在这颗被引爆的地雷的下面，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没有被引爆。据闻，《地雷战》的故事取材于共产党的冀中抗日历史，但地雷技术的提供者却是一帮具有清华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并没有因为这些贡献取得信任，反而被作为国民党特务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施以乱石砸死之刑。这段历史掌故和一个叫叶企孙的清华物理教授有关联，那个被乱石砸死的人就是他的学生。叶企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你读完《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名字将不再陌生，里面专门辟有一章讲他的这段故事。叶企孙名头不响，但他的学生个个如雷贯耳。还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就保送一个刚上大二的学生去美国读物理学博士，这个学生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叫李政道；我国23名两弹一星功勋院士名单中，有8名是他的学生，包括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还有四名是他学生的学生。他短暂做过中研院的总干事，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负责清华校务，因为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被赶下台，又被诬陷为CC系特务，折磨成幻听官能症，老感觉有电台在控制他，人生末年在中关村沿街乞讨，文革结束的日子默然死去。掌故和八卦就是历史的细节和血肉，了解的越多，对历史的把握就会越准确。在这本介绍中研院历史的书籍中，你能找到很多类似的秘闻掌故。这里面所呈现的是长久被遮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什么时候起，民国历史，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近代以降到1949年以前100年的时间里，特别从“五四”以降30年的时间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连续几代人，大师辈出，大德云集。他们的学识人格受人景仰，他们的性格命运耐人寻味。一时间，当垆酒肆，文艺青年们以讲民国名人轶事当做最好谈资。这无疑是对一个逝去辉煌时代的向往和追慕。一方面，当下的知识分子生活，毋宁说是平庸，无趣和荒芜的，而在此之前一个漫长历史时期，却又充满“被改造”“被洗澡”的苦难和困厄。从辉煌到苦难到平庸，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曲线，而对往日风流的追慕，则形成一种期待。一时间，“太太的客厅”成为一种典型的“民国想象”，但却是最皮毛的部分；民国的知识者对历史的最大贡献绝不会是客厅生活，如果没有学术的大成就，思想的大突破，精神的大自由，这些皮毛也就显得无聊了。所以我们多看一些有民国知识者思想命运的书，了解一下那从辉煌到苦难到平庸的来龙去脉，就总比只谈民国风月要好许多。这本《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角度独特，把中央研究院这一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从它的产生北京和发展过程，谈到它的学术精神、运作模式、用人原则，甚至人事纠纷等等，落脚在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命运上。在谈到到每个人时，则首先从其人作为中研院某身份的角度落笔，突出职业性，再突出人的本来性格，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名为《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其实主要写的是史语所，所以贯穿始终的人物就是身兼史语所所长和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本书最大亮点便是活现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这样一个特别的学人形象。这位五四干将，他是中研院的创始人之一，具有强硬霸气的行事风格，高调严谨的学术风范，以及对年轻学人苛刻以致难免怀有偏见的取舍标准，堪称一代“学霸”。他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才华喜欢这个人，给予无私的帮助，也可以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讨厌一个人，而不论其才华高低。比如在史语所的李庄时期，对病中梁思永的额外照顾，专门为梁思永看病申请特别经费，不顾全所人的非议，无非是爱惜人才；又比如对夏鼐的欣赏，夏鼐半路出家学习考古，又是初出茅庐，但是傅斯年认为其才华惊人，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对其尤为看重，一进所就给了个副研究员的职位；而第一个发现龙山文化的吴金鼎，虽然学术成就也很高，又是傅斯年的山东老乡，却始终不得傅的待见，进得他门下，却只给一个“技正”的头衔——所谓技正，就是个高级技工吧，不属于科研序列，最终导致吴金鼎负气出走，参军抗日。还有“闽东四才女”之一的游寿，也因为门户之见，在傅斯年的手下待的极为郁闷。书中详细分析了傅斯年的性格特征，因为他出身寒门，“少也贱”，所以极为敏感自负，容不得别人对其学问地位的丝毫质疑和挑战，具有“山东响马”“水浒好汉”的强悍性格，狂妄起来哪怕老校长蔡元培在场也敢胡说八道，曾经连续骂掉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都要让其三分。正是因为他这种强悍霸道的性格，加之学问上极深的门户意识，管理上的铁腕手段，成就了史语所一段不可复制的辉煌。有关游寿的资料，本书也应该是最全面最生动的。游寿是中国少见的女性考古学大师，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家。年轻时和冰心、林徽因、庐隐并称“闽东四才女”，但最要好的却是大学同门女生曾昭燏。曾昭燏也是难得一见的金石学才女，1949年后滞留大陆，因为有曾国藩这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曾祖父，精神压力巨大，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游寿则比她坚强许多，虽然在史语所和傅斯年关系极差，但在1949年以后，还是因为曾在傅手下工作这个所谓的“历史污点”，屡遭批斗。游寿从南京往北，一路流落到山东、黑龙江，精神危机最厉害时，曾上书要求发配西北，“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做原子弹爆炸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好在最终躲过了“文革”浩劫，80年代初，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一个偶然的机遇，发现并确定了鲜卑族先祖的发源地，从而名动天下。本书不仅着力于每个学人的历史命运，还相当专业地描述了他们的学术成就，比如对梁思永殷墟发掘过程的详细介绍，吴金鼎龙山文化发掘过程的叙述等等。中研院史语所的历史功绩在于，真正实现了蔡元培所倡导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术风范，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任何一段国家命运遭受重大磨难的时刻，都依然静心学术，通过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安阳系列考古发掘、龙山文化发掘、东北考古发掘、蜀国抚琴台的发掘等等），真正确立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我们常说民国的知识分子空前绝后，到底空前绝后在哪里呢？最近阅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薄薄五万字的小册子，写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民国成立的六七十年的历史梳理的极为清晰，可读性也极强，重要的是当你阅读之后，居然会觉得他的观点清新逼人。大陆学人在奋力摆脱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套子去重新梳理一些历史问题时才发现，原来这些见解在前代学者那里早就有了，我们不过是重新又还原了一遍而已。蒋廷黻学问做的好，却也是一代政治家，曾经做过驻苏联大使，在和苏联建交期间还曾是斯大林和蒋介石的秘密联络人。彼时像蒋廷黻这样的学者从政的例子并不罕见：地质学家翁文灏做到行政院长；胡适长期做驻美大使，一度要竞选总统；朱家骅作为中研院院长还兼任一个省的主席。如果在和平时期，一个有大量优秀学者参与的政府该是怎样一种面貌呢？历史真的是不可以假设！1949年以后，我们的历史真的成了一个“断代史”，这个“断”，既是“武断”的断，也是“截断”的断。这一断，断的斩钉截铁，断的是无处话凄凉！很长的历史时期，许许多多曾经存在的人和事就在这一断之间被永久性的遮蔽了。胡适傅斯年等大师“归骨于田横之岛”，延续了一代学术文化的脉搏，没有因为外力而哪怕有片刻的阻断，诚为欣喜；留在大陆的学人却继续承受着政治打击所给予的残酷考验，一切学术传统推倒重来，一切学术价值被粗暴否定，至今未免有新痂未结旧伤未愈的哀伤。多少人失踪？多少人死去？多少人在残缺的余生中苟活？除了我们已经知道名字的，还有多少人的命运仍然在历史的遮蔽中，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如果没有像本书作者岳南这样的人，反复去打捞历史的碎片，像考古学家那样去拼凑复原一个个人物，又会有几人知道游寿，几人知道曾昭燏？被人为阻断的学术脉络何时重新接续？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冥冥的召唤，还是那样遥不可及吗？

如烟往事的辛酸

编辑《从蔡元培到胡适》时，觉得书中最辛酸的两处是：1，游寿给党组织写信：“平生所学无以报国，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作原子弹爆炸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2，叶企孙被逼疯，在中关村附近乞讨：“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要知道，在两弹一星元勋的23人中，有12人是叶企孙的徒子徒孙。。。

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书中提到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说实话，看书之前，大部分人也仅仅是听过，一部分人都没有听过，但是整本书看下来，这些人本应该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展现自己才华，在我们现在被大部分人所记住，而且他们的知识应该被很多人学习。然而历史确刚刚相反，他们大部分人被遗忘，比如董作宾的社会学，比如叶企孙在物理学上的贡献。现在北大和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还是一个北大吗？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叫专家了，和那个时代追求自由的读书人，已经是两个概念了。可悲， 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