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书评

香港文化繁华年代回眸——读《事后》

顾文豪□自由撰稿人，上海时间好快。一拨拨的潮流时尚浪头掀过，一叠叠的艺文报刊被送进废品站，一张张彼时俏丽鲜妍如今悄然落幕的颜容，不知有几人有心记得给我们的过往书写简报刻下年轮？比起近时动辄催人落泪或使人气闷的往事追忆类书籍，陈冠中的《事后》有本事让你既读得开怀大笑亦不妨掩卷沉思，好像在看一部描绘三十年香港文化辗转的黑白片，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温情含蓄，嚣张不安分。陈冠中无疑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出生上海，香港成长，后负笈留学美国，主修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相较今日的学术发展，容或彼时在学理上未必有当下的花样百出，但自有今日所不可比的元气淋漓；返港后，亲身参加各种文化浪潮，办杂志、做活动、弄讲演，在别人眼里许是不务正业，可即是这样造就了一段香港文化的盛世年华，如今竟无端令人缅想。如同作者自述的那样“到大学，不想被广大同学说是文艺青年，以免断了其它好玩的路。没想到自己会一步一步地走上这条幽径，履逢山穷水尽，偶遇柳暗花明”，玩文化直是走上曲径，况且前途未必通幽。全书有六十多小节，或回首少年求学历程，陈冠中慨叹自己“后知后觉，一不小心荒废掉大学三年光阴”；或事后明晰早年新闻学院的修行锻炼是“让你看到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该是什么模样，有了这个经验后，处于等而下之的现实里或许还能记住底线所在”，因为“新闻学院真正让学生受用的，不是技术训练，是人格培养”；又或是勉励爱写字的后进放胆写作，不必害怕成不了作家，因为当年自己只是靠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才多少维持了一点中文书写的能力。最让我感动的是陈冠中写香港二楼书店的那几篇。陈直接唤这些身居高楼、命途蹇窘的楼上书店是“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信然。香港虽被人视为“文化沙漠”，其实出版业颇兴旺，即使地少人稠，人心不古，可总有那么些人逆流而上，让读书人得以启蒙，得以续命喘息。“不算早也不算晚，我踏进了对的地方，当年文艺书屋小小的房间内，陈列着整个大中华当代文化的亮点……在六七十年代交接的几年，文艺书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作者自陈每次上这家书店都带着朝圣的心情，认为自己“在文艺书屋里面找到的教育，不次于几年后在哈佛书店”。读书就是这样，只要打开视界，难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文艺书屋渐渐完成历史使命，要再有进境，必须改弦易辙，好在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售英文社科学术书籍，不啻真是读书人的一缕曙光，照彻前程，不得不感谢“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 不一样”，“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读完全书，恍然发现，前半部分多是描绘作者一己的早年修行，后半部分则是香港文化的多棱镜，借此一斑窥全豹。一九六二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世界电影文化基因总算在香港完整移植，此后香港电影异军突起，蔚然可观，难怪作者认为“就香港来说，在广泛的文化领域里，电影文化的基因库是建设得最为完整的”；香港电视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零年亦是亢奋勃郁，TV B与佳视互争短长，长达一百二十九集的《狂潮》引得全城如潮，边看电视边吃饭，竟弄出一新名词“电视捞饭”；连环画方面则有黄玉郎与上官小宝两根台柱，几至人称“要写香港十多年来的连环画发展史，就等如写黄玉郎的发展史无异”；是到了七十年代，香港整个艺文环境有了硬件软件的新飞跃，1973年始，香港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第一届邀来了傅聪和小泽征尔，1975年有了香港艺术双年展，更要紧的则是一拨拨日后对香港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人物开始登埠上岸，他们是荣念曾、姚克、柳存仁、林敏怡、董建平等等；不单是西方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即使纯然国粹的老古文化亦同样在香港开枝散叶，沈苇窗办《大人》、《大成》杂志，是南来艺文戏曲界怀旧及交流的平台，香港中文大学美术系一度名家云集，岭南派主力转战香港，牟宗三1961年来港，徐复观1970年到新亚书院，可谓少长咸集。面对如此繁华胜景，议论真是廉价而多余。《事后》是风流云散后的一回小盘算小清点，但我不以为无用，实则是告诉提醒茫然抑或眩晕的我们，自己玩的种种花样兴许早已给当年的江湖豪杰耍尽了。现下兴起了对一个年代的追忆，但就我读见的而言，多是沉溺而不自知，骄傲而无反省，未见有事后的清醒与通达。而此书文笔清丽，述事怀人均态度平正，偶尔的幽默轻松则是谦虚恭谨的表现了，这点是我尤其称道陈冠中此书的。相较陈而言，我们的文化界不知有多少糊涂账摆在那里，没人理。刊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10月25日

文化是个让人冻骨的词

【非书评】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看这么本正经的文化历史散文，看了没到一周就完了。《事后》在豆瓣读书的好评率并不算高，导致我一开始还胆战心惊的。当然事实是比7.4分的评价好。对于迷恋香港文化的我来说，很不错。其实《事后》是陈冠中一个人经历的社会文化史，这本“私家书”一定程度反映了香港60-80年代的文化线索。在书中你可以看到小部分对耳熟能详的名字，了解香港的文化起承。而绝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发光发热的名流，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我来说，是及其陌生的，可作者写来就就像在说隔壁楼上楼下的邻居，好生亲近。有人说，香港就是这点好，小是小，和它国际性大都市比起，人口不算多。上下左右的文化人都叫得上号，也许不是那么有潜质和天分的艺术家文化人都能无限放大自己的使命感和能力，变成小有影响的“名流”。但他们却忽略了很大程度其实是香港精神的东西在起催化剂作用。只是这些都随着时间逝去，而且被多数人遗忘，所以在读到某一处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文化这东西实在令人冻骨。就如，陈冠中当年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样，我们对“文艺青年”也弃如敝屣。把书收进柜子时我明白为啥迅速看完了这本平时我得耗一个月才断续看完的书，全是因为这坏天气的成全。当我的任何一个环境不如意时，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沉静下来悄悄感激所有赐予我不如意的人们。就像坏经济带来电影业的繁荣一样，总会有人从坏事中受益。但最重要的是，尽管经济学中足球踢坏邻居家的玻璃会带来一系列的受益，但谁都不希望发生。（请问这段话和《事后》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