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日本人》书评

理解日本，山本七平的问和答

朱科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即便在千姿百态的日本文坛里，山本七平也是个极具话题性的作家。1921年12月18日，他出生在一个拥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因为出生当天是神的安息日（第七天），父母就给他取名为“七平”。16岁的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太平洋战争期间，山本应征加入陆军炮兵连，被派往菲律宾的吕宋岛，当了三年炮兵。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玉音放送”宣读《停战诏书》时，他还在吕宋岛的北部为帝国作战。所幸，活了下来。日本战败后，他回到故乡，在家里创立了山本书店出版公司，专门印刷圣经一类的出版物。1970年，《日本人与犹太人》一书由山本书店出版，作者一栏印着有犹太人风格的名字“以赛亚・本达桑”，“译者”为山本七平。以赛亚・本达桑的日文译名为イザヤ・ベンダサン，英文为Isaiah Ben-Dasan。“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以赛亚书》的作者，名字意为“耶和华拯救”；“イザヤ”（Isaiah）在日语里若分成“イザ、ヤ”（Isai、ah）发音，则是劝诱某人或决心做某事时说的感叹词，可以理解为“好吧、来吧，啊”；而“本达桑”在日语中的发音为“便出さん”，意为“出恭君”。名字连起来读，颇有戏谑之意。不想，此书甫一问世竟然大卖，且颇受好评，不仅获得“大宅壮一非虚构类作品奖”，单行本、文库本共卖出300万部。随后，山本七平趁热打铁“翻译”了好几本“以赛亚・本达桑”的关于日本、中国的比较型国民性论著，比如《日本人与中国人》《关于日本教》等，赢得一众拥趸。直到多年后，大家才得知“出恭君”即是山本七平本人。取一个异国情调的笔名，既利用了日本人崇洋媚外的心理，作者、译者同为一人，版税也尽收囊中，一举多得。当然，像这样冒充外国人的日本作家，山本七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比如，《丑陋的韩国人》的作者“朴泰赫”就被怀疑是日本人加濑英明，《不可思议之国日本》丛书的作者、“在日法国人”保罗•邦尼特（ポール・ボネ）实际上就是日本作家藤岛泰辅。当然，山本七平的书惹得洛阳纸贵，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书中的观点直指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肯綮，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当山本七平不再“翻译”他人，以真名示人时，作品依旧十分受到热捧。作为山本日本学的集大成作《何为日本人》（日本人とは何か）一书，就是如此。正如副标题“探索日本人从神话时代到近代的行为原理”（神話の世界から近代まで、その行動原理を探る）所说，这本书从绳文、弥生时代到幕府末期的黑船来航前，从日本思想形成的角度对日本的历史进行了分析、评价。该书日文原版超过了800页，201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译本也有472页。但是，很遗憾，这个43万字的中译本，是3个人在3个月之内完成的。之后，因为出版社换了编辑，其中一位译者也只是“修订”了数月，所以本书翻译得相当“谷歌体”，书中大量的日语汉字词没有译成中文，日式语法也没有转换成汉语表达。尤其是最开始的几章，如果不通晓日语，基本无法读懂中文翻译。可惜目前国内还没有其他译本，大家只能勉为其难地先通过这本书一窥山本日本学的风采了。1.日本人为何使用假名，而不像中国人那样全部使用汉字？这个问题好像很无聊，喜欢脑筋急转弯的朋友似乎瞬间都能答出来“那是因为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啊”。可是，这种即兴的背向力式回答（backforce answer），只是在绕圈子，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山本七平则引用了中世纪几位前往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法，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欧洲人中最早对日本的“假名”感兴趣，并对其进行记述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巴德莱•巴鲁塔泽尔•卡高。他在书信中例举了一部分汉字和假名，并写道：“日本人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更容易理解的方便的文字。”1630年，基督教传教士约翰•罗德里格斯编纂完成《日本大文典》一书，提出日本的假名是“一种类似欧洲字母的比较自由的文字”。罗德里格斯将中国人执着学习复杂汉字的原因归结为“科学考试”。他说，“只有那些（通过考试的）人才能掌管王国的文治，才能从属于王家的各种职务和任务，以及王国官吏的工作”。而且，中国人也为了由此获得的利益和名誉而专注于学习汉字。但是，日本人却不是这样，“除了各个宗派的学者之外，一般来说，俗家的贵族和一般大众并不像中国人那样专心学习文字”。因为日本没有科学制度，日本人只需要学习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或正式场合需要的汉字就够了。日语、汉语原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日文表音而汉字表义。在假名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日本人只能借用作为“渡来语”的汉语进行生硬表达。记载日本最早的神话、历史两部的作品《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很多日本古典文学作品，都是使用汉字。但是汉语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是“我手写我口”的语言，日本人的汉文水平再高也难免透出日本味。比如，《日本书纪》里“青山变枯”“神退去矣”一类的词，虽然可以被理解为“青山变成枯山”“神去了”的意思，但是这种表达在规范汉语里是不存在的。据说，日本真言宗开山鼻祖弘法大师创立了假名的“あ[A]、い[I]、う[V]、ゑ[Ye]、を[Vo]”（还缺少单独的え[E]、お[O]）五个元音。罗德里格斯在《小文典》中宣称吉备真备用汉字的楷体偏旁创立了片假名，并对片假名与平假名进行了比较说明。不过，假名被创立后一直不被重视，只有在女性之间使用，因此被称为“女手”（おんなで），男性主要还是使用汉字。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又经过《万叶集》《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平家物语》等大批用假名写作的文学作品的推广，假名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书写语言逐渐深入人心。山本七平说，假名的成熟及大规模使用，使日本人将本国语言从汉文的拘束中解放出来，自由自在地进行写作。2.日本天皇为何能“万世一系”，而没有像中国那样“皇帝轮流坐”？日本吸收了中国海量的先进文化，但是并没有完全被“中国化”。日本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宦官制度、族外婚、一夫多妻制、姓氏、册封、天命思想和基于此的易姓革命，以及后来的缠足。而神道、假名、女帝（女王）幕府、武士、纹章等文化则是日本独有。为了从宏观上解释这个现象，山本七平引用了格利高里•克拉克的观点。克拉克认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这种“这么近那么远”，很像地中海地区的克里特岛与埃及的关系。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受到了当时超级文明大国埃及的影响，但是仍然发展出了与埃及完全不同的文化样式。最大的原因在于，克里特是与大陆存在一定距离的岛屿。日本因为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着大海，就没有完全被同化，发生了“米诺斯化现象”。韩国则不然，在李朝时代曾经达到“110%的中国化”。日本四面环海，大海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护城河，即便对中国的统治、华夷秩序有所挑战，中国也多以外交手段进行解决，而难以跨过波涛汹涌、吉凶难测的大海对日本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蒙元时期仅有的两次对日本的武装攻击，都因为遭遇到所谓的“护国神风”而折戟沉沙。无敌国外患，日本的天皇制也就首先避免了像中国元、清时期那样被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外族取代。从日本自身的原因来说。古代的日本的神道思想，将天皇看作日本创世神话中天神的后代，相信天皇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先验的、超自然的力量，不能置疑且不可撼动。因此，日本施行了与中国极为不同的官僚体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有“三省”，即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尚书省又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日本天皇之下分“二官”，即太政官、神祇官，太政官是代理天皇行使所有政务的最高决议机关，而神祇官则是国家的神职机构。也就是说，日本天皇是集人间权力及与神祇沟通权力于一身的人神合一的存在。然而，随着祭祀在天皇的职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太政官在政务方面的权限也水涨船高，以致出现了摄政、关白等行政机构的首脑架空天皇权力的“摄关制度”。虽然此后的贵族和武家对行政权力进行争夺，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从来没有人动摇天皇作为神话般的“国家元首”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日本天皇家族才能存续120代以上，所谓“万世一系”。3.日本的“神”是什么？在英语里，经常把日本的“神”译为“God”（上帝），其实是把这个概念极大地窄化了，是“严重的误译”。山本七平引用德川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的说法，称KAMI（“神”的日语发音）是一种“尊尚”之意，如君上、首长等皆可称其为KAMI。对身体而言，头发可称为KAMI，在放置物体的场所方面，上面的地方称为KAMI。日语里的“髪”“上”的训读发音与“神”一样。而“紙”的发音也为KAMI，难道是因为在古代日本十分稀有的缘故？白石没有讲。本居宣长认为，日本人将所有具备某种不寻常的卓越德性、所有可敬可畏的事物都称作KAMI（神）。KAMI（神）的种类很多，有尊贵者，也是卑贱者，有强也有弱，有善也有恶，其德性和行为各不相同。有不少人曾对天皇被称为“现人神”（以人的形象示人的“神”）十分不解。学者津田左右吉指出，“现人神”首先重要的一点是“现人”，而“神”（KAMI）像新井白石的解释那样，只是表示“尊尚”之意，是一种“对统治者的尊称”。山本分析，如果将被尊为“神”的天皇称作“God”是十分奇怪的。足利时代的文书曾将天皇叫做“人皇”，似乎更接受实际状态，因为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天皇”是指“天的统治者”。所以，单从词汇的角度来看，“现人神”比“天皇”距离人更近。可是，这个“为尊者讳”的说法被天皇自己否定了。1946年1月1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皇室诏书《人间宣言》。诏书后半部分否定了天皇作为“现代人世间的神”的地位，宣告天皇也是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从某种意义上减弱了长久以来存在日本国民脑中的忠君思想。不过，《人间宣言》并没有否定“天皇和日本国民的祖先是日本神话中的神”，也没有否定历代天皇的神格或废止相应的神圣仪式。也就是说，对于“现人神”这个概念而言，“神”不仅是尊称，而且还是一种实指。太狡猾了。4.日本不实行科举制度是因为统治者狡猾吗？正如上文所述，日本对中国产生了“米诺斯化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理上的区隔。在7世纪时，日本与中国相隔的大海对于两国交流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障碍。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引进几乎完全依靠遣唐使，而这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从630年开始任命遣唐使，到894年为止，250多年间，前后仅有19次。以这种方式、以这样的交流密度是不可能完全移植另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作家柏杨说过，日本人模仿了中国的所有制度，但是很聪明地将科举排除在外。山本七平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之所以不实行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的科举制度，是因为日本客观上没有达到实施科举的阶段，并不是统治者主观上的狡猾。当时关于科举的相关学问只在日本世袭贵族中长期流传，属于圈子内把玩的东西，普通百姓难以接触到。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积累，还不具备大范围推行科举考试的条件。这与美国学者赖肖尔的观点略有不同。中国实行科举制所考内容为中国的圣贤书，日本如果实行科举制为什么不考日本人自己的“圣贤说”？只因中国的学说在日本没有普及，就否定科举制在日本的价值，这种说法太过牵强。山本七平也许担心不能自圆其说，进一步解释：日本人并不单纯地学习中国圣人的典籍，而是更热衷于自己的“假名文化”。中国人将政治视为至高无上的工作，希望通过政治来救助民众。但是日本人似乎对政治并没有那样高的热情，自天皇以下，更热衷于创作诗歌和文章。天皇和贵族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政治权力，还不如说是“美”。而正是因为这种崇尚艺术、无视政治的风气，导致了天皇的政治权力被篡夺。可是，这也无法解释日本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主动在民间普及教育培养民众的政治热情，为国家培养可用之才。贵族、大名、武家把持了先进的中华文化，不在民间推行，不使民智开化，就是变相的愚民，就是担心觉醒的普通民众用中国的圣贤学说挑战等级制度，威胁到自身的世袭统治（在江户时代末期的倒幕运动中，下级武士就是运用儒家思想建立了“尊王攘夷”思想，瓦解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不实行科举也是同样的原因，把责任推给“条件不具备”，实在是可笑。【转载约稿请加微信】

与“政治”无关的天皇！

在没读《何为日本人》这本书的时候，自己总一直认为日本属于东亚文明的体系，也就是属于儒教的范畴，但读了这本书，则改变了长久以来这一认识。以前读过几本关于日本的书籍，比如《菊与刀》、《日本论》、《武士道》、《日本人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等，但许多疑惑依然没解决。对日本的兴趣来自于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日本为何“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世界强国，而相对我国则开始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内部动荡阶段；二战结束后，在废墟上照样建立了秩序非常高的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国家。我们最初知道的也就是一个“武士道”，知道一脉相承的天皇，也知道日本有女帝，但日本的女帝没像中国唯一的女帝武则天那样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话题。日本人表现出的另外一面，让人也感到无所适从，那就是看似自相矛盾却又自得和谐之乐，处事极端却处处是人性化、精微的关照。日本通俗文化中充满想象的暴力，但日本确实世界上最乐意为联合国慈善事业捐钱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纳闷费解。中国与日本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日本没“天命”思想以及基于此的易姓革命，这恐怕是中国与日本最大的差异之一，其他的比如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的方面，日本也不存在，比如科举制、宦官、族外婚、缘坐制度、一夫多妻、册封、缠足等。在日本向中国全面学习的唐朝，中国唐朝文化的高度发达，确实让日本人极为叹服，但即如此，日本依然没学习韩国彻底了接受了中国的绝对制度，虽然遣唐使给日本引进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但是日本却“去除了天命思想，去除了科举制度”，这到导致的结果就是日本没接受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为何会如此，作者认为，日本引进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但是实施律令制度的前提却与中国不同，最后在日本的律令制度也崩溃了。中国皇帝和日本的天皇最大的不同，中国的皇帝不仅是伦理上的神，还是政治上的最高决策者，自隋唐以后，中国人把政治视为至高无上的工作，即希望通过政治救助民众，皇帝是受天命的圣人，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就是皇帝一人，其最高地位不仅是伦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这导致了皇帝不仅非常忙碌，而且要完美无缺。但日本的天皇则只拥有祭祀权，并不拥有政治权力，统治的权力几乎被大臣所享有，就相当于现在日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与天皇无关，天皇家也不参与，因此从政治制度来讲，在日本并不存在独裁意义上的专制统治。作者承认了日本与中国江南的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因为这从日语汉字的发音中依然残留着相当数量的“吴音”可以得到证明。虽然如此，作者依然认为，汉字虽然在日语有许多，但日语还是一种日本人自己独自创造出来的文字，不属于汉语的体系。“武士道”也不是开始就有的，武士阶层的出现藩阀政治体制的存在为基础的，武士与其主人的关系具有私人性质的臣仆关系，这个关系要求武士不仅执法，而且要对其主人有勇武和忠实的精神。由于在日本武士阶层里自古实行的是能力主义，这样在日本总可以给年轻人可以提供各种机会，不像中国不可僭越，更不会被认为是犯上作乱的行为。日本人由于对政治兴趣不大，因此他们对诗歌的态度也不同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国士大夫阶层要么极力赞美自然之美要么就是对人间以及宫廷或官场种种腐败现场持批判态度，日本人则是为了美而去赋诗的，“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在日本眼里“‘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病态的艺术审美魅力。日本由于社会是以夫妻为本位的，不同于中国以父子为本位。在日本男子的绝对地位看起来好像压迫的是女人，其实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以夫妻之礼的形式实现了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的调和。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作为一个阶层，武士实行的不仅是一夫一妻制，而且要求对女性极为尊重和彬彬有礼，并没像中国男人这么好色，今天这一优点依然在现实生活里处处体现着。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日本人的家庭因之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与我们看到的开放包容兼具怪诞的性观念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日本家庭的观念远远高出中国人外，而且在亚洲国家里，是唯一家庭伦理依然稳固的国家，不像中国今日家庭伦理的全面崩溃。 通过读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为何把天皇作为象征的宪法的实际上是符合日本传统的，也就能明白为何今日日本也罢，二战期间也罢，内阁不停倒台更换，日本依然不停止前进的步伐，依然政治和社会秩序正常，不像中国那样常常陷入内部紊乱状态。

日本人不知道的日本人论

（For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有删减和修订）今年夏季档日剧流行一个有趣的片子叫《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片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日本学日语，抱着满腔求知热情不断向老师提问，一些看似简单的日常词汇、用语的寓意和来源，却难住了仲里依纱主演的美女教师。经过到处讨教、看书、查典籍，老师才发现自己身为日本人居然对每天在用的日语如此陌生。也许，日本老百姓对很多卷帙繁浩的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也会产生类似困惑，书中描述的日本人的种种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同时看《面具下的日本人》、《何为日本人》两本书，会得到一个分裂的答案：日本人确实是一个超逸于其他族群的民族，看似自相矛盾却又自得和谐之乐，处事极端却处处是人性化、精微的关照；日本人之所以成为日本人，只是他们受环境、地域限制，更勤奋、更苛求自己，喜欢动脑筋而已，成为发达国家并无太多秘诀，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怪力乱神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只是日本现象被刻意放大了。影评人出身的荷兰人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二十多岁就跑到日本学习、生活了很多年，后来搞起了新闻和文化评论，他对日本的兴趣比较非主流，他的观察和书写视角，依然是一个外来者对日本生活的新奇观察，少不了偷窥式的快意和恣肆，缺少融入式、普适性的发现，他从远古日本的天神崇拜发轫，通过阐释当下通俗文化里的电影、漫画、戏剧、娱乐活动，来窥探日本人精神生活中怪异的正常、分裂的统一，以及神祗、宗教、武士观、母性崇拜这些古典精神内涵的现代性延伸。日本通俗文化中充满想象的暴力，开放包容兼具怪诞的性观念，病态的艺术审美魅力，这些后现代滤镜之下的光怪陆离，成为伊恩•布鲁玛眼中解剖日本的最佳素材，洋洋洒洒，成就了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亚文化研究著作。文艺青年出身的缘故，伊恩•布鲁玛的笔法和观察方式偏向于文艺，不见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只见独特的文艺镜像里的缤纷妖冶。这些对研究日本战后亚文化的成因和背景可能有一些关照意义，但是揭秘式的解读，主观感性色彩浓郁的叙述，有趣却不足以当成严谨的日本学研究。日本人论似乎都绕不开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既定思维，伊恩•布鲁玛在用沟口健二、若松孝二、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的电影，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的小说，来揭示日本人的性格，并没多大新意，倒是带有影评人的即兴色彩。这些导演、作家分别代表了日本文化的两个极端，然而，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肯定是介乎于这些之间或之外，除了风俗、习惯、审美差异，日本人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差不多，用艺术世界里的虚像来判定现实中的日本人，并不太理想，山本七平的《何为日本人》为读者补充了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外来人研究日本，免不了预先在心里先行“日本人不同于其他国度的人”这个题旨，矫枉过正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面具下的日本人》成书于1980年代，作者的眼光还停留在战后日本中下层文化生活的框架内，所谓日本人的面具，颇像作者自己给日本人戴上去的！据日本媒体研究，站在男权、父权观点来看待日本的方式已经老套落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男权社会在日本已经渐趋瓦解，父亲、丈夫、武士男性人格已经被现代社会的女权价值观击败，日本作家江藤淳《成熟和丧失》精准地研究了这个现象。外来人以第三者的旁观角度去研究异国文化，才客观真切，还是这个民族自己的学者自己来观察审视，才是最好的书写角度，这是很多读者在阅读此类图书时的一个疑问。《何为日本人》作为一本日本学者的日本人论著作，阅读的第一感觉像是在读一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事无巨细绵里藏针，娓娓道来。里面藏着一个和所有国家差不多的日本。作者将日本历史划分为“骨的时代”、“职的时代”和“名的时代”三个部分，并从日本文字的创制，家国观念的形成，律法、宗教的诞生、经济模式的创建等方面，为读者介绍了一个朴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文字浅显信息量很大，内容平实有力，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基因做了一次追本溯源的分析，具有相对客观的说服力。山本七平是一个谨严专注的文化学者，书中看似枯燥的日本文明史、文化史、近代史互相交叉杂糅，认真看完却能隐约明白日本为什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进行明治维新，并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脱亚入欧和亚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然而这些和“菊与刀”没有太大关系。山本七平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很多人看日本只看了“暗”面，没有看到“光”面。“暗”显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更不能代表多数日本人的生活、审美、价值观，他的研究就是给不认识日本的人看见“光”。相当有趣的是，《何为日本人》一书的成书过程也和日剧《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有些类似，本书是作者每年固定向外国人讲述日本文化，以及在东京贸易研修中心为外国人进行日本学演讲过程中所使用的文稿，以及回答观众疑问时的答案积累，综合整理而荟萃成的一本大部头。书中所展现的内容就是很多外国人急于想知道，却被“暗”所吸引之后，忽略了的日本学常识。因而，本书可视作为作者以纯粹日本人的身份，向国外朋友介绍一个正常、光亮的国度。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开篇说到“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他认为很多游客、探险家、记者之类的人物，带着相机跑到一个国度，照照相，吃喝玩乐，发现一些声色犬马的异趣，就跑回家去告诉别人说看懂这个民族了，这种事情很好笑，真正的人类学家不是这样搞研究。这番话对于文化学者同样受用，很多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研究，还处于走马观花、墨镜猎奇的窥探和揣测阶段，深受“菊与刀”思维的影响，所形成的文字也必然老调重弹，或者促狭偏执。阅读了很多日本以外的学者、旅人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著作，回头看日本学者的著述，能感觉到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发现更多干货，像《何为日本人》这样日本学者写的不好读的著作，倒反而能看出日本人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内地这些年出版了不少类似著作，像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等书，就是其中的翘楚，不是那么有趣和好读，读进去了，却能发现有别于外国学者字里行间想当然的日本和日本人。不论是日本学者苦心孤诣的研究，还是外国学者粉丝般的专心好奇的阐释，一本本关于日本人论的著作，对一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读者来说，会不会都是太过陌生而艰涩的东西，当他们在书店里碰见这类书，会不会产生阅读的兴趣？看完了能找到认同感吗？如果不是，如果他们阅读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愉悦的大于这些书，那么我也还是继续去追看《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和日本民众同步在日剧里接受关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常识性教育。何为日本人作者: （日）山本七平译者: 崔世广副标题: 探索日本人从神话时代到近代的行为原理ISBN: 9787512500099 页数: 492定价: 45.00元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10年6月面具下的日本人作者: [荷]伊恩•布鲁玛译者: 林铮顗副标题: 解读日本文化的真相ISBN: 9787802513426 页数: 280页定价: 35.00元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10年5月